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回到台湾，我发现《云深不知处》带给观众和媒体的印象仍然留有余一温一 ，一年前结识的某些新闻界友人又重新回头来找我，希望知道我在纽约的种种经历。我当时早已把一头长发剪成了中国娃娃头，额前的刘海儿垂挂在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双眼皮上，新闻界的老大哥宇业荧很直接地告诉我他还是比较喜欢单眼皮的我，另外有些艺文界的友人也怀念我以前的东方古典美。我发现凡是对我说真话的朋友多半能维持比较长久的情谊。透过媒体的报道我似乎助长了当年台湾服装界的中国热，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深化，我愈来愈清楚中国风就是最适合我的风格，不需要再追随已经技穷的西方设计师们一季一季地跟着一团一 一团一 转，把宝贵的能量消耗在物化而低自尊的向外驰求。 此外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心态上的除旧布新罢了，心态如果老旧陈腐，穿得再时髦也毫无新意。

中影公司从群众的反应嗅到了我的潜力，决定和我签订基本演员合约。说实话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技，我想其他的演员也不十分清楚，甚至导演、编剧都是半摸索半凭直觉地运转着他们的创造力。和凡事讲求方法的西方科技世界相比，台湾的电一影 从业员可以算是天才了，因为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本地出品的影片竟然能霸占整个东南亚市场。就创意而言编剧是所有电一影 从业员中真正的创意人，演员和导演严格讲起来都是诠释者。然而当时的编剧人才十分匮乏，除了张永祥之外就属琼瑶的作品最有销路了，其后果是每部片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剧中人的对白与独白听起来总是似曾相识，连幕后的配音员都是相同的那两三个人。

导演群中除了老一辈的李翰祥、一胡一 金铨、白景瑞、李行、宋存寿之外，应该数刘家昌的产量最丰，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刘疯子”。刘疯子走路快、动作快、思考快，国骂出笼的速度也快；像一场台风似的，他把全组的工作人员吹得七零八落。他要求自己要做个省时、省钱、省人力的导演，因此而创下了三天拍完一部电一影 的惊人纪录。他片中的演员从这部戏的客厅跑进了另一部戏的饭厅，接着又都挤进了咖啡厅。片尾他通常用蒙太奇手法让男女主角漫步于白浪滚滚的沙滩，配上他自己创作的流行歌曲，终结了一部又一部的“三厅电一影 ”。

刘疯子到今天都是我的好友，他真是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类。别人口出秽言总给人负面的感觉，然而他的“六言绝句”即使吐了一百回，你还是觉得童言无忌。他的性格愤世嫉俗，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但无论怎样折腾，总能维持住吓人的排场。他看似不忠不孝，可每逢紧要关头，却出落得“忠一党一 爱国”。他的情绪永远写在脸上，他的计划永远挂在嘴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幼稚，因为连最精明的商人也臣服于他的魅力之下。当然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简单结论，人性的复杂面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演员群中有许多高能量的、不吝于展现自我的人，真正吸引我注意的通常还是内敛型的人，其中以郎雄最能引起我谈话的兴趣。虽然合作的机会不多，但我总觉得心灵有些方向是相似的。演艺人员虽然不是个个胸中有墨，却很少有愚钝之人。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也许智识上的收获并不多，但情感和情绪的一交一 流往往是通畅无阻的，视觉上的享受也很充足。当时有许多明星都是“摄影机偏爱的演员”——他们的骨骼构造、脸上的肌肉、身材的比例、肤色与肤质、情绪的展露和身体语言，都能带给观众一份美感和吸引力。国外也有许多这类个人魅力型的演员，他们多半能成为超级巨星，虽然他们在每部戏中展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剧中人。

客观地比较之下，我早已认清自己是“摄影机不爱的演员”——我的脸不是“巴掌大的小脸”（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镜条件），体重则必须维持在四十五公斤左右，脸部在镜头上才能呈现出美感。此外我的气质带着几分冷艳，身材却不够女人，然而我对自己不满意的程度还不到需要丰臀隆乳的地步，所以演出的尽是一些非玉女非艳一星 的尴尬角色，譬如《梅花》中跳海自一杀的女老师、《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跳河自一杀的贤妻、《花非花》中特立独行的舞女、《跟我说爱我》中的叛逆女画家、《酒色财气》里偷汉子的老兵之妻、《借一尸一还魂》中的女鬼、《六朝怪谈》中与白马做一愛的少女等等。

我在准备这些角色的时候，通常是一星期之前或当天才拿到剧本，甚至没剧本就开拍的情况也有。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刻画只有简单的交代，导演运镜的方式也多半得靠剪接串联短镜头，因此演员在演出时情绪动不动就被切断。通常是走几步路到达定点，回过头来转成最上镜的四十五度角，做出沉思、默想或独白的内心戏。每当演员需要和伙伴演出对手戏时，往往由副导演伸出拳头来顶替，因为他或她上厕所或休息去了。所以你不论是哭、是笑、是说，还是默然无语，面对的经常是一只拳头。

当时流行的爱国战争片、神怪片和武侠片经常会运用到特技，演员在土法炼钢的爆破技术和高来高去的吊钢丝中饱经忧患。我曾经把《七月幽灵》这部片子里的惊险爆破过程写成杂文发表在报纸的专栏中。当时负责的技一师是一名退伍下来的军人，我和男主角石峰耳闻这位仁兄在《八百壮士》的拍摄过程里炸死了几名充当临时演员的士兵，所以在每个跟火药有关的镜头开拍前，都会以守望相助的心情彼此叮咛一番。

只见导演一声令下，我和石峰就开始拼了命地连跑带跳，在我们飞跃过土堆的那一刻，炸药果然被引爆，威力比我们想象的还大。智者常说：你恐惧什么，就必定会发生什么，但中镖的不是我而是企图保护我的石峰。只见他的西装裤上布满了小小的孔洞，当他把裤子掀起时发现腿上起码有十几处伤口，都是被炸药轰得四处乱窜的小石子击中的。当时的演员碰到这类问题通常很难获得赔偿，李涛的前妻张海伦在泰国拍戏时整只手都被炸掉，后来自一杀身亡了。像这类的不幸事件在这个工作领域里是层出不穷的。

另外有一回在澎湖的望安岛拍摄《六朝怪谈》的外景，这部片子的导演王菊金说服了几位艺文界的友人客串演出。片子的构想不差，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组合也不俗，唯独经费有限，必须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拍摄。剧情取材自魏晋南北朝的传奇，总共分成三个部分，调子采用日本怪谈的模式，我负责演出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女主角小茵和她的宠物白马之间的情感非比寻常，竟然到达以身相许的地步。原来白马不是禽一兽 而是有灵之物，深夜里它化身为一名书生和小茵完成了男女大事。家里的长辈觉得人一兽 之间似乎有异，便自作主张宰掉了白马。白马的皮被剥了下来铺在院子里晒干，这时待嫁的小茵前来看它最后一眼，没想到马皮竟然飞扬起来将小茵重重裹住，悬在树梢结了一个茧。这个故事叙述的就是茧的由来。

如同其他影片的拍摄过程，《六朝怪谈》也需要克服各种人事问题、技术问题与沟通问题，工作人员和导演相处得并不愉快。我记得为了拍摄马皮飞起来裹住小茵的画面，导演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由女主角裹着马皮自行转圈子，再以摄影机的高速镜头呈现快速旋转的效果。我全身裹在马皮里，两只手臂完全不能动弹，两脚既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旋转，又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转了没多久就出事了。我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笔直地倒在地面，头部刚好撞到一块石头，当场晕了过去。我晕过去的时候竟然进入了濒死经验——脑子里快速地浮现一连串的人生倒带镜头，每个镜头似乎都在与人争吵，我想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咽了气，神识一定会奔往内在次元的修罗道。结果那一个“为艺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借一尸一还魂》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一影 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一影 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一人 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一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一影 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一习一 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一影 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一影 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当时台湾的电一影 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一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面，禁不住兴奋地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因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心里生起了一股悸动，湿霉的空气中似乎飘拂起了宜人的熏风。那一刻我才开始深自反省，其实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演艺工作从未有过真正的尊严感，我时常一边演出，一边跳出剧情暗自嘲笑对白的荒唐和肤浅；那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应。我在这个领域里占了十年的一席之地，然而我到底贡献了什么？我能为我的演艺伙伴们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正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