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和汉初散文
/游国恩/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余，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后为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绝非伪书。
贾谊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说：“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为了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他提倡“农本”，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贾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贾谊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过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上篇主要叙述秦国力量的强大，是全文的关键。它用渲染、比衬手法显示秦国的声威。如写六国人才众多，“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史记》作‘叩’）关而攻秦”，结果却为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但就是这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却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经过这一比衬，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威力，足以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果不向农民做些让步，即一点“不施仁义”，那只有失尽民心、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从各方面来阐明民心的作用，读完中篇，人们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心一失，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样，上文对强秦的夸张又起了加强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过秦》篇在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见《汉书》卷四十八。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它的一个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例如《数宁》篇说：“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作者还敢于大胆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加强其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强烈的特色。
例如《时变》篇：
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
对于富人豪强的横行霸道，作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的。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新书》后六卷的“连语”“杂事”大都属于这一类。其语言浅显，叙述也较生动。贾谊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语言富于形象性。他的文章风格对唐宋的政论文是颇有影响的。
贾谊又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他的《吊屈原赋》为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例如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那个时代，作者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他的《 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此二疏原为一文。《汉书·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事，故知二疏原为一篇）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做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余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1]。《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伟大的历史家、散文家司马迁（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扫除之隶”“闺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晩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倶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做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轲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才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画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班固的汉书（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由于《史记》的杰出成就以及它的历史记载截止到汉武帝时代，后来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皆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班固的父亲班彪有鉴于此，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后传”仍是递续《史记》的，不能独立成书，但它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汉书》独立成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同样对后代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时史汉、班马并称，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幼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二十三岁，父班彪死，还乡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解释，明帝阅读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许，召为兰台令史。过了一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续成的。章帝时，班固升为玄武司马，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窦宪得罪后，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六十一。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诌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功夫，不能完全看作抄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2]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两汉民间乐府
/萧涤非/
《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此汉民间乐府所由来也。
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后人每标举汉赋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今举“不歌而诵”之赋与之校衡，亦为不类。善夫《通志·乐府总序》之言曰：“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真卓见也。《诗薮》亦云：“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此岂所谓“似不从人间来”之辞赋所能比拟哉？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据此，则汉世相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间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搢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唯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历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约作《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更历五百年，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然其散佚，盖亦多矣。呜呼！孔子定诗，首列《二南》，《论语》所引，《国风》为多，而两汉经生文人，乃弃此如遗，视若无睹，三百年间，曾无专集，良可痛惜也。
汉乐“古词”，其正确之时代，本甚难断言，今姑就一己所见，依作品之风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别东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大抵西汉之作，朴茂直梗，东汉则趋于平妥。准斯以观，傥亦庶几乎。
西汉民间乐府
揆之事理；证以班书所录吴、楚、汝南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周谣歌诗，秦歌诗，以及淮南、南郡、雒阳、齐、郑等诸歌诗之篇目，西汉民歌，其数量当远过于东汉。唯今则适得其反。在三十余首古词中，吾人能确认其为西汉之作者，不过寥寥数首而已。
（1）《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按此篇始载《宋书·乐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为正声。当为传世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
（2）《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3）《蒿里》：
嵩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是二歌盖作于汉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经李延年润色增损，以武帝之世，乐府始大倡七言也。要为西汉文字无疑。
薤露一名，始见《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蒿里”者，《汉书·武五子传》：“蒿里召兮郭门阅。”师古注：“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纪》：“太初元年十二月高里。”注引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呼为下里者也。字则为蓬蒿之蒿。或者既见泰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误以高里为蒿里，混同一事。文学之士，共有此谬，陆士衡尚不免，（按指陆《泰山吟》：“梁甫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况其余乎！今流俗书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则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为死人里之通称，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东汉已不仅为丧歌。有用之宴饮者，如《后汉书·周举传》：“商（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暱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风俗通》云：“时京师殡、婚、嘉会，皆作櫆，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櫆，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会》诗，而云“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所谓悲歌，当即挽歌，则知流风所及，至魏犹未泯。于此，亦可见二曲感人之深矣。
（4）《鸡鸣》：（相和曲）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按汉作多“缘事而发”，此诗必有所刺！云天下方太平者，微词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贷，况正当此乱名之时乎？故戒荡子以不可轻犯法网。乱名者，谓善恶无别，尊卑无序，即下文所叙僭越诸事。《尔雅·释诂》：“协，服也。”柔协，犹柔服。《左传》：“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盖谓优柔姑息，为乱名之渐。《汉书·外戚列传》：赵昭仪“居昭阳舍，……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注云：“切，门限也。沓冒，其头也。涂，以黄金涂铜上也。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若车之形也。其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门玉堂唯皇家为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刘王者，汉同姓诸侯王也。郭门王，则郭门外之异姓诸侯王也。陈沆云：“汉制，非刘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甓，而僭效之者则郭门之王氏也。郭门，其所居之地。鸳鸯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贺传》：“贺到霸上，旦至广明东都门，（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是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陈氏以为所居之地，盖得之。凡此，皆诗所谓“乱名”之事。
朱乾《乐府正义》云：“本言其僭侈，言外有尊本宗，抑外戚意，此诗人微旨。”说甚有见。按西汉外戚，势最猖獗，故《汉书·王商传赞》云：“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而就中尤以三王之一，五侯家为最僭侈。《汉书·元后传》：“河平（成帝）二年（公元前26年），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谓之五侯。”此事在当日，度必轰动天下，为世艳羡也。《传》又云：“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灃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此五侯之僭侈，固尝触天子之怒者。《传》又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注：皆仿效天子之制也）其奢侈如此！”此五侯之僭侈见于民歌者。又刘向《极谏外家封事》云：“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王凤）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此五侯之僭侈，见于宗室大臣之奏疏者。与诗所咏甚切合，疑即为五侯作也。
又王凤于五侯，本属同产，凤卒后，以次当及平阿侯谭为大司马，乃凤以其不附己，因以死保从弟音以自代，致谭、音二人搆隙。其后，曲阳侯根复阴陷红阳侯立，致立被遣就国，皆兄弟相忘之事也。要之此诗必有所刺，其所表现之时代，亦为一骄奢僭侈之时代，而求之两汉，厥为五侯之事，适足以当之，则此篇固亦西汉末作品也。
（5）《乌生八九子》：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句格苍劲，迥异寻常。黄鹄二句，与《铙歌》“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又篇中言及上林苑，上林苑当景、武之世，多养白鹿狡兔，为游猎之地，并足为作于西京（长安）之证。
此篇为寓言，极言祸福无形，主意只在末二句。《文选》李善注：“古《乌生八九子》歌曰：黄鹄摩天极高飞。”是作“唶我”一读。朱嘉徵云：“唶音借，叹声，一音谪。嚄、唶，多辞句也。”陈祚明曰：“唶字，读嗟叹之音。”李子德曰：“唶，托乌语以发之。白鹿、鲤鱼不用唶字，极有理。”是诸家又皆作唶字一读也。按《史记·滑稽列传》：“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又《外戚世家》：“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又《汉书·东方朔传》，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又《后汉·光武纪》[3]：“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注云：“唶，叹也。音子夜反。”则知汉人原有此种语法。作唶字读，似于义为长。我秦氏，我黄鹄，盖乌与黄鹄自我也。此类汉乐府中多有之。如《豫章行》：“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则白杨自我也。《蜨蝶行》：“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则蜨蝶自我也。《战城南》：“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则死者自我也。《白鹄行》：“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吾，亦白鹄自吾也。所谓“我人民”“我黄鹄”者，亦犹《汉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匈奴传》）又“我丈夫，一取单于耳”（《李陵传》）之类。
《毛传》：“善其事曰工。”彊，彊弩也。睢阳，古宋国地，汉为梁所都，梁孝王尝广睢阳城七十里，其人夙善为弓，故云。苏合，西域香也。
（6）《董逃行》：（清调曲）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
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
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得一命延！”（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四解）
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按别有《董逃歌》，为董卓时童谣，见《后汉书·五行志》，与此无涉。吴旦生《历代诗话》引《乐府原题》，谓《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朱嘉征[4]亦谓此方士迂怪语，使王人庶几遇之，或武帝时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为公孙卿辈所作。按《史记·封禅书》：武帝时，李少君、栾大等以方术见，少君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篇中神药若木，玉兔虾蟆，即所谓禁方、不死之药也。
五岳者，闻一多先生云：“《列子·汤问》篇曰：‘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乃命禺彊使臣[5]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崎。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趋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疑五岳初谓海上五山。此诗黄金为阙之语，与《列子》台观皆金玉，《史记》黄金银为阙（《封禅书》）正合。《王子乔》古辞曰，东游四海五岳山，谓大海中之五山也。”（节录）
《急就篇》：“射魃辟邪。”《韵会》：“辟邪，兽名。”按《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是此兽盖出于西域。汉人往往篆刻其形于钟旋、印钮，或带钩。虽皇后首饰亦用之（见《后汉书·舆服志》）。隋时绘于军旗。至唐则多绣于帘额，秦韬玉诗所谓“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辟邪”者是也。五代以后，始无闻。前人多以“麟辟邪其端”为句，误。其端，即指上五岳端也。何求所言，倒语，犹云何所求言也。昆仑山有碧玉之堂，见《十洲记》。流还，犹游旋，言行至玉堂，而求仙之意弥坚也。
李子德曰：“幻想直写，朴淡参差，而音节殊遒，乐府之本也。”范大士曰：“短长错综间，真鸣金石而叶宫商。”然则即以作风论，亦允为西汉作品也。
（7）《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上。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崔豹《古今注》曰：“《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乐府古题要解》云：“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莽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悲之也。”
按其事详《汉书·翟方进传》，兹节录如下：“义为东郡太守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谓陈丰曰：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于是举兵，立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大惧，乃拜孙建为奋武将军，凡七人，以击义。攻围义于圉城（在河南），破之。义与刘信，弃军庸亡，至固始（在河南）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莽尽坏义第宅污池之，发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此其本末也。《王莽传》亦谓：“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然则义不死，莽不得篡汉也。
此篇之作，其当翟义兵败被捕之时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平陵县。”注云：“昭帝置，莽曰广利。”在今西安市咸阳县[6]西北。曰平陵东，松柏桐者，暗指莽居摄地也。《后汉书·郡国志》，长安下，注引《皇览》云：“卫思后葬城东南桐松园，今千人聚是。”是知汉时长安固多植松柏梧桐也。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钱百万两走马，言如其可赎，则不惜以百万巨资赎之，盖汉法可以货贿赎罪也。然义于新莽，实为大逆，罪在不赦，故曰亦诚难。顾见追吏，想象之词，言营救者法当连坐，自身且将为吏追抓，正所谓诚难也。钱既不能赎，则唯有救之以力耳，故云归告我家卖黄犊，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观末语，知此歌必出于民间。
作者作此诗时，殆尚不知义之已死，故犹存万一之望。吴兢以为门人悲义之见害，后人不察，牵强为说，皆非诗意。按《后汉书·王昌传》：“王昌一名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二月，林（景帝七代孙）等遂立郎为天子。移檄州郡曰：‘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朕仰观天文，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郎诈称为成帝子子舆）。刘圣公（刘玄）未知朕，故且持帝号，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节引）考翟义被害，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冬，下迄更始，凡十六年。据此，则当日翟义之死，民间或不遍知，故历十余年后，犹多有不死之传说，因而王昌辈得以诈称之。然义之忠义，其感人之深，结人之固，亦正可见。此诗所以有“义公”之目，与心恻血出，归家卖犊诸语也。旧以为出义门人，正不必尔。呜呼，乐府“缘事而发”之言，岂欺我哉！
西汉民间乐府，约如上述七篇。其《东光》一曲，咏汉武平南越事，然张永《元嘉伎录》云：“《东光》，旧但有弦无音，宋识造其声歌。”则此曲终当存疑也。
东汉民间乐府——论东汉乐府之采诗
西汉之有民间乐府，因其事见班书，故可无疑。东汉则乐府之设立，史无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谣，一如武帝故事，尤属茫昧，此诚一先决问题也。就下举诸事实观之，则东汉初年，盖已有乐府，且仍必采诗也。
按《后汉书·祭遵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隗）嚣破，帝（光武）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饗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又《光武纪》：“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三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又《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奉奏诣阙，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祭祀志》：“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青阳四曲，在前《郊祀歌》内。）又崔豹《古今注》：“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其二章亡。”凡此，皆光武时事也。使无乐府之设立，恐不能至此。蔡邕《礼乐志》谓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四曰《短箫铙歌》。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八月，改《大乐》曰《大予乐》。则知至明帝时，乐府且益形完备。又《安帝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九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汉官仪》曰：“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是迄东汉中叶，且以乐府人员过剩为患矣。
至于当时乐府，仍必采诗，则亦有足取证者。两汉政治，有共同之特点者一：即民意之重视是也。易言之，即歌谣之重视是也。如《汉书·韩延寿传》：
（延寿）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节引）
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又《王尊传》：
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
又《谷永传》：
永对曰：“臣愿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
所谓“使行风俗”“循行风俗”，盖即古者“听于民谣”之意，亦即延寿所云“人人问以谣俗”是也。而《王莽传》亦云：
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其秋（五年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徳，凡三万言。（节引）
事亦见《后汉书·谯玄传》。此虽出于风俗使者之欺下罔上，假造民意，但亦足觇当时政治重视民意之风气焉。惜此三万言之假造歌谣，今皆不存，否则对于吾人研究诗体之流变者，必有不少裨益，以其内容虽为假造，而形式则必为当代民歌之形式也。
此种重视民谣之风气，至东汉犹未稍歇，并实行以民谣为黜陟之标准。故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叙云：“初，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节引）兹更举其事之见于本纪及列传者，节录如下。《顺帝纪》：
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4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周举传》：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忠清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
《雷义传》：
顺帝时，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
以上皆顺帝时事。《刘陶传》：
光和（灵帝）五年（公元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凤凰[7]。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蔡邕传》：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等，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汉官仪》曰：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条奏之，是为举谣言者也。）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节录）
则知在光和五年前，当熹平之五年，已尝有谣言奏事之议，但未实行，故邕以为言。此皆灵帝时事也。而观《季郃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则东汉采诗之举，并远在顺帝以前，当和帝之世矣。今乐府有《雁门太守行》，其篇首云：“孝和帝在时，雒阳令王君”云云，亦足资推证。
夫既遣使者以行风俗，因谣言而为黜陟，则自必存录，以为黜陟之张本，而乐工因采以入乐，此事理之当然者，前举《雁门太守行》，即其明例也。由是可知，东汉一代，亦自有其民间乐府。所异者，采诗之目的，纯为政治，不为音乐，与武帝时微有别耳。此诚两汉政治上一大特色，亦即两汉乐府高出后世之根本原因也。（按王符《潜夫论·明闇》篇：“夫田常囚简公，踔齿悬湣王，二世亦既闻之矣，然犹复袭其败迹者何也？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自以为贤于简、湣，聪于二臣也。”认为秦二世之灭亡，过在“不受民谣”，“自绝于民”，此亦当时重视民谣之反映。）
汉乐府之时代，本多不可考，兹所谓东汉民间乐府者，实亦难必其皆东汉作也。兹为取便观览，且以明一代社会之概况，特就其性质，析为幻想、说理、抒情、叙事四类，叙之于后。
（一）幻想之类
所谓幻想，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按《后汉书·方术传》叙：“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尤信谶言，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汉乐府所以多神仙迂怪之文也。
（1）《长歌行》：（相和平调曲）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王逸《楚辞》注：“揽，采也。”《方言》：“，幢，翳也。楚曰。关东关西曰幢。”起二语殊有奇趣，所谓“弥幻弥真”。
（2）《王子乔》：（相和吟叹曲）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明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8]，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
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时人为立祠缑氏山下及嵩高之首（见刘向《列仙传》）。吴旦生谓：王乔有三人：一为王子晋，二为叶令王乔，三为柏人令王乔，皆神仙也（《历代诗话》卷二十四）。《乐府正义》：“建，立也。逋阴未详其地，广里见王隐《晋书》。”按当指立祠之处。高，谓嵩高。《白虎通》：“中央之岳，独加高字者何？中央居西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又《搜神后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亦嵩高连文。践近高者，谓近于嵩高可履践也。究，尽也。刘熙《释名》云：“嗟，佐也。言之不足以尽意，故发此声以自佐也。”盖谓玉女吹箫笛以佐行耳。圣人，指王子乔。鸣吐句，颂词。如宣帝时凤凰神雀降集京师之类。此篇，《乐府正义》以为武帝时作，王子乔盖比戾太子，恐不足信。
（3）《步出夏门行》：（相和瑟调曲）
邪迳[9]过空庐，好人尝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
按《后汉书·百官志》载：洛阳城十二门，有夏门。此篇题曰《步出夏门行》，当系东汉作也。王父母，谓东王公、西王母。白榆，桂树，青龙，双关星名。陈祚明曰：“好人必有所指。廖廖空庐，独居其中，此高士也，何以为娱。富贵不足系念，故期以神仙也。‘卒得’字妙，与《善哉行》‘要道不烦’同旨。极言其易。与天相扶，语奇！东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计？乃言四五里，见得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按此类，汉乐府中多有之，尤以言神仙诸作为然。往往参互舛错，不可究诘，与诸传记不符，正不必一一求其适合。妄言之，妄听之，斯为得之。陈氏所谓荒唐，实亦即所谓诙谐。此种诙谐性，乃汉乐府一大特色，不独此一篇然也。
（4）《善哉行》：（相和瑟调曲）
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
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乐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三解）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
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
游仙思想发生之原因有二：一为希图不死，如秦皇、汉武是也；一为逃避现实，如屈原《远游》所谓“悲时俗之迫阨，愿轻举而远游”是也。此篇情绪杂遝[10]，忽而求仙，忽而报恩，忽而恤贫交，自悲自解，无伦无序，然其中自有一段愤懑，盖《远游》之类。
《左传》宣公二年传：“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初，宣子（盾卒谥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淮南子》：淮南王（刘）安养士数千人，中有高才八人为八公。大难，犹大乐、大佳之类，盖汉人语。内，同纳。阑干，横斜貌。
（二）说理之类
此类多言处世避难，安身立命之道。大抵不出儒道两家思想。其为道家思想者，多属寓言体，颇具神仙度世之点化作用。其为儒家思想者，则率含教训意味。然要皆有深切浓厚之感情为之背景，故亦不同于子书箴铭焉。
（1）《君子行》：（相和平调曲）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并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其贤。
纯为儒家思想。《周易》：“劳谦君子有终吉。”又曰：“谦，德之柄也。”《老子》：“和其光，同其尘。”和光谓令名高位与人同之。而能如此者甚难也。二句言避嫌之道。末举周公以实之。陈祚明曰：“瓜田李下句，当其创造时，岂不新警！”邱光庭云：“诸经无纳履之语，按《曲礼》：俯而纳屦。正义曰：俯，低头也。纳，犹着也。低头着屦，则似取瓜，故为人所疑也。履无带，着时不必低头，故知履当屦，传写误也。”《汉书·萧望之传》：“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师古注：“周公摄政，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以致天下之士。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
（2）《长歌行》：（平调曲）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按此篇亦见文选。感物兴怀，临流叹逝，理语亦情语也。焜黄，色衰貌。
（3）《猛虎行》：（平调曲）
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
朱徵嘉[11]曰：“猛虎行，谨于立身也。”杜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又云：“礼乐攻吾短。”盖士君子洁身自爱，见得思义，势必至此。末二语，托为野雀反唇相讥之词。犹言我野雀岂无巢哉？若尔天涯游子，则真无家矣，尚骄谁乎？骄字根上“不从”字来。要知世间，乃多此种俗物。
（4）《艳歌行》：（瑟调曲）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围。洛阳发中梁，松柏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持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观者莫不叹，问是何山材？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船。被之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5）《豫章行》：（清调曲）
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上叶摩青云，下根通黄泉。凉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断绝，颠倒岩石间。大匠持斧绳，锯墨齐两端。一驱四五里，枝叶自相捐。□□□□□，会为丹船燔。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吾生百年□，自□□□俱。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
以上两篇皆表现道家思想者。即《庄子》“山木自寇”意，但更不道破，令读者自悟。夫以南山之松，得为宫殿之梁，此乃儒家之所荣，亦正道家之所悲。盖道家崇尚清静，贵全天年，故以不才为大才，以无用为大用也。李子德曰：“如对三代鼎彝，见其残缺寇，令人抚之有余思也。”信然。
（6）《枯鱼过河泣》：（杂曲歌辞）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
此亦离言警世之作。张嘉荫[12]《古诗赏析》云：“此罹祸者规友之诗。出入不谨，后悔何及？却现枯鱼身而为说法。”李子德曰：“枯鱼何泣？然非枯鱼，则何知泣也？！”
按《后汉书·陈留老父传》：“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返，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诸寓言之作，其当桓、灵之日，党锢之世乎？要其为乱世之音，固无可疑者。
（三）抒情之类
《文心雕龙》云：“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凡在诗歌，本皆挚情之结晶，而此独以情标类者，亦权其轻重，为便利计耳，无所过执可也。
（1）《怨诗行》：（楚调曲）
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
旧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尔雅》：“泰山为东岳。”《博物志》：“泰山主召人魂。”
（2）《西门行》：（瑟调曲）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
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二解）
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
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六解）
此篇为晋乐所奏，汉“本辞”稍异。晋人每增加本词，写令极畅，或汉、晋乐律不同，故不能不有所增改。步念之者，谓步步念之也，盖重言而用一字。如《鸡鸣曲》：“池中双鸳鸯。”谓双双也；《董逃行》：“其端鹍鸡声鸣。”亦谓声声也，皆其例。《吕氏春秋》：“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高诱注：“兹，年也。”上二作，皆死生之感。
（3）《悲歌》：（杂曲歌辞）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按《文选》李善注引《古乐府诗》曰：“还望故乡郁何累。”文句稍异。郁郁累累，谓坟墓也。汉诗用比，皆极新颖得当，如言人命短促，则云“奄若风吹烛”“奄忽若飚尘”“命如凿石见火”；言时光之一去不回，则云“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言君子之不处嫌疑，则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讥兄弟之不相爱，则云“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此篇车轮之喻亦然。
（4）《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按此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并不载。然其本身即为一含有音乐性之文字，观末二句与《悲歌》悉同，亦足证其出于乐府也。沈德潜曰：“苍莽而来，飘风急雨，不可遏抑。”良然！以上二篇皆写游子天涯之感者，古时交通不便，行路艰难，真有如所谓“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別”者。初不如吾人今日之瞬息千里，迅速安全，故古人于离别一事，乃甚多血泪之作。此则时代环境有以左右吾人之情感者也。
在汉乐府抒情一类中，最可注意者，厥为描写夫妇情爱一类作品。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悦及女性美之刻画，汉时则绝少此种。盖两汉实为儒家思想之一尊时期，其男女之间，多能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读上《君子行》亦可见。故其所表现之女性，大率温厚贞庄，与南朝妖冶娇羞，北朝之决绝刚劲者，歧然不同。如云“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如云“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如云“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之类，皆忠厚之至也。故即就此点以观，《孔雀东南飞》亦绝不能作于六朝。无他，风格太不类耳！
（5）《公无渡河》：（瑟调曲）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按此曲《乐府诗集》附于《相和六引·箜篌引》下，《古乐府》及《汉魏诗乘》，又直以为《箜篌引》。按《古今乐录》云：“今三调中自有《公无渡河》，其声哀切，故入瑟调。”然则非《箜篌引》明矣。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云云。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曰《箜篌引》。则《箜篌引》乃感此曲而作，此曲实《箜篌引》所托始，非《箜篌引》甚明。《古今乐录》谓“其声哀切”，今其声虽不可得而闻，而读其词犹觉有余悲焉。此篇与后《孔雀东南飞》同为写夫妇殉情之作，虽修短悬殊，其于感人一也。魏晋以下，无闻焉尔。
（6）《东门行》：（瑟调曲）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小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门行》有两篇，一为晋乐所奏，即所谓“古词”（文字颇有增改），一为汉乐府原作，即所谓“本词”（本词之名，首见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因之），此处所录，乃未经晋乐修改之“本词”。不曰携剑、带剑，而曰“拔剑”，其人其事，皆可想见。饥寒切身，举家待毙，忍无可忍，故铤而走险耳。“他家”数语，妻劝阻其夫之词。用，为也。古人迷信，谓天能祸福人，而杀人者必且报及后嗣，故又以父子之情动其夫。黄口，雏鸟，此指小儿。《淮南子》：“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他家、我家、是家，皆汉人语也。明陆深《春风堂随笔》：“王忠肃公翱字九皋，盐山人，为太宰时，每呼二侍郎崔家、严家，今相传以公为朴直。此字亦有所本，盖尊敬之词。汉称天子曰官家，石曼卿呼韩魏公为韩家。若今人则为轻鲜之词矣。”按汉时称天子但曰“是家”，尚无称“官家”者。《汉书·外戚传》：“是家轻族人，得无不敢乎？”谓成帝也。然当时称“家”，确含尊意。“今非”以下，夫答妻之词。言今非咄嗟之间行，则吾去为已迟。应上“牵衣啼”。《尔雅》：“下，落也。”
（7）《艳歌何尝行》：（瑟调曲）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蹰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篇亦载《宋书·乐志·大曲》。沈约云：“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郭茂倩曰：“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按“念与”数语，为妻答夫之词。刘履《选诗补注》谓此曲为新婚远别之作。朱乾亦云：“此为夫妇相离别之词。妻字指白鹄，硬下得妙。”想当然也。汉魏乐府，结尾多作祝颂语，往往与上文略不相属，此盖为当时听乐者设，与古诗不同，不可连上文串讲也。
（8）《艳歌行》：（瑟调曲）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此盖夫疑其妻之作。末四语对话，口角甚肖。李子德曰：“石见何累累，承之曰远行不如归，接法高绝。非远行何以有补衣之事？故触事思归耳。”按：末二语，当是夫婿反唇相讥之词，有逐客之意。斜柯句神态如绘，黄晦闻先生曰：“案梁简文《遥望》诗‘斜柯插玉簪’，毕曜《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独立’，段成式《联句》‘斜柯欲近人’，则斜柯原是古语，当为欹斜之意。”按孟启《本事诗》载崔护郊游寻春事，有女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之文，此斜柯似兼有斜视之意。览通作揽，说文：“揽，撮持也。”广韵：“，补缝。”
（9）《白头吟》：（楚调曲）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此篇旧多误以为卓文君作。陈沆云：“《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什，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盖弃友逐妇之诗，非小星逮下之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忠厚之至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慷慨之思也。勿以嫉妒诬风人焉。”
《礼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以此推之，则古时女子出嫁，亦必悲啼，所谓“嫁娶不须啼”者，实即嫁时不须啼耳。张荫嘉曰：“凄凄二句从他人嫁娶时凭空指点，以为妇人有同一之愿。不从己身说，而己身已在里许。”袅袅，弱貌。簁簁，鱼尾长貌。二句谓钓者以竹竿得鱼，犹之男子以意气而得妇，结合之间，初不在金钱也。“沟水东西流”，象征夫妻之离散。古人云：“天生江水向东流。”而沟水则不必然，故隋庾抱诗云：“人世多飘忽，沟水易西东。”
（10）《陌上桑》：（相和曲）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绳，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一解）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否？”罗敏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二解）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以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间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汉时太守、刺史有“行县”之制，名曰“劝课农桑”，实多扰民，此诗即其证也。诗中写罗敷之美，分两层，首从正面描摹，亦止言其服饰之盛。次从旁面烘托，此法最为新奇！然亦正以行者、少年、耕者、锄者逗起下文使君。见得“雅俗共赏”，有如孟子所谓“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意。唐权德舆《敷水驿》诗：“空见水名敷，秦楼昔事无。临风驻征骑，聊复捋髭须。”数百年后犹能使人如此神往，足见此诗之艺术魅力。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市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云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请参阅拙作《汉乐府的诙谐性》。）
倭堕髻即堕马髻，见《后汉书·梁统传》。《风俗通》：“堕马髻者，侧在一边。始自梁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13]。”《古今注》：“堕马髻，今（指晋）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按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是唐时犹有为之者。
帩头一作绡头，《释名》：“绡头，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沈德潜曰：“坐，缘也。归家怨怒，缘观罗敷之故也。”《汉书·隽不疑传》晋灼注：“古长剑首以玉作井鹿卢[14]形。”古诸侯五马，汉太守甚重，比诸侯，故用五马。《汉书·酷吏·宁成传》：“〔成〕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今罗敷所以盛夸其夫婿者，亦至太守而极，盖一时观念然也。汉人似颇以有须为美观，如《汉书·霍光传》：“光长才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又《后汉书·光武纪》：“光武身七尺三寸，美须眉。与李通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又《马援传》：“（援）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皆其证。
盈盈冉冉，并行迟貌，二句一意，重言以成章耳。案汉世男女，皆各有步法。《梁冀传》谓冀妻能作“折腰步”，又《孔雀东南飞》云：“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此汉代女子步法之可考见者。《后汉书·马援传》：“勃（朱勃）衣方领，能矩步。”注云：“颈下施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规矩。”服既为学者之服，则“矩步”当亦学者之步，与此诗所谓“公府步”者必自不同。此汉士大夫步法之可考见者。度其间方寸疾徐之节，必各有不同及难能之处，故彼传特表而出之，而此诗亦以为言也。闻一多先生云：“案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孙堪以县令谒府，而趋步迟缓，有近越礼，故遭谴斥（见《后汉书·儒林·周泽传》）。太守位尊，自当举趾舒泰，节度迟缓。此所谓公府步府中趋，犹今人言官步矣。”则是官步中，又有尊卑之别焉。（按《陌上桑》，实为我国五言诗歌发展史上之明珠，后世大诗人如曹植、杜甫、白居易等莫不为之醉心倾倒。曹《美女篇》“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系从此脱胎。曹乃建安作者，则此篇产生时代之早，固约略可见，其早于《孔雀东南飞》，则可断言耳。）
（四）叙事之类
汉乐府本多“缘事而发”（上述三类中亦多如此），故此类特多佳制，于当时民情风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乐府不同于古诗者，此亦其一端。盖古诗多言情，为主观的，个人的；而乐府多叙事，为客观的，社会的也。
（1）《雁门太守行》：（瑟调曲）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一解）
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二解）
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三解）
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四解）
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五解）
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七解）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词，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八解）
东汉民间乐府之有确实时代可考者，只此一篇。按《后汉书·王涣传》：“涣字稚子，广汉人也。少好侠，晚改节敦儒学，州举茂才，除温令，在温三年。永元（和帝）十五年（公元103年）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又能以谲数擿发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节录）盖即此篇所咏。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四月改元元兴，是年十二月帝崩，涣卒于元兴初，而此诗首云“孝和帝在时”，则是当作于殇帝延平（公元106年）后也。
《后汉书·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东汉都洛阳，为河南尹所治，故得为令。致与至通，致贤犹至贤。料民贫富，犹《百官志》所谓“知民贫富，为赋多少。”移恶二句，按《宋书·乐志》及《涣传》注引此诗均作“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多出“名五”二字，此从《乐府诗集》删去。移谓移书，犹今言“行文”。《汉书·尹赏传》：“使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少年恶子。”师古注：“恶子，不承父母教命者。”按恶子即违法乱纪之坏人，其在少年，即一般所谓“恶少”，在旧社会，此种恶少，大都市最多。《说文》：“关西谓榜曰篇。”篇著，犹言榜示、揭示。《后汉书·循吏·王景传》：“景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是其证。里谓乡里，东汉里有里魁，掌一里百家。（见《百官志》。）端者，里中显目之处。所以如此者，欲使四方明知其为恶人以示戒也。《百官志》云：“民有什伍，善恶相告。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周礼·地官》：“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是比亦五家也。盖谓凡伤杀人者比伍与对门皆同坐也。《东观记》曰：“马市正，数从卖羹饭家乞贷，不得，辄殴骂之至忿。涣闻知事实，便讽吏解遣。”财与才通。《汉书·宣帝纪》：“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注：“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此亦谓假与贫民田，才用钱三十，便可买绳理竹以治其地也。礼，理也。按以上诸事，传多失载，此乐府有以补史之阙文者。
（2）《陇西行》：（瑟调曲）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否。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青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张荫嘉曰：“此羡健妇能持门户之诗。旧解皆云中含讽意，盖因妇人宜处深闺，不应自应宾客也。然玩诗意，以凤凰和鸣，一母九雏兴起，则此好妇之无夫无子，自可想见。门户既借以持，宾客胡能不待？篇中绝无含刺之痕。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惟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夫无子，自出待客之不得已来。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有关。”张氏以此为羡健妇能持门户之作是矣。唯又谓此健妇为无夫之寡妇，则尚有可议。按《汉书·陈遵传》：“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为荆州牧，当之官，过长安富人故洛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兄弟曰：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遵知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洒溷淆，乱男女之别，臣请俱免。”（节录）观此，可知汉时习俗。既云礼不入寡妇之门，则为寡妇者亦自不应置酒待客。信如张氏之说，则此妇不得称好妇，而此客之来，亦如陈遵兄弟先为失礼矣。好妇之夫，自可行役在外，似不必定解作“无夫”也。
按《汉书·艺文志》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之目，此篇题为《陇西行》，而其所表现之女性，亦复豪健有丈夫气，与其他诸篇，如《东门行》《艳歌行》《白头吟》等之第为文弱者迥异，当即所采《陇西歌诗》也。至其所以特异之故，则由于地气与环境之关系。班固尝两著其说，《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小人有勇而无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又《赵充国传》赞云：“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夫男既如此，女当亦然，此篇中所以有“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之文也。所惜班氏于此种慷慨歌谣，皆未记录。今之所存，吾人亦难辨别。此篇虽可确认为出于陇西，然是否为西汉所采，在《艺文志》所列“《陇西歌诗》九篇”之内，吾人亦无法断言。向使班氏一载其词，则此歌时代，便成铁铸。而吾人于五言诗体源流之探究，将更得一有力之佐证，其嘉惠后学，岂有既乎？！
（3）《相逢行》：（清调曲）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和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乐府古题要解》：“《相逢行》，古词。文意与《鸡鸣曲》同。”按《鸡鸣》兼讽兄弟不相顾，此则专刺富贵家庭之淫乐，亦微有别。曰夹毂问君家，曰易知复难忘，意存讥诮，而语自浑成，盖以才能德行为仕宦者，更不待问而后知也。黄金以下，一路写去，似句句恭维，实句句奚落。作使犹役使。邯郸，赵地。倡，女乐也。《汉书·地理志》：“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又云：“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汉诗多言燕、赵、邯郸，知其俗至汉犹然也。丈人解不一，此为妇尊舅姑之称。
（4）《长安有狭斜行》：（淸调曲）
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调丝讵未央。”
李子德曰：“既曰无官职，又曰衣冠仕洛阳。世胄子弟，当自丑矣。此篇所刺尤深，汉诗亦不多得。”按卖官之风，虽自西汉已开其端，然不如东汉之甚，此篇殆对当时以入钱为官者而发，故有“衣冠仕洛阳”之语。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禧四年（公元161年）七月，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又《灵帝纪》：“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十二月，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节引）官爵之滥如此，汉安得不亡，而民间又安能无刺乎？
（5）《上留田行》：（瑟调曲）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按“亲父子”，犹云一父之子，谓同产兄弟。《孔雀东南飞》云“我有亲父兄”，亦谓同产兄也。李子德以为似讽父之听后妇而不恤前子，恐误。回车一问，始知果然为“亲父子”，故不胜慷慨。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故曰闻者足戒。
（6）《妇病行》：（瑟调曲）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写母爱极深刻。“当言”二句，传神之笔。“舍”即房舍，牖舍连文，正汉魏诗古朴处，亦如舟船、觞杯连文之类。下文云“空舍”，即根此舍字来。曰“两三孤子”，则知孤儿非一，逢亲交乞钱，是大孤儿，啼索母抱，是小孤儿，盖幼不知其母之已死也。惨状一一从亲交眼中写出，徘徊弃置，盖有不忍言者矣。亲交犹亲友，汉魏时常语，如《善哉行》：“亲交在门。”曹植诗：“亲交义不薄。”皆其证。“行当”犹今言不久就要。《旧唐书·张嘉贞传》：“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折摇”犹折夭，谓孤子。尔，如此也。“行复尔耳”，谓妻死不久，即复如此，置子女于不顾也。吴旦生曰：“乱者，乐之卒章。”
（7）《孤儿行》：一曰《孤子生行》。（瑟调曲）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藜。拔断'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风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后母之憎前子，兄嫂之疾孤弟，几为吾国数千年来之通病，此亦一社会问题也。沈德潜曰：“泪痕血点，凝缀而成。”信然。观南到九江，东到齐鲁，此篇疑亦秦地歌谣，班固所谓“慷慨”者也。“行取”犹行趣，趣与趋通。古者屋高严皆名为殿，不必宫中。错，石也。菲，粗屦也。《汉书·朱云传》：“云攀槛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与此“下从地下黄泉”语法正同。唯此处复黄泉二字，此当为音节关系，犹《妇病行》“连年累岁”叠用之类。下从地下黄泉句后，忽然荡开，间以“春风动，草萌芽”二语，令读者耳目心情，随之一豁，然后再折回本题，转到收瓜事上，所谓乐府之妙，往往于回翔曲折处感人者，此类是也。后世长短句，唯李后主《浪淘沙》：“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颇同此神味。
（8）《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乐府古题要解》云：“此诗，晋宋入乐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骝马》。（见《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则此篇在汉虽为古诗，而在晋、宋则尝播于乐府，缘附录于后。《后汉书·光武纪》：“至是野谷旅生。”注云：“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按江总诗“旅竹本无行”，又张正见诗“秋窗被旅葛”，皆指野生者。范大士曰：“后代离乱诗，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过此者。”（按汉制：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六岁免兵役。核之此诗，特欺人耳。按沈约《宋书·自序》：“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唐令狐楚《塞下曲》亦有“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之句，又知不独汉代为然也。）
两汉民间乐府，大部具如上述。凡两汉之政教吏治，民情风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于此皆得窥其梗概焉。后世乐府既不采诗，文人所制，又多缘情绮靡，故求如汉作之足为论世之资者，乃绝不可得。下迄于南朝之清商，五季之艳词而极矣。
注释
[1]意为有战国时期游说家的特点。——编者注
[2]应为“花时间”。——编者注
[3]即《后汉书·光武帝纪》。——编者注
[4]应为“朱嘉徵”。——编者注
[5]“臣”应为“巨”。——编者注
[6]咸阳县，即今咸阳市。——编者注
[7]“凤凰”应为“鸾凤”。——编者注
[8]此处应为：“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编者注
[9]迳，今作“径”。——编者注
[10]遝，今多作“沓”。——编者注
[11]应为“朱嘉徵”。——编者注
[12]应为“张荫嘉”。——编者注
[13]放效即仿效。——编者注
[14]鹿卢：辘轳，即指辘轳剑。——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