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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往 事 非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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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往 事 非 烟

时隔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独自守着一盏宁静的台灯,顶着冬夜袭人的寒气提笔写下这个关于高一女生陈香兰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是那么沉甸甸地长久地静默着。

在这种静默中,我又一次仔细地追溯着二十年前刚刚成为高中生的那短短几个月的寄宿生活,就像我在直着眼睛的陈香兰被她流着泪的爹妈带离学校以后常做的那样,但像以前一样,我又一次失败了,我对发生的一切仍然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一个成绩优秀的省立重点中学的女学生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倒仆在那样一场近似闹剧的玩笑之中。

仅仅是因为这场玩笑的男主角太出众了吗,还是因为他们高一(2)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太残忍?――那是因不谙世事、还没学会宽容某些必须宽容的事情而呈露出的一种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残忍。

而陈香兰自己呢?她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究竟是什么使她那么轻易就失去了自控能力?

至于当时属于高一(1)班的我,是被稀里糊涂牵扯进这一事件中的不幸的旁观者。三年后刚刚跨进大学校门,我还因为这件事跟我高中时的邻床、当时是高一(2)班语文科代表的尹依完全彻底地断绝了来往。

——题记

我们的学校蓝湖中学是一所省立重点中学,它三面都被蔚蓝的湖水环绕着,只有一条小路通向繁华而陌生的城区。它面向全省招收中考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有学生一律住校。

可以想见,当我们告别亲人,远离家乡,背着小小的铺盖卷儿跨进蓝湖中学那掩映在古桐之中的暗红色校门时,我们的心是怎样激动地跳荡着!

刚刚成为繁华陌生的省城高中生的头一个月是在一种相互熟悉、既而互成帮派的混乱中度过的。我们这些寄宿的为数不多的女生中很快就分出了这么三个层次:

最高层次是那些厂矿职工的子女。她们的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是六十年代因支援本地建设而由外省随厂迁入本地的,她们不会说任何一种本地方言,她们打小就说普通话。

最低层次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女孩,她们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太顺口的普通话中夹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陈香兰即属这一层次。向晓锋其实也属这一层次,可他却天生出类拔萃似的,浑身上下不带一丝泥土味,有一种春天白杨树一样的很清新的挺拔。他是我们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和高一(2)班的班长,开学没几天很快就成为整个高一年级的风云人物之一。

至于像我和尹依这种来自小镇上的姑娘,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的,自然只好居于中间层次。我们虽有自己的方言,普通话却也是张口就来,流利之极。这一点曾使那帮成天吃着零食的厂矿女孩非常气愤,好像普通话是她们爹妈从外省捎带进来的专利品似的。

我们两个班的女生加起来总共只二十多人,全住在由一个大教室改成的特大寝室里,上下两层铺位的木制床两张两张一组整整齐齐排满了一屋子。我的左边是来自和我邻县的乡镇女孩尹依,右边隔一个床位即是来自农村的十六岁女生陈香兰。

陈香兰是一个有着圆圆脸蛋的女孩,皮肤黑黑的,脸上有些许小小的雀斑。当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缝着,给人一种很甜很柔顺的感觉。

刚进校门时学校曾依惯例为我们举行过一次认认真真的摸底考试,我和陈香兰、尹依都位于各自班上的前十名之列,虽然属于劣等公民,我们在人前人后却也照旧粗声粗气的,从不理会厂矿女孩的零食和白眼。

我和尹依一开学就被指派为各自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同一个老师,这使得我们有了很多的共同话题。我和陈香兰也比较要好,我很喜欢她那种沉静的、不慌不忙的性情。不过高中毕竟不同于初中,初中生的那种勾肩搭背、形影不离之类在我们当中已不太多见。我们的学习总是很紧张,所谓要好也只是得空时在一起聊聊天、同同路而已。

陈香兰事件在正式爆发之前一定有过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插曲,不过这一点我们外班人、至少是我不太清楚,只记得事情的正式发生是在期中考试刚刚考完的第二天早上。

已经是初冬天气,窗外的风很猛,时不时有一两片枯黄的落叶翻卷着掠过教室的窗前。

那天早自习的铃声一响,我们班主任照例端着一张脸跨进教室,丝毫也没有因为刚刚考完试而让我们喘上一口气的意思。我们只得噼里啪啦开抽屉,叹着气拿出语文书或英语书。

刚刚翻开课本,突然听到隔壁的高一(2)班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还伴随着多双手一齐拍打桌子的狂热的声浪。随即,有一个变了调的带着哭腔的女声尖锐而急促地骂了一句什么,这句话换来了一阵更加猛烈的笑闹声和击桌声。

干什么?干什么?他们班集体发疯了吗?我们班同学面面相觑,一边交头接耳,一边伸长了脖子一个劲朝窗外张望。

班主任及时地敲响了讲台,用严历的目光一一击落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眼睛盯着书本,耳朵却像兔子一样竖着,倾听着来自墙那边的点点滴滴的声响。

高一(2)班如涨潮般汹涌而起的混乱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他们的班主任顾永秀老师箭一般擦过我们教室的窗口,直扑他们班教室门时才戛然而止。

一个小时的早读下来,我的头脑中塞满了长长短短各色组合形式的单词,拎着饭碗出教室门时正碰上尹依,我们便一齐朝位于校园西北角的食堂走去。一路上全是急匆匆赶向食堂吃早饭的男生女生,铁的铝的勺子碰撞着饭碗,前后左右响成一片。

走了没几步,尹依突然一脸神秘的笑。我问:“干什么呢?”尹依不答,依然一脸莫明其妙的笑。我突然想起早自习他们班发了疯一般的混乱,便问:“你们班早上吵什么呀?发神经一样!”

尹依笑得更加厉害,我皱着眉头等她笑完。我很不喜欢她的这种暧昧不清的笑容。好一会,尹依才凑近我耳朵说了句:“陈香兰和向晓锋谈恋爱呢!”

“什么?陈香兰和向晓锋?谈――怎么可能呢?”我及时缩住了“恋爱”这两个别扭的字眼,却仍是忍不住扯着喉咙叫了起来。这消息听起来不只是新鲜,它实在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怪异的色彩。二十年前的中学生远没有现在中学生这样早恋成风的气氛,我们跟男生之间一直界线分明,“恋爱”一词被长时期远远地阻隔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在我们的耳朵里它是一个非常陌生而刺耳的词汇。

“轻点!你叫什么叫?又不是我捏造的,我们班人都这么说!”尹依很不满地白了我一眼。

“那你们早上是在笑她?”

“是啊。她每次一进教室就朝向晓锋那儿瞧,那种眼神好笑得不得了。今天又是这样―――才刚刚考完试呀,也不知松口气。什么人不好找,找向晓锋,凭什么呀,真是!”

尹依的口气令我很不平。我说:“向晓锋怎么啦?假小白脸一个,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班就爱欺负老实人!”

尹依说:“谁欺负谁呀,她今天早上还骂我们全班人是‘流氓’呢。听听!‘流氓’!什么话!”

前面说过,我们是在去食堂的路上进行这番对话的。这条两边种满垂柳的狭窄的水泥路上人来人往,我们只顾自己说,根本没注意前后左右走着的是些什么人。

这天中午,我在宿舍楼前的一排水管边洗碗时碰到陈香兰,我有点尴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点尴尬)。

陈香兰见左右没人,问我:“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班女生说我什么?”

我更尴尬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她说:“你别信她们胡说,我们班一窝子全是流氓!”

我觉得“流氓”这个词确实有点刺耳,但早上他们班那样的闹法,也太过分了。我说“你管人家呢,别理就是。”

陈香兰激愤地说:“不是我理不理,是我一进教室他们就拍桌子,向晓锋也拍,拍得比谁都响!”

陈香兰说到这儿声音有点颤抖。我吓了一跳,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在一边陪着,等她洗好碗,一齐踩着呀呀乱叫的木楼梯回到二楼的寝室。

这天晚自习,轮到教我们班化学的(2)班班主任顾永秀老师下班辅导。他是个小个子,有着一张白净的脸和一双白白净净的手。他在我们班教室里转了没了两圈,就停在我的身边,轻轻敲着我桌面说:“夏莲,你出来一下。”

我的心不知如何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低眉顺眼地随顾老师走到外面长长的有着绿色铁栏杆的公用走廊里。

顾永秀老师靠近我,用近乎耳语般的声音说:“我们班有些同学在到处传播陈香兰和向晓锋的谣言,你听到什么没有?能不能告诉我?”

我浑身一激灵,靠着栏杆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半分钟?一分钟?我不知道自己犹豫了多长时间。我不太习惯于撒谎,可直觉告诉我,这次不应当说实话,顾老师的神态让我警惕,并隐隐地感到害怕。也许有人要倒霉了,是我,是尹依,还是陈香兰?

还没想妥当,我听见自己已脱口而出:“没人对我说什么呀!陈香兰和向晓锋怎么了?”话刚出口,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顾老师不说话,只沉默地盯着我。

我更慌了,赶紧加上一句:“不过,在寝室里好像听你们班女生提起过一些。”

顾老师立刻抓住我话头说:“是谁?有没有领头的?都说了些什么?”

顾教师审讯似的语气令我一下子很恼火,我也不觉得害怕了,脖子一扬,说:“大家都说了,乱七八糟的,谁爱管这些闲事呢,真是!”

顾老师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愣愣地看了我一会。我低下头,心情一下子变得很糟糕。

静默了一会儿,顾老师说:“夏莲呀,不要这个样子。你先回教室吧,以后想起什么就告诉我,听到谁说什么也告诉我,好不好?”

我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怀着一种被强迫收买的心情沮丧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为什么就我这么倒霉,整个高一年级都在沸沸扬扬传着这件事,我又没说什么,为什么就揪住了我?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尹依眼睛一闪一闪看着我,说:“昨晚顾老师找你谈话了?”

我本来正准备给尹依讲这件事情,可她先问出来了,迫不及待似的,我便有些不高兴,心里又有些吃惊,怎么话传得这么快的呢?

我定了定神,还是好声好气地回答她:“是啊,就是问陈香兰和向晓锋的事,神秘兮兮的,弄得我紧张死了,有什么必要!”

尹依眼睛盯着碗,漫不经心地说:“那你说了些什么?”

尹依真是一个拙劣的演员,她的漫不经心里透露出一种明显的诱骗的味道。她在怀疑我告密吗?我一下子变得冲动起来,语气很冲地说:“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以为我会说什么?”

过了两天,是星期六。这两天好像很平静,至少没人再找我。我怀着一种放松的心情趿着拖鞋去澡堂,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一路梳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寝室,正听到侯玲尖尖的嗓音在叫:“什么呀!还叫顾老师一个个查,审贼似的,她想怎么着!”

侯玲是(2)班的文娱委员,厂矿女孩的代表人物。她时常穿一件鲜艳的红格子风衣,在教室和寝室狭窄的过道里一阵风似的跑来跑去,两根辫子总是松松地编着,有意无意地搭在微微隆起的胸前。侯玲的成绩不太好,但她很活泼,很会说话,老师们都很喜欢她的。那时候我们跟男生不说话,但据说男生也很喜欢她。

侯玲听见门响,回头望了一下,见是我,说:“听说顾老师还找你调查了?”

侯玲话语中流露出的一种俯就的语气令我很不高兴。她跟我们说话总是这样。我没好气地回答她:“是啊,这种胡编乱造的东西有什么好调查的!”

侯玲冷笑一声:“胡编乱造!谁胡编乱造了?她可是真心喜欢向晓锋的!你没看到她看他时的眼神!”

王玉琴说:“就她,配吗?什么眼神不眼神啊,真是好玩!”王玉琴说话时照例不看我。

王玉琴是我们(1)班的厂矿女孩,就坐在我后面。在教室里她跟我比较好,因她老爱问我题目,什么题目都喜欢问,会做的还非要对对答案不可。她是那种很勤奋但信心又不太足的女孩。不过一出教室门,她就像立刻变了一个人似的,跟侯玲她们聊起天来眼睛都不朝我瞄一下。

我注意到她们又一次提到陈香兰的眼神――到底是什么眼神?是怎样的一种眼神?它真的泄露了陈香兰的心声?或者仅仅是他们(2)班人瞎起哄、瞎开心?我心里充满着好奇和疑问,可我不愿问侯玲她们,我也不相信她们。

我用橡皮筋将湿漉漉的长发松松地束在脑后,不再理会她们,自顾端着脸盆出去洗衣服。下楼时正碰着陈香兰上楼 ,我们相互笑了一下 。陈香兰的笑在楼道里昏黄的灯光下看上去有点僵,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心情突然有些不好起来。

站在湿漉漉的水池边,我一边就着路灯往衣服上擦肥皂,一边竖着耳朵静听二楼我们寝室里的动静。似乎有争吵声传来,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周末的女生宿舍乱哄哄的,到处都有乱七八糟的声音在四处响着 。

洗完衣服回到寝室,侯玲她们已经不在了,陈香兰一个人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

她在哭吗?我端着脸盆呆呆地站在她的床前,听着平日里她柔软的乡村的嗓音被挤压成一种尖锐的.满含痛楚的奇怪的音响从枕头的隙缝里断断续续传来。那么一种年轻和痛楚交织的陌生的声音让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我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我呆了半天,才慌慌张张放下脸盆,坐到她身边轻声呼喊着她的名字,“不要哭,别理她们,不要哭,别理她们。”我傻瓜似的颠三倒四地说着这么两句劝慰的话。

许久许久,陈香兰终于慢慢平静下来,她翻身坐了起来。

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非常想看看她的眼睛,她低垂的眼皮底下藏着的“眼神”。

我迅速地溜了她一眼,但除了红肿,什么也没看见。

静默了一会,陈香兰沙哑着嗓音说:“我再也不愿进教室了!我一走进教室,每一个人都嘲笑我!”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这当中并不存在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为什么所有的人,侯玲她们,老师们,甚至陈香兰自己,都非要抓住这事不放?这当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令人们这么着迷?

见我不响,陈香兰有些急躁地说:“你不知道我们班女生!还有男生,还有他!”

“谁呀?”我问,突然明白过来,但已经迟了。

陈香兰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快得不能再快,但我还是鲜明地感觉到了。我心里猛地一惊,那是怎样的一种阴冷的、满怀疑惧的眼神啊!温婉沉静的陈香兰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眼神?她什么时候具有了这样的一种眼神?

此时寝室空荡荡的,坐在她身边,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有点害怕起来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你别理她们,真的,你为什么要在意她们呢?不理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还要叫顾老师调查?是你叫他调查的吗?”

“是的,为什么不该调查?就要查出是哪个说的!我饶不了她!”陈香兰的压抑着的坚定的语调使我再一次打了一个冷颤,我觉得她变得非常陌生。

我开始暗自庆幸没在任何人面前泄露那天早上在去吃早饭的路上尹依跟我说过的话。

一周以后,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总分在班上排第三,跟上回摸底考试一样。

吃过中饭,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寝室,见侯玲床边围了一群人,(1)班(2)班的都有,她们在吃瓜子,吐得满地都是壳。

我没去凑热闹,径自走向自己的床边。

突听侯玲道:“跟得真紧啊,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真是妙极了!”

我们(1)班一个厂矿女孩问:“什么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侯玲道:“这个都不知道啊?真是!王玉琴,你知道吗?”

王玉琴说:“我才听说的。哼,跟也是白跟!”

我听得云里雾里的。突然,坐在自己床上看书的陈香兰一下子跳起来,脸色煞白,大叫:“你们到底想说什么?有种的就明说出来!说呀!你们这一群流氓!”

侯玲很惊奇地说:“咦,干什么呀!我们这儿有流氓啊?是你吗?王玉琴?还是我?要不,是尹依?”

我这才注意到尹依也混在那一堆人里,正一个接一个吃瓜子呢。

“我不是流氓――我们这还不知谁是流氓呢。” 尹依吐了一个瓜子壳,说。

一群人全笑起来。

陈香兰把书使劲往床上一扔 ,捂着脸冲出了寝室。

事后我才知道,(2)班期中考试成绩向晓锋第一,陈香兰第二,总分仅比向晓锋少1.5分。

这天晚上,我又一次被顾永秀老师叫出教室,他语气有点严厉地对我说:“夏莲,我们班的事越闹越大,希望你能协助我找出传播谣言的人。”

我真的不明白顾老师为什么就是看中了我,我既没参与,更没传播,怎么就偏偏爱找我调查?我心里真是恼火透了,他话音刚落便一句话堵过去:“您还是去问侯玲她们吧。你们班的事,她最清楚。”

顾老师说:“不见得吧。你跟我们班女生人缘不是挺好的吗? 好像有谁向你通过信息的吧?”

顾老师暧昧的语调吓了我一跳。通信息?是不是指尹依?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

别看我长得瘦瘦小小,有时固执起来是很令人头痛的。面对顾永秀老师的无理逼供,我决定固执一回。

满天夜色中,我倚着栏杆,垂下眼帘,顽固地沉默不语。

顾老师似乎要从我嘴里逼出一位替罪羊来,而对象就是尹依。尹依那天早上在去食堂的路上对我说的话是不是传到顾老师耳朵里去了呢?其实尹依也没怎么样,要找替罪羊的话,首要人选应该是尖嘴刻薄的侯玲!

刚刚闯过顾老师这一关(我一定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没想到的是,陈香兰居然也来逼我了。在去晚自习的路上,陈香兰将我拦下,说想和我说一会话。

我这才感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跟她已经比以前疏远多了。我不愿意去想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点畏缩又有点无奈地跟着她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操场。

陈香兰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不愿说出尹依?就是她跟你说我谈恋爱的,对不对?”

虽有预感,我还是吃了一惊,我反问她:“你怎么知道?”

陈香兰说:“有人告诉我――你以为我现在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吗?”

陈香兰这是在责备我。我顾不上理会这个,急忙问:“是谁,是谁告诉你的?”

“这个你别管,我只问你是不是真的?”

我说:“你既然不愿意说出别人,为什么要逼我?”

“这么说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我气得叫起来。

寒冷的夜空下,陈香兰的目光冰冷而尖锐:“我以为至少你是会帮我的,连你也这样。”低低的丝毫没有热气的声音一字一字划破夜空,直撞进我的心里。

陈香兰不再看我,转身就走。

我急忙跟上她。我真是想把她摇醒,想把她从这场莫名其妙的恶梦般的玩笑中摇醒。像她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呢?这一切是多么不值,多么荒唐可笑!只需一笑置之,真的只需一笑置之!

陈香兰默默听我说了一大通,突然打断我说:“你不明白,你一切都不明白――我只需你告诉我尹依的事。”

我停下脚步。寂静无声中,迎着陈香兰古怪地渴望着的眼睛,我逼着自己说出同样的这么四个字:“我――不――知――道!”

我无法形容陈香兰再次听到这四个字时的神情。一刹那间,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停止了跳动。望着陈香兰快步如飞的背影,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

许久许久,我才移动脚步,朝教室走去。

看来,确实是有人在旁边听到了那天早上我和尹依的对话,并且告诉了顾老师和陈香兰。他们需要证据,也就是说,需要我的亲口承认。我不明白他们怎么选择了尹依,我只知道自己为尹依避免了一场不小的麻烦,这是我在面对陈香兰深深内疚的同时唯一感到欣慰的事。

那时年仅十五岁却又常常自以为是的我其实根本没看到事情更大的危险性,我无法想象,更无法体会受到高一年级几乎所有女生和大半男生毫不留情嘲笑的陈香兰心里有着怎样的一份重压,特别是这其中还包括向晓锋。我不明白她的心理承受力其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急需抓住一点什么来替她分担压力,哪怕只分担小小的一部分,所以她拼命要求顾永秀老师追查出一个人来。她听别人说到尹依,便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她。

是我抽走了这根稻草吗?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这个问题,我仍然不明白我究竟应当怎样做。替罪羊确实不应当是尹依,她在(2)班只是个小角色―――不过,也许正因为她是小角色,才最适合当替罪羊的吧?

谁也说不清楚陈香兰真正变得不正常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好像是离期中考试快一个月了吧,天气越发冷了,学习也越发紧张起来。

一天夜里,大家都上床了,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看书。突然,陈香兰床上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喊声,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寝室里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大家也许像我一样被吓住了,也许根本就漠不关心,拥挤热闹的寝室刹那间像一片杳无人烟的沙漠,只一味回响着陈香兰疯狂绝望的、不顾一切的呼喊。

过了好一会,我才打破沉寂怯生生地问了句:“陈香兰你怎么啦?”有几位同学跟着我的话头问了同样的话,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一个星期。陈香兰已拒绝跟任何人交往,她成天生活在沉默和发泄这两种状态之中,只要有人走近,她便低沉着嗓音吼一声:“走开!少假惺惺!”

我们只得站得远远地观望,观望陈香兰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巴望着她自己能慢慢地好起来。而这种观望的机会其实也是不多的 ,我们是省立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我们的学习时间太紧张了。白天很容易就会忘记她,只有晚上回到寝室,看到她的可怕的沉默或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哭喊,我们才会记起一切。

那时的我们孤陋寡闻,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也很少走出校园。我们基本上不接触“神经病”、“精神障碍”、“心理异常”等等字眼,我们不知道陈香兰其实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我们只是因感觉到异常而心里害怕,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同情她的和厌恶她的,都一致希望她快点好起来,因为说句实话,她已经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和休息了。

我们盼啊盼,盼来的不是陈香兰的好转,而是她的从偏远的乡下匆匆赶来的双亲。

那天中午,陈香兰伏在她母亲的怀里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用家乡话诉说着什么。她的母亲坐在床沿,用粗糙的双手紧紧地搂着她的成绩优异、曾令她无比骄傲的女儿,眼泪一滴一滴滳落在女儿蓬乱的头发上。陈香兰的两鬓已经微白的父亲,瞪着红红的眼睛坐在一边,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紧张地搁置在膝盖上。

那天中午,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一种紧张怪异的气氛压迫着,谁也不敢弄出一丁点声响,没有谁敢上前去跟陈香兰的父母打声招呼,更没有谁敢开口劝慰。寝室就这样又一次陷入一片怪异而陌生的沉寂之中。

后来顾永秀老师来了,他也是一言不发,只坐在一边默默陪着。

陈香兰的远道而来的父母就这样隐忍着愤怒枯坐了一个中午。他们找不出具体原因,找不到可供怪罪的具体的人。他们也拿不准该不该找校方吵架,他们只是一对老实巴交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民。他们只能隐忍着愤怒,枯坐着,等待女儿哭诉完毕,平静下来。

不知道顾永秀老师是怎样对他们解释的,反正当天下午,陈香兰便被父母亲带离学校,回家乡去了。

陈香兰的床铺还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白底淡蓝条纹的床单平平展展地铺着,大朵大朵的红花一如既往地开在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上,它们一直静性而耐心地等着,等着它的女主人一如既往地归来。

但终于有一天,我们回到寝室时发现陈香兰的条纹床单和红花被子都不见了,听说是她的一位家乡人给取走了,陈香兰将在家休学半年。

她的床铺空了没几天,便慢慢地被各种东西所占据:碗筷、咸菜瓶、塞得鼓鼓的帆布包……一直到我们高三毕业,陈香兰再也没有返回到蓝湖中学来。

是她的病一直没好,还是好了不愿再见到我们?她的那个村子在此后的两年里也没有一个人再考到蓝湖中学来念书。一直到我们上大学,关于陈香兰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我,尹依,向晓锋,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同学,我们都考取了全国名牌大学,连侯玲都考取了当地的一所大专。现在,我们都已年近四十,我想像不出此刻陈香兰的命运。这位曾经成绩优异、无疑能上全国最好的大学的乡村少女,现在成了一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农妇吗?她有了丈夫吗?有了孩子吗?她怎么看待在她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发生的那么一场不堪的玩笑?或者,她一直生活在那种无可逃避的压抑和狂暴之中,永远也无法自拔?

――我想像不出,真的想像不出。

当我终于熬完高中三年的艰难岁月,梦幻般跨进大学校门不久,我收到了尹依的一封薄薄的来信。

尹依竟然在信中尖锐地指责我高一时曾可耻地诬陷过她,是一“险恶”之人。她根本就没对我说过什么陈香兰和向晓锋谈恋爱的话,我却在老师面前横加捏造。

尹依的信使我刚刚阳光灿烂的心一下子阴霾四布。我开始痛苦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尹依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她从什么时候起将我当成了“险恶”之人?

陈香兰事件过去了将近三年,这期间我一直以她为自己的朋友,也一直以自己为她的朋友。

这样的思考总是令我不寒而栗,我鼓不起勇气给尹依回信,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和尹依就这样失去了联络,直到大学毕业分配,直到现在。

关于尹依的消息,关于陈香兰的消息,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同学的消息,现在的我都一无所知。

但与他们相关的一些往事却像是永驻心头的擦痕,永远也不可能像烟雾一样随风逝去。有时夜深人静,回头细数往事,心里往往会涌上来一份惊惧。少年时代真是多事之秋啊,一个眼神,一句不经意的话语,一次小小的搬嘴,都有可能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在充满未知数的遥遥人生之途上,谁知道会出现些什么呢?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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