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奴隶制，到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发展到了顶点。自穆公以后，就迅速走向衰落阶段。
秦国奴隶制衰落，是全中国奴隶制迅速崩溃的历史潮流冲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重要部分。
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到春秋中叶以后更加急剧起来。铁工具和牛耕在先进地区已经普遍推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奴隶的逃亡、暴动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比前一个时期更加频繁、激烈［1］；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在许多诸侯国中达到高潮［2］；在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新旧势力的斗争即将达到决战的阶段。［3］总之，奴隶制已经走到最后灭亡的时刻。
在这样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秦国的奴隶制也维持不住了。
一、奴隶制出现危机
人殉制受到谴责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走完了他东征西伐的一生，在临死时还用了177个人殉葬，其中包括国人子车氏的三“良人”（奄息、仲行和虎）。当时就有人写诗，用哀悼三“良人”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人殉制的不满。诗中这样写道［4］：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入了荆棘丛里。［5］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奄息。
就是这个奄息，一人能与百夫敌。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都杀死呢？［6］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桑树上。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仲行。
就是这个仲行，一人能把百夫抵挡。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楚木。［7］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虎。
就是这个虎，一人能抵御百夫。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殉葬制，但从哀怨声中可以听到对殉葬制的不满，而且还大胆地质问“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歼我良人”），这实际是对殉葬制的谴责。秦国自武公（公元前697年至前677年）开始，就实行奴隶社会普遍实行的殉葬制，到穆公死时，就已经有人敢于对这种制度提出谴责了，表明了人们对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开始有怀疑了。
秦国人对用三“良人”殉葬表示不满，不是偶然的。因为，到春秋中期以后，人殉的现象在各诸侯国普遍地遭到指责，如宋襄公祭社时要杀人，就有人提出反对。［8］晋国的大夫魏武子死时，曾命他的儿子魏颗将他的爱妾殉葬，而魏武子死后，魏颗根本不听他那一套，竟把那个爱妾嫁了，还说魏武子说要殉葬是昏话。（见《左传》宣公十五年）齐国的陈子车死后，其妻和家宰要用人殉葬，其弟子亢极力反对，说如果一定要人殉葬，唯有“妻与宰”最合适，那二人一见不妙，只好作罢。（见《礼记•檀弓下》）这种反对殉葬的行为，反映了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尽管秦国的奴隶制发展得比较晚，但在这种历史趋势之下，到穆公死后，也不能不开始衰落下去。
当然，反抗殉葬制最坚决的应当是广大奴隶，因为他们是这种残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愤怒呼声和强烈反抗的资料，但从国人大胆的抗议中，可知广大奴隶的反抗斗争必定是很激烈的。
穆公死后秦国的内部矛盾 秦穆公死后，康公继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从各种资料来看，康公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他穷兵黩武，“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诗经•无衣》毛氏传）。康公还穷奢极欲，曾经以三年时间筑台，当时就有人向他指出：“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韩非子•说林》），这样劳民伤财必然引起兵祸。康公以后的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统治时期，秦国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致使秦国内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
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常常以“盗”的形式出现。在秦国的历史上，自穆公以后，出现了“盗”的记载：公元前593年（秦桓公十一年）“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左传》宣公十六年），从而证明秦国境内已经有“盗”——也就是反抗奴隶主统治的革命人民。这不仅是因为自公元前593年这一年晋国的“盗”来到秦国，才使秦国有“盗”，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在此之前秦国就有“盗”。就在《左传》上述记载后面，紧接着就有羊舌氏说的这样一句话：“吾闻之：禹称（举的意思——著者）善人，不善人远。”这就证明了，“盗”之所以逃向秦国，那里必然有“不善”之人，而统治者视为“不善”者，自是不服从统治的劳动人民了。关于“盗”的记载，反映了秦国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日趋激烈。
统治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在穆公以后也公开暴露出来。有一些人对国君不满意，公开讥讽最高统治者，据说《诗经》中的《权舆》、《无衣》、《晨风》等诗都是“刺康公”的（《诗毛氏传疏》）。他们认为秦国的统治江河日下，是由于后来的国君“忘穆公之业”（《诗经•秦风•晨风》郑笺），所以有的人哀叹：看不到穆公那样好的国君，怎不叫我忧心忡忡，现在的国君啊，简直把我们都忘光了。［9］有的人以怀恋过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说：从前住的房子多么宽敞高大：“夏屋渠渠”；那时每餐至少有四个菜：“每食四簋”；而如今简直快饿肚子了，“每食无余”，“每食不饱”［10］。从统治阶级中间发出的这些哀鸣，反映了奴隶主阶级有一部分人，已因奴隶制衰落而开始破落。一些奴隶主的生活不那么保险了，说明整个奴隶主的统治已走下坡路，奴隶制发生了动摇。
至秦景公时，连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也发生了分裂：景公之弟后子，因同景公的矛盾，竟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公开咒骂“秦公无道”（《史记•秦本纪》、《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可见，旧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二、奴隶制衰落时期的对外战争
秦国奴隶制虽然日趋衰落，但对外战争——主要是对晋国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战争由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变化，相互间力量的消长，而互有胜负。不过，随着晋国新兴势力逐渐在国内取得优势，对比之下，秦国的军事实力就一天天显得江河日下了，反映出奴隶制日薄西山的景象。
令狐之役 秦晋之间的战争往往与晋国内政有直接关系。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的那年，晋襄公也死了。因襄公太子夷皋（后为灵公）年少，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拥立何人继位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贵族，主张立晋文公重耳之子、襄公的庶弟雍。以贾季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则主张立公子乐。这时，公子雍在秦，公子乐在陈。晋国内部两派争执不下，赵盾即派先蔑、士会至秦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接公子乐。但公子乐在回来途中就被赵盾派人在郫（在晋国境内）杀死。贾季又派续鞫居杀死支持赵盾的大夫阳处父，接着又有人杀死续鞫居，贾季见此情况就逃至狄。这时，晋襄公的夫人穆嬴听到大臣们不立夷皋，而准备立雍，就抱着太子夷皋“啼于朝”，并对掌权的赵盾一面进行威胁，一面又哀告。［11］在穆嬴软硬兼施之下，赵盾只得让步，不顾已派到秦国迎公子雍的先蔑、士会，而在国内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这就种下与秦战争的祸根。
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已派人将公子雍送往晋国，行至令狐（今山西临猗西），碰到赵盾率领的晋军。赵盾为了麻痹秦军，扬言前来迎公子雍。实际早在未至令狐前，当兵到堇阴（今猗氏东）时，赵盾就作好击秦的准备。所以，遇秦兵以后，趁其毫无准备之时，“秣马蓐食，潜师夜起”，半夜偷袭，把秦军击溃。秦军一直退到刳首（今临猗西），晋国取得胜利。
就是在“令狐之役”晋国取胜之后，晋国的先蔑和士会因赵盾背约，而毅然投奔秦国。（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及《左传》文公七年）
“令狐之役”以后的几次战争 在秦康公统治的年代里，秦晋也多次交兵，其中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康公二年）即“令狐之役”的次年，秦派兵攻晋，攻占了武城（在华县东十七里）；公元前617年（秦康公四年）春，晋伐秦，夺取秦的少梁（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就在当年夏天，秦实行报复性进攻，占领晋地北征（澄城西）；第四次战役在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这一次战役有必要做一点论述：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决定伐晋。在进攻之前，秦先派西乞术到鲁国进聘礼，并将伐晋的计划告诉鲁国，以取得鲁的声援。是年冬，秦攻占了晋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军由赵盾统率迎击秦军，双方对峙于河曲（黄河自永济折而东入芮城之地）。秦师早有准备，故急于求战。但晋将臾骈向赵盾献策“深垒固军”，以逸待劳，消耗秦军实力，赵盾接受臾骈建议，拒不出战。这时从晋国投向秦的士会向秦康公指出：这样的妙计必是臾骈所出，非去此人不能得胜。晋国有赵盾叔父赵武子之子赵穿，此人不懂军事，又狂妄骄横，只会纸上谈兵，又嫉妒臾骈。若派人去向晋挑战，赵穿必定逞其好勇得宠而出战。康公采纳士会的计谋，十二月，秦军出兵偷袭郤缺和臾骈统率的晋国上军，上军按兵不动，果然只有赵穿受激，出兵追击。但秦军早已远遁，赵穿追之不及，收兵后怒责军士“敌至不击”。旁人劝他要等待时机，赵穿坚持要出击，竟率其私属单独向秦进攻。赵盾闻赵穿单独出战，忙下令出兵接应，结果双方胜负未分而争相退兵。当夜，秦派人向晋师传言：约定明日继续交战。臾骈看出其中有诈，指出：“使者目动而言肆”，神色慌张，语无伦次，说明秦军恐惧，必定要逃跑，若待其渡河之时趁机进攻，秦军必覆灭。但赵穿等反对这样做，愚蠢地提出：“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左传》文公十二年）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撤兵。这次战役本来晋国可以取胜，只是因为赵穿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而贻误了战机。［12］
不久，秦又出兵攻占晋国的瑕（在今河南陕县西南）。但这里是秦国向东进攻的咽喉之地，晋国是不会放弃的。在下一年，瑕又被晋国夺回，并派大夫詹嘉在这里率兵驻守，紧紧地扼住“桃林之塞”，堵住秦的出路。［13］
综观康公一代与晋国的战争，表面虽旗鼓相当，实际秦国已逐渐走下坡路。
康公以后秦晋战局 自秦康公以后，秦国历经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年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统治时代。秦晋在多次交锋中，秦国胜少败多，逐渐处于劣势。［14］
在此期间，秦晋最大的一次战役是“麻隧之战”。
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二十四年），秦晋两国在令狐订立盟约，双方表示要停战。但就在这次会上，双方都各怀鬼胎，互不信任。［15］果然，不久，晋厉公就为攻秦大造舆论，同时进行了外交活动，争取了楚国的中立。公元前579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晋楚召开“弭兵之会”，订立休战盟约，共同约定：彼此不动刀兵，信使往来，并联合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争取了多数国家支持，就联合了鲁、齐、宋、卫、郑、曹、邾、滕，连周王室也派刘康公、成肃公参加，组成十国的攻秦之军，开始向秦大兴问罪之师。
公元前578年（秦桓公二十六年），晋国派吕相［16］至秦宣布绝交书，这实际是一篇伐秦檄文。文中历数自晋献公、秦穆公以来秦国的“罪恶”：从晋文公死时秦国不派人参加葬礼，一直到秦晋两国发生过的大小战争，把一切罪责都加到秦国名下，尽其夸张之能事，将晋国形容为被欺侮与被损害的角色，这就为伐秦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当年五月，阵容强大的晋军同秦军战于秦国的麻隧（陕西泾阳北）。晋师将士协同一致、斗志高昂，“晋帅乘和”，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官名）女父（人名）被俘，晋师渡过泾水，至侯丽（泾阳县境）而还。晋厉公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陕西大荔、朝邑境内）迎接凯旋的晋军。这是自秦康公以后晋军第一次大败秦军，并深入秦国的腹地。（见《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及《左传》成公十一年、十三年）
麻隧之战以后，秦国组织了几次反攻，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合伐晋，这时晋国正发生饥荒，无力反击，秦国因而取得胜利。但是，次年即公元前563年（秦景公十四年），晋国的荀罃又率兵伐秦，给秦以回击。（见《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秦国的庶长鲍率兵进攻毫无防备的晋军，在栎取得胜利。（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从秦晋双方总的力量相比较，这个时期晋国仍占优势。同时，它还能够常常把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共同对秦。公元前559年（秦景公十八年），晋悼公会合齐、宋、卫、郑、曹、邾、滕、薛、杞、小邾等共同伐秦。这次战役是在秦国境内泾河岸边进行的，当晋军将要渡河时，秦国军队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毒死了许多晋国将士，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晋军的进攻，在鲁人、郑人及莒人勇敢精神的带动下，晋方的军队冲过泾河，一直攻到棫林（陕西华县附近）。在这次战役中，晋军抱定绝不后退的决心，他们在进攻之前填塞了取水的井，拆毁了做饭的灶，表示不取胜就要战死，再也不会回到原地吃饭了（见《左传》襄公十四年），结果取得胜利。晋国这次又深入秦国腹地，是继麻隧之战后晋对秦战争中的第二次重要的胜利。
秦晋两国内部统治情况对比 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秦康公以后，秦晋两国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秦由胜而败、晋由败而胜。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除了其他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由秦晋两国内部政治统治情况所决定的。
春秋中期以后，秦晋两国的奴隶制度都处于衰落阶段，但其衰落的速度和程度又有所差别：晋国从春秋开始就动乱不止，奴隶制已经崩溃；秦国则从春秋开始才进入奴隶社会。然而秦国的奴隶制自康公以后就一蹶不振，并且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的迹象。晋国自惠公以后，“作爰田”、“作州兵”，晋文公又继续进行改革，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因此，虽然从总的历史潮流来看，秦晋两国的奴隶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一个阶段中，即康公以后的秦，国内统治每况愈下，而晋国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治统治的稳定，这就是秦败晋胜的根本原因。
以人殉葬这样具体的制度为例，在秦国虽自穆公死时它就遭到诅咒和谴责，但在数百年内仍旧维持不变，既没有任何一个国君发布过改革的诏令，也没有个别奴隶主实行过改革，一直到秦献公上台以后，即公元前384年，才废除了人殉制——“止从死”。由此可见，穆公以后的秦国统治，改变是极少的。在晋国则不然，自春秋中期以后，新旧势力斗争逐渐剧烈。虽然这种斗争在当时尚未足以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性质，但在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动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制度了，像魏颗拒不执行其父遗言，断然将其父魏武子准备用以殉葬之妾嫁出去（见本章第一节），就是一例。这种改革虽不是通过法令形式进行的，但事实上它已改变了奴隶社会的殉葬制。当然，这种一点一滴的改变是不可能彻底的，不过它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据记载：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军向晋国进攻，晋国的魏颗率兵迎击，在辅次大败秦军，并俘获秦国的大力士杜回，取得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晋国就有人自动参战，帮助晋军捉拿杜回。而这个主动帮助晋军捉住杜回的人，就是曾经被魏颗释放的妾之父，他因感激魏颗，而在危急关头自愿参战。（《左传》宣公十五年）这件事充分反映：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的任何一点改革，均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晋国自文公以后，尽管无重大改革，但在统治政策方面较为清明，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公元前564年，楚国的大臣子囊就向楚共王指出，当前晋国的卿、大夫都尽职奉公，“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可见晋国内部是较稳定的，连子囊也不能不承认当时楚国不是晋国的对手：“当吾今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这也确是事实。
秦国政治腐朽，除前面列举的几方面外，国君的昏庸无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自穆公死后，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像秦穆公那样有雄才大略、能知人善任的统治者没有了，有的只是政治上毫无远见的一些国君，在这样的君主手下，一些有才干的大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由于是非颠倒、忠奸不辨，往往使忠于秦国的智谋之士遭到杀害，致使秦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屡遭失败。
如公元前620年令狐之役时，晋国的士会（又称随会）因不满晋君的背信弃义而投奔秦国。士会是个十分重要的谋臣，到秦后曾为秦国出谋划策。公元前616年，秦晋两国大战河曲时，就是因士会献计诱晋国的赵穿出战，才使秦免遭失败的。但是，士会同当时的许多谋士一样，常常是朝秦暮楚，他们肯为谁出力，往往决定于某个君主是否会用人。由于士会投奔秦国对晋的威胁很大，晋国的六卿经过筹划，决定派魏寿余诈降于秦，以诱回士会。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晋国佯将魏寿余妻子执拘，寿余“逃”奔秦国，向秦君表示要将私邑献给秦国。他骗取秦君信任后，又策划鼓动士会归晋。他向秦君请求：选一在秦的晋人与自己一道回河东，以取得归秦之私邑。很明显，这是要士会去，康公果然中计，立即派士会与魏寿余同往。士会却故意推辞说：“晋人虎狼也。”意思是说：晋国讲话是不算数的，我若去后得不到土地，又不能回秦，那时在秦的妻子儿女恐被杀戮。此时康公仍执迷不悟，指河发誓说：即使晋人食言，你不得归秦，我也决不会拘留你的妻子。士会取得康公的保证后，安心地回到晋国。（《左传》文公十三年）
其实早在魏寿余来降时，秦国大臣中就有人看出其中有诈。绕朝曾向康公指出，魏寿余是为士会而来的：“魏州（即寿）余来也，台（殆）□□（此处原文为方框“□”）随会也”，并建议：“君弗许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晋献公欲得随会章》）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秦康公的重视，他反而轻信士会散布的谣言，怀疑绕朝有私，并把绕朝杀掉。士会归晋后，果然再不回秦，秦康公又只得按照前约将士会妻子送去晋国。［17］就这样，绕朝、士会等有才干的谋臣被杀的被杀，放走的放走，充分说明了秦康公的愚蠢。仅此一事，就可看出康公及其以后的国君，与秦穆公比较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正因为秦国政治江河日下，到公元前575年时，它的军事实力已不能与晋、楚两大国相抗衡了。前面指出过：楚国人此时已公开承认不能与晋匹敌，说明晋强而楚弱。但秦连这样的楚还不如，在晋国看来，秦已经不在话下了。晋国的范文子就说过：“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他说现在三强都服了，晋国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一个楚国。可见，这时的秦积弱到何等地步！
秦国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国内奴隶制已经衰落，而又无丝毫改革的必然结果。
三、春秋末年形势的变化
春秋末年，各国之间的争霸趋向缓和，这是因为各诸侯国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阶级斗争一天天更加尖锐，甚至包括像晋国这样的曾经实行一些改革的诸侯国，也不能以个别制度的改革来维持整个奴隶社会了。因而，到了春秋末年，秦国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秦楚联盟的加强 春秋以来，秦楚之间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秦康公时代，为了对付晋国，就加紧拉拢楚国。楚国的国势也一天天下降，当然也需秦国的支援。在公元前611年（秦康公十年），当楚国正闹饥荒的时候，楚的附庸小国——庸（在今湖北竹山）也趁机向楚进攻。这时，正在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即位之初，楚国边境的“群蛮”和戎族也不停地骚动。在楚国陷于困境之际，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消灭了庸国，解救了楚的危难。
秦国助楚灭庸，对此后的斗争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庸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秦楚两国必争之地。秦国占领庸，如站到楚的背后，楚国得庸，就像“窥秦之腹”。然而，秦国取得庸却还给楚，是有其深谋远虑的。其目的就是：一方面加强与楚的联盟，以安定后方，另一方面则利用楚直接牵制晋。所以说，秦国助楚灭庸，实际上是在制晋。当然，秦与楚的矛盾只是暂时隐伏起来，一旦强大的晋国衰落下去，秦与楚之间更剧烈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春秋时期，秦、楚之间都需对方的支持，所以暂时还保持联盟的关系。
以后，楚国逐渐强大，不断与晋、郑、陈等国进行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国大败晋国于邲（今河南荥阳北），又称霸中原。公元前589年，楚为对付晋国，就在蜀（山东泰安）召集齐、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鄫诸国会盟，秦也派大夫说参加。自麻隧之战以后，争霸的形势又发生变化：公元前575年（秦景公二年），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楚被晋所败。不久，晋国悼公（公元前572年至前558年）即位。在晋悼公统治时期，内政和军事都取得很大成就。晋国的国势超过楚国。晋国的强大，对秦和楚都是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秦、楚两国更是一致同晋斗争了。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准备攻晋，在出兵前先派人向楚国乞师，得到楚国允诺后，才于是年秋出兵伐晋。这次战争，楚国军队果然在武城支援秦军。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楚国派子囊向秦乞师，秦派右大夫詹帅师和楚军伐郑，郑向秦楚联军投降，联军转而伐宋。晋闻郑归顺秦、楚，就出兵伐郑。是年冬，秦国庶长鲍、庶长武伐晋救郑，结果将晋军打败。下一年，即公元前561年（秦景公十六年），秦、楚为向晋国报复，又联合伐宋。公元前547年（秦景公三十年），秦、楚又联合向吴国进攻，后闻吴国有备，乃转而攻郑，将郑军打败。（以上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襄公九年、十年、十一年、二十六年）
秦、楚间的联合愈来愈紧密，正是两国日趋衰弱的反映。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对付晋都是困难的。两国的统治者面对着晋国的威胁，觉得仅仅在军事上的联盟还不可靠，就用和亲的办法，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秦景公让自己的妹妹秦嬴嫁给楚共王，楚国专门派司马子庚到秦国答聘，并举行隆重的归宁礼，以示重视。他们和亲的目的无非是互相利用罢了。
晋国的衰败和“弭兵之会” 但是，晋国的强盛也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就在子囊称赞晋国政治清明、楚不敌晋的二十余年后，晋国的大臣叔向也承认晋国衰落了：“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晋国的变化如此之大，正是当时社会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新旧势力斗争的反映。晋国如此，其他国当更是如此。其实，早在叔向谈到如上情况以前，各国统治阶级就都感到有暂时息兵的必要，要集中全力维持国内的统治，代替了各大国之间的“争霸”要求。这就出现了春秋末年的“弭兵之会”。
公元前546年，宋国的向戌约合晋、楚等国“弭兵”，并约了十四个诸侯国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秦国也欣然参加了这次大会。
其实，秦与它的宿敌晋国已有十多年之久没有发生战事了，这主要是由于晋国内乱，“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史记•秦本纪》），无暇外顾，而秦国也无力攻晋，所以“久秦晋不相攻”。在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晋国还派韩起到秦，秦国也派后子 到晋国互相试探，以求得媾和。晋国对同秦国媾和相当重视，叔向特别嘱咐行人子员对后子 要接待好，他强调：秦晋媾和成功，对晋国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当时媾和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双方试探一番以后，就搁置起来。这次宋国积极鼓吹“弭兵”，晋、秦当然十分愿意，所以都欣然赴会。
不过，晋、楚这两个大国，一方面不愿再打仗，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霸主的地位。就是在这次谈判息兵休战的会上，他们为争当盟主，还不免出现刀光剑影：晋国本以盟主自居，但参加会盟的楚国人决心在会上争做盟主，就在外衣里面穿上铠甲，准备动武。晋国人见这种形势，争之不利，只好把盟主的位置让给楚。这样的“弭兵之会”，其效果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会上约定：各个小诸侯国对晋、楚两国均须同样朝贡，而齐、秦与晋、楚则保持同等地位，齐和晋保持着联盟，秦仍同楚联盟。这也就是说，“弭兵之会”实际上承认了晋、齐、楚、秦为势均力敌的头等大国。从此，各国奴隶主统治集团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停止了较大规模的战争。
吴攻郢都秦兵救楚 在“弭兵之会”中，没有长江下游的吴国参加。吴为什么没有参加“弭兵之会”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吴地处东南一隅，距各国争霸的中心地区较远；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晋国有可能故意不让吴国参加，以便利用吴牵制楚国，从而削弱楚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原来，春秋末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相继壮大以后，晋国就极力拉拢吴国，以便和秦楚同盟相对抗。早在公元前584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国的申公巫臣，因和当权的子重、子反不和，逃到晋国。子重、子反就将申公巫臣全家杀光。巫臣怀着刻骨之仇向晋国国君献策：利用吴国以“罢（疲）楚”。他还主动请求去吴，说服吴国与楚为敌。当时的吴国还比较落后，没有车乘，也不懂战阵和射御之法，巫臣就担任教练，训练兵士，并将自己带去的车、马和御夫、射手留给吴国一部分。从此，吴国迅速强盛，同晋的关系亲密无间，常常在楚的后方侵扰，形成与晋国的呼应配合。尤其在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马陵之会以后，吴和晋相配合，给楚国以重创，致使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楚国属下的蛮夷，皆为吴国所降服。吴国成了晋国削弱楚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吴不参与“弭兵之会”，或许与晋有意让吴留在会议之外，以便不受约束地继续“罢楚”有关。
在楚平王统治时期（公元前528年至前516年），楚国的政治更加腐败。昏庸的平王信任奸佞，谗杀忠臣。谋臣伍子胥在公元前522年怀着杀父之仇投奔吴国，鼓动吴国向楚进攻。吴、楚关系紧张，对秦也存在着间接的威胁，不过这时秦、楚两国对吴均无可奈何，楚平王死后，昭王即位（公元前515年至前489年），楚国政治毫无起色，令尹囊瓦贪财纳贿，内部矛盾重重。而新起的吴国却蒸蒸日上，在生产上和军事上均有惊人的进步。楚国在“弭兵之会”后，虽基本上停止了对北方诸国的战争，却不得不同吴国进行不断的战斗。吴国没有参与“弭兵之会”，毫无约束，又有伍子胥等楚国亡臣鼓动，始终以同楚国斗争为职志。恰巧这时楚的两个属国唐（湖北随县、枣阳间）和蔡（河南新蔡）也与楚国发生矛盾，吴王阖闾就联合唐、蔡两国，于公元前506年（秦哀公三十一年）向楚进攻。结果五战五胜，最后攻进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北），楚昭王狼狈地逃往随国（在湖北随县）。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去求救兵，他向秦哀公说：吴国狠如野兽，向中原伸手，我国国君已守不住国了，逃避在外。吴国是贪得无厌的，攻楚国之后，秦国跟着就要受害。若是秦国出兵帮助楚恢复国土，楚国将世代事秦。这一番话虽说得恳切，无奈秦国也自顾不暇，秦哀公只是推托、拖延而不答应出兵。申包胥就站立宫廷号啕大哭，七日七夜哭声不绝，连一口水也不喝。果然，这哭声感动了秦哀公，秦决定派子蒲、子虎率兵车五百辆救楚。
次年，子蒲、子虎率军至楚，在稷地与楚军会合，大败吴人于沂（楚邑，今河南正阳）。七月，子期、子蒲指挥的秦、楚联军灭唐。后来吴军在雍澨这个地方打败楚军；秦军又打败吴军。接着，在公壻之谿交战，吴军大败，撤退回国。
这次秦军出兵帮助楚复国抗吴，使楚免遭灭亡，却挽回不了楚国的颓势，连同秦国本身的奴隶制度，也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了。
注释
［1］据《左传》、《国语》及《史记》等记载：在春秋中后期，各国人民群众骚动、起义和逃亡的很多，重要的有：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莒国的“莒溃”；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宋国的“民散城不守”；公元前519年（秦哀公十八年），“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公元前514年（秦哀公二十三年）的“郓溃”；公元前530年（秦哀公七年）楚“师及訾梁而溃”；公元前550年（秦景公二十七年），陈国的“役人”暴动，愤怒的“役人”杀死贵族庆寅、庆虎；公元前520年周的“旧百官工之丧秩职者”，包括手工奴隶“作乱”；公元前478年和前469年，卫国发生手工业奴隶暴动等等。在郑国，公元前522年有大批民众集聚在“萑苻之泽”进行武装斗争；公元前506年，楚都郢的武装民众“以戈击王”。
“国人”的斗争也很激烈，公元前660年，卫懿公被狄人杀死，就是因国人拒绝为统治者卖命；公元前633年，卫国的国人赶跑卫侯；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宋国的华氏贵族、莒国的贵族、楚国的贵族和齐国的贵族，有的被国人赶跑，有的因国人反对而使战争失利。
［2］井田制的瓦解，指实行井田制地区和国家而言，如秦国根本没有实行井田（或者说井田制已在秦建国前瓦解），当然无所谓“瓦解”。这里主要指齐、鲁等国，晋国在“作爰田”以后也不存在井田制了。
［3］最典型的地区和国家就是齐、晋和鲁。如齐国，在齐景公时（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新旧势力的斗争，表现在田氏和“公室”争夺民众的斗争。由于田氏采用新的封建制剥削，使民众“归之如流水”。至公元前489年，田氏的田乞夺得了齐国的相权，从此齐国的军政大权掌握在田氏手中。至公元前475年，田氏消灭了齐国剩下的、有势力的旧公族——鲍氏、晏氏、监止。到战国初期，田氏终于代替姜氏，成为齐的国君。
在晋国，至春秋中期，新起的贵族如韩、赵、魏势力迅速扩大，他们采取笼络民众的办法，扩大私家势力，使“政在家门”，到公元前539年，晋国大臣叔向慨叹“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表明新兴势力已经在晋国有相当大的势力。到战国初，韩、赵、魏果然把晋国瓜分，成立了三个封建诸侯国。
鲁国封建制因素也出现得很早，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按田亩抽税，表明鲁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后来，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采用封建制剥削，逐渐壮大势力，在鲁国掌握了政权。（参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总之，各国的新兴势力大多都是由奴隶主转化而来，他们采用封建式剥削，扩大私田，壮大“私门”势力，同“公室”斗争，最后战胜“公室”而掌握国政。这是各国封建制在奴隶制内部发生、发展的一般途径。（参见《中国史稿》，341～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这首诗是《诗经•秦风•黄鸟》，原文如下：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 虎。维此 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5］“交交”，有的人将其释为鸟鸣声（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65页），不确，此乃鸟飞往来的形象，见朱熹《诗集传》：“交交，飞而往来之貌”，故此处译作“往来飞翔”。
［6］“歼我良人”中的“歼，尽杀曰歼”。这里总子车氏之三子而言，故曰歼，所以译成“全死”。（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66页）
［7］楚，灌木的一种，《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
［8］见《左传》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9］“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山有苞栎，隰有六 。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
［10］“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权舆》）
［11］“（穆嬴）顿首于宣子（赵盾）曰：先君（指晋襄公）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左传》文公七年）
［12］《史记•秦本纪》对此次战役的记载为：“战于河曲，大败晋军。”《史记•晋世家》及《年表》也记“大战”云云。但考之《左传》，实际是并未交战，而秦师夜遁，绝无“大败晋军”之迹象，只是晋国的赵穿贻误战机，未能取胜而已。
［13］晋国夺回瑕，史书并未明确记载，但观《左传》文公十二年记：“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左传》文公十三年又有：“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可知瑕已被晋夺回。
［14］这个时期，晋国曾多次向秦进攻，如公元前608年（秦共公元年），晋伐秦，攻秦之与国崇（在今陕西户县）。公元前601年（秦桓公三年），晋会白狄攻秦，这次战役，晋国俘虏了秦将赤，并杀了秦的间谍。秦国有时也向晋进攻，如公元前607年（秦共公二年），秦围焦、瑕；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伐晋，这一次战役的结果，是晋国的魏颗在辅氏（今陕西大荔朝邑北）将秦军打败。（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可见，这些战斗大多数以秦的失败而告终。
［15］《左传》成公十一年：“……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16］吕相，晋武子魏锜之子魏相，食采邑于吕，故曰吕相，又称吕宣子。
［17］这段史实以前始终弄不清楚。《史记•秦本纪》仅记云：“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余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史记•晋世家》也只记到这样的程度：“（灵公）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此事也只是这样讲：“……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 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究竟这个绕朝有何“谋”而不被用？没有一点资料。过去作注解要作推测，如刘文淇编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就作这样的推测：“盖绕朝曾言于秦伯请留之”，可见刘氏也无根据。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之帛书《春秋事语》，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文中所摘引：绕朝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州余（即魏寿余——笔者注）来也，台（殆）□□（此处原文为方框“□”）随会也”，并直接提出：不能允许他们走：“君弗许也。”但就是这样的警告，也并未引起秦君的注意，因此才有“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之叹息。（《左传》文公十三年。《春秋事语》记为：“吾（赠）子，子毋以秦□□（此处原文为方框“□”）人，吾谋适不用……”大意相仿）后来绕朝被杀，原有材料也无记载，只有《春秋事语》有如下材料：“……会果使（谍）（谗）之曰：‘是知余事，将因我于晋’，秦大夫信之，君杀绕朝。”原来是秦君听信谗言，而把绕朝杀掉。这就可以了解《韩非子•说难》中说的：“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把绕朝这样一个具有卓见的政治家杀掉的秦康公，是多么昏庸而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