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导性的问题为定向：形而上学（形式的问题概念[problembegriff]）——知识学。（真理：在确定性理念[idee der gewißheit]中通行。在特定的发生方向上的确定性：笛卡尔、康德。由此预先决定下来的，是什么样的真的东西[das wahre]？这种真的东西又是如何被预先决定下来的？）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的追问和对人、有限性、超越性的追问。人当中的此在，使得所有本质特征都在根本上被纳入考虑，而且规定了问题格局。处在本质可能性之充实状态下，也处在完全不同调的那些特征之坚实状态下的完全的在-世-存在；并非只要追求大而全，无一遗漏，问题反而在于，此在的本质与概念在本质上是别样的，而费希特的概念所具有的那种确定性，太过极端、太形式化了。“同调性”——“形式化”，但由此得到的只是一片鬼火（irrlicht）！
费希特的想法与此相反：“自我”，而且是“自我进行设置”（统觉：康德、笛卡尔）；体系、确定性，而不是真理，既不是完整的此在，也不是优先强调存在者之整体。（真理仅仅存在于体系之端倪、确定性的贯彻之中——这是对问题格局的一种完全确定的削减，不是在相对的、量的意义上的削减，仿佛某些部分被遗忘了，就不具有充实性了，而是将归属于此在本身之真理的某种本质性事物削减了。）
虽然行动、作为具有绝对的、通贯的特征，但是问题在于：它是如何联系“自我”与世界，而自行产生出影响的？
知识学越是教导一种实在论，与实在之物的关联和这种实在之物本身就越没有被充分理解。为了从广义上的这种现成之物出发，这种现成性已然成了非我性之物的一种特性，从根本上说，这种特性已经被过多地附加给非我性事物了，而且这种做法并没有强调成为费希特那里的关键、也构成了实在之物的实在性的那种因素：那个因素即非我应当被克服，它存在仅仅是为了应当不存在。对非我的态度绝非在原初的意义上让这种存在者存在；虽然有受动，有委托，但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而且只在这个范围内如此，而且唯一的意图乃是为了被克服。（非我不仅仅是（1）他者，ἕτερον[他者]，οὐταὐτόν[不是同一个]，也是（2）那——从自我出发来看——不应当存在者，μὴὄν[非存在者]。——甚至没有让康德的自然概念产生影响，这种做法与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误解以及将其解读成一种空的实践的做法相符合。）
关于这种非我性事物的重心是否并不主要落在其自身之上这个问题，在费希特所发挥的端倪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且尤其是在他的提问方式与体系学的框架下，那个仍然很根本的问题被排除掉了，即这种自身据有其重心的存在者，最终甚至在本质上参与规定和支撑着自我的存在。
这个自我处于它自身之设置活动的那种孤立的专横独断（selbstherrlichkeit）之中——在自身中——（笛卡尔的边界立场！），这种专横独断还能加以对待的就只有一种对立（gegenüber）了，而且这种对立是应当被征服的，因为它与自我-存在形成了对立。
以更一般和更不确定的方式来说：知识学的体系仅仅涵括了理论和实践的态度；理论的态度是普遍的，而“实践的”态度则掏空（entleerung）了如其本然的设置活动和设置-其-本身的活动（sich-selbst-setzens）（它自身应当完全成为这种活动）。处于其自身的本质和运转之中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地位，而作为行动与塑造的基本形式，同时也作为自行与世界进行对峙的活动的艺术，也不在那里。这不是说，仿佛一切都在将现有的事物结合起来的意义上，事实上被装入体系之中了；这在原则上说的是，关联到可能性来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原初地和足够丰富地开始了，为的是……）。
康德[与此相反，并未将他的哲学限制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之上]。判断力批判：艺术和有机的自然。恰恰因为费希特自己诉诸康德，并声称要完成康德，以更系统的方式理解康德，恰恰因此，知识学的立场就显得被窄化了——单是这一点，就已经与康德形成了对立。这种局面极为尖锐，以至于现在恰恰是《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开始对同时代人产生影响，并且成了共同规定浪漫派之发展的一种因素。但这不仅仅是、且首先不是一个对体系进行补充的问题，以及面面俱到地完成康德的批判的使命，而是此在本身对费希特的暴力发起防卫。当然首先不是在进行某种反抗的意义上，而是在某种必要的补充的意义上。
这种现象在青年谢林进行的各项工作中发生了。他以其犀利的方式成为第一个理解了费希特——这在根本上总是意味着从自身出发去研讨同样的一些问题[129]——并首先完全与他同行的人。但在谢林那里，也首先产生了——这部分是在《判断力批判》的阻断作用之下，并在特殊的神学-神话学问题上[130]——要补充知识学的那种渴求。从1797年后，逐渐由此生长出来；可以在《论世界灵魂》（von der weltseele,1798年）中最清晰也最广泛地看到这一点。这个标题就已经宣布了首先无法在任何意义上与费希特的立场达成一致的某种基本立场，尽管费希特后来也在某种意义上做了这样的尝试，那种尝试导致了两人的决裂（当然还远没有以如此深地扎根于自身的问题格局的方式被人们理解）。
尤其对于谢林本身而言，补充很快就成了反对。但这并不是说：对于他而言，自然哲学成了一般哲学的核心，换种更好的方式说，成了从根本上规定哲学之整体的因素。
这里首先只是鉴于谢林哲学运思的基本特征，在一般意义上对它进行某种标画。看看某种转变（wandel）是如何由此——联系基本的问题格局来看——出现的，看看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参与规定了黑格尔的提问方式的。除了费希特的阻断和康德的影响之外[131]，自然作为特定的权力（macht），艺术作为进行创造性赋形（gestaltung）的基本趋势，这两者越是有力，人们就越是不可以将谢林限制于此，也越是不可以将他引到这样一种公式上。这种公式通常是：自然哲学与美学。两者均未触及他的秉性与哲学运思的核心。尽管他们三个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全都出身于神学，他却是在最强的意义上如此的，从表面很少能看出这一点来（神话学，神话！）。费希特、谢林、黑格尔：（1）每个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成为三个人之整体；（2）每个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为一种原则性的奠基。[132]——谢林的生活中的种种内在方向所具有的力度与分裂性，与费希特和黑格尔形成了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