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珀西瓦尔医生邀请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去他的俱乐部“革新”吃午饭。他们已养成每月的一个周六轮流在“革新”和“旅行者”吃午饭的习惯，那时俱乐部的成员大多已去了乡间。铁灰色的帕尔购物街像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雕版画，其建筑多镶嵌着颀长的窗户。深秋初冬的宜人天气即将结束，钟表都已调过，能感觉到冬天的脚步正隐蔽在那最轻柔的风里。头一道菜是熏鳟鱼，这使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想起来告诉珀西瓦尔医生他正认真考虑在隔开他的庄园与农田的那条小溪里放养鱼苗。“我会请教你的，以马内利。”他说。在两人独处不受打扰时，他们以名字互称。

有好一会儿工夫他们只是谈钓鳟鱼，或者说是珀西瓦尔在谈——这始终是个哈格里维斯可谈不多的话题，但他明白珀西瓦尔医生完全有本事从午饭一直说到晚饭。然而，通过一个偶然的关于其俱乐部的话题转移，他从鳟鱼换到了另一个他最喜欢的谈资。“如果我有良心的话，”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就不会在这儿做会员了。我加入是因为这里的食物——还有熏鳟鱼，如果你原谅我的话，约翰——是伦敦最好的。”

“我同样也喜欢‘旅行者’的菜。”哈格里维斯说。

“啊，但你忘记了我们的肉排腰子布丁。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说，可是比起你夫人的饼，我更喜欢这儿做的。馅饼皮能盛住肉汁，布丁却能把肉汁吸收了。可以说，布丁和肉汁更合得来。”

“可就算你有良心——一个最不可能的假设——你的良心为何会受打扰呢，以马内利？”

“你要知道我想成为这儿的会员，得签署一份支持《1832革新法案》的声明。不错，这个法案不像它的后继那么糟糕，比如十八岁可赋予投票权，但它为一人一票的这种有害学说敞开了大门。连俄国人现在也为了宣传鼓动的目的赞同那种说法，只是他们聪明得很，能够确保在他们国家，人们投票表决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你真是个反动分子，以马内利。不过我对你关于布丁和馅饼皮的高论还是有几分相信的。明年也许可以试一下布丁——如果还打得了猎的话。”

“如果你打不了，那可都是因为一人一票制。说实话，约翰，得承认吧，这个馊主意把非洲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我想要让真正的民主开始运转还得假以时日。”

“那种民主永远不会奏效。”

“你真希望回到一户一票制吗，以马内利？”哈格里维斯永远也无法判断珀西瓦尔医生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经的。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对获得投票权的个人收入要求当然也可根据通货膨胀做适当调整。在当今，年收入四千可以作为有投票权的合适标准。那样就可以照顾到矿工和码头工人了，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

喝完咖啡，他们不用商量便一齐走下格莱斯顿 [1] 时代修建的硕大台阶，步入寒意弥漫的帕尔购物街。圣詹姆斯宫的老式砖结构建筑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如同即将熄灭的火堆，而摇曳着点点红色的岗哨卫兵就像那最后一息火焰了。他们穿过广场进了公园，珀西瓦尔医生说：“再回头说会儿鳟鱼吧……”他们挑了一张能看见在池塘里游水的鸭子的长凳，这些水禽像磁性玩具一般在水面上毫不费力地游弋着。他俩都穿着厚实的斜纹软呢大衣——那些情愿居于乡村的绅士的装束。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男子从他们身边走过。他拿着伞，因自己的什么心事而皱了皱眉。“他姓布朗，带e的 [2] 。”珀西瓦尔医生说。

“你认识的人真多，以马内利。”

“首相的一个经济顾问。不管他挣多少我都不会把票投给他。”

“好了，稍微谈点儿正事吧，好吗？现在只有我们。我估计你在‘革新’担心会被窃听。”

“干吗不在那儿说？被一人一票制的狂热支持者围着。他们要是能够给一伙吃人的野人投票权……”

“你可不要贬低吃人的野人，”哈格里维斯说，“我最好的朋友中就有一些是吃人的野人，现在带e的布朗听不见我们了……”

“我和丹特里仔细核查了，约翰，我个人确信戴维斯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丹特里也确信？”

“不。从所有的情况来看，应该没错，但丹特里的脑子就会死抠法律。我不想假装我喜欢丹特里。他缺乏幽默感，不过自然是非常尽职。我和戴维斯一起待过一个晚上，在几星期前。他不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那种十足的酒徒，但喝得也可以了——而且自我们核查开始后他喝得更凶，我觉得。就像那两人以及费尔比，他显然处于某种压抑之中。有点儿躁郁症——躁郁症患者都有那么点儿精神分裂，也是双重间谍的本质。他急着想出国。大概因为他知道自己受监视，也许因为他们不允许他撤逃。当然一到马普托我们就无法控制他了，而对于他们那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据点。”

“但证据呢？”

“这一点的确还有漏洞，但我们能等到铁证如山吗，约翰？反正我们没打算让他出庭受审。另一种可能是卡瑟尔（你已赞同我的看法，可以把沃森排除），我们也做了彻底调查。幸福的二次婚姻，第一位夫人在希特勒闪电战中丧身，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医生——就是那种老派的普科医师，自由党成员，不过请注意，不是那种‘革新派’。照料了病人一辈子，常常忘了寄账单，母亲还健在——闪电战时她当过防空组长，得过乔治奖章。可以说爱国热情很高，参加保守党集会。他的家世很不错，你得承认。卡瑟尔没有酗酒的迹象，用钱也很谨慎。戴维斯在波尔图、威士忌和他的捷豹上开销很大，常去赌马——伪称判断准确，赚了不少钱——那是花销大于收入的经典托词。丹特里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查到将一份59800来的报告带出了办公室。他自称要在午饭时看看。接下来你记得我们和mi5开会的那天，你要他到场，他却离开办公室去看牙医了——他根本没去（他的牙没有任何问题——这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两个星期后我们得到了情报再次泄露的证据。”

“了解过他去哪儿了？”

“丹特里已经把他置于特别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下。他去了动物园。从会员入口进去的。跟踪他的人只得在普通入口排队，结果把他丢了。干得挺漂亮。”

“知道他和谁碰头吗？”

“他很聪明。准知道自己被盯梢了。经查他已向卡瑟尔坦白过自己不是去看牙医，说是去找他的秘书（那天她休息）看大熊猫。可是还有那份你要和他讨论的报告。从没有进过保险柜——丹特里查过了。”

“不是什么重要的报告。噢，这都是些疑点，我得说，可我不能称之为确凿的证据，以马内利。他和秘书会面了吗？”

“哦，会面倒是有的。他和她一起出了动物园，可中间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使用钞票记号手段？”

“我以极秘密的方式给他编造了一个波顿的研究，可现在这口风还没传出去。”

“我认为就你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假设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呢？”

“那我们就得迅速行动了。你想好了我们到时该怎么办吗？”

“我正在琢磨一个很妙的点子，约翰。花生。”

“花生！”

“那种腌过的就着鸡尾酒吃的小东西。”

“我当然知道花生是什么，以马内利。别忘了我也在西非当过专员。”

“嗯，这就是答案。花生变质时会产生一种霉菌。由‘黄曲霉素’产生——不过这个名字你可以不管。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拉丁语一直不怎么样。”

“继续说，看在老天的分上。”

“为了让你更好懂，我就集中说那霉菌吧。霉菌产生一系列剧毒物质，统称黄曲霉毒素。这黄曲霉毒素便是我们那小小麻烦的解决办法。”

“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我们不能确定它对人类的影响，但似乎没有动物能够抵挡得了，所以我们能对它免疫的可能性极小。黄曲霉毒素可以杀死肝细胞。只须使肝细胞与该物质接触约三小时。动物身上的症状是没有食欲、嗜睡。鸟类的翅膀变得虚弱。尸体解剖时可见肝部有大量出血、坏疽；肾部充血，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多医学行话。通常一周内死亡。”

“该死的，以马内利，我一直爱吃花生米。现在我再也不想碰了。”

“哦，你不用担心，约翰。你吃的腌花生是人工挑拣的——尽管我估计也可能会有意外，但照你吃完一罐的速度，它们不大可能变质。”

“看来你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很是乐此不疲。有时候，以马内利，你真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你得承认这是个干净利落、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尸检只会显示肝脏坏死，我估计验尸官会向公众警告滥喝波尔图的危险。”

“我猜你已经研究出来怎么获取这个王曲——”

“黄曲霉毒素，约翰。没什么太大的困难。我有个波顿的朋友正在制备一些。你只需很少的量。每千克体重需0.0063毫克。当然我已给戴维斯称过体重。0.5毫克就能搞出名堂了，但为保险起见就说0.75吧。不过我们也许还是先试验下再小一些的剂量。当然做这些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得到黄曲霉毒素如何作用于人类的宝贵资料。”

“你从来就没被自己吓着吗，以马内利？”

“这没什么吓人的，约翰。想想看戴维斯所有其他可能的死法。真正的血管硬化时间要长得多。摄入一定剂量的黄曲霉毒素后他几乎不会有什么痛苦。人越来越没精神，可能腿会有点儿麻烦，在没有翅膀的情况下，当然某种程度的呕吐还是可以预期的。只花一个星期死去还是挺好的命，你想想有很多人得受多大的罪。”

“听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被判有罪了。”

“嗯，约翰，我相当肯定他就是我们要的人。我只等你开绿灯。”

“如果丹特里也对此满……”

“哦，丹特里，约翰，我们无法等到丹特里要求的那种证据。”

“给我一条确凿 的证据。”

“我还给不出，但最好别等太久了。你记得打猎之后那天晚上你说的话——乐于顺从的丈夫总是任那个情人摆布。我们这个处再不能出丑闻了，约翰。”

另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竖着大衣领的人经过他们身边，走入十月的黄昏中。外交部大楼里的灯一个接一个亮起来。

“我们再谈些鳟鱼溪的事吧，以马内利。”

“啊，鳟鱼。让其他人去吹什么鲑鱼吧——滑不溜秋的笨家伙，盲目地一个劲朝上游挤，太容易抓了。你只需一双大靴子、一条强壮的胳膊和一个伶俐的跟班。可是鳟鱼——哦，鳟鱼——它才是真正的鱼中之王。”

2

丹特里上校在圣詹姆斯街有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是通过处里另一个职员介绍的。战争期间mi6曾用这屋子来约见应征者。楼里只有三套公寓，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家照看，她住在同一栋楼的一间不大看得见的屋里。丹特里住二楼，在一家餐馆（其欢闹声总使他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凌晨最后一辆出租车开走）上面。头顶上住的是位退休商人，曾与他们战时的竞争单位soe [3] 有联系，还有一位退休将军，曾在西部沙漠作战。将军年事已高，很少能在楼梯上遇见，但患有痛风病的那个生意人过去则经常穿过马路，一直走到卡尔顿俱乐部去。丹特里不会做饭，通常为凑合一顿就到伏特南酒家买些冷的小香肠盘菜。他从不喜欢俱乐部，如果感觉饿——很少会这样——楼下就是欧佛顿饭店。他的卧室和卫生间面朝一个极小又古老的院子，里面有一架日晷和一件银器。走过圣詹姆斯街的人很少有知道这个庭院的。这是个毫不张扬的公寓，对于一个孤单的人而言也挺相称。

这已是丹特里用他的“雷明顿”第三次刮脸了，所换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洁净感与孤独一起滋生，仿佛一具死尸上仍在生长的毛发。他正准备和他女儿共进难得一次的晚餐。本来他建议在欧佛顿请她吃饭，那儿他算是常客，可她告诉他想吃烤牛肉。尽管如此，她又拒绝去丹特里也挺熟悉的辛普森饭店，因为她说那儿的气氛太男性化。她坚持要在潘顿街的斯通餐厅，八点与他见面。她从不来他的寓所——那会不忠于她母亲，即便她知道这儿并没有女人同住。也许连欧佛顿也由于太接近他的寓所而受到了牵连。

丹特里每回走进斯通都觉得恼火，因为总有个戴着滑稽的大礼帽的人问他是否预订了。记忆中他年轻时的那家老式小餐馆已在闪电战中遭毁，重建时花了大价钱装饰得很豪华。丹特里不无遗憾地想起了那些穿着满是灰尘的黑色燕尾服的侍者、地上的锯木屑，以及在特伦特河上的波顿特酿的浓啤酒。如今，一路走上楼梯都只见墙上镶嵌着毫无意义的巨型扑克牌，和赌场的氛围倒是更合适。餐厅尽头的厚玻璃窗外有喷泉池，其中立着些白色裸体雕塑，它们看上去使这里秋天的气息比外面的空气更凛冽。他的女儿已在那儿等候了。

“要是我来迟了我很抱歉，伊丽莎白。”丹特里说。他知道自己早到了三分钟。

“没关系。我自己已经要了点儿喝的。”

“我也来杯雪利。”

“我有新闻要告诉你。现在还只有妈妈知道。”

“你妈妈好吗？”丹特里用社交场合的礼貌口吻问道。这总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也很高兴终于将其打发掉了。

“她挺不错的，总的来说。她正在布赖顿，准备待一两周，换换空气。”

他们好像在说一个鲜为他了解的熟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他和妻子亲密无间并分享了一次性爱的喷发，从而造出了此刻优雅地坐在他对面喝着缇欧佩佩 [4] 的美丽姑娘。丹特里每次见到女儿总是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忧伤，而此时，正如往常一样，这忧伤笼罩住了他——如同一种负疚感。为什么要负疚？他会与自己争论。他一直恪守着所谓的忠诚。“我希望天气会好起来。”他说。他知道妻子觉得他很没趣，但那应该成为负疚的原因吗？毕竟她是在相当了解他的情况下同意结婚的；她自觉迈进了这个冷清而长久寂静的世界。他羡慕那些在普通的办公室上班，回家可以自由自在谈笑风生的男人。

“想知道我的新闻吗，爸爸？”

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突然捕捉到了戴维斯。戴维斯独自坐在一张双人桌旁。他在等人，指节敲着桌面，眼睛盯着餐巾。丹特里希望他别抬头。

“新闻？”

“我刚才跟你说的。只有妈妈知道。当然还有另一位。”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补充道。丹特里看了看戴维斯两边的桌子。他怀着些许指望能看见有人盯梢戴维斯，但旁边桌上已快用完餐的两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显然不像是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

“你看来一点儿没兴趣，爸爸。你的心思不知飘走多远了。”

“对不起。我刚才看了一个认识的人。什么秘密新闻？”

“我要结婚了。”

“结婚了！”丹特里叫道，“你妈妈知道吗？”

“我刚才说过我告诉她了。”

“抱歉。”

“我结婚你为什么要抱歉？”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当然如果他配得上你的话，我不会难过的。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伊丽莎白。”

“我不是在待价而沽，爸爸。我猜你们那个时候，一双漂亮腿能出个好价钱。”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广告公司。他负责詹生婴儿爽身粉的项目。”

“产品不错吧？”

“很好的。他们花巨资想把强生婴儿爽身粉挤出老大的位置。科林安排了不少动人的电视场景。他甚至还亲自写了一首主题歌。”

“你很喜欢他？你十分 肯定了……？”

戴维斯要了第二杯威士忌。他在看菜单——可他准是已经读了很多遍了。

“我俩都很肯定了，爸爸。毕竟过去一年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对不起，”丹特里又说——这个晚上将成为一个道歉之夜，“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估计你妈妈知道。”

“她猜到了，很自然。”

“她见你的次数比我多。”

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将被放逐远方的人，从甲板回首，遥见祖国依稀的海岸就要沉入地平线之下。

“他今晚本想来，让我介绍他一下，可我告诉他这次我希望单独跟你在一起。”“这次”——听起来像要久别。现在他只看得见空落的地平线了，陆地已杳无踪影。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

“星期六，二十一号。在登记处。我们谁也没请，当然除了妈妈。还有我们的几个朋友。科林没有父母。”

科林，他纳闷，谁是科林。他当然就是那个给詹生做广告的人。

“欢迎你来——但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害怕碰见妈妈。”

不论戴维斯怀有怎样的希望，他还是放弃了。在付酒钱时，他从账单上一抬头看见了丹特里。仿佛两个背井离乡的人为了同一目的上了船，看了故国最后一眼，又看见了对方时一时无言。戴维斯转身朝门口走去。丹特里遗憾地看着他——不过毕竟还不急于相识，他们在船上的日子还长呢。

丹特里猛地放下杯子，将雪利酒泼出了一点儿。对珀西瓦尔的恼怒遽然升起。他根本没有证据让戴维斯出庭受审。他不信任珀西瓦尔。他记得珀西瓦尔在那个狩猎周末上的表现。珀西瓦尔从不寂寞，说话时常常乐呵呵的，他懂得赏画，他自来熟。他没有女儿与一个他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同居——他甚至不知他们住哪儿。

“我们本想之后到宾馆或者妈妈的住处喝点酒，吃些三明治。完了以后妈妈还得回布赖顿。不过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恐怕来不了。我那个周末不在。”他撒谎道。

“你的预约工作计划可排得真早啊。”

“没办法。”他继续说着惨淡的谎言，“事情太多了。我很忙，伊丽莎白。早知道的话……”

“我想着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们该点菜了，对吧？你吃烤牛肉，不来点羊脊肉？”

“只要烤牛肉吧。”

“你们去度蜜月吗？”

“哦，我们就在家过周末。也许等春季时……眼下科林正忙他的詹生婴儿爽身粉呢。”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丹特里说，“来一瓶香槟？”他不爱喝香槟，但一个男人必须尽自己的义务。

“我真的只想喝杯葡萄酒。”

“我得想想送你一件什么样的结婚礼物。”

“支票最好——也更方便你。你不喜欢上街买东西的。妈妈要送一条漂亮地毯给我们。”

“我没带支票本。我在周一左右把支票寄来。”

饭后他们在潘顿街上道了别——他提出叫一辆车送她，但她说想走走。他一点儿都不清楚她与科林合住的公寓在哪里。她和他一样小心守护着自己的私生活，只是对于他，从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守护着。他并不怎么热衷于和她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可谈的话题太少了，然而现在，当他认识到以后再无可能单独在一块儿时，他感到被遗弃了。他说：“说不定我能把那个周末的工作往后拖一拖。”

“科林见到你会很高兴的，爸爸。”

“或许我可以带个朋友来？”

“当然。任何人都行。你带谁呢？”

“还不能肯定。可能是同事吧。”

“那很好。不过你得知道——你真没必要害怕。妈妈喜欢你的。”他目送她向东朝莱斯特广场走去——然后呢？——他全然不知——之后他朝西走向圣詹姆斯街。

第二章

1

小阳春的气候又回光返照，卡瑟尔答应去野餐——萨姆经漫长的隔离期之后已蠢蠢欲动，而萨拉的奇思妙想则是随着秋叶飘落，山毛榉树林中任何残留的病菌都将被清除干净。她准备了一暖水瓶的热洋葱汤，半只用手撕了吃的冷鸡，一些岩皮饼，给布勒的一块羊骨，另有一只暖瓶则灌了咖啡。卡瑟尔还捎上了他的威士忌酒瓶。有两条可以坐的毯子，连萨姆也同意带了件外套大衣以防起风。

“十月天里去野餐真是疯了。”卡瑟尔愉快地嘲弄着这种心血来潮。野餐省却了办公室里的种种麻烦：谨小慎微，噤若寒蝉，瞻前顾后。可接着，就在他们把袋子装上自行车时，电话理所应当地响了起来，叮叮当当吵得如警铃一般。

萨拉说：“又是那些见不得人的家伙。他们会搅了我们的野餐。我会老在想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卡瑟尔沮丧地去回答（他把手盖在话筒上）：“不，不，别担心，只是戴维斯。”

“他想干什么？”

“他正开着车在鲍克斯摩尔。天气那么好，他想来看看我。”

“哦，这该死的戴维斯。都万事俱备了。家里没什么其他东西可吃了。除了晚饭。而且不够我们四个人。”

“如果你想去就和萨姆单独去吧。我和戴维斯到天鹅酒店吃午饭。”

“你不来，野餐就没意思了。”萨拉说。

萨姆说：“是戴维斯先生？我要戴维斯先生。我们可以玩捉迷藏。戴维斯先生不在我们人就不够。”

卡瑟尔说：“我们可以带上戴维斯，我想。”

“四个人分半只鸡……？”

“岩皮饼够一个团的人吃的。”

“他不会喜欢在十月天里去野餐的，除非他也疯了。”

可戴维斯果然跟他们一样疯了。他说即使在黄蜂苍蝇乱飞的大热天他也爱野餐，但他更喜欢秋天。他的捷豹坐不下多少人，于是他和他们约定了在公地某处会合，午饭时他手脚麻利地得到了那半只鸡的叉骨部分。然后他介绍了一种新游戏。其他人得通过提问来猜他的愿望，而只有他们猜不出来时他的愿望才能保证实现。萨拉凭直觉猜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流行天王”。

“哦，算了，我可不希望这梦想能成真。我连音符都不会写。”

吃完最后几个岩皮饼时，午后的太阳已沉至金雀花丛之上，风也悄然而起。铜黄色的树叶飘下来，覆盖了去年掉落并堆积于地面的坚果。“捉迷藏。”戴维斯提议道，卡瑟尔看见萨姆带着崇拜英雄的眼光盯着戴维斯。他们抓阄决定谁先躲，戴维斯赢了。他迈着大步不慌不忙地走进树林，裹着厚厚的驼毛大衣，看起来像是一头从动物园跑出来四处游荡的熊。在数过六十后其他人开始了搜捕，萨姆奔向公地的边缘，萨拉朝阿什瑞奇方向找，卡瑟尔则走进了戴维斯刚才躲入的林子。布勒跟着他，大概指望能捉到一只猫。一声低低的口哨将卡瑟尔引到了戴维斯藏身的一块被欧洲蕨围起来的凹地。

“躲在这没太阳的地方冷死了。”戴维斯说。

“是你自找的。我们都准备走了。趴下，布勒。趴下，该死的。”

“我知道，但我看得出小杂种是多么想要玩。”

“你好像比我更懂得孩子。我还是叫他们过来吧。我们会冻死的……”

“不，先别叫。我本来就希望你会来找我。我要单独跟你说几句话。挺重要。”

“不能等明天在办公室里谈吗？”

“不，你已经让我对办公室起疑心了。卡瑟尔，我真的觉得有人在盯梢我。”

“我跟你说过我认为你的电话被窃听了。”

“我那会儿没信你。可自从那晚上后……星期四我带辛西娅去司各特酒店。下电梯时里面有个男的。后来他又在司各特喝黑香槟。接着就在今天，当我开往伯克翰斯德时，我在马布尔阿齐注意到有辆车跟在后面——很偶然，因为我一时间觉得我认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可当我开到鲍克斯摩尔时我又在后面看见了他。一辆黑色奔驰。

“跟在司各特酒店看到的是同一人？”

“当然不是。他们不会笨到这种地步。我提了捷豹的挡速，再加上星期天路上的车多，在到达伯克翰斯德之前甩掉了他。”

“他们不信任我们，戴维斯，谁都不信任，不过如果心中无愧也不在乎。”

“哦，是的，这我都明白。像一首老的主题歌里唱的，是吧？谁在乎？‘我没做亏心事/谁在乎？/要是冷不防被他们抓了，我说/我去买了些金黄的苹果还有梨……’我也许能做流行天王的。”

“你真的到伯克翰斯德之前把他甩了吗？”

“是的。据我的判断是这样。可这都是怎么回事，卡瑟尔？只是例行检查吗，就像丹特里上回那样？你在这个要命的行当里干得比我们都长。你应该知道。”

“和珀西瓦尔喝酒的那天晚上我告诉过你，我认为准是有什么情报泄露了，他们怀疑存在一个双重间谍。于是他们正在实施安全检查，而如果你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是太在乎。他们认为如果你心里有鬼，就会失魂落魄的。”

“我是双重间谍？你不会相信的，卡瑟尔？”

“不，当然不信。你不必担心。耐心点就是。让他们检查完，他们自己也不会信的。我料想他们也在查我——还有沃森。”

萨拉在远处叫道：“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了。”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更远处传来：“噢不，我们不认输。继续藏好，戴维斯先生。求你了，戴维斯先生……”

布勒叫起来，戴维斯打了个喷嚏。“小孩子都是冷酷无情的。”他说。

他们藏身的欧洲蕨里传来沙沙声，萨姆出现了。“抓到啦，”他说，然后他看见了卡瑟尔，“哦，你骗我们。”

“没有，”卡瑟尔说，“我没法喊。他用枪逼着我呢。”

“枪呢？”

“看他胸口的衣袋。”

“只有一支钢笔。”萨姆说。

“那是支毒气枪，”戴维斯说，“伪装成了钢笔。你瞧见这个捏手了。它喷出的像是墨水——只不过不是真的墨水，是神经毒气。詹姆斯·邦德都拿不到这个——太机密了。举手投降吧。”

萨姆举起了手。“你真是个间谍？”他问。

“我是为俄国工作的双重间谍，”戴维斯说，“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离我五十码。”他冲出欧洲蕨丛，裹着厚重的大衣笨拙地在山毛榉林间跑着。萨姆追着他上了坡又奔下去。戴维斯跑上了阿什瑞奇路的路肩，旁边停着他那辆鲜红的捷豹。他用钢笔指着萨姆，喊了一句像辛西娅的电报那样错误百出的话：“野餐……爱……萨拉。”然后随着尾气管里的轰鸣，他一溜烟跑了。

“下次再叫他来，”萨姆说，“求你下次再叫他来。”

“当然。干吗不叫他呢？等春天来了。”

“春天还早着呢，”萨姆说，“那时我要上学了。”

“总会有周末的。”可是卡瑟尔的答话似乎信心不足。他很清楚地记得童年里时间是如何蹒跚而行的。一辆车经过他们向伦敦驶去，黑色的——也许是奔驰，但卡瑟尔对车几乎一无所知。

“我喜欢戴维斯先生。”萨姆说。

“是啊，我也喜欢。”

“捉迷藏谁都没有他玩得好。连你也不行。”

2

“我发现《战争与和平》读起来真慢，霍利迪先生。”

“哦，真的，哦，真的吗。它是本了不起的书，如果您有耐心的话。您读到莫斯科撤退了吗？”

“没有。”

“那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已没那么可怕了，不是吗？毕竟那些法国人是士兵——而且雪没有凝固汽油弹那么吓人。你只是安眠了，他们这么说——你不会给活活烧死。”

“是啊，当我想到越南的那些可怜的孩子……我那时很想参加这儿常有的游行，但我儿子不让。他对于警察光顾他那家小小的门面很是紧张，虽然我没觉得那几本淘气的书有多大害处。就像我常说的——那些买书的人——嗯，你没法子再去毒害他们了，对吗？”

“是这样，他们可不会像清白、尽忠职守的美国小伙子那样去扔凝固汽油弹。”卡瑟尔说。有时候他发觉，要完全掩盖生活里那座隐没的冰山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却束手无策，”霍利迪说，“政府大谈民主，可是政府什么时候曾过问我们举的旗帜和喊的口号？除非在选举期间，有助于他们挑一个有希望帮自己拉选票的，就这么回事。到了第二天还是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又一个手无寸铁的村子因失误被整个抹掉了。哦，他们很快要在南非干同样的事了。首当其冲的是黄皮肤的小娃娃——其实比我们黄不了多少——再去对付黑皮肤的小娃娃……”

“说点儿别的吧，”卡瑟尔说，“给我推荐一些跟战争无关的书。”

“特罗洛普 [5] 的书一直有，”霍利迪先生说，“我儿子非常喜欢特罗洛普。不过他的书和他卖的那一类并不合拍，是吧？”

“我从没读过特罗洛普。他好像有点传教士的口气？不管怎样，就请你儿子给我挑一册寄到家里。”

“你朋友也不喜欢《战争与和平》？”

“是的。实际上他比我还不耐烦。可能对于他来说，打打杀杀太多了。”

“我不用费什么工夫就可以过街跟我儿子说说。我知道他偏爱政治小说——或者他所谓的社会学类别。我听他谈过《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标题不错，先生。总让人感到是当代的。今晚您想带回去吗？”

“不，今天不用。”

“我猜和往常一样还是两本，先生？我很羡慕你有个可以讨论文学的朋友。现在对文学有兴趣的同道太少了。”

卡瑟尔离开霍利迪先生的店门后，走到皮卡迪利广场车站去找电话亭。他挑了一排电话的最后一台，并隔着玻璃看了看唯一邻着他的人：一个长雀斑的胖姑娘，嚼着口香糖，一边听着什么令她高兴的事情一边咯咯傻笑着。一个声音说：“喂。”卡瑟尔说：“很抱歉，又打错了。”旋即离开了电话亭。女孩将口香糖贴在电话簿背面，又继续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谈开了。他等候在一台售票机旁看了她一会儿，以确信她对他毫无兴趣。

3

“你在做什么？”萨拉问，“没听见我叫你？”

她看着他桌上的书，说：“《战争与和平》。我以为你看厌了《战争与和平》。”

他收起一张纸，折好放进口袋。

“我正试着写一篇文章。”

“给我看看。”

“不。等发表了才行。”

“你准备投到哪儿？”

“《新政治家》……《会面》……谁知道？”

“你好久没写东西了。我很高兴你又重整旗鼓了。”

“是这样。看来我注定了总是要重整旗鼓。”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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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瑟尔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萨拉早已带着萨姆上楼了，他独自等着钟敲响整点，就这样等着……他的思绪飘到了另一场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办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钟。他们给了他一份《兰特每日邮报》——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该报所抨击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时已把当天的这份看过了，可他还是逐页重读了一遍，只为打发时间。每当他抬头看钟时都会遇见那两个下级军官其中一个的目光，他们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计是轮流监视他。他们认为他会拿出个刀片划开血管吗？不过拷问，他告诉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专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对于他的案子，毕竟还绝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对他严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权保护，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个。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权都不能够延伸至萨拉，过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学到了古老的一课：恐惧与爱是无法分割的。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萨拉在楼上叫他：“你在干什么，亲爱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还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别喝太多，亲爱的。”他们已打算好，由他先单独接待穆勒。穆勒无疑将乘使馆的车从伦敦过来。是黑色奔驰吗，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种？“克服掉最初的尴尬场面，”专员交代过，“正事肯定还是留到办公室里谈。在家里比较恰当的是提一两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的和他们没有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尔，可要保持冷静。”于是现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帮助下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同时侧耳倾听汽车的声音，任何一辆车，然而在这个时候，国王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

如果恐惧和爱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恐惧与恨也如此。仇恨是对恐惧的一种自动反应，因为恐惧带来的是屈辱。当他们最终允许他放下那份《兰特每日邮报》，并打断他第四遍阅读相同的头条新闻时，当他对卑鄙的种族隔离的邪恶进行例行而无用的抗议时，他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胆怯。他很清楚，三年在南非的生活和六个月对萨拉的爱将他变成了懦夫。

两个人在里间办公室等着他：穆勒先生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后，桌子用的是南非最好的木料，桌上除一本空白的吸墨水便笺簿、一个磨光锃亮的笔架以及一卷别有意味地打开的文档别无他物。他比卡瑟尔略微年轻些，也许快五十了，有一张卡瑟尔在平时很容易就会忘记的面孔：一张常年躲在室内的脸，如银行职员或初级公务员那般平滑苍白，一张丝毫没有受过人性或宗教信仰折磨的脸，一张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并立刻毫无异议地去执行的脸，一张英国国教徒式的脸。肯定不是那种惯于以强凌弱者的脸——不过那倒可以形容穿制服的第二个人，他坐着，将腿搭在椅子扶手上，傲慢地晃荡着，似乎要昭示他可以跟任何人干一场；他 的脸没有躲避日照：有一种恶魔似的殷红，仿佛在一种非常人能承受的灼热下曝晒了太久。穆勒的眼镜镶了金边——这是个镶金的国度。

“请坐。”穆勒对卡瑟尔说，客气的程度仅够作为礼节的表达，可他唯一能坐的只是把又硬又窄的椅子，就像教堂里的那种，基本上不以舒适为目的——倘若他真被要求下跪，坚硬的地板上也没有跪垫支撑他的膝部。他默默地坐着，那两人，苍白面色的和烧红面色的，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卡瑟尔不知这沉默还将持续多长时间。科尼利厄斯·穆勒前面有一张单独从文档里抽出的纸，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纯金圆珠笔的笔尖敲那张纸，总敲在同一处，似乎在锤打一枚大头针。轻轻的敲击声像手表的嘀嗒声一般记录着沉默的长度。另一个人挠着袜子以上的皮肤，于是就这样延续着，敲啊敲啊，挠呀挠呀。

穆勒终于愿意说话了。“我很高兴你能抽空在这里，卡瑟尔先生。”

“是的，不算很方便，但，嗯，我来了。”

“我们是想避免通过给贵方大使写信而造成不必要的丑闻。”

现在轮到卡瑟尔保持沉默了，他很想弄明白他们说“丑闻”这个词的意图。

“范·丹克上尉——这就是范·丹克上尉——把材料带给了我们。他觉得此事由我们接手比秘密警察处理更合适些——正因为你在英国使馆的特殊职位。我们已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卡瑟尔先生，不过我觉得对于你这个案子，下逮捕令并不现实——你们的使馆会要求外交豁免权。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到地方官员那里去争议，这样一来他们肯定要送你回家。那差不多就等于断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不是？”

卡瑟尔什么也没说。

“你行事一直很鲁莽，甚至愚蠢，”科尼利厄斯·穆勒说，“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不认为这种愚蠢必须要当作犯罪来加以惩罚。不过范·丹克上尉和秘密警察不这样看，他们是尊重法律的——而他们也许是对的。他更愿意执行逮捕程序，然后和你对簿公堂。他觉得外交豁免权经常不适当地延伸给了使馆下级工作人员。他很想依照原则拿下这个案子。”

硬质的椅子坐着开始感到疼了，卡瑟尔很想挪一下大腿，但他想这个动作会被认为他示弱了。他努力想弄清楚他们究竟掌握了些什么。他想知道他手下有多少特工受到了指控。他自身相对的安全使他感到羞愧。在真正的战争中，指挥官总要与手下将士同生共死以捍卫个人尊严。

“说话，卡瑟尔。”范·丹克上尉责令道。他把双腿从椅子扶手上荡下来准备起身——或者说摆出了这个架势——大概是要恐吓他。他打开又合拢一只拳头，盯着自己的图章戒指。接着他用手指擦拭着这纯金戒指，仿佛那是一把需上油保养的枪。在这个国家你是躲不开黄金的。它飞扬在城市的沙尘里，画家用它当颜料，而警察用它来击打人的面部也相当自然。

“说什么？”卡瑟尔问。

“你和大多数到我们共和国来的英国人一样，”穆勒说，“你们对黑种非洲人怀着一种无意识的同情。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这也更是由于我们自己是非洲人。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三百年。班图人跟你们一样是新来的。不过我没必要给你上历史课。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理解你的观点，即使是很无知的观点。但如果它致使一个人情绪激动，就会很危险，而当你快要触犯法律时……”

“什么法律？”

“我认为你很清楚是什么法律。”

“的确我在计划一个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使馆没有表示异议，可那是一项严肃的社会学课题——相当客观——而且仍在我的头脑里。你们很难说有什么权利审查这个。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见，在这个国家里，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出版。”

“要是你想嫖一个黑人婊子，”范·丹克不耐烦地打断说，“你干吗不去 莱索托或斯威士兰逛窑子？它们还算在你们那所谓的英联邦里哪。”

这时卡瑟尔第一次意识到处于凶险之中的是萨拉而不是他。

“我太老了，对婊子没兴趣了。”他说。

“你二月四号和七号晚上在哪儿？还有二月二十一号的下午？”

“显然你们是知道的——或认为自己知道，”卡瑟尔说，“我办公室里有活动安排记录本。”

他有四十八小时未见萨拉了。她是否已落入范·丹克上尉之流手中？他的恐惧和仇恨在同步增长。他忘记了不论级别如何低，从理论上说他也是外交官。“真见鬼，你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你呢？”他又转向科尼利厄斯·穆勒，“你想让我怎样？”

范·丹克上尉是个残暴而简单的人，但不管怎么令人厌恶，却还有自己笃信的东西——他是那种可以原谅的人。卡瑟尔永远不能说服自己原谅的是这个皮肤光洁、受过教育的boss官员。正是这种人——受过教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人——正在建一座地狱来对抗天 [6] 。他想起他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卡森常对他说的——“在这里，我们最险恶的敌人不是那些无知和头脑简单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残忍，我们最险恶的敌人是那些富有智慧而又邪恶的人。”

穆勒说：“你应该很清楚你跟你那位班图族女友交往已触犯了《种族关系法》。”他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责备口气，就像银行职员向一个小客户指出一个无法接受的透支款项，“你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是外交豁免权，你现在就得蹲监狱了。”

“你把她藏在哪儿了？”范·丹克上尉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卡瑟尔如释重负。

“你是说我把她藏起来了？”

范·丹克上尉站起来，摩擦着他的金戒指。他甚至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好吧，没事了，上尉，”穆勒说，“我会照管好卡瑟尔先生的。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时间。谢谢你给我们部门那么多援助。我想和卡瑟尔先生单独谈谈。”

门关上后，卡瑟尔知道自己正面对着——如卡森所说——真正的敌人。穆勒继续道：“你别太在意范·丹克。像他这样的人最远只能看到鼻子底下。我们有其他比诉讼更妥善解决你这档子事的办法，否则你毁了，我们也得不到便宜。”

“我听见汽车了。”一个不在场的女人声音在叫他。

是萨拉在楼上叫他。他走到窗前。一辆黑色奔驰缓缓驶过国王路上一排排不起眼的工薪阶层的住房。司机显然是在找门牌号码，可如往常一样，有好几盏街灯的保险丝断了。

“是穆勒先生。”卡瑟尔大声答道。当他放下威士忌时，他发现手因将杯子握得太紧而有些抖。

随着门铃响声，布勒叫起来，可当卡瑟尔开门后，布勒却全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讨好起这位生客，还将表示亲昵的唾液留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裤子上。“好狗，好狗。”穆勒小心地说。

岁月给穆勒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头发几乎已全白，脸面也远不如以前那么光滑。他看起来不再像个唯命是从的公务员。他的神态与上次见面也有了不同：看上去有了些人情味儿——也许正因如此他才得以擢升，担当了更多的职责，说话有了回转的余地，对问题也学会了存而不答。

“晚上好，卡瑟尔先生。很抱歉我来这么迟。沃特福德的交通很糟糕——我想那地方是叫沃特福德吧。”

你几乎要把他当成一个挺害羞的人，或许这只因没有了他所熟悉的华丽木制办公桌以及外间的两个低级同僚，他感到手足无措。黑色奔驰无声无息地开走了——司机得去找地方吃饭。穆勒只身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邮箱上写的是君主的首字母e ii [7] ，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上会供奉克留格尔 [8] 的塑像。

卡瑟尔倒了两杯威士忌。“自上次见面已过了很长时间了。”穆勒说。

“七年？”

“请我到贵府来共进晚餐，你真是太好了。”

“专员觉得这再合适不过。打破坚冰嘛。看来我们要紧密合作了。在‘瑞摩斯大叔’上。”

穆勒的目光移至电话，接着是台灯、花瓶。

“没事的。放心。如果我们在这儿被窃听了，那也是自己人干的，”卡瑟尔说，“而且我很肯定没有窃听。”他举起酒杯。“为我们上次的会面。记得那会儿你提议让我同意为你效力吗？好了，我就在这儿。我们要一起共事了。历史的讽刺，或说注定如此？你们的荷兰教派信那个。”

“当然，在那时候对你的真实职责我一无所知，”穆勒说，“如果我知道了，是不会拿那个可怜的班图姑娘来威胁你的。我现在明白她当时是你的一员特工。我们甚至可以跟她合作的。可是，你瞧，我把你当成了那些自视甚高、反种族隔离的感伤主义者中的一个。当你的上司告诉我们将由你来和我商讨‘瑞摩斯大叔’时，我感到万分惊讶。我希望你能尽释前嫌。毕竟你我都从事这种职业，而且现在也在同一条战壕里了。”

“是的，我想我们是这样。”

“不过我仍希望你能告诉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吗？——你是怎么带那个班图女孩走的。我猜是去斯威士兰了？”

“是的。”

“我以为边境都已被有效封锁了——对真正的游击专家是例外。我从没想过你有这个专长，尽管我意识到你和共产党人有些关系。可我只推想你需要他们是为了你那本从没能出版的关于种族隔离的书。你整个儿把我骗了。范·丹克就更别说了。还记得范·丹克上尉吗？”

“哦，是的。记得很清楚。”

“我不得不因你的风流账，要求秘密警察给他降级处分。他做得太蠢了。我觉得很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稳妥地把那姑娘关到监狱里，你就会同意听命于我们的，而他竟让她逃脱了。你瞧——可别笑——我当时深信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风流事。我知道有那么多的英国人一开始起劲地攻击种族隔离，结果却被我们引上班图女孩的床而着了我们的道儿。他们迷恋的就是这种破坏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法律的浪漫想法，还有那黑人的扭摆舞。我做梦也没想过那姑娘——萨拉·玛恩柯西，我想是这名吧？——竟一直是mi6的人。”

“她自己并不知道。她也相信我是为了写书。再来杯威士忌。”

“谢谢。我很乐意。”卡瑟尔倒了两杯，他在赌自己的头脑能够保持得更清醒。

“所有的记录表明她是个聪明姑娘。我们相当仔细地查了她的背景。上的是德兰士瓦省的非洲大学，那儿汤姆叔叔式的教授们总在培养危险的学生。我个人倒一直认为，非洲人越聪明就越容易转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能把那姑娘在监狱里关一个月，我敢肯定我们能把她转过来。嗯，那样的话她在‘瑞摩斯大叔’行动中也能发挥作用呢。或者也不一定？我们总容易忘记‘时间’那个老恶魔。现在她的牙有点儿松动了吧，我猜。班图女人老得很快。她们一般早在三十岁不到的时候——总之对白人的胃口来说——就完了。你得知道，卡瑟尔，我真的很高兴我们可以共事，而且你也不是我们在boss时以为的那种人——企图改变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知道你接触的那些人——或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也知道他们会对你说些什么胡话。可你骗了我们 ，所以你肯定也就骗了那些班图人和共产分子。我想他们也以为你是在写一本能服务于他们需要的书。请注意，我不是像范·丹克那种反非洲的类型。我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非洲人。”

说话的显然已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里的科尼利厄斯·穆勒了，那个脸色苍白、只知奉命行事的职员绝不可能有这么悠闲和胸有成竹的谈吐，甚至几分钟前的羞怯和犹疑也荡然无存。威士忌起了作用。他如今是boss高官，肩负着外交使命，只接受不低于将军一级的命令。他可以放松了。他完全能够——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把握自己，而且在卡瑟尔眼里，在他那粗鄙和粗暴的语气之下，他开始越来越与他所藐视的范·丹克上尉相像了。

“我在莱索托有过相当愉快的周末，”穆勒说，“在假日酒店的赌场和我那些黑人兄弟挨在一起。我承认甚至还有过一次小小的——嗯，艳遇——那儿反正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不违法。我不是在南非共和国。”

卡瑟尔叫道：“萨拉，把萨姆带下来跟穆勒先生道晚安。”

“你们结婚了？”穆勒问。

“是的。”

“那我受邀来府上真是荣幸之至啊。我从南非带了些小礼品，也许有你夫人喜欢的。但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既然现在咱们共事了——正像我先前想问的，你记得——可否告诉我你是怎么带那姑娘走的？这现在已不可能给你的老部下带来什么危害了，而且这和‘瑞摩斯大叔’以及我们得一起面对的其他问题也有某种关系。贵国和敝国——当然还有美国——现在有着共同的战线。”

“也许她会自己告诉你。我来介绍一下她和我儿子，萨姆。”科尼利厄斯·穆勒转身时他们一起从楼上走下来。

“穆勒先生正在问我是怎么把你带进斯威士兰的，萨拉。”

他低估了穆勒。他所计划的出其不意全未奏效。“很高兴见到你，卡瑟尔夫人。”穆勒说着握住了她的手。

“七年前我们失之交臂。”萨拉说。

“是的。虚度了七年。你有位非常美丽的夫人，卡瑟尔。”

“谢谢。”萨拉说，“萨姆，和穆勒先生握握手。”

“这是我儿子，穆勒先生。”卡瑟尔说。他明白穆勒对肤色的细微变化有很强的判断，而萨姆是非常黝黑的。

“你好呀，萨姆。上学了吗？”

“他再过一两个礼拜去。快上楼睡觉吧，萨姆。”

“你会玩捉迷藏吗？”萨姆问。

“以前会的，但现在我总是忙着学新规则。”

“你和戴维斯先生一样是间谍吗？”

“我说了上床睡觉，萨姆。”

“你有毒气笔吗？”

“萨姆！上楼！”

“现在关于穆勒先生的问题，萨拉，”卡瑟尔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越过边境进入斯威士兰的？”

“我觉得我不该告诉他，你觉得呢？”

科尼利厄斯·穆勒说：“哦，我们忘了斯威士兰吧。都是陈年往事，又发生在另一个国家。”

卡瑟尔看着他像变色龙适应土地的颜色那样自然地随机应变。他在莱索托度周末时肯定也是如此。也许穆勒若是应变得不这么快，还能稍稍讨他喜欢些。整个晚餐过程中穆勒都谦恭地侃侃而谈。是的，卡瑟尔想，我更情愿会会范·丹克上尉。范·丹克见到萨拉第一眼就会立刻走出屋子。偏见与理想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科尼利厄斯·穆勒没有偏见，也没有理想。

“你觉得这里气候怎样，卡瑟尔夫人，在离开南非以后？”

“你是说天气？”

“是的，天气。”

“不像南非那么极端。”萨拉说。

“你有时候会想念非洲吗？我是借道马德里和雅典来的，所以我已在外好几周了，你知道我最想念什么吗？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矿石堆。它们在太阳西斜时的色泽。你想念什么？”

卡瑟尔以前并不知道穆勒还有某种审美情趣。那是升迁带来的更大的品位变化，还是如同他的礼节一样是为应对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国家？

“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萨拉说，“我的非洲也和你的不同。”

“哦，嘿，我俩都是非洲人。对了，我给这里的朋友带了些礼物。我不知道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只给你带了一条披肩。你知道在莱索托他们有手艺很好的织工——御用织工。你愿意收下一条披肩吗，从过去的敌人那里？”

“当然。你客气了。”

“你认为哈格里维斯夫人会接受一只鸵鸟皮做的包吗？”

“我不认识她。你得问我丈夫。”

这很难能与她鳄鱼皮的标准看齐，卡瑟尔想，不过他说：“肯定会……既然是你的礼物……”

“我对鸵鸟有种家传的兴趣，你知道，”穆勒解释道，“我祖父是他们现在所说的鸵鸟百万富翁——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断了他的生意。他在开普省曾有套大宅，壮观极了，但现在只剩下废墟。鸵鸟毛再也没能真正重返欧洲，我父亲也就破产了。不过我几个兄弟仍养了些鸵鸟。”

卡瑟尔记得参观过这样一处豪宅，是当作博物馆保留的，经营那鸵鸟庄园残余部分的人就住里面。该经理说起建筑的奢华和低劣品位时带着些歉意。参观浴室是游览的高潮部分——参观者总是在最后被领到浴室——浴缸像一张白色的大双人床，水龙头镀着金片，墙上是对意大利早期艺术的拙劣模仿：画中人光环上的纯金箔已开始脱落。

晚餐结束时萨拉离开了他们，穆勒接受了一杯波尔图。自去年圣诞节后这瓶酒一直原封未动——戴维斯的礼物。“还是要讲讲正经的，”穆勒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点儿你夫人去斯威士兰的路线。不必提名字。我知道你结识了几个共产党朋友——我现在明白了那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你是个多愁善感的同行者——我们那时也这样以为。比如，卡森就准是这样想的——可怜的卡森。”

“为什么说可怜的卡森？”

“他走得太远了。他和游击队有牵连。从他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很棒的宣传鼓动家。他当年给实施《通行法》 [9] 的秘密警察找了很多麻烦。”

“他现在难道不干了？”

“哦，干不了了。他一年前死在监狱里了。”

“我没听说过。”

卡瑟尔踱到餐柜前给自己倒了双份威士忌。在加了大量苏打以后，j.&b.看起来与单份的没什么两样。

“你不喜欢这波尔图吗？”穆勒问，“以前我们常从马普托搞来上好的波尔图。唉，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怎么死的？”

“肺炎，”穆勒说，他又补充道，“嗯，给他省却了旷日持久的受审之苦。”

“我挺喜欢卡森。”卡瑟尔说。

“是的。他总是将非洲人等同于有色人种，这太遗憾了。这是第二代人常犯的错误。他们拒绝承认白人能像黑人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人。例如我的家族是一七〇〇年来的。算很早的居民了。”他看了看表，“我的上帝，和你在一起我都不想走了。我的司机肯定等了我有一小时了。你得原谅我。我该说晚安了。”

卡瑟尔说：“也许你走之前我们得谈谈‘瑞摩斯大叔’。”

“那可以等到在办公室谈。”穆勒说。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身，说：“卡森的事我真的很难过。如果我知道你并不知情，就不会这么唐突地讲出来了。”

布勒怀着盲目的友爱舔着他的裤脚。“好狗，”穆勒说，“好狗。什么也比不过狗的忠诚。”

2

午夜一点时，萨拉打破了冗长的沉寂。“你还醒着。别装了。见了穆勒先生就这么糟糕吗？他还挺客气。”

“哦，是的。到了英国他就换上了英国的一套。他适应得非常快。”

“要不要给你来一片硝基安定？”

“不用。我很快就会睡。只是——有件事得告诉你。卡森死了。在监狱里。”

“是被他们杀害的吗？”

“穆勒说他死于肺炎。”

她把头放在他臂弯下，脸埋在枕头里。他猜她在哭。他说：“晚上我禁不住在回忆他留给我的最后那张便条。我见过穆勒和范·丹克后回使馆时看到的。‘别为萨拉担心。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去马普托，在坡拉娜等她。她处境很安全。’”

“是的。我也记得那便条。他写的时候我就在他那儿。”

“我一直没能感谢他——除了七年的沉默和……”

“和什么？”

“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用了对穆勒的说法，“我挺喜欢卡森。”

“是的。我很信赖他。远胜过我对他朋友的信任。你在马普托等我的那个星期里，我们有时间进行了很多辩论。我总爱对他说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他是党员。留在德兰士瓦省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当然。这我知道。但党员有很多很多，不是吗？甚至在告诉你之前我就告诉他萨姆的事了。”

“他有本事能把人吸引到他身边。”

“大多数共产党员我是了解的——他们逼迫你，而不是吸引你。”

“不管怎么说，萨拉，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斯大林迫害中幸存下来，就像罗马天主教徒挺过了波吉亚家族 [10] 的统治一样。”

“不过他从没有把你吸引得很远，是吗？”

“哦，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如鲠在喉。他常说我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你知道我过去从不信仰宗教——我把上帝留在了学校的小教堂里，但我有时候在非洲遇到的牧师使我又信了——有这么一会儿——浅尝即止。假如所有的牧师都像那样，而我也能经常看到他们，也许我会通读耶稣复活、童女生子、拉撒路 [11] ，所有的典籍。我记得有一位我遇见过两次——我想把他用作特工，就像我用你那样，可他没法用。他名叫考诺利，要不是欧考耐尔？他在索韦托的贫民窟工作。他对我说的跟卡森的话一模一样——见到蠓虫犹豫不决，见到骆驼倒一口吞下……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上帝有一半相信了，就像我对卡森的上帝那样。也许我生来就是个半信半疑的人。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或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吗？”

“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有人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谢没什么不对，如果……”

“如果……？”

“我想我是准备说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

连续几小时他都不能安然入睡。他清醒地躺着，想着卡森和科尼利厄斯·穆勒，想着“瑞摩斯大叔”和布拉格。他不想入睡，直到萨拉的呼吸使他确信她已先睡着。之后，他才允许自己纵身——像儿时的英雄阿兰·夸特曼 [12] 那样——跳进那条悠长而舒缓的地下河，水流将他带到这黑暗大陆的内部，在那儿他希望能寻觅到一片永久的家园，一个他能够作为公民得到接纳的城市，做一个无须为什么信仰起誓的公民，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上帝或马克思，只称作“心之安宁”。

第四章

1

卡瑟尔每个月习惯上要拿出一个休息日，带萨拉和萨姆去萨塞克斯郡内那松树与沙地遍布的乡村看望母亲。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拜访的必要性，但卡瑟尔很怀疑母亲是否喜欢，尽管他得承认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满足他们——根据她认定的他们的乐趣所在。总会有固定分量、冻得硬邦邦的香草冰淇淋等着萨姆——他更爱吃巧克力的——而且虽然她的住处离车站只有半英里，她总要叫出租车接他们。卡瑟尔自回英国后一直不想要车，他感到母亲将他视作一个不成器的穷儿子，而萨拉曾告诉他她 的感受——像一个黑人应邀参加一场反种族隔离花园聚会一样受宠若惊。

此外还有一个制造紧张因素的是布勒。卡瑟尔已经不再争辩他们应该把布勒留在家里。萨拉坚信失去了他们的保护它会被蒙面客杀害的，尽管卡瑟尔指出当初买它是为了保护他们而非受保护。时间长了卡瑟尔觉得让点儿步也没什么了，只是他母亲对狗有着深深的厌恶，她还养了只缅甸种的猫，而干掉这只猫是布勒坚定不移的夙愿。卡瑟尔夫人在他们到达之前将猫锁在卧室，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她会不断向他们暗示那猫无人照顾的悲惨命运。有一次，他们发现布勒大鹏展翅般守在卧室外伺机而发，呼吸粗重，就像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杀人凶手。之后，卡瑟尔夫人为此给萨拉写了封长信以示责备。显然那猫过了一星期都惊魂未定，拒吃“喜跃”牌猫粮，只靠牛奶维系——显然是在绝食抗议。

当出租车驶进种植了月桂的阴暗的林荫车道时，沉闷的气氛很容易地在他们中间弥漫开来。这条路通往那座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有高大山墙的房子，那是他父亲退休后购置的，看中它是因与一家高尔夫球场相邻。（不久他就中风了，连俱乐部的会所都走不到。）

卡瑟尔夫人一如既往地在门廊迎候，她身形高挑挺直，穿着件过时的裙子，展露出其纤细优雅的脚踝；衣领则是如亚历山德拉皇后的那种高耸式样，以遮盖老年人的皱纹。为掩饰自己的沮丧，卡瑟尔不自然地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以一个夸张的拥抱问候母亲，后者则几乎没有回应。她相信任何外露的情感都是虚假的情感。她本配得上一位大使或是殖民地总督，而非一个乡村医生。“你气色好极了，妈妈。”卡瑟尔说。“在这岁数上我感觉还好。”她八十五岁了。她转过一面白净、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脸颊让萨拉亲吻。“我希望萨姆已经康复了。”

“哦，是的，他感到好极了。”

“过隔离期了？”

“当然。”

卡瑟尔夫人这才放心地准予他简短地吻一下。

“你很快要上预备学校了，我想，是吗？”

萨姆点点头。

“你会喜欢跟别的男孩子玩的。布勒呢？”

“它已经到楼上去找‘叮当小仙女’ [13] 了。”萨姆得意地说。

午饭后，萨拉带萨姆和布勒去花园，让卡瑟尔跟他母亲单独待一会儿。这是每月的惯例。萨拉是好意，可卡瑟尔感觉到当这私下会面结束时母亲总会很高兴。卡瑟尔夫人又倒了两杯他们谁也不想喝的咖啡，而此间总有长长的沉默；接着她会提一个可供谈论的话题，而卡瑟尔明白这是花了不少时间准备的，以打发这段尴尬的时间。

“上周那场空难真可怕。”卡瑟尔夫人说，同时放着方糖，一块给自己，两块给他。

“是啊。的确如此。太可怕了。”他试图回忆出事的航空公司及事发地点……环球航空公司？加尔各答？

“当时我禁不住想，要是你和萨拉在机上，萨姆会怎么样。”

此时他正好想起来了：“可那是发生在孟加拉国，妈妈。我们怎么会……”

“你可是在外交部。他们可以派你去任何地方。”

“哦不，他们不会的。我被拴在伦敦的办公室了。而且不管怎样你很清楚的，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已指定你为监护人。”

“一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婆。”

“八十五，妈妈，准确地说。”

“每周我都能读到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事故中丧身。”

“你从不上公共汽车。”

“我看不出为什么我非得以不上公共汽车为原则 。”

“如果你真会有意外，我们会另外指定可靠的人。”

“那恐怕太迟了。应该有祸不单行的准备。而且对于萨姆而言，还有特殊的问题。”

“我想你的意思是他的肤色。”

“你不能在大法官那儿给他找个监护。那些法官——你父亲总这样说——很多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那样的话——你想过吗，亲爱的，如果我们都不在了，有没有人——在海外——会要求领养他？”

“萨拉没有父母。”

“你留下的——无论是不是很少，也许在某人看来——我是说海外的，那可是一笔财富。如果同时死了，年龄最长者被判定为先去世，我听人说的。那我的钱就加在了你那里。萨拉肯定有某些 亲戚，而他们会宣称……”

“妈妈，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点种族偏见？”

“不，亲爱的。我完全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也许比较老派，比较爱国。不管谁说三道四，萨姆生来就是英国人。”

“我会考虑的，妈妈。”他们的讨论大多以此结束，但换个话题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一直在想，妈妈，我该不该退休。”

“他们给你的养老金不算优厚，是吗？”

“我有些积蓄。我们生活得很节俭。”

“你积攒得越多，就越有理由额外指定一个监护人——以防万一。我但愿能跟你爸爸一样开明，可我很不喜欢看到萨姆被拖回非洲……”

“可你看不到的，妈妈，如果你不在人世的话。”

“我总有点怀疑，亲爱的，仅此而已。我不是无神论者 。”

这是他们最难熬的拜访之一了，救他的只有布勒，它一从花园回来便踌躇满志、乒乒乓乓地冲上楼梯去寻找被禁闭的“叮当小仙女”。

“至少，”卡瑟尔夫人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做布勒的监护人。”

“这我可以保证，妈妈。在孟加拉国的致命事故与萨塞克斯祖母协会的巴士撞毁正巧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肯定已留下了嘱托，严格指定布勒被妥善处理——以尽可能无痛苦的方式。”

“那可不是我个人会给孙子挑选的狗种。像布勒这样的看家狗总对颜色有很强的意识。而萨姆是个容易紧张的孩子。他使我想到了你那么大的时候——当然肤色除外。”

“我小时候容易紧张吗？”

“你对一丁点儿的善意总报以过分的感激。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不过为什么有我和你父亲在你会感到不安全呢？……有一次，你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了一个同学，因为他送了你一块夹巧克力的小圆面包。”

“哦，嗯，妈妈。现在我一直精打细算的。”

“我怀疑。”

“而且我差不多不会感激了。”可他这么说的时候，想起了死在监狱里的卡森，也想起了萨拉的话。他补充道：“不管怎说，我没有做得太过。我现在的要求比一个便士的面包高了。”

“我一直觉得你有件事情比较奇怪。自从遇到萨拉后，你再也不提玛丽了。我那时很喜欢玛丽。我真希望你能和她有个孩子。”

“我在努力忘掉死者。”他说，但那不是真的。在婚姻的早期他便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所以一直没有孩子，但他们过得很快活。妻子在牛津街被呼啸而来的炸弹爆炸中粉身碎骨，这种痛苦绝不亚于失去了独生子。当时他正安然无恙地在里斯本与人会谈。他没能保护她，也就没有和她一同葬身火海。因此他从不与人谈她，甚至对萨拉也如此。

2

当他们在床上回顾白天在乡下的经历时，萨拉说：“让我对你妈妈总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么容易就接受了萨姆是你的孩子这一事实。她就从没想过，若父亲是个白人，他怎么会那么黑的？”

“她好像不大注意肤色的细微变化。”

“穆勒先生就能。我敢肯定。”

楼下的电话响了。已近午夜。

“哦，见鬼，”卡瑟尔说，“谁会在这个钟点给我们打电话？又是你的蒙面大盗？”

“你不准备去接？”

铃声停了。

“如果是你的蒙面大盗，”卡瑟尔说，“我们会有机会捉住他们。”

电话再次响起。卡瑟尔看了看表。

“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吧。”

“肯定打错了。”

“你不接的话我就去。”

“穿上晨衣。会着凉的。”可就在她下床时，电话又不响了。

“肯定还会打来，”萨拉说，“你不记得上个月了——凌晨一点响了三次？”可这回电话保持着沉默。

过道里传来一阵哭声。萨拉说：“他们真该死，把萨姆吵醒了。不管他们是谁。”

“我去看看他。你在发抖。快回到床上来。”

萨姆问：“是有盗贼吗？为什么布勒不叫？”

“布勒明白得很。没有盗贼，萨姆。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电话打得太迟了。”

“是穆勒先生吗？”

“不是。他不是朋友。睡吧。电话不会响了。”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

“它响了不止一次。”

“是的。”

“可你总不接。那么你怎么知道是朋友打来的？”

“你问题太多了，萨姆。”

“是秘密暗号吗？”

“你有秘密吗，萨姆？”

“有的。很多呢。”

“告诉我一个吧。”

“我不干。告诉你就不是秘密了。”

“嗯，那我也有秘密呀。”

萨拉仍然醒着。“他现在没事了，”卡瑟尔说，“他以为是盗贼打来的。”

“说不定是的。你跟他怎么说？”

“哦，我说那是暗号。”

“你总有办法让他平静下来。你爱他，是吗？”

“是的。”

“真怪。我一直理解不了。我但愿他真是你的孩子。”

“我不希望这样。你知道的。”

“我总不明白为什么。”

“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了。每天刮胡子时，我看自己就看够了。”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亲爱的。”

“我没这样看自己。”

“对于我而言，当你不在了，你的亲生骨肉将是我的生活寄托。你不会长生不老的。”

“是啊，感谢上帝。”他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并立即后悔了。每次都是她的同情心使他倾诉得太多。无论他如何试图让自己心肠硬些，他总禁不住想对她和盘托出。有时他玩世不恭地把她和一个机智的、善于利用同情心并能适时递根烟的讯问者相比。

萨拉说：“我知道你忧心忡忡。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不能说。也许有一天……等你自由了……”她又忧伤地补充道，“如果你还能有自由的话，莫瑞斯。”

第五章

1

卡瑟尔在伯克翰斯德车站把自行车留给检票员，然后登上去伦敦的月台。这些上班的人都很眼熟——他甚至跟其中几个点头示意。十月的寒雾栖于城堡前的草绿色池塘上，并顺着垂柳滴入铁路那头的运河。他在月台上来回踱步。他觉得他能认得所有面孔，只除了一个穿着破旧的兔毛大衣的女人——女人在火车上并不多见。他看着她上了一节车厢，于是也选了同一车厢以便更近地观察她。男人们看起了报纸，这个女人则打开一本丹尼斯·罗宾斯的平装本小说。卡瑟尔开始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二卷。在公开场合用这本书来消闲是违背安全条例的，甚至是小小的挑战。“向这条似可划分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跨出一步，就会面临未知的痛苦和死亡。那儿是什么？谁在那儿？在这片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的……”他转向窗外，似乎在用托尔斯泰的士兵的眼光看着平静如镜的运河指向鲍克斯摩尔。“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逾越这条界线是很可怕的，但又很想逾越它。” [14]

火车停靠沃特福德时，卡瑟尔是唯一离开车厢的人。他站在一字排开的出口处，看着最后一个乘客通过栅栏——那女人不在其中。出站后，他在等公共汽车的队列之后犹豫了片刻，同时留心着人们的面孔。然后他看了看表，刻意做出个任何一个想观察他的人都能注意到的不耐烦的表情，然后继续向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他可以肯定，但还是对火车里的那个女人和自己对制度的小小挑战感到有些担忧。真是得谨慎小心。路过第一家邮局时，他给办公室打电话找辛西娅——她总是比沃森、戴维斯或他自己早到半小时。

他说：“请你告诉沃森我要稍迟些到好吗？没办法，我在沃特福德下了，去找一位兽医。布勒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皮疹。也跟戴维斯说一下。”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有没有必要真去找兽医，以证明自己的托词，但他拿定了主意不去，有时候太过小心与太过粗心一样危险——简单永远是最佳方案，这跟尽可能说实话是一个道理，因为实话远比谎言要容易记住。他走进了他脑子里那张表里列的第三家咖啡屋，并在那里等候。他没有认出尾随入内的、穿了件旧大衣的瘦高男子。男子在他桌旁停下说：“对不起，请问您是威廉·哈特查德吗？”

“不是，我名字叫卡瑟尔。”

“很抱歉。你们长得像极了。”

卡瑟尔喝了两杯咖啡，拿起了《泰晤士报》。他很欣赏这家报纸一贯尊重读者的风格。他看见那人在五十码开外的马路上系着鞋带，他体验到一种熟悉的安全感，他曾在从医院病房被推去做一个重要手术时有过类似的感觉——他感到自己重又成为传送带上的一件物品，被送往一个既定的终点，不用肩负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他自己身体的职责。不论好坏，反正有别人照管了。一个顶尖的行家里手。这也应该是死亡最终降临时的情形，他寻思着，同时慢悠悠又轻快地跟着陌生人。他一直希望在迈向死亡时也有着如此的感受：从此于惶惶不安中解脱出来。

他注意到他们走的路叫“榆树景”，尽管望过去根本没有榆树或任何其他树，而他被领着去的房屋与他自己的家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前门上还有类似的茶色玻璃镶板。也许过去也曾有位牙医住过。领路的那个瘦削男子在一个小如台球桌般的前花园的铁门口驻留了片刻，才继续向前。门旁有三个铃，但只有一个标有指示牌——破旧不堪，字迹不清，只见末尾是“限公司”。卡瑟尔摇了摇铃，同时看见他的向导已过了“榆树景”向另一头折回去。当他走到房子对面时，从袖子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这大概是解除警报的信号，因为卡瑟尔几乎立刻听到了里面下楼梯的咯吱咯吱声。他不清楚“他们”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备潜在的盯梢者或在他叛变时以求自保——当然还要防备两者同时发生。他不在乎——他正在传送带上。

门开了，露出一张熟悉的却未曾料到的脸——热情满面的笑容以及湛蓝的眼睛，左脸颊的一块小疤是他儿时在希特勒攻陷华沙时受的创伤。

“鲍里斯，”卡瑟尔惊呼，“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你 了。”

“真高兴见到你，莫瑞斯。”

真怪，他想，这世上只有萨拉和鲍里斯称他莫瑞斯。对于母亲，在亲昵的片刻里他只是“亲爱的”，而在办公室他则生活在姓氏或字母缩写之中。顿时，他在这所从未造访过的陌生房子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破旧的屋舍，楼梯上铺着陈旧的地毯。不知怎的，他想起了父亲。也许在孩提时他跟父亲到过这样的房屋去看病人。

他从楼梯平台跟着鲍里斯进了一间正方形小屋，屋里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大幅带滑动滚轮的图画，画上有一大家子人正在花园里吃饭，饭桌上美味佳肴异常丰富。所有菜像是同时端上来的——苹果馅饼紧挨着烤牛腿肉，鲑鱼与一盘苹果跟汤碗挤在一块儿。还有一罐水、一瓶酒以及一只咖啡壶。几本字典搁在书架上，一根教鞭靠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些被擦去了一半、卡瑟尔也不认得的文字。

“在看了你最后一份报告后，他们决定派我回来，”鲍里斯说，“就是有关穆勒的那份。我很乐意到这儿来。我喜欢英国远胜于法国。你跟伊万处得怎样？”

“还行。只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想摸包烟，但是没有。“你知道俄国人的脾气。我感觉他不信任我。而且他的要求总比我所许诺你们任何人的都多。他甚至想让我换个部门。”

“我想你是抽万宝路的吧？”鲍里斯说着把烟盒递过来。卡瑟尔拿了一支。

“鲍里斯，你在这里的时候一直都知道卡森死了？”

“不。我当时不知道，直到几星期前。到现在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

“他死在了牢房里。死于肺炎。他们是这么说的。伊万肯定知道——但我是首先从科尼利厄斯·穆勒那里得知的。”

“这很令人震惊吗？在那种情形下。一旦被捕——就希望渺茫了。”

“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在远离南非的某个安全之地——或许在我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为他救了萨拉而好好感谢他。现在他死了，没有听到我一句感激话就走了。”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答。他会懂得的。你不必觉得遗憾。”

“是吗？人是没办法用理智驱除遗憾的——这有点儿像坠入爱河，坠入了遗憾里。”

他带着一阵强烈的逆反情感想道：这种境遇真令人忍无可忍，世上竟没有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这个叫鲍里斯的男子，而其真名我竟一无所知。他没法与戴维斯谈——他一半的生活是不能让戴维斯看见的，也不能和萨拉说，她根本不知道有鲍里斯的存在。有一天他甚至告诉了鲍里斯那个坡拉娜旅馆之夜，他知晓了关于萨姆的身世。联络员就有点儿像神父对天主教徒应有的态度——得不带情感地接受对方的坦白，而无论其内容如何。他说：“当他们换掉了我的联络员，伊万接手你的事后，我感到孤独得难以承受。除工作外我再也不能跟伊万谈任何事情。”

“很抱歉当时我不得不走。我跟他们争论来着，我尽力想留下来。可你明白你那个部门里的情况，我们这儿也一样。我们生活在箱子里，而蹲哪个箱子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比方他在办公室听得多了。敌对双方倒是分享了相同的陈词滥调。

卡瑟尔说：“现在该换书了。”

“是的。就这些吗？你在电话里发了紧急信号。波顿有新消息吗？”

“没有。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

椅子很不舒适，他们分坐书桌两边，像一对师生。只是于他们而言，学生比老师年长了许多。嗯，这种情况是有的，卡瑟尔想，在忏悔时老人也可向年轻得可做自己儿子的牧师坦白自己的罪孽。在和伊万为数极少的会面中，谈话总是言简意赅，传递信息，接受问询，一切都严格围绕工作主题。面对鲍里斯他却很放松。“调到法国算是提拔吗？”他又拿了根烟。

“我不知道。永远无从知晓，对吗？也许到这儿来算是提拔。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很看重你最近的报告，认为我可以处理得比伊万更好些。要么是伊万让步了？你不相信波顿之说，可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认定你的人怀疑情报泄露了？”

“没有。可在我们这种游戏中，人会慢慢地更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且他们的确对整个部门来了次例行清查。”

“你自己说的可是例行 检查。”

“是的，也许是例行公事，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公开化的，但我相信事情没这么简单。我认为戴维斯的电话被装了窃听器，我的也有可能，虽然我不大相信。不管怎样，最好别向我家发电话信号了。你们看了我关于穆勒来访和‘瑞摩斯大叔’行动的报告。如果你们也有 泄露，那我祈祷上帝：情报在你们那边走的是另外的渠道。我有种感觉，他们可能递给了我一张做了记号的钞票。”

“你不必担心。我们对那份报告的处理极为谨慎。不过我认为穆勒的使命不可能仅仅是你所说的做了记号的钞票。波顿也许是，但穆勒不可能。我们已从华盛顿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们非常重视‘瑞摩斯大叔’，我们要你继续关注。这可能在地中海、海湾地区及印度洋对我们造成影响，甚至是太平洋地区。从长远来看……”

“对我而言没有长远了，鲍里斯。我实际上已过了退休年龄。”

“我知道。”

“我现在想退休了。”

“我们可不大愿意看到。接下来的两年也许非常重要。”

“对于我也同样如此。我很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过。”

“怎么过？”

“照顾萨拉和萨姆。看电影。在宁静中走向老年。放弃我对你们也更安全，鲍里斯。”

“为什么？”

“穆勒竟然找上门来，坐在我自家桌旁，吃着我们的饭，对萨拉还挺客气。屈尊俯就的模样。装作没有肤色的隔阂。我真不喜欢这人！而且我真痛恨boss这整个该死的机构。我痛恨那些人，害死了卡森，现在又宣称是肺炎。我恨他们妄图关押萨拉，让萨姆生在牢房里。你们找一个没有仇恨的人要好得多，鲍里斯。心怀仇恨是容易犯错的。和爱情一样危险。我具有双重的危险性，鲍里斯，因为我也有爱。在我们两边的部门里，爱都是一种过错。”

使他感到莫大安慰的是，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一个他相信能理解他的人倾吐。那蓝眼睛传递的是十足的友善，那微笑鼓励他暂时卸下保守机密的沉重包袱。他说：“‘瑞摩斯大叔’是最后的一击——幕后的情况是我们将和美国联手帮助那些搞种族隔离的浑蛋。你们最严重的罪行，鲍里斯，总是在过去，而未来还没有来到。我不可能跟着人云亦云：‘记住布拉格！记住布达佩斯！’——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应该要放眼当今，而当今的罪恶就是‘瑞摩斯大叔’。当我爱上萨拉时，我就归化为黑人了。”

“那么你为什么觉得你很危险？”

“因为我已保持了七年的冷静，而现在快保持不住了。科尼利厄斯·穆勒使我冷静不下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专员才让他来找我的。也许专员就是要我打破沉闷。”

“我们只请你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当然这种游戏的早期阶段总是最容易的，不是吗？你们的矛盾还不是那么明显，而他们的密谋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像歇斯底里或更年期综合征那样暴露出来。别给自己添那么多烦恼，莫瑞斯。晚上吃两片安眠药。情绪低沉想找人说话了就随时到我这儿来。这儿危险性比较小。”

“我做的已足够偿还我欠卡森的债了，对吗？”

“是的，当然，可我们还不能失去你——就因为‘瑞摩斯大叔’。正像你说的，你现在已归化成了黑人。”

卡瑟尔感觉自己仿佛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一次完全成功的手术。他说：“对不起。我真傻。”他记不得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给我来杯威士忌吧，鲍里斯。”

鲍里斯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只酒瓶和一只杯子。他说：“我知道你喜欢j.&b.。”他慷慨地斟满一杯，注视着卡瑟尔飞快地喝下去。“近来你喝得有点儿多，是吗，莫瑞斯？”

“是的。但没人知道。我只在家喝。萨拉注意到了。”

“家里怎样？”

“萨拉给电话铃响弄得挺心烦。她老想到蒙面大盗。萨姆做噩梦，因为他很快要上预备学校了——一所白人学校。我很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会怎样。有些事到头来总要发生的，是吗？”

“就交给我们处理吧。我向你保证——我们已经精心计划好了你的逃脱路线。如有紧急情况……”

“我的 逃脱路线？那萨拉和萨姆呢？”

“他们随后就来。你可以相信我，莫瑞斯。我们会照料好他们的。我们也懂得答谢。别忘了布莱克——我们能照顾好自己人。”鲍里斯走到窗口，“情况都清楚了。你应该去办公室了。我的第一个学生过一刻钟就到。”

“你教他什么语言？”

“英语。你别嘲笑我啊。”

“你的英语已近乎完美。”

“我今天的学生像我一样是波兰人。从自己 祖国来的，而不是德国来的流亡者。我挺喜欢他——他猛烈抨击马克思。你笑了。这样好多了。你再也不能将自己这么暴露出来了。”

“都是这安全检查弄得。甚至把戴维斯都整得垂头丧气——他是无辜的。”

“不用担心。我想我有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会努力不让自己烦恼。”

“从现在开始，我们换到第三个藏匿点，如果情况恶化了立刻给我信号——我会全力援助你。你真的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鲍里斯。我只是希望你的人能真的信任我 。这种书码——效率太低，老掉牙的通信手段，而且你明白它有多么危险。”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的家随时都可能在例检中被搜查。起初他们想给你配一台微型发射装备——我没同意。那个可以满足你的希望吗？”

“我有另外一个希望。”

“告诉我。”

“我希望的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所有的谎言都是无谓的。我还希望我们是在同一个战壕里。”

“我们？”

“你和我。”

“我们当然是了！”

“是，在此情形下……在眼下这个阶段。你知道伊万有一次想讹诈我吗？”

“蠢货。我猜因为这个我才被派回来。”

“你们和我之间的分界一直是相当清楚的。我把所在部门的一切你们想要的情报给你们。我从不假装和你们有共同的信仰——我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我们一直理解你的观点。我们只为非洲需要你。”

“可我传递给你们的——我不得不有个判断。我会在非洲同你们并肩作战，鲍里斯——但不是在欧洲。”

“所有我们需要的是你能从‘瑞摩斯大叔’那里取得的详细资料。”

“伊万要得可真多。他还威胁我。”

“伊万走了。别惦记了。”

“没有我，你们能做得更好。”

“不。没有你，穆勒及其爪牙会更嚣张。”鲍里斯说。

卡瑟尔像个躁郁症患者一样发作完了，周期性的疖子给挑破了，他感到在别处无法体会的轻松。

2

这回轮到在“旅行者”了，约翰·哈格里维斯爵士是这儿的委员会成员，因而他在此如鱼得水，而不像在“革新”。气温比上次他俩吃午饭那天要冷得多，他觉得没必要出去到公园里说话了。

“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以马内利，不过这儿的人都太了解你了，”他对珀西瓦尔医生说，“他们会离开让我们独自喝咖啡的。他们早已清楚，除了鱼你不会说别的。顺便问一句，熏鳟鱼怎么样？”

“太干了，”珀西瓦尔医生说，“按‘革新’的标准。”

“那烤牛肉呢？”

“好像有点儿过头了？”

“你真是难伺候，以马内利。来根雪茄。”

“如果真是哈瓦那产的话。”

“当然。”

“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华盛顿弄来的？”

“我怀疑国际关系的缓和是否能像雪茄生意这么乐观。不管怎样，激光束问题仍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啊，以马内利。有时我真希望能回到非洲。”

“老非洲。”

“是的。你说得没错。老非洲。”

“那一去不复返了。”

“我看不一定。如果我们把世界其他部分都毁了，道路长满了草，所有新型豪华宾馆都崩塌了，森林重新占领了城市，一同回来的还有酋长、巫医——德兰士瓦省东北部还有位求雨皇后呢。”

“你准备到华盛顿也跟他们讲这个？”

“不，而是无精打采地谈‘瑞摩斯大叔’。”

“你反对这计划？”

“美国、我们以及南非——我们是矛盾重重的联盟。可计划还得实施，因为五角大楼想玩战争游戏了，他们好些日子没仗打了。嗯，我留下卡瑟尔去跟他们的穆勒先生周旋。顺便说一下，穆勒动身去波恩了。我希望西德对这个游戏也不感兴趣。”

“你要去多久？”

“不超过十天，我希望。我不喜欢华盛顿的气候——在这个词所有的意义上都如此。”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掸掉了长长的一截烟灰。“卡斯特罗博士的雪茄，”他说，“一点儿不比巴蒂斯塔中士 [15] 的差。”

“我但愿你眼下可以不走，约翰，似乎有鱼上钩了。”

“我相信没有我帮忙你也捉得到——不管怎么说，或许就是只旧靴子。”

“我可不这么想。旧靴子拽线是能感觉到的。”

“留给你来处理，我有把握，以马内利。当然对丹特里我也很放心。”

“假如我们意见不一致呢？”

“那肯定由你做决定。在这件事上你是我的代表。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以马内利，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我只有坐在捷豹里时才会操之过急，约翰。我钓鱼时是非常有耐心的。”

第六章

1

卡瑟尔的火车在伯克翰斯德耽搁了四十分钟。特林附近某处的线路需要抢修，当他到达办公室时屋子显得空落得不同寻常。戴维斯不在，但这并不能解释那空洞的感觉。卡瑟尔独守办公室的场合并不算少——戴维斯去吃午饭，戴维斯在洗手间，戴维斯上动物园看辛西娅。过了半小时他才在文件盘子里看见辛西娅的条子：“阿瑟不舒服。丹特里上校想见你。”一时间卡瑟尔在纳闷这个阿瑟是何人：他只习惯把戴维斯想成戴维斯。他想是不是辛西娅在久攻之下终于抵挡不住了？是不是因此她现在用教名称呼他了？他打电话问她：“戴维斯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的一个环境部的同屋代他打的电话。他说是什么腹部绞痛。”

“又宿醉了？”

“要只是那样的话他会自己打电话的。你不在我不知该怎么做，所以就给珀西瓦尔医生打了电话。”

“他怎么说？”

“和你说的一样——宿醉。显然他们昨天晚上是在一块儿的——喝了太多的波尔图和威士忌。他准备午饭时间去看他。他要那时才能忙完。”

“你觉得不严重吧，是吗？”

“我觉得不严重，但我觉得那也不是宿醉。如果严重的话珀西瓦尔医生会立刻去的，对吗？”

“专员在华盛顿的情况下，我怀疑他不会有多少时间给人看病了，”卡瑟尔说，“我去找丹特里。在哪个屋？”

他推开了72号房门。丹特里在那儿，还有珀西瓦尔医生——他感觉到自己打断了一场争论。

“哦，对了，卡瑟尔，”丹特里说，“我是说要见你的。”

“我这就走。”珀西瓦尔医生说。

“我们过后再谈，珀西瓦尔。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抱歉，但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能同意。”

“你记得我说过的箱子——还有本·尼科尔森。”

“我不是画家，”丹特里说，“我也不懂抽象艺术。不管怎样，我过后来找你。”

门关上后，丹特里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我不喜欢有人在仓促间下结论。我受的训练要我相信证据——铁证。”

“有什么事让你烦心吗？”

“如果是身体不适，就该验血，做x光检查……而不是猜测 诊断结果。”

“珀西瓦尔医生？”

丹特里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不该和你说这些。”

“说什么？”

丹特里桌上有一个美丽女孩的照片。丹特里的目光总要落在上面。他说：“有时待在这该死的单位里，你不觉得孤单吗？”

卡瑟尔踌躇着说：“哦，嗯，我和戴维斯处得不错。在那种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戴维斯？没错。我正想和你谈戴维斯。”

丹特里起身走向窗口。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困在牢房里的囚犯。他忧愁地凝望那难以企及的天空，得不到丝毫安慰。他说：“天色灰暗得很。秋天真的快结束了。”

“‘举目四望，斗转星移皆萧条’。”卡瑟尔引用道。

“在说什么？”

“我以前在学校唱的赞美诗。”

丹特里又回到桌旁看照片。“我女儿。”他说，仿佛他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她。

“有福气。她是个美丽的姑娘。”

“她周末要结婚了，但我觉得我不该去——”

“你不喜欢那个小伙子？”

“哦，我敢说他是不错的。我从没见过他。可我跟他谈什么呢？詹生婴儿爽声粉？”

“婴儿爽身粉？”

“詹生正努力要击败强生——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坐下来，陷入了闷闷不乐的沉默中。

卡瑟尔说：“戴维斯显然是病了。我今早迟到了。他真会找日子生病。我得把扎伊尔的事情揽过来了。”

“很抱歉。我最好还是别留你了。我不知道戴维斯病了。没什么要紧吧？”

“我觉得没事。珀西瓦尔医生准备午饭时去看他。”

“珀西瓦尔？”丹特里说，“他难道没有自己的医生？”

“噢，如果珀西瓦尔医生给他看病，那费用算处里的，不是吗？”

“是的。只是——他跟我们时间长了——也许看病时会有点儿生疏，我的意思是。”

“哦，嗯，大概是个很简单的诊断吧。”他听到了另一次谈话的回音。

“卡瑟尔，我找你只是想问——你是否 对戴维斯很满意？”

“你说的‘满意’是指什么？我们在一起共事。”

“有时我不得不问一些相当愚蠢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可安全保密工作是我的职责。提问题并不能说明什么。戴维斯好赌博，是吧？”

“有点儿。他喜欢谈赛马。我怀疑他是否赢了很多，或输了很多。”

“喝酒呢？”

“我觉得他喝得也不比我多多少。”

“那么你对他完全 信任？”

“完全。当然，我们都有可能会犯错误。是不是有一些对他的抱怨？我不大愿意看到戴维斯被调走，除非是去马普托。”

“我记不得有没有问过你了，”丹特里说，“对每一个人，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甚至对你。你知道一个叫尼科尔森的画家吗？”

“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不，不。”丹特里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人挺隔阂。我不知道——不过我估计你晚上总是回去和家人在一起的？”

“嗯，是的……是这样。”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得晚上待在城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很少会这样。”卡瑟尔说。

“是啊，我想也是。”

“你瞧，我妻子要是独自在家会感到很不安。”

“当然。我懂。我只是随便想想。”他又盯着照片，“我们以前不时地一起吃顿晚饭。上帝保佑她会快乐。没有什么事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对吗？”

沉默像过去城里的那种浑浊的烟雾，把他们彼此隔开。他们谁也看不见人行道：他们得伸出手去摸索。

卡瑟尔说：“我儿子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很高兴我不用操心这个。”

“你星期六会到城里来，是吗？我估计你不大可能只待一两小时……在婚礼上我谁也不认识，除了我女儿——当然还有她母亲。她说——我的意思是我女儿——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带个同事来。作为陪伴。”

卡瑟尔说：“当然我很乐意奉陪……如果你真觉得……”他很少能够抵制伤感的求援，不管那有多么含蓄。

2

卡瑟尔终于也有了这么一次不吃午饭的场合。让他不舒服的并非饥饿——而是这种破例。他心里不踏实。他想搞清戴维斯是不是没什么大问题。

在一点钟，当他把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沃森的一张毫无幽默感的便条锁进保险柜，准备离开这幢庞大又毫无特色的办公楼时，他在门口看见了辛西娅。他告诉她：“我去看戴维斯。你去吗？”

“不。我为什么要去？我要买很多东西。你 为什么要去？没什么要紧的，对吗？”

“是的，但我觉得还是要去看看。寓所里除了环境部的几个人，他挺孤单的。而且那些人也要等晚上才回家。”

“珀西瓦尔医生答应去看他。”

“对，我知道，但现在他大概已经走了。我原以为你会愿意同我……只是看望一下……”

“哦，嗯，如果我们不用待太久的话。我们没必要带花吧，是吗？像去医院似的。”这是个嘴巴尖刻的姑娘。

戴维斯穿着睡衣为他们开了门。卡瑟尔注意到他的脸色随着辛西娅的到来泛出了片刻光彩，但接着他意识到她不是独自来的。

他无精打采地说：“哦，是你们 。”

“怎么了，戴维斯？”

“我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肝部在搅和呢。”

“我以为你朋友在电话里是说胃绞痛的。”辛西娅说。

“嗯，肝是靠着胃部的，不是吗？要不是肾？我对自己身体的地理分布懂得很少。”

“我给你整理一下床铺，阿瑟，”辛西娅说，“你俩谈着。”

“不，不，请别。就是皱了点儿。坐下来歇一会儿。喝点什么吧。”

“你和卡瑟尔喝，我还是给你收拾床。”

“她的意志真坚决。”戴维斯说，“你喝什么，卡瑟尔？威士忌？”

“就一点儿，谢谢。”

戴维斯拿出了两个杯子。

“你最好别喝，既然肝疼。珀西瓦尔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哦，他想吓唬我。医生总是这样，是吗？”

“我一个人喝挺好。”

“他说如果我还不少喝点儿，就会有肝硬化的危险。我明天得去拍张x光片。我告诉他我不比其他人喝得多，可他说有些人的肝脏比别人弱。医生总是有理。”

“如果我是你，就不喝那杯了。”

“他说‘减量’，我这威士忌已减半了。我还告诉他波尔图我也不喝了。戒一两周吧。够让他满意了。我很高兴你过来，卡瑟尔。你知道吗，珀西瓦尔医生真让我有些害怕。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把所知道的全告诉我。这不是很糟吗，要是他们决定了派我去马普托，接着他 又站出来说不同意我走。我还有一样担心——他们有没有和你谈起过我？”

“没有。仅仅是丹特里早上问我和你共事是不是满意，我说是的——完全满意。”

“你够朋友，卡瑟尔。”

“不过是愚蠢的安全检查而已。你记得和辛西娅到动物园约会的那天……我告诉他们你去看牙医了，可仍然……”

“是的。我就是那种总能给抓住的人。可我基本上一直是遵守规章的。这是我所体现的忠诚的形式，我想。你可不一样。如果我就这么一次把报告拿出去吃午饭，便被逮住了。但我看你不止一次地带出去。你担着风险——就像他们说牧师就得这样。如果我真泄露了什么——当然是无意的——我就到你这儿坦白。”

“指望得到赦免？”

“不。指望能得到些公正。”

“那你就错了，戴维斯。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公正’一词的意思。”

“这么说你就判我黎明时分拉出去枪决？”

“哦不。我永远都赦免我喜欢的人。”

“是吗，那你才是真正的安全隐患，”戴维斯说，“你估计这该死的检查会持续多久？”

“我估计要到他们查出泄露源头或认定根本就没有泄露。也许mi5的某位老兄错误理解了证据。”

“或说是某个女人，卡瑟尔。为什么不能是女人？说不定是我们秘书中的一个，如果不是你我，也不是沃森的话。这想法让我起鸡皮疙瘩。辛西娅有天晚上答应和我吃饭的。我在斯通餐厅等她，邻座有个挺漂亮的姑娘也在等人。我们还朝对方略微笑了笑，因为我们等的人都爽约了。难兄难弟。我本想和她聊聊——毕竟辛西娅令我很失望——接着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也许她是被安插在这儿逮我的，也许他们从办公电话里听见了我订餐，也许辛西娅接到了命令要避开。接下来谁会来找这个女孩——猜是谁——丹特里。”

“那大概是他女儿。”

“在我们这个单位，女儿也会被利用的，不是吗？我们这个该死的无聊行当。你不能相信任何人。现在我连辛西娅都不信。她在给我整理床铺，上帝知道她希望能发现什么。可她能找到的只有前一天的面包屑。也许他们会拿去化验。一粒面包屑或许藏着微缩胶卷呢。”

“我不能待很久了。还要处理扎伊尔方面的事。”

戴维斯放下杯子。“自从珀西瓦尔使我有了那么多想法，该死的威士忌味道都变了。你真 觉得我得了肝硬化？”

“不会。暂且放宽心吧。”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是借酒浇愁啊。你有萨拉可真走运。萨姆怎样？”

“他问了很多关于你的事。他说谁玩儿捉迷藏也玩不过你。”

“真是个友好的小杂种。我希望也能有个小杂种——但只要和辛西娅生的。多么渺茫的希望！”

“马普托的气候不是非常好……”

“哦，据说孩子在六岁前都没问题。”

“嗯，可能辛西娅已经心软了。她毕竟正在 给你收拾床呢。”

“是的，她会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敢说，不过她是那种总要寻找崇拜对象的女孩。她会喜欢比较严肃的人——就像你。麻烦在于当我严肃的时候却无法表现 得严肃。去表现严肃反而让我不自在。你能想到一个崇拜我的人吗？”

“噢，萨姆崇拜你。”

“我怀疑辛西娅是不是喜欢玩捉迷藏。”

辛西娅回来了。她说：“你的床真是一团糟。上次什么时候收拾的？”

“我们的日杂工每周一、五来，今天星期四。”

“你自己为什么不整理整理？”

“噢，我上床时就把被子一拉。”

“那几个搞环境的呢？他们怎么做的？”

“哦，他们所受的训练是直到污染引起官方注意了才去注意。”

戴维斯送他俩到门口。辛西娅说了声“明天见”便往楼下走去。她扭过头来大声说要去买很多东西。

“若是她不愿我爱她，

她就不该看着我。”

戴维斯引用道。卡瑟尔很惊讶。他想象不出戴维斯还读勃朗宁的诗——当然除了在学校。

“好了，”他说，“回去干活了。”

“对不起，卡瑟尔，我知道那摊子事让你心烦意乱。我可不是在装病，真没有。也不是宿醉。是我的腿、我的胳膊——像果冻一样没气力。”

“回床上吧。”

“我会的。萨姆现在肯定觉得我捉迷藏不行。”戴维斯补充道，同时身子探出楼梯扶手，目送着卡瑟尔。当卡瑟尔走到台阶顶端时他叫道：“卡瑟尔！”

“嗯？”卡瑟尔向上看。

“你觉得这不会绊住我吧，是吗？”

“绊住你？”

“如果让我去马普托的话，我会焕然一新的。”

“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专员说过了。”

“你是好哥们儿，卡瑟尔。谢谢你，不管结果怎样。”

“上床休息。”

“我想我会的。”可卡瑟尔转过弯时，他仍站在那里往下瞧着。

第七章

1

卡瑟尔和丹特里是最后到登记处的，他们在这暗褐色屋子的后面找了位子坐下，与其他来宾隔了四排空椅子，那些人有十来个，也像教堂婚礼那样拉帮结派，每个派别都怀着批判的兴趣和某种轻蔑打量着对方。大概只有之后的香槟能消除他们的敌意了。

“我猜那是科林。”丹特里上校边说边指着正刚刚来到登记桌旁和他女儿站在一块儿的小伙子。他又说：“我连他的姓氏都不知道。”

“拿手帕的女人是谁？好像在为什么事苦着脸呢。”

“那是我妻子，”丹特里上校说，“我希望能在她注意到之前溜掉。”

“你不能这样。不然你女儿连你来过了都不知道。”

登记员开始发话了。有人在说“嘘——”，似乎他们在剧院里，而幕布已经升起。

“你女婿姓克拉特斯。”卡瑟尔耳语道。

“你肯定？”

“不，不过听起来像。”

登记员说了些简短的与上帝无关的祝福，这有时被形容为世俗布道，有几个人一路看着手表作为借口离去了。“你不觉得我们也可以走了吗？”丹特里问。

“不好。”

尽管如此，当他们站在维多利亚街上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出租车像掠食的鸟儿一样围拢过来，丹特里又蠢蠢欲动。

“这对你女儿不公平。”卡瑟尔劝他。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丹特里说，“去一家酒店，我估计。”

“我们可以跟着去。”

于是他们就跟着其余的出租车向前驶去，在稀薄的秋雾中穿行，一直跟到了哈洛德百货公司。

“我想不出有什么酒店……”丹特里说，“我觉得我们跟丢了。”他倾身向前察看前面的车。“没这么好运气。我看见我妻子后脑勺了。”

“顺便去打个招呼也没什么。”

“这倒是有把握的。我们结婚十五年，”他又沮丧地补充道，“有七年没说话了。”

“香槟会把气氛活跃起来的。”卡瑟尔说。

“可我不喜欢香槟。卡瑟尔，你来陪我可真好。我没法一个人面对这排场。”

“我们喝上一杯就走。”

“我真弄不懂我们在朝哪儿走。这条路有几年没来了。看来新开了这么多饭店。”

他们停停走走地沿布朗普顿路向前开去。

“一般的做法是去新娘的家，”卡瑟尔说，“如果不是去酒店的话。”

“她没有家。她对我说是跟女性朋友合住，但显然她已经和这个叫克拉特斯的小子一起住了不少日子。克拉特斯！什么名字嘛！”

“名字也许不叫克拉特斯。登记员说得挺含糊。”

出租车排成月牙形停在一幢花里胡哨的小房子前，将其他客人像包裹好的礼品一样放下来。幸好人不算太多——这一带的房子不是为搞大型聚会修建的。甚至在只容纳了二十几个人时大家也感到墙似乎弯曲了，地板也好像吃不住了。

“我想我知道咱们到哪儿了——我妻子的寓所，”丹特里说，“听她讲过她在肯辛顿买了房。”

他们慢慢挪上超载的楼梯，进了一间客厅。每张桌子上，每架书橱里，以及钢琴、壁炉架上，都有瓷制的猫头鹰警惕地瞪着来访的客人，似要用那弯曲凶残的喙扑将过来。“没错，就是 她的房子，”丹特里说，“她一直喜好猫头鹰——而且看来从我走后这种热情有增无减。”

他们没能从聚在餐柜前的人群里找到他女儿。开香槟酒的砰砰声此起彼伏。席间有一个结婚蛋糕，就连那上面都有一只石膏做的猫头鹰，端坐在用粉红的糖制成的托架上。一个唇须修剪得像极丹特里的高个子男人走上前来说：“我不知道各位尊姓大名，但这香伯 [16] 请随便喝。”从他讲的俚语看，他准是在一战前出生的人，有着旧时的主人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我们省掉了请服务生的麻烦。”他解释道。

“我是丹特里。”

“丹特里？”

“这是我女儿的婚礼。”丹特里的声音干涩得像块饼干。

“哦，那你准是西尔维亚的丈夫了？”

“是的。我还不知你 贵姓？”

那男子过去喊道：“西尔维亚！西尔维亚！”

“咱们走吧。”丹特里绝望地说。

“你得跟女儿打个招呼。”

一个女人风风火火地从餐柜旁的宾客间穿过来。卡瑟尔认出她就是在登记处哭哭啼啼的那位，但现在她根本不像哭过的样子。她说：“亲爱的，爱德华告诉我你在这儿。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是的，我们真的得走了。这是卡瑟尔先生。我们单位的。”

“那该死的单位。你好吗，卡瑟尔先生？我得把伊丽莎白找来——还有科林。”

“别打扰他们了。我们真要走了。”

“我自己也就待这么一天。从布赖顿来。爱德华开车送我的。”

“爱德华是谁？”

“他真是帮了大忙了。订了香槟和其他东西。碰到这些场合一个女人是需要男人的。你一点儿都没变，亲爱的。多长时间了？”

“六七年？”

“时间过得好快啊。”

“你又收集了那么多猫头鹰。”

“猫头鹰？”她走开去叫道，“科林，伊丽莎白，过来。”他们手牵手走过来。丹特里觉得他女儿不是那种会像小孩子撒娇的类型，可她大概认为在婚礼上牵手是一种义务。

伊丽莎白说：“你还是来了，爸爸，这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很不喜欢这种事情。”

“我以前还从没经历过。”他看了看她的伴侣，后者戴了一朵康乃馨，别在簇新的条纹西服上。他的头发乌黑，耳边的鬓角梳得一丝不苟。

“您好，先生。伊丽莎白说了你很多事情。”

“她可没怎么和我谈起过你，”丹特里说，“那么你就是科林·克拉特斯？”

“不是克拉特斯，爸爸。你怎么会想到那个的？他姓克拉夫。我的意思是我们 姓克拉夫。”

一拨没去登记处、刚到这里的客人将卡瑟尔和丹特里上校分开来。一个穿双排纽扣马甲的男子对他说：“这儿的人我一个不认识——当然除科林外。”

这时传来瓷器轰然碎裂的声音。丹特里夫人的嗓音从喧闹中透出来：“看在基督的分上，爱德华，是只猫头鹰吗？”

“不，不，别担心，亲爱的。只是个烟灰缸。”

“一个都不认识，”穿马甲的男子重复道，“顺便讲一下我叫乔因纳。”

“我叫卡瑟尔。”

“你认识科林？”

“不，我是和丹特里上校一起来的。”

“他是谁。”

“新娘的父亲。”

电话铃声从什么地方传出来。没有人理会。

“你得跟科林这个年轻人说说话。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他的姓氏挺奇怪，是吗？”

“奇怪？”

“嗯……克拉特斯……”

“他姓克拉夫。”

“哦，那我听错了。”

又有什么打碎了。爱德华令人宽心的声音钻出那片吵闹。“别担心，西尔维亚。没什么严重的。所有的猫头鹰都很安全。”

“他给我们的宣传来了场革命。”

“你们一起共事？”

“你可以说我就是 詹生婴儿爽身粉。”

那个叫爱德华的抓住了卡瑟尔的胳膊。他说：“你叫卡瑟尔？”

“是的。”

“有电话找你。”

“可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是个姑娘。慌里慌张的。说很紧急。”

卡瑟尔想到了萨拉。她知道他在参加婚礼，但刚才就算是丹特里也没弄明白是去哪儿。萨姆又病了吗？他说：“电话在哪儿？”

“跟我来。”可当他们走到了电话机旁——白色双人床边的白色电话机，由一只白色猫头鹰守卫着——话筒却已挂好了。“抱歉，”爱德华说，“我估计她会再打来。”

“她报名字了吗？”

“那么吵吵嚷嚷的，没听见。感觉她好像在哭。过来再喝点儿香伯。”

“要是你不介意，我就守在这旁边。”

“嗯，请原谅我不陪你了。我得照管好那些个猫头鹰，你知道。要是有一只遭了殃，西尔维亚心会碎的。我本来建议全收起来，但她有不止一百只呢。没了它们这地方就显得有些萧条了。你是丹特里上校的朋友？”

“我们是同事。”

“那种要整天保密的工作，是吧？我这么见他有点儿难堪。西尔维亚觉得他不会来的。也许我本该回避的，那样比较得体。可谁去照料那些猫头鹰呢？”

卡瑟尔在白色大床的边沿坐下，那只白色猫头鹰站在白色的电话机旁瞪着他，好像他是个非法移民，刚刚来到这白色大陆的边沿安家——甚至墙也是雪白的，他脚下还铺着块白地毯。他很担心——为萨姆担心，为萨拉担心，为他自己担心——恐惧如同一股无形的气体从那沉默的话筒里倾泻出来。他以及他所有爱的人都受着这神秘电话的威胁。客厅的喧嚣现在听来不过是这雪原之外遥远部落里的传言。接着电话响了。他把猫头鹰推到一边，拿起了话筒。

让他松了口气的是他听见了辛西娅的声音。“是m.c.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

“我试着打了登记处的电话，但你已经走了。我就在电话簿里找到了丹特里夫人的号码。”

“怎么了，辛西娅？你的声音有些古怪。”

“m.c.，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瑟死了。”

和上次一样，他愣了一会儿，想这阿瑟是谁。

“戴维斯？死了？可他下周还要回来上班呢。”

“我知道。日杂工去……给他整理床时发现的。”她的声音哽住了。

“我马上回办公室，辛西娅。你见到珀西瓦尔医生了吗？”

“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得立刻去告诉丹特里上校。”

“哦，m.c.，我但愿当初能对他再好一点。我为他做过的事只有——收拾床铺。”他听见她在大口呼吸以忍住哭泣。

“我会尽快回来。”他挂了电话。

客厅如先前一样拥挤，一样吵闹。蛋糕切了开来，人们在找不碍事的地方去吃自己的那一份。丹特里用手指夹了一块，孤独地站在一张堆满猫头鹰的桌子后面。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走吧，卡瑟尔。我不懂这些事情。”

“丹特里，我接到办公室的电话。戴维斯死了。”

“戴维斯？”

“他死了。珀西瓦尔医生……”

“珀西瓦尔！”丹特里惊呼道，“我的上帝，那人……”他拿蛋糕的手在猫头鹰中间挥着，一只大个儿灰色猫头鹰被打落在地跌得粉碎。

“爱德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约翰打掉了那只灰猫头鹰。”

爱德华向他们挤过来。“我没法同时照顾到所有地方，西尔维亚。”

丹特里夫人出现在他后面。她说：“约翰，你这个该死的讨厌的老笨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永远。你到底在我 家干什么啊？”

丹特里说：“快走，卡瑟尔。我会再给你买只猫头鹰，西尔维亚。”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那只。”

“有一个人死了，”丹特里说，“那也再找不到第二个了。”

2

“我当时没料到会出事。”珀西瓦尔医生告诉他们。

对于卡瑟尔，他这种措辞显得出奇的冷漠，与那可怜的穿着皱巴巴的睡衣伸直了四肢躺在床上的遗体一样冷。夹克敞开着，露出赤裸的胸膛，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已徒劳地寻找过心脏最微弱的跳动。在此之前珀西瓦尔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个很和蔼的人，可这和蔼却在这死者面前变得冰冷，而且在他那句奇怪的话所表达的尴尬的歉意中总有点儿不对劲。

卡瑟尔站在这疏于收拾的屋子里，在经历了丹特里夫人家那么多陌生人的吵嚷、那么多猫头鹰、那么多开瓶的砰然作响之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惊呆了。珀西瓦尔医生说完那句不恰当的话后便不再言语，其他人也都在沉默。他离床远远地站着，似乎要向两个刻薄的批评家展示一幅画，并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判。丹特里也沉默着。他似乎乐于这样注视着珀西瓦尔，仿佛该由他来解释自己应该在画中找到的明显错误。

卡瑟尔感到有必要打破这长久的沉默。

“客厅里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珀西瓦尔医生勉强转过身。“什么人？哦，那些呀。我请特别行动小组过来看看。”

“为什么？你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不，不。当然不是。没这可能。他的肝脏状况糟透了。他几天前做过一次x光检查。”

“那你为什么说你没料到会……？”

“我没料到情况会发展那么快。”

“我猜要验尸？”

“当然。当然。”

这“当然”像苍蝇一样在那尸体周围衍生。

卡瑟尔回到客厅。茶几上有一瓶威士忌、一只旧杯子和一本《花花公子》。

“我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珀西瓦尔医生跟在卡瑟尔后面嚷道，“他就是不听。”

房间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捡起《花花公子》，将书页翻了翻又抖了抖。另一个在检查书桌抽屉。他告诉同伴：“这里有他的通信簿。你最好把里面的名字过一遍。电话号码也查一下，要能对得上。”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在找什么。”卡瑟尔说。

“只是安全检查，”珀西瓦尔医生解释说，“我本来想找你，丹特里，因为这其实归你管，但你显然是去参加什么婚礼了。”

“是的。”

“最近办公室里似乎比较懈怠。专员出差了，但他肯定要求我们确保这可怜人没有随便扔下什么。”

“比如电话号码和人对不上？”卡瑟尔问，“我可不会管这个叫懈怠。”

“这些人总是照规矩办事的。不是吗，丹特里？”

可丹特里没有回答。他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遗体。

那两人中的一个说：“瞧这个，泰勒。”他递给同伴一张纸，后者大声念道：“bonne chance [17] ，卡拉马祖，特朗基寡妇。”

“有点儿古怪，是吧？”

泰勒说：“bonne chance是法语，帕珀。卡拉马祖听起来像个非洲的城市。”

“非洲，嗯？好像挺重要。”

卡瑟尔说：“最好去看看《新闻晚报》。你们大概会发现那都是赛马的名字。他总是在周末下注。”

“噢。”帕珀说，语气里透着些失望。

“我看还是别打扰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朋友的工作了。”珀西瓦尔医生说。

“戴维斯的家人呢？”卡瑟尔问。

“办公室里已经去查了。唯一的亲属看来是德罗伊特威奇的一个堂兄。一个牙医。”

帕珀说：“这儿有样东西我觉得不大对劲儿，先生。”他把一本书递给珀西瓦尔医生，而卡瑟尔先拿了过来。是一小册罗伯特·勃朗宁的诗选。里面有一枚藏书标签，上面有学校的盾徽和名字，德罗伊特威奇皇家文法学校。看来是一九一〇年颁给一位名叫威廉·戴维斯的小学生的，奖励他的优异作文，而威廉·戴维斯用黑墨水以十分讲究的字体写道：“转赠吾儿阿瑟，以鼓励其物理考试第一名，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勃朗宁、物理及一个十六岁少年确实是个有些奇怪的组合，但大概也并非帕珀所谓的“不对劲”。

“是什么？”珀西瓦尔医生问。

“勃朗宁的诗。我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尽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本小小的书与奥尔德马斯顿、赌马、《花花公子》、沉闷的公事、扎伊尔事务的确不怎么相称。一个人哪怕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其死后若给人翻箱倒柜的话，是不是总能被找出其生活的复杂一面？当然，戴维斯留着它可能出于孝心，但显然他是读过的。上次卡瑟尔见到还活着的他时，他不是引用勃朗宁诗句的吗？

“如果您翻翻，先生，就会看到有些段落做了记号，”帕珀对珀西瓦尔说，“关于书码您懂得比我多。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让大家注意这个。”

“你怎么想的，卡瑟尔？”

“是的，的确是 记号。”他翻了翻书，“书本来是他父亲的，当然也就可能是他父亲的记号——只是墨迹看起来太新鲜：他在这些段落前记了个‘c’。”

“有什么重要意义？”

卡瑟尔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戴维斯，没有把他的酗酒、赌博甚至他对辛西娅无望的爱情当真过，可一具死尸是不能轻易忽视的。他第一次对戴维斯萌发了真正的好奇心。死亡使得戴维斯变得重要了。死亡让戴维斯高大起来。死者也许比我们更智慧。他翻着这本小书，好像他是勃朗宁学会的成员，执着于诠释一个诗篇。

丹特里费力地从卧室门口回过头来。他说：“这些记号……不表示任何意义，是吗？”

“什么意义？”

“重要意义。”他重复珀西瓦尔的问题。

“重要意义？我猜可能有。表达了他的整个心态。”

“你的意思是？”珀西瓦尔问，“你真认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期待，似乎他真心希望死在隔壁房间的人或许代表了某种安全隐患，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没错，卡瑟尔想。爱与恨都很危险，他如此警告过鲍里斯。一个场景从脑海里浮现出来：马普托的一间卧室，空调机嗡嗡作响，萨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是我”，然后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狂喜。他对萨拉的爱让他和卡森走到了一起，卡森最终又将他引向了鲍里斯。恋爱中的男人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怀里揣着定时炸弹走在世间。

“你的意思真是说有某种证据……？”珀西瓦尔继续问道，“你受过读密码的训练。我可没有。”

“听听这一段。用一条垂直线和字母‘c’做的记号。

“但是，我将只说一般朋友的语言，

或许再稍微强烈一丝；

我握你的手，将只握礼节允许的时间……” [18]

“你觉得‘c’代表了什么？”珀西瓦尔问道——他的问话里还是有那种让卡瑟尔感到恼怒的期望。“可能意味着，会不会呢，是一种‘暗码’？提醒他该段落已经用过了？我猜在用书码时，得小心同一段落不能用两次。”

“说得很对。这儿还有个做记号的段落。

“如此宝贵，那深灰色的眸子，

秀发乌黑，也弥足珍贵，

君子为之孜孜以求，为之痛苦，

这堪为人间最难熬的地狱……”

“我觉得那听起来像诗，先生。”帕珀说。

“又是一条垂直线加个‘c’，珀西瓦尔医生。”

“那你真认为……？”

“戴维斯有一回跟我说过：‘当我严肃的时候却无法表现得严肃。’所以我猜他只好在勃朗宁的诗里找想说的话了。”

“那‘c’呢？”

“那只是表示一个姑娘的名字，珀西瓦尔医生。辛西娅 [19] 。他的秘书。一个他爱着的女孩。我们自己人。不必劳特别行动小组的大驾。”

丹特里一直闷闷不乐地沉默着，深陷在自己的思索中。此时他发话了，语气中带着尖锐的指责。“一定要做尸检。”

“当然啦，”珀西瓦尔医生说，“如果他的医生要求的话。我不是他的医生。我只是他的同事——虽然他的确咨询过我，我们还给他做了x光检查。”

“他的医生现在应该来。”

“等这些人一干完活我就让人给他打电话。丹特里上校，你在所有人中应该最清楚这工作的重要性。安全保密是首要考虑。”

“我不知道验尸报告会怎样，珀西瓦尔医生。”

“这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他的肝脏几乎全毁了。”

“毁了？”

“当然是酗酒导致的，上校。还能有什么？你没听我和卡瑟尔说过吗？”

卡瑟尔不去听他们暗藏机锋的争执，而是走到旁边。在病理学家检查戴维斯之前，应该再最后看一看他。他很高兴他的面容没有丝毫痛苦。他把他的睡衣扣上，以遮住那空洞的胸膛。一颗扣子没了。缝扣子可不属于日杂女工分内的事。床边的电话刚发出清脆的铃声便又归于沉寂。也许在很远的某地有麦克风或录音机正连在线上。戴维斯不会受监视了。他逃脱了。

第八章

1

卡瑟尔坐在那里写报告，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显然，戴维斯的死使得非洲部的情报传递必须要终止。如果继续有泄露，那么谁负其咎便不言自明，可如果泄露停止了，其罪责肯定就归于死者了。戴维斯的痛苦已经结束，他的个人材料将封存至某中央档案库，谁都不会再操心去检查了。如果其中有叛变的记录呢？就像内阁机密一样，要严管三十年后才会解密。从一种悲哀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幸运的死。

卡瑟尔听见萨拉正为萨姆朗读着睡前读物。现在比平时上床晚了半小时，不过今晚他格外需要娇惯一会儿，在学校过的第一周并不开心。

将报告转录成书码真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他再也不会用完《战争与和平》了。为安全起见，第二天他将把这本书和秋天的叶子堆在一起付之一炬，也不用等那本特罗洛普的书寄来了。他感到既轻松又遗憾——轻松的是他在最大限度上偿付了欠卡森的感激债，遗憾的是他不能将“瑞摩斯大叔”的情报传递得善始善终，也就再无法完成对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复仇了。

当他完成报告后便下楼去等萨拉。明天是星期日。他得将报告放入藏匿地点，是第三个点，以后再也用不着了。他在尤斯顿上火车前已在皮卡迪广场的电话亭发出了情报已到的信号。用这种方法传递他最后一次信息，是个极为缓慢的麻烦事，可更快捷也更加危险的路线得保留到最后万不得已之时。他给自己倒了三份剂量的j. & b.，楼上的呢喃之声给了他暂时的安宁。一扇门轻轻关上了，头顶的过道响起脚步声——往下走时那些楼梯总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想，这一切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乏味的家务，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例行程序。对于他这则代表了一种他时时刻刻都害怕失去的安全。他十分清楚萨拉进客厅时会说什么，而他也知道自己将如何回答。熟悉，是一种保护，使他们不必担心外面国王路的黑暗以及街角警察局亮着的那盏灯。他总是在想象当那一刻来临时，会有一个穿制服、面孔熟悉的警察陪同特别行动小组的人找上门来。

“你喝威士忌了？”

“能给你倒一杯吗？”

“一点点，亲爱的。”

“萨姆挺好？”

“我把他裹进被子里时他已睡着了。”

他们的对话正如一封将他刚才的预想一字不差完整转录的电报。

他把杯子递给她：此前他一直无法告诉她发生的事情。

“婚礼怎样，亲爱的？”

“糟糕得很。我真为可怜的丹特里难过。”

“为什么可怜？”

“女儿不再是他的了，而且我怀疑他是否还有朋友。”

“你们办公室好像孤独的人还不少。”

“是啊。那么多形单影只的人。喝完，萨拉。”

“急什么呀？”

“我想给我们每人再满一杯。”

“为什么？”

“有坏消息，萨拉。我不能在萨姆面前和你说。是关于戴维斯的。戴维斯死了。”

“死了？戴维斯 ？”

“是的。”

“怎么死的？”

“珀西瓦尔医生说是因为肝脏。”

“可肝脏不会这样的——昨天查出有毛病，今天就死了。”

“珀西瓦尔医生是这样说的。”

“你不信他的话。”

“不。根本不信。我觉得丹特里也不信。”

她给自己倒了两份威士忌——他从未见她这样做过。“太可怜了，戴维斯。”

“丹特里要求进行独立验尸。珀西瓦尔好像早有准备。显然他非常肯定他的诊断将得到证实。”

“如果他很肯定，那就准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在我们这种部门 ，他们什么都可以安排。可能甚至连尸检也不在话下。”

“我们和萨姆怎么说？”

“就说实话。不让孩子接触死亡并没有好处。死亡总是在发生。”

“可他那么喜爱戴维斯。亲爱的，这一两周我先什么也不说。等他适应了学校生活。”

“你这么考虑最好。”

“上帝保佑你能离这些人远远的。”

“我会的——就这几年。”

“我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就把萨姆弄下床出国去。赶第一班飞机，去哪儿都行。”

“等我拿到养老金吧。”

“我可以工作，莫瑞斯。我们可以去法国。那儿要好一些。他们更习惯我的肤色。”

“这不可能，萨拉。还不到时候。”

“为什么？给我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他尽量说得轻松些：“嗯，你得明白即使要退也要适当地提前通知。”

“他们 会拿提前通知当回事吗？”

当她又说“他们提前通知戴维斯了吗？”时，他为她敏捷的领悟力感到害怕。

他说：“如果是他的肝脏的话……”

“你不信那个，对吗？别忘了我曾为你——为他们工作过的。我是你的特工。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一个月以来你是多焦虑——甚至抄煤气表的也让你紧张。是有情报泄露了，对吧？出在你的分部里？”

“我认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而他们锁定戴维斯了。你认为戴维斯有罪吗？”

“也许不是蓄意泄密。他做事粗枝大叶。”

“你认为他们有可能就因为他粗枝大叶把他杀掉？”

“我想在我们这种部门存在着过失犯罪。”

“他们的怀疑对象完全可以是你，而不是戴维斯。那样一来你就死了。死于喝多了j.&b.。”

“噢，我一直很小心的，”接着他又开了个让人笑不出的玩笑，“除非是在我爱上你的时候。”

“你上哪儿去？”

“我要透透气，布勒也需要。”

2

那长长的横穿公地的车道对面，不知是何原因被人称作“冷港”，那儿也是榉树林开始的地方，林子沿坡一直向下延伸到阿什瑞奇路。卡瑟尔坐在土堆上，布勒在去年的落叶里翻找着。他知道他在此耽搁是毫无意义的。好奇绝不是借口。他应该把东西放在藏匿地点就走。一辆车从伯克翰斯德方向缓缓驶上来，卡瑟尔看了看表。从他在皮卡迪利广场的电话亭发出信号到现在已有四小时。他依稀能看到车牌号，可正如他可能预期的，那号码对他而言和那红色的小丰田车一样陌生。车在阿什瑞奇公园进口处的小屋附近停下来。视野之内再无其他车辆，也没有行人。司机关了车灯，接着好像在重新考虑之后又打开了。身后的动静让卡瑟尔的心蹦了起来，可那不过是布勒在欧洲蕨里乱拱。

卡瑟尔悄声下了土堆，猫身钻进了林子，那些高大的、覆盖着橄榄色树皮的林木，在最后一丝光线中越发显得黑暗。还是在五十多年前，他发现了其中一根树干里有空洞……从路旁数第四、五、六棵树。在那时，他不得不尽量伸长了身子才能够到树洞，如今他的心跳竟还和当年一样狂乱。十岁时他在这儿给一个自己爱的人留了信儿：一个才七岁的女孩。有一次在一起野餐时他指给她看了这个秘密隐藏地，并告诉她下次他来时会把一样重要东西放那儿。

第一次他留下了一颗大大的薄荷硬糖汉堡，用防油纸包着，当他再来看时薄荷糖已不见了。然后他留了张字条以表示他的爱——用大写字母，因为她刚刚开始认字——可他第三次回来时发现字条仍在那里，但被粗俗的画糟蹋了。他想，准是给什么陌生人发现了这个隐藏地——他不相信那是她干的，直到她走在高街对面向他吐着舌头，而他意识到她很失望，因为她没找到第二颗薄荷糖。那是他第一次尝到爱慕异性的痛苦，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看那棵树，直到五十年后，在摄政宫酒店 [20] 休息室里，一个他之后再没见过的男人请他再提一个安全的情报藏匿地。 他拴住布勒，躲在欧洲蕨丛中观察着。从车里下来的人不得不用电筒来寻找那个树洞。随着电筒光线移到了其躯体的下半身，卡瑟尔一时间看到了他的部分外形：滚圆的肚皮，毫无顾忌的小解。一个聪明的预防举措——他贮存了足量的尿来掩护来这儿的真正目的。当手电掉头照亮了返回阿什瑞奇路的小道时，卡瑟尔也开始向家走去。他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份报告了”，接着他的思绪又飘向那个七岁女孩。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野餐会上，她显得孤单单的，很害羞，长得不好看，而也许就是这些原因吸引了他。

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就无法去爱成功、权力或是美艳呢？他很纳闷。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配不上，还是因为我们更乐意与失败为伍？他不相信这个原因。或许人需要的是适当的平衡，正如耶稣，那个他本很愿意去相信的传奇人物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21] ”八月野餐会上的那个女孩虽然那么小，却不堪负荷她的胆怯和羞耻。也许他只是想让她感到有人爱她，所以他就爱上她了。那不是怜悯，正如他爱上怀了别人孩子的萨拉也非怜悯一样。他只是要维持一种平衡。仅此而已。

“你出去好长时间了。”萨拉说。

“嗯，我太需要散散心了。萨姆怎样？”

“自然睡得很熟了。要不要我再给你来杯威士忌？”

“好的。还是就来一小份。”

“一小份？为什么？”

“我不知道。只想表明我能有所节制。也许是因为我感到高兴一些了。别问我为什么，萨拉。快乐一说就没了。”

这个理由对他俩都够充足。在南非的最后一年，萨拉已学会了不去刨根问底，而那晚他在床上则久久不能入睡，在心里反反复复地说着他借助《战争与和平》编制的最后一份报告的最后几句话。他数次将书任意翻开，就像过去的人随意抽翻经典词句以占卜凶吉那样，之后他便选择了用来编码的句段。“你说：我脱不开身。可我已抬起了手，让它掉落。”似乎通过选取这一段，他要同时向两边的机构发出挑战的信号。这封短信的最后一个词，当鲍里斯或另外的人破译后就会读到——“再见”。

[1] 　威廉·厄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 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

[2] 　browne，另有不带e但发音相同的姓氏brown。

[3] 　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

[4] 　tio pepe，西班牙gonzáles byass公司出品的著名雪利酒品牌。

[5]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以假想的巴塞特郡为背景创作的“巴塞特郡纪事”系列小说。下文提到的《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是他晚期的作品。

[6] 　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诗歌《土块和石子》（the clod and the pebble），原诗句为builds a hell in heaven’s despite，此处使用了宋雪亭的译文。

[7]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8] 　南非前身布耳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督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1825 —1904）。

[9] 　即恶名昭彰的pass law，规定黑人不能与白人同车、日落后不能滞留在白人居住的城市等。

[10] 　文艺复兴时期占据罗马教廷极有争议的家族，统治手段狠毒但促进了文艺繁荣。

[11] 　《圣经·新约全书》记述基督使拉撒路起死回生的故事。拉撒路病倒后，他的姐姐玛丽和玛莎去请基督帮忙。基督到来时，拉撒路已断气。玛莎开始责怪基督姗姗来迟，基督回答说：“我带来生命，也使人复活；信我者，虽死犹存；信我而生者，经久不亡。”然后，基督到拉撒路墓前，命令墓石移开，指示拉撒路出墓；话音刚落，拉撒路站了起来，身上仍然穿着寿衣。

[12] 　莱特·哈葛德的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主人公。

[13] 　《彼得·潘》里的角色之一。

[14] 　引文出自《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八章。

[15] 　卡斯特罗博士，即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1926—2016），曾获法学博士学位；巴蒂斯塔中士，即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1901—1973）， 1933年发动“中士兵变”成为古巴领导人，1959年被卡斯特罗推翻。

[16] 　原文为champer，为champagne（香槟）的俚语名。

[17] 　法语，意为“好运”。

[18] 　译文引自飞白译罗伯特·勃朗宁《失去的恋人》。

[19] 　辛西娅的原文为cynthia。

[20]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家著名酒店。

[21] 　语出《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