李白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萧涤非/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

李白的诗现存九百多首。这些诗表现了他一生的思想和经历，也表现了盛唐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

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国力极度强盛，经济文化呈现空前繁荣景象，人民创造精神也有所发扬。同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又潜伏着各种危机。李白《古风》第四十六首说：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一方面是空前强大帝国的繁荣气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在强大繁荣外衣的掩盖下已开始走向奢侈和腐化。在《古风》第三首里，李白又用咏史的形式作了类似的描写：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诗中所举的秦始皇故事，除收兵[1]铸金人而外，如平定诸侯，笼驾群才，铭功会稽，起土骊山等等的举动，大唐帝国都曾经先后以不同的形式翻版重演。诗人表面是咏史，实际是对唐王朝极盛而渐衰的征象深表忧虑。诗的后段写秦始皇采药蓬莱，显然是讽刺唐玄宗好神仙求长生的荒唐梦想。

国家的强大，鼓舞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心情，在盛唐诗人中是相当普遍的，李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许多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他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羡慕谢安：“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在这一类的诗歌里，他甚至幻想过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礼让尊敬的平等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第二）。当他意识到这种想法不现实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例如《古风》第十首：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对鲁仲连却秦的功绩深表仰慕，对鲁仲连意轻千金、顾笑平原的风度则更倾心折服。在《古风》第十二首中赞美严子陵“身将客星隐”，用意也与此诗约略相似。李白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他屡次自比大鹏。如《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把完成事业，取得功名常常看得轻而易举。谈用兵，是“谈笑三军却”；谈政治，也是“调笑可以安储皇”。不仅年少时如此强烈自信，就是在长安政治活动失败以后，他也说：“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赠元林宗》）但是，他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做出重要的成绩，也没有留下重要的论政著作，我们也无法证明他在政治上的实际才能。他之所以这样口出大言，自信不疑，可能是出于对现实人事的不满。他的《嘲鲁儒》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到长安所见的在朝廷当权的李林甫、高力士之流更是贪鄙自私、不学无术的小人，他自然也就日益佯狂自负。“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就是他政治失意的悲剧。

李白从少年时就喜好任侠，以后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的长期生活中，又和许多民间游侠之徒往来，受到这些无名人物的感染，写了不少歌颂游侠的诗，如《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十步杀一人”“救赵挥金槌”的侠义行动，“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慷慨无私的精神，或是不甘心过白首儒生寂寞生活的性格作风，都和他拯物济世的政治理想，不愿屈己干人[2]的性格，以及“功成不受赏”的高尚品德，有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

长安三年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生活和创作有很深刻的影响。他抱着种种的理想和幻想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但是，当权的宦官外戚等等人物却暗中对他谗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写了不少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如《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美酒[3]斗十千，玉盘珍羞直（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但是，他并不因为失败而放弃理想的追求。有时，同样的心情，又以愤怒控诉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悲愤声中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直到诗的结尾，他一直高扬着胜利的信心：“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屼当安之！”

昏庸腐朽的幸臣权贵，始终是他的对立面，他想起屈原所痛恨的那些“党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满高门。”（《古风》第五十一）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在《古风》第二十四里，揭露了因斗鸡而得权势的佞幸小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里，这种愤激憎恶的心情表现得最为突出：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诗中提到李邕、裴敦复被杀，哥舒翰屠石堡的事，发生于天宝六载和八载。在这首长诗里，他对以斗鸡媚上的幸臣，以屠杀邀功的武将，投以憎恶轻蔑的嘲笑。对自己光明磊落而遭受谗言诽谤，被逐出朝，怀着满腹的悲愤。末尾对被杖杀的李北海，更称赞其“英风豪气”，为之呼冤叫屈。他的是非爱憎，和朝廷完全处于对立地位。这不仅表现了李白的桀鹫不驯的叛逆精神，同时对封建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颠倒黑白、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面目，也作了尽情的揭发。他这种悲愤痛苦的心情，有时甚至发展到难以排遣的程度。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说：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起落无迹，断续无端。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好像整个人生只有驾着扁舟遨游江湖一条出路了。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不少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其中还有一些诗和他求仙学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性格，常常是借这类诗篇表现出来。当他政治失意之后，这种诗歌也写得特别多，特别好。他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他好像要登涉这些山川和天地星辰同呼吸，和天仙神灵相往来。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巔。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4]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从谧静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幻入仙境，更完全是彩色缤纷的神话世界。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好像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无怪他梦醒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人从梦幻回到了现实。梦境的自由美好，更加强了他对现实中权贵人物的憎恶和反抗。餐霞饮露的求仙生活是他所神往的，但是他也很明白这种生活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排遣忧愁的手段。他的《赠蔡山人》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正说明他那种不得已的心情。有时他说：“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其中心思想更完全是在从政，而不在隐逸求仙。他的思想常常前后矛盾，有时说“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公墩》），有时又说“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从这种矛盾中，更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好神仙非慕其轻举”。

李白一千多年以来被人称为“谪仙”“诗仙”，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我们前面所引的那些诗歌，都和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有或深或浅的联系。

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非常关怀，他像盛唐边塞诗人一样，对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士曾经作过热情的歌颂。在《塞下曲》六首之一里，他写道：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在塞外奇寒的艰苦生活里，将士们的报国雄心却丝毫不变。其他各首里，用“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鼓舞前方士气；用“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安慰后方家属，也同样体现了爱国的精神。

但是，到天宝年间，唐统治者穷兵黩武，不断向吐蕃和南诏用兵，发动战争，断送士卒的生命，破坏人民的生产，引起了李白极大的愤慨，他前后写了好几篇诗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对哥舒翰屠杀邀功的行为，作了尖锐指责。对杨国忠派兵远征南诏丧师二十万的事，他写了《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和《古风》第三十四等诗，后一首说：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这里对杨国忠分道捕捉壮丁送云南从事战争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露。他的《战城南》更是概括了当时穷兵黩武的现象而写成的名作。安史之乱发生后，战争的性质变了，他虽远在江南，却写成了一系列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在《永王东巡歌》里，他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感到焦急，他对永王说：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后来他因为从璘的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的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赠张相镐》说：“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这首长诗中也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爱国之心至老不衰。他安史乱后能写出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也说明他和王维、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有所不同。

从上述有关战争的诗篇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李白对人民疾苦的密切关怀。此外，他也还有少数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例如《丁都护歌》：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了营建宫室甲第，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夏天挽船运石的劳苦，是深表同情的。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也写得很动人：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这里不仅真切地写出农民秋作夜舂的劳苦生活，而且表达出诗人对劳动人民深情厚意的衷心感激。在他看来，这一盘雕胡饭，比他平时作客所吃的“兰陵美酒”“琼杯绮食”都更值得珍贵。李白直接写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的诗歌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并不限于这少数诗篇。李白曾经写过很多乐府诗，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像《长干行》《子夜吴歌》等诗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普遍传诵的名作。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的生活、感情、语言是多么熟悉，对乐府民歌是多么热爱。没有长期“混游渔商”的生活，他是写不出这些诗歌的。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我们上面所说的他的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权贵势力、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束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正是他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这些思想内容，错综交织地贯穿着他的优秀作品。当然，由于内容性质、感情色彩以及表现手法的不同，他有一些作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例如那些描绘揭露黑暗现实面貌、幻想成分较少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但是，李白究竟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他的理想，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和阶级视野的限制；他的反抗，也更多是针对他阶级内部的黑暗现象，针对妨碍他个人自由发展的那些压迫和束缚。他的要求和当时人民的利益有一定相通的地方，但和人民的要求本质上也有区别。他那种要求个人绝对自由的倾向，今天看来，当然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还应该注意，李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蔑视权贵人物，蔑视荣华富贵，这是主要的。但是，他往往又以接近皇帝、权贵为荣，又对荣华富贵表示羡慕或留恋。“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这类诗句在他集中屡见不鲜。他羡慕谢安携妓享乐的生活，也见于行动，流于歌咏。至于沉迷酒杯，昏饮逃世，消极地感叹人生的诗篇诗句，为数更多，如《襄阳歌》《春日醉起言志》，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显然更是他诗中消极的糟粕了。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

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诗人，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很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控诉自己的冤屈，就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有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他悼念宣城善酿纪叟，就问：“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从艺术效果来说，有的地方使诗歌增加了一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有的地方又让人读来感到热情亲切。当然，这种主观色彩，并不限于有“我”字的诗句和诗篇，例如在很多诗篇里，鲁仲连、严子陵、诸葛亮、谢安等人的名字，也往往被李白当作第一人称的代用语，让古人完全成为他的化身。

和上述特点相适应，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从前节中所引用的一些抒情诗里，已经可以感觉到这种特点，用“抽刀断水水更流”，比喻“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是最高的真实。又如《秋浦歌》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突出无形的愁，夸张也极为大胆。其他如《侠客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以五岳为轻来夸张侠客然诺之重。《箜篌谣》“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又用山峰来夸张朋友之间的隔膜与猜疑。《北风行》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大家都很熟悉，但这首诗结尾两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没有黄河可塞这样惊人的比喻，我们也就不会懂得阵亡士卒的妻子那种深刻绝望的悲哀。大胆的夸张，永远离不开惊人的想象。这里，我们还要着重介绍他那些最富于浪漫主义奇情壮采的山水诗，尤其是使李白获得巨大声誉的《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5]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这首诗，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全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奇险的气氛。高标插天可以使“六龙回日”，也是凭借神话来驰骋幻想。以下又用黄鹤、猿猱、悲鸟、子规作夸张的点缀，然后插入胁息、抚膺、凋朱颜的叙述，作为全诗的骨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在篇中三次出现，更给这首五音繁会的乐章确定了回旋往复的基调。李白一生并未到过剑阁，这篇诗完全是凭传说想象落笔。正因为如此，他的胸怀、性格在这里更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殷璠《河岳英灵集》说这首诗“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正反映了同时代人对这首诗的惊奇赞叹。就在蜀道畅通的今天，它仍然是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不朽杰作。他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庐山谣》也是历来传诵的名作，后一诗中写他在庐山顶上望大江的景色，“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完全摆脱了真实空间感觉的拘束，以大胆的想象夸张，突出了山川的壮丽，展示了诗人壮阔的胸怀。白居易《登香炉峰顶》诗“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完全出于写实。把两诗互相比较，艺术价值的高下，不言而自明。

李白的浪漫主义是有其丰富生活为基础的。他的诗歌往往呈现感情充沛、瞬息万变的特色。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行路难》第一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6]等篇，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名作《将进酒》也是这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诗里，他正在劝人开怀痛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像他很安于颓废享乐的生活，但是，他那像黄河一样奔腾跳动的感情是这样变化莫测，他突然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强烈的信心转眼又代替了消极的悲叹。他的《梁园吟》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诗的前段尽情地描绘痛饮狂欢，甚至沉吟流泪地感慨功名富贵的无常，但是临到结尾，他突然又说：“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诗人的感情在转瞬之间竟判若两人。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处理得这样洒脱灵活，并且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完美，在诗史上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达到这个水平。从这种跳脱变化的特点继续发展，于是他在有些诗篇里就同时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有的诗既写实，又想象夸张，像《北风行》《关山月》；有时竟把抒写理想愿望和描写苦难的现实结合在一篇诗里，如《古风》第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俯见被安禄山蹂躏毁灭了的洛阳，使我们不禁想起《离骚》的结尾：“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急转直下的感情，浪漫幻想的破灭，深刻地表现出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心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这两句诗是他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李白的诗歌语言所以能达到这样理想的朴素自然境界，是和他认真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分不开的。据权德舆作的《韦渠牟诗集》序说，李白曾经把“古乐府学”传授给十一岁的韦渠牟。他的乐府诗中拟古乐府之作很多，众所周知，不必举例。但他最得力于乐府民歌的地方，首先还是语言。他的《长干行》《子夜吴歌》的语言，多么酷似《孔雀东南飞》《子夜歌》和《西洲曲》。“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向青云端。”“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得多么活泼自然，叫人一读难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学习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又是多么地青出于蓝。这些初看来是最平凡的地方，但是后代模拟李白的诗人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种高度完美的境地。学腔调似难而实易，学语言似易而实难。

李白运用的诗体很多样，但贡献最大的是七古和七绝。这两种诗体在当时也是最新最自由的，和他那自由豪放的个性也特别适应。他这方面的成就也很得力于学习乐府民歌。七古无须再谈，这里只举他几首脍炙人口的七绝：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沈德潜《唐诗别裁》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他说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就是深得民歌天真自然的风致。即以《早发白帝城》一诗而论，全篇词意完全出于《水经注》“巫峡”一篇，但语言之自然，心情之舒畅乐观，与原文风貌，却迥然不同。他的七绝向来和王昌龄齐名，各具特色。但就接近民歌一点说，他却超过了王昌龄。他的五律，运古诗质朴浑壮气势于声律格调之中，往往不拘对偶，也很别具风格。如《夜泊牛渚怀古》《送友人》等篇，历来为评论家所称引。

李白在创作上，继承了前代诗歌的丰富遗产。他所继承的传统，首先是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他受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发扬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像熔铸神话传说、大胆地幻想夸张、重视民歌遗产等方面，他都和屈原完全一致。就具体作品来说，如《远别离》《梁甫吟》《梦游天姥吟》乃至《蜀道难》都在精神面貌以及题材、构思、句法的形式上和屈原作品有接近的地方。他对汉魏六朝文人作品也很认真学习。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这个传说想必有一定根据。他称赞建安诗歌，称赞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鲍照的话，屡有所见。他仿效、化用这些诗人的诗篇和诗句的例子，更不胜枚举。杜甫赠他的诗，也指出他的作品有近似鲍照、庾信、阴铿的地方。没有对遗产的认真学习，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7]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李白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他的诗名在当代已广泛传扬，到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中唐韩愈、孟郊大力赞扬他的诗歌，并从他吸收经验，以创造自己的横放杰出的诗风。李贺浪漫主义的诗风更显然是受过他更多启发的。宋代诗人苏舜钦、王令、苏轼、陆游，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也莫不从他的诗中吸收营养。此外，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词，也受过他的影响。他那些“戏万乘若僚友”的事迹传说，被写入戏曲小说，流传民间，更表现酷爱自由的人民对他的热爱。

杜甫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成就（节选）

/萧涤非/

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杜甫始终关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别”中，他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这里，有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也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羌村》第三首也说到“儿童尽东征”。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更指出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的扑枣，更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他不仅体贴农民的“困穷”，而且还以热情酣畅的诗笔，描绘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饮》：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竟能如此平等亲切，是极为少见而可贵的，也是富有进步意义的。白居易《观稼》诗“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便是受到杜甫的教益。总之，作为一个诗人，只有在杜甫笔下才能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形象。

杜甫在多年饥寒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顏。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宁愿“冻死”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白居易《新制布裘》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黄彻《 溪诗话》说白居易“推身利以利人”，不及杜甫的“宁苦身以利人”，这评比也是公允的。

当然，杜甫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寻求减缓人民灾难的办法，反对人民的“造反”。尽管他写过“盗贼本王臣”，承认了“官逼民反”；当元结在诗中痛恨官不如贼的时候，他也给以热烈的支持；但是当袁晁在浙东起义时，他却写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的诗句，这就很清楚地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特征。

正如上引诗句所表明的那样，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真是“泼血如水”。由于热情洋溢，一派滚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为戒律森严的律诗。

杜甫始终关怀着国家命运，像“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类诗句是很多的。随着国家局势的转变，他的爱国诗篇也有了不同的内容。比如，在安史之乱期间，他梦想和渴望的就已经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吕尚、诸葛亮那样的军事人物：“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晚登瀼上堂》）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而“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也绝不只是写的一匹“老骕骦”，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致果的报国心情在内的诗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因为在这些诗中也反映出并歌颂了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自己通过新娘子的口发出的爱国号召。黄家舒说：“均一兵车行役之泪，而太平黩武，则志在安边；神京陆沈，则义严讨贼。”（《杜诗注解》序）从战争的性质指出杜甫由反战到主战同样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有见地的。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特征。

杜甫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在这方面，《兵车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8]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前出塞》中，诗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但杜甫却在《丽人行》中揭露了他们的奢侈荒淫的面目：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复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诗人还把杨国忠兄妹们这种生活和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铦》）同时，他又警告统治者要节俭，认为：“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9]

唐肃宗、代宗父子信用鱼朝恩、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权，杜甫却大骂：“关中小儿坏纪纲！”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能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在《冬狩行》中他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伴随着叛乱而来的是官军的屠杀奸淫，《三绝句》之一对此作了如下的无情揭露：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时，官吏的贪污剥削也有加无已，《岁晏行》说：“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针对这些现象，作为一个人民诗人，他有时就难免破口大骂，把他们比作虎狼：“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把他们看作凶手：“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可惜，阶级的局限使杜甫仍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忠告他的朋友们要做清官：“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真是“告诫友朋，若训子弟”（《杜诗胥钞》）。

除上述三方面这些和当时政治、社会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说，同是一个雨，杜甫有时则表示喜悦，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即使是大雨，哪怕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对人民有利，他照样是喜悦：“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止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可见他的喜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在咏物诗中，有的直接和现实联系，如《枯棕》《病桔》等；有的则是借物寓意，因小明大，如《萤火》刺宦官的窃弄权柄，《花鸭》刺奸相的箝制言论，至如《麂》诗“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那更是愤怒的谴责。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政治讽刺诗。

杜甫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大自然。他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如《月夜》《月夜忆弟》《梦李白》等，也无不浸透着挚爱和无私精神。“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他对李白的友谊是如此深厚。我们祖国的山川风物是美不胜收的，杜甫并不是山水诗人，但他却比之一般山水诗人写出了更多的山水诗，而且自具特色。中国有五岳，杜甫用同一诗题“望岳”写了其中的三个：泰山、华山、衡山。此外像陇山、剑阁、三峡、洞庭等等也都作了出色的描绘。“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清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从这类句子，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这类诗同样饱含着诗人的爱国激情。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篇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

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杜甫有他独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为了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他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

为了比较便于阐明杜诗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可以分别地就叙事诗和抒情诗两方面来谈。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这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叙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他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卢世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10]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只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来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叙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沁人心脾。

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与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第四，采用俗语。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比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其他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至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第五，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它不仅揭示了那个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筋厌饫久未下”这一小动作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应该指出：上述诸特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往往像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像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涕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11]、“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12]、“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13]、“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14]之类。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因此在他的某些叙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洗兵马》可以作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的。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杜甫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是用尽他毕生的心血换来的，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虚心的学习。他向古人学习，也向同时代人学习；向作家学习，也向民歌学习。所以他说“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虚心的学习，使杜甫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做到像元稹所说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但是他也不是无批判地学习，所以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而在肯定“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同时，就提醒人们不要滑进形式主义的泥坑：“恐与齐梁作后尘”。第二是苦心的写作。尽管杜甫称赞他的诗友李白是“敏捷诗千首”，但却不讳言自己写诗的“苦用心”。为了诗语“惊人”，他的苦用心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贵的是，杜甫还坚持了这种苦心孤诣的写作态度，他说“他乡阅退暮，不敢废诗篇”，又说“老去渐于诗律细”。他的作品，不是愈老愈少，而是愈老愈多，直到死亡前夕，还力疾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那样长篇的排律。他真是学到老、写到老。第三是细心的探讨。盛唐诗人很多，谈论诗的却少。杜甫与之相反，他好论诗，而且细心。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对严武说“吟诗好细论”，对高适、岑参说“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此类甚多。他对于论诗，很自负，也很感兴趣，所以说“论文或不愧”“说诗能累夜”。他的《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专门论诗的诗，其中就可能包括他和朋友们“细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对书、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广泛爱好和吸收，也有助于他的诗歌艺术的提高。在《剑器行》的序文中，他就曾提到张旭草书的“长进”和“豪荡感激”，是得到公孙大娘“剑器舞”的启发这样一个事例。他从一幅画中所领会的“咫尺应须论万里”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的“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正是近似的、相通的。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萧涤非/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未免夹杂，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诗列为一类来看，也反映了律诗这一新诗体到中唐元和年代已发展到可以和古体诗分庭抗礼了。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这一情况。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退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柄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使诗人还只能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呼吁，但在那时已是很可贵了。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在《重赋》中，更揭露了两税的真相：“敛索无冬春。”对农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绘，并提出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宿紫阁山北村》一篇，则是刺的掌握禁军的宦官头目，曾使得他们“切齿”。

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诗中的宣州太守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方官。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说当时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又《论于裴均状》也说“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民），每一入朝，甚于两税”，可见“进奉”害民之甚。对于统治阶级的荒乐生活本身，白居易也进行了抨击，如《歌舞》《轻肥》《买花》等，都是有的放矢。

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为什么无意收呢？《城盐州》揭穿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令人发指的，是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从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赏。这就是《缚戎人》所描绘的：“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在这些交织着同情和痛恨的诗句中，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当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也是反对的，如《新丰折臂翁》。但也应看到这首诗是为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而发，带有咏史的性质。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概括地说，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般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唯恐人知，而是唯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而且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宫市”，《新唐书》卷五十二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可见受害的下层人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当时的“进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书同卷说当时有所谓“日进”“月进”，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这当然也有助于主题的明确性。

（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缚戎人》的“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上阳白发人》的“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也都可为例。

（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如《轻肥》在描绘大夫和将军们“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之后，却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对比；《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暖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对比，都具有这样的作用。《买花》等也一样。这种阶级对比的手法也是由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

（四）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新丰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较鲜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诗，结尾近于纯粹说理，给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卖炭翁》等个别篇章，不着一句议论，可以看作例外。

（五）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把诗写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刘熙载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二）袁枚也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续诗品》）白诗流传之广和这点有很大关系。白居易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闭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宋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滹南诗话》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了。

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15]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

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一是他十六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像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炫博，“为文造情”。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一诗中说，“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绅）伏歌行”；《和答诗》序更谈到元稹因受他的启发而转变为“淫文艳韵，无一字焉”的经过，可见对较早写作新乐府的李、元来说，也同样起着示范作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傅、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流传更广，并为后来戏剧提供了题材。当然，白居易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主要来自闲适诗。一些自命“达道之人”甚至专门抄录这类诗，名为《养恬集》或《助道词语》（《法藏碎金录》卷四）。但毕竟是次要的。

论写作旧诗

/游国恩/

诗是情和意的组合体，而这情和意又必须借托事物以见；所以无论写一事，或咏一物，必须要不离乎作者的情和意，才算得是诗。尤必须辞意浑成，言中有物；或者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融会，打成一片，才算得是好诗。若徒有其辞而无其意，不足以言诗。徒有其辞，而无性情在内，也算不得是好诗，甚至不能算是诗。所以托事物以见情意的诗，必须要把情意融化在事物之中，同时又把事物分解在情意之内，一经一纬，组织得天衣无缝，不可端倪，这才算写作的成功。例如杜甫诗：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这是情中寓景，在感时恨别的情感里，装入所望见的花和鸟。又如岑参诗：

塞花飘客泪，边鸟挂乡愁。

这是景中寓情，在“塞花”和“边柳”上面，连上了“客泪”和“乡愁”。又如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又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四州刺史》诗：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这都是情景交融的例子。此外又有一句写景，一句写情的，如司空曙的：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及张乔的：

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

又有一联写景，一联写情的，如杜甫《登高》诗：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这些例子太多了，真是举不胜举。不过写作旧诗怎样才能达到辞中有意，情景交融的地步呢？这却真不容易讲。要勉强具体地说，我以为至少有四点应该注意。

一、炼字

《文心雕龙·炼字篇》说：“富于万篇，贫于一字。”炼字之难如此，尤其是诗，下字更不能随便。前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可见炼字真不容易。从前贾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马上得句云：“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初欲作“推”字，炼之未定，不觉冲尹。时韩吏部权京尹，左右拥至前，岛具告所以，韩立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见《苕溪渔隐丛话》）又僧皎然以诗名于唐，有僧袖诗谒之。皎然指其《御沟》诗云：“此波涵帝泽，‘波’字未稳，当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诗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复来，乃取笔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复来云：“欲更为‘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见《唐庚文录》）。又晚唐时僧齐己，携诗诣郑谷，咏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为一字师（见戴埴《鼠璞》）。又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后圈去，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又黄山谷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并见洪迈《容斋续笔》卷八）。又《六一诗话》载陈从易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因令数客各补一字。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过”字。陈叹服，以为虽一字亦不能到。可见古人作诗对于用字是很讲究的。大凡诗文一句中自有稳当字眼，不善者，往往想不到他。（唐庚、朱子并有此说。）但字有不安时，千万不可放过，有如法家执法，不可轻恕。

工夫久了，自然进益。（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选》作“望南山”。东坡谓“望”字不如“见”字。杜公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谓鸥鸟出没于烟间，宋敏求《遁斋闲览》以为鸥不能没，当作“波浩荡”，则鸥与水成为两橛，神气索然矣。又柳子厚诗：“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柳树烟。”周紫芝《竹坡诗话》以为“烟”本当作“边”，因避上文重复作烟。不然，则“梦”当改作“处”，“长在”改作“望断”。其实上云梦，下云烟，本写迷离之境，改为“边”字，则肤浅乏味。若改“梦”为“处”、“长在”为“望断”，益直率无蕴藉矣。）

二、炼句

句有瑕疵，则全篇为之累，故作诗者莫不以炼句为尚。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造语不肯平凡的意思。不肯平凡，所以要炼。现在不妨举些为人传诵的名句来看：王讚的“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杂诗》），见称于沈约；谢客的“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自言有神助；鲍照的“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

（《登黄鹄矶》），见仿于孟浩然（孟诗《早寒有怀》云：“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望京邑》），见称于李白（李诗《金陵城西楼月下》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名句流传，脍炙人口。艺林仿效，传为美谈。但名句本不在多，一二即堪不朽。例如崔信明以“枫落吴江冷”之句出名，虽然郑世翼说他余篇不逮，投诸水中，然而“枫落吴江冷”这一句是永远不磨的（见《唐书·崔信明传》）。又如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句，王胄以“庭草无人随意绿”句并遭隋炀帝的妒忌而致杀身之祸（见《通鉴》百八十二大业九年七月）。这两句诗害了两条性命，可是两人的永垂不朽也是为这两句诗。所以张船山《论诗绝句》有云：“人口数联诗好在，不灾梨枣亦流传。”现在举些例子来看，为简省文字计，聊举五言诗为例：

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简文帝《折杨柳》）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

以上两联同属写景，而前者静中见动，后者动中见静，灵感妙悟，无过于此。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月诗》）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杜甫《江亭》）

前者写景，静中见动，后者写景，动中见静。而后者尤能融会。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登岳阳楼》）

同写洞庭浩淼广大之状，而气象各各不同。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晓行》）

写旅况只将事实平平说出，而一种难以为怀的情绪，自然表现，真古今不可多得的名句。

此外如林和靖《咏梅》[16]诗只改换江为诗中两个字，改“竹”为“疎[17]”，“桂”为“暗”，成为古今咏梅的绝唱。山谷《快阁》[18]诗有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形容秋天的景象，何等清空！这两句诗简直可抵宋玉《九辩》一段。至杜甫《登高》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二句，说者谓十四字中有八层意思。这才真算是千锤百炼的佳句了。总之，梅宛陵说：“凡为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诗炼句，能够如此，便算成功。

三、炼意

袁枚《续诗品·崇意》云：“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穿贯无绳，散钱委地；开千枝花，一本所系。”赵翼《论诗》有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可见作诗要以炼意为尚。因为意不新奇，便落陈腐，即使有辞也是言中无物。况且字句的好坏，全以意为转移，所以这一点比前二点还更重要。现在也举些例子来说。

（一）咏雪之例。《世说·言语篇》记谢安雪日集诸儿女讲论文艺，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而陶诗则曰：“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张打油则曰：“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以上就白生意，有工有拙。

（二）别离之例。《小雅·采薇》以杨柳雨雪表示久别；而范云《别诗》则云：“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又古诗以薰兰不采，萎同秋草喻婚姻的失时；而谢朓《王孙游》则云：“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以上就花生意，愈出愈奇。

（三）相思之例。徐幹《杂诗》（一作《室思》）有云：“自君之出矣，金翠暗无精。思君如日月，回环昼夜生。”而张九龄复拟之云：“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以上就水月生意，愈出愈新。前二者但就相思的情言，后则就相思的人言，是兼用古诗“相思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意思。

（四）叹老之例。杜诗：“颜衰肯更红？”郑谷诗：“愁颜酒借红。”而白乐天诗则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诗》则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山谷更进一步云：“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近代某诗家有句云：“老去诗人似残菊，经霜被酒不能红。”以上并就饮酒草木生意，而各极其致。

（五）明妃之例。古今咏明妃者，不可胜数。杜诗《咏怀古迹》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不着议论，而意味无穷，堪称绝唱。乐天则云：“汉使若回烦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专就本事设想，亦极清新可喜。王荆公则云：“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第一首）此又谓昭君之美本非画工所能形容，并非毛延寿之受贿。意又翻新。赵秉文《题明妃出塞图》[19]则云：“无情汉月解随人，羞向天涯照妾身。问[20]道将军侯万户，已将功业画[21]麒麟。”则又咏其和戎之功，而词旨酝藉。若杨一清则云：“君王不是无恩泽，妾自无钱买画师。”又别有寄托。又一诗云：“骊山举火因褒氏，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师应是汉忠臣。”翻空出奇，想落天外。是以诗人贵在创意。

（六）赤壁之例。古来咏赤壁诗者亦多。杜牧之云：“折戟沈[22]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人讥其不论孙氏霸业，江东存亡，但恐失了二乔，此真三家村学究之见。二乔被虏，他尚待言？此诗人以小喻大的意思。若袁枚的“汉家火德终烧贼，池上蛟龙竟得云”便微嫌疏阔。曹氏挟天子以令诸侯，刘祚虽存，实同魏德，何炎火之可言？孙刘合力破曹，刘虽汉室子孙，但此役以孙为主，孙也不能代表汉德。只赵翼一联云“乌鹊南飞无魏地，大江东去有周郎”两用诗词成语，天造地设。不但属对工巧，而且曹氏失败的颓丧，周郎得意的雄姿，都跃然可见，真是咏赤壁的绝唱。

四、炼声

诗本韵文，炼声居其要。所以张船山论诗有云：“五音凌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可见声音在诗歌中的重要。原因是诗歌本用以协乐。假使被之管弦而声音不谐，则佶屈为病。从前史思明不识文字，忽好吟诗。每成一章，必传驿宣示，皆可绝倒。曾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挚（一作“至”），作诗曰：“樱桃一笼子，一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即朝义），一半与周挚。”左右赞美。或曰“若改为一半与周挚，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矣。”史大怒曰：“韵是何物！我儿岂可居周挚之下？”

（见《安禄山事迹》卷下，《太平广记》四百九十五“杂录类”引《芝田录》。叶梦得《避暑录话》又作安禄山事）这虽是一个笑话，但诗必用韵，韵为诗的条件之一，则无疑义。我不是说有了韵就算是诗，而是说无韵则绝不是诗，——至少不是中国的旧诗。岂但旧诗如此？凡是韵文莫不如此。从前孙绰作一篇《天台山赋》，很是得意，对范荣期说：“你试把我这赋丢在地下，会作金石之声咧！”我以为所谓金石之声，就是指声调的和谐。所以六朝人对于诗文，便极其讲究声韵，尤其是诗。沈约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姑且不管他，后来律诗的平仄，古诗的音节，却是不可不讲的（参看赵执信《声调谱》诸书）。不消说普通声韵的调叶要注意，至如全平全仄全双声全叠韵乃至一切拗体险韵，以妨碍自然音节的美的，都在所必避。同时又须利用连绵词（包括双声叠韵及重音）及以声韵为双关的句子来增加音节的美，乃至增加音义深厚的优点。

律诗须讲声律，尽人皆知，故暂弗论，除律诗外，现在分别来说。

（一）古体诗。无论五言古诗或七言古诗都要讲平仄，虽然不如律诗的严格，不如律诗的有规则，但有一句总诀：就是凡属古诗，就要避免律诗的句法，尤其两句一联之中绝不得与律诗的句法相乱，这在中唐以前，无不如此。到了元、白诸公便打破此例，如《长恨歌》《速昌宫词》，世人谓其诗“元和体”。当然元和体之得名，原因并不止于此，但毕竟诗格不高。因为他这一体好以律诗的句法来作古诗，尤其以七言古诗为甚，这在音节上已经失了古诗的意义了。至于五七言古诗用拗律句法，是可以的。例如：

1. 平平仄平仄（如山谷古诗《上苏子瞻》云：“江梅有佳实。”）

2. 仄平平仄平（如山谷前题云：“托根桃李场。”）

3. 仄仄仄平仄（如山谷《大雷口阻风》云：“挂席上牛斗。”）

4. 仄仄平平仄平仄（如杜甫《古柏行》云：“大厦如倾要梁栋。”）

5. 平平仄仄仄平仄（如东坡《次韵僧潜见赠》云：“独依古寺种秋菊。”）

6. 仄仄平平平仄平（如东坡前题云：“要伴骚人餐落英。”）

总之，五言古诗拗处在第三第四字上，七言古诗拗处在第五第六字上。这是一个总关键，作古诗者不可不知，只须看看《声调谱》就会明白的。

（二）拗体诗。梅圣俞有全平全仄诗，赵秉文亦仿之。

例如：

末伏尔尚在，雨点落未落。

梦觉起视夜，缺月挂屋角。

残星横斜河，晨鸡号天风。

幽人窗中眠，纱厨明秋空。

姚合有《洞庭葡萄架》诗为双声体（见史绳祖《学斋咕哗》[23]），东坡仿之为吃诗，即“故居剑阁赐锦官”及“郊居江干坚关扃”两首，使口吃人读之，必为喷饭。现在录姚诗于后，以资参考：

葡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摇。皎洁钩高挂，玲珑影落寮。阴烟压延屋，濛密梦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

（三）联绵词及声义双关。诗中有用联绵词及声义双关者，例如：

1.《诗·硕人》末章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

2.《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3. 左思《招隐》诗云：“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上四字双声，下“柏”“得”叠韵。杨慎称其五言中用四连绵字，前无古，后无今）

4.《诗·小弁》云：“譬彼瘣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知之？”

5.《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6. 魏文帝《善哉行》云：“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知之！”

7.《续齐谐记·繁霜歌》云：“日暮风吹，落叶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以上“枝”“知”双关）

8. 江从简《釆荷调》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此本以讥宰相何敬容。“荷”“何”双关，见《乐府诗集》）

注释

[1]指兵器。——编者注

[2]出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编者注

[3]“美酒”一为“清酒”。——编者注

[4]“淡淡”一为“澹澹”。——编者注

[5]“”应为“巉”。——编者注

[6]即《梦游天姥吟留别》。——编者注

[7]即《木兰辞》。——编者注

[8]“伸”一为“申”。——编者注

[9]出自《往在》。——编者注

[10]踰，通“逾”。——编者注

[11]出自《春望》。——编者注

[12]出自《阁夜》。——编者注

[13]出自《有感五首》。——编者注

[14]出自《昼梦》。——编者注

[15]即《长恨歌》。——编者注

[16]即《山园小梅》。——编者注

[17]同“疏”。——编者注

[18]山谷即黄庭坚，《快阁》即《登快阁》。——编者注

[19]应为《昭君出塞图》。——编者注

[20]“问”一为“闻”。——编者注

[21]“画”一为“上”。——编者注

[22]沈，通“沉”。——编者注

[23]应为《学斋占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