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

高适（702？—765）[49]，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沧县）[50]人。二十岁曾到长安，求仕不遇。于是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也没有找到出路。此后，他在梁宋一带过了十几年“混迹渔樵”的贫困流浪生活。这一时期，他曾经和李白、杜甫在齐赵一带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天宝八载，他已经将近五十岁，才由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举有道科，任封丘尉。他不甘做这个“拜迎长官”“鞭挞黎庶”的小官，因弃官客河西，由于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推荐，掌幕府书记。安禄山之乱发生，他被拜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后，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得到玄宗、肃宗的重视，连续升迁，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最后任散骑常侍，死于长安。

高适诗中的优秀作品大多数都作于北上蓟门、浪游梁宋时期。《旧唐书》说他“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并不符合事实。

他是一个“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的诗人。在蓟门所写的《塞上》诗里，他对当时的边事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同时，他表示了“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的功业抱负。在《塞下曲》里，他更豪迈地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但是，他的壮志落空了。他的《蓟中作》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蓟门时期，对边塞士卒的生活有了实际的观察。在《蓟门五首》[51]中，他描写了士卒的游猎生活，也歌颂了士卒们在战斗中的英勇精神：“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但是他对士卒的久戍不归，也表示同情：“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当他把士卒的生活和降虏的生活做比较后，他更感到非常愤慨：“士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长欲涕沾臆！”他后来回到梁宋时，还对一个在军中任职的朋友指责这种纵容降虏、养痈遗患的政策，并且希望朋友把他的意见转达帅府（见《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一诗）。

开元二十六年，他在梁宋创作了他边塞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开元二十六年，御史大夫兼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的部将在和叛变的奚族人作战中打了一次败仗，“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见《旧唐书·张守珪传》）。从诗的序来看，这首诗和张守珪的事是有关系的，但诗中所写的也并不完全是这次战役，而是融合他在蓟门的见闻，以更高的艺术概括，表现他对战士们的深刻同情。他热情地歌颂了战士们英勇爱国的精神，描写了战斗的激烈和艰苦，并且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沉痛的诗句，揭露了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卫国战争的不同态度，也描绘了战局的危险和战士们思念亲人的复杂心情。“相看白刃”两句，在表现战士们英勇无私的爱国精神的同时，也对“妄奏克获之功”的张守珪做了委婉的讽刺。结尾回忆李广，希望将军体恤士卒，点出了全诗的主题。诗的思想内容极为复杂，但写得宾主分明。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诗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全诗四句一转，虽语多对偶而能避免整齐呆板的缺点，显出跳跃奔放的气势，也很有创造性，不愧是唐代边塞诗中的现实主义的杰作。

高适在浪游梁宋到做封丘尉的时期，他的作品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有些作品深入地反映了农民的疾苦，例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的第九首：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这里揭示了人民在旱灾和赋税压迫下贫困萧条的生活景象。《东平路中遇大水》描写农村的水灾景象，更令人惊心骇目：“傍沿巨野泽，大水纵横流。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蛙黾声啾啾。乃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着，野老生殷忧。”在开元时代诗坛上，高适是首先接触到农民疾苦的诗人。这些诗使我们看到了“开元盛世”的阴暗面。诗人在梁宋时期的生活是贫困的：“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别韦参军》）这就是他所以能够关怀民生疾苦的生活基础。

正是由于他这一段贫困沉沦的生活体验，所以他在做封丘县尉以后，目睹官场现实，就不忍心做这种压迫人民的官吏，写下了他的名作《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他不肯“拜迎长官”，不能忍受小官吏的那种羁束和卑辱的生活，是受了嵇康、陶潜思想的影响。不愿意“鞭挞黎庶”，不做统治阶级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爪牙，则是他从切身体验中产生的宝贵的思想。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和人民有着思想感情上的联系。他的《同颜少府旅宦秋中》诗说：“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也是对州县官吏生活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但是，他在《过卢明府有赠》等诗中，对比较爱护人民的州县官吏也有由衷的赞美。

高适在梁宋时期，虽然生活贫困，作风却非常豪侠浪漫。他的名篇《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充满豪士侠客的肝胆意气，就是赠别朋友的一些诗也写得豪迈动人。如《别韦参军》：“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又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类诗，和他的边塞诗一样，也为当时和后代人所传诵。

安史乱后，他官位日高，好诗渐少。但是像《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人日寄杜二拾遗》等篇，仍然保持着前期的诗风。

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殷璠《河岳英灵集》说他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杜甫说他的诗“方驾曹刘不啻过”，并且赞美他的诗才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都很切合他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