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
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退一步言之，东三省是否中国，本不以历史为其根据。所谓某地是否为某国者，原有两种条件，其一、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所规定，或以承袭，或以割让，通之于本国之法令，见之于国际之约章。依此意义，东北之为中国，在一切法律的意义及事实上，与河北或广东之为中国领土无殊也。即日人与俄人订其《波次茅斯条约》，涉及中国者，亦须明定其必得中国许可然后有效也。其二、依民族自决之义，必其地之人民多数不与其所属之国同族，然后始可成为抗争之论。今吾国人在东北三省者三千万，日本人不满二十万，其中大多数在租借地及南满铁道区，其在中国统治之若干万方里中仅数千人！如许东北人民自决者，当直将作祸之日本人逐出境外而已。有此二事，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着辨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
本编所用材料，在前代者以正史及通鉴为宗，近年吾国学人所考辑者，亦颇引用。关于明清两代者，新发见之材料颇多，持以实证，当感兴会。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之致力颇有功绩，今亦引其吾人得见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国界为限之义，且以见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
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一地段，清初为奉天宁古塔两将军辖境，而奉天府尹辖州县民政，与山海关内之府厅州县制无别。康熙以来曰盛京省，清末曰东三省，分设督抚。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
然满洲一词之原委不可不辩。关于此事，清代之官样文章《满洲源流考》云：
天男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主，遂妻以女，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珠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然此书前面所载之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谕则又曰：
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
按，满洲固非地名，然其来原殊自地名之建州出。去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发现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最早者为此一本，其为最早可以其称武皇帝证之，康熙初年以后已禁此称。此本绝少汉文修饰，称明曰“大国”、自居曰“夷君”，可见其未经改造。次为沈阳故宫所藏《满洲实录》本，此本已有修饰，然尚不多。次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稿本，涂改数遍，每改则修饰愈多。最后之本为故宫藏第二本，今已印行者，此本已全非本来面目矣）。有下列之记载：
“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按，此书成于清初，彼时满洲人尚不深自讳饰其来源，康熙南巡谒孝陵时，乃九叩首也。康熙末年始有“得国至正”之辩，雍正始著《大义觉迷录》，乾隆始窜改国史，广作焚书，抹杀明代，藻饰其祖，而《满洲源流考》正成于乾隆四十二年，较之清初本之《太祖武皇帝实录》，盖后一百余年，其时因汉化后自惭而改其祖迹之事，已极不可究诘矣。满洲为清代祖号一说之不可信者，有数事可证。一、天命天聪时皆称金国汗，其远祖至多亦是为明人“忠顺看边”（见《清太宗伐明告示》，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二号）者耳，焉得为人称曰大皇帝？如谓斯号为天聪时所造，犹可说，归之始祖，徒见其虚诞。二、《源流考》卷一所说与书首上谕所说全异，一谓肃慎之音译，一谓番僧之赠号，然乾隆所作《全韵诗词》注则又曰：“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至今汉字作满洲者，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从俗。”同在一书而有二说，同在一人而有二说，足明此号之源，清盛时本无定论。
最初本《太祖实录》以满洲建州为一名，而以建州为汉语之误，此大可注意者。考建州一词之成立，最后亦当在唐渤海国时。《唐书·渤海传》记其府州之名数，于率宾府下有建州，《满洲源流考》于此名下注云：
《元一统志》金上京之南曰建州。
《明实录》永乐二年置建州卫（按我朝肇兴之地，即渤海建州之故壤也。辽金元皆有建州，并在今喀喇沁及土默特境，为辽时所移，非渤海之旧）。唐晏《渤海国志》于建州下云：
按，《元代一统志》，“混同江俗呼松阿里江，源出长白，北流经旧建州西五十里”，以此考之，则建州之地应在吉林东南额多力城之西，本国朝发祥之地。考《宁古塔纪略》云：“宁古塔城东有觉罗村，传为我朝发祥之地。”而《柳边纪略》则作觉罗城。《大清一统志》云：“鄂多理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本朝最初建都于此。”《盛京通志》引《元史·塔出传》：“乃颜叛塔出，弃妻子，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咸平，今开原县境，以地考之，则额多力城去开原固有千里余，正可与《元一统志》互证建州所在。则前人谓明建州卫即渤海建州信矣。
据此，渤海之建州为一地名，历辽金元而未改，明永乐之设建州卫，实沿千年之习俗，并非创制（按明代东北诸卫所创之名皆译音，其有此等雅称者，皆文化旧壤）。建州之称既远在先代，满洲之称尚不闻于努尔哈齐时，两字若为一词，只能满洲为建州之讹音，决不能建州为满洲之误字。
依上所分解，有五事可得指实者：一、建州之称，至明中季至少已数百年，约定俗成，官民共喻。二、满洲一词，清初未经掩饰之记载谓即建州，所谓“伪作”者，正指其本为一词耳。三、清代远祖居微小之部落，为明“忠顺看边”（见《清太宗伐明告示》），断无被西番称为“曼珠师利大皇帝”之事。且清初名金国，不称满洲，已由学者论定。四、满洲一词之来源，乾隆自己有两意见，全不相干。五、此词在满语中却作曼珠。将此五事并合，只能有一解释，即努尔哈齐所凭以创业之诸部，名建州者久矣，彼虽立金国之号，部落旧称之习俗不改，且汉化愈深愈知金号之并非特别体面，于是借番蒙语中（蒙古经典名词多出自番）曼殊之词，以讹汉语中建州之字，曼珠一词之施用，自当亦东部蒙古喇嘛教之者。盖喇嘛自元季以来，几成北部部族之国教，清族初年文化，非汉即蒙，而其文书乃蒙古也。然其造此满洲一词之用心，固昭然为迁就建州一词，盖建州一词，彼之先祖久已承认，入于神话故事，势不能改，只好讹之。然则满洲一词，谓为建州一词之亥豕鲁鱼可也（按满建二词，虽四声不同，然在今北方土音中是叠韵。故以满洲讹建州，其事甚便）。
建州改号之经过，及满洲一词之制度的意义，本书第三卷中另有专篇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