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凌家住了没多久，我获准到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就读，主修亚洲研究。课程上了没多久，感觉和辅大的情况差不多。我心想既然辅大都一意孤行不念了，实在也没什么理由再继续骗自己，于是很快地搬回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旁的river side drive （一胡一 适先生的故居附近），向一对台大毕业学佛的年轻夫妇分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式过起自一由 解放的生活。

首先我需要一张学生身份一证 才能在纽约住下来，我看到报上有模特儿学校的广告，声明他们可以提一供学生身份一证 明。其中最著名的一间就是barbizon school of modeling 。这间学校坐落于伊丽莎白· 亚顿沙龙的隔壁，我已经记不得是在第五大道还是麦迪逊大道上。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全美各地，每个人都怀着成为超级名模的梦想，虽然看起来没一个具有可能性。我缴了学费，半玩笑式地开始上课。我们学习 的课程包括伸展台上的台步该怎么走，不同样式与质料的服装该如何展示，皮肤、头发与指甲该如何保养与护理，不同的脸形该配上什么样的发型，皮包与皮鞋要如何搭配流行服装，脸上的彩妆该怎么画，时装秀模特和摄影模特的妆有何不同，等等。虽然我心里认为美感是天生的，不需要学习 的，虽然模特儿的工作是把女性身体极度物化的一门行业，但我还是从这些课程中学会了不少打理外表的技巧。一年后回台湾正式踏入影坛，十五年的从影过程里，无论是拍电一影 、电视广告、连续剧，登台或上杂志封面，我脸上的彩妆和服饰的搭配几乎都是自己一手包办的。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那些课程毕竟还是帮了一些忙。

除了上课之外，我开始在纽约进行地毯式的搜寻，我喜欢在标识清晰呈棋盘状的街道上步行，观察迎面而来的各色人种。那股置身于联合国的异乡感，竟然比生活在同文同种的自家土地上要妥当许多。纽约各种稀奇古怪的店面、跳蚤市场、个人充满创意的独特行头，不断地刺激着我开放的感官，每一刻对我而言都是崭新的当下。

中城走完了以后自然要往下城发展。第一个想逛的就是上一代眼中的堕落之区——格林尼治村。那时是70 年代初期，village 的鼎盛时期已过，五六十年代的文人雅士多数已迁往其他地区生活，不过听说诗人艾伦· 金斯堡（allen ginsberg ）、《复仇者》影集中非常吸引我的英国女演员黛安娜· 里格（diana rigg ）仍然住在村里。入夜之后，民谣摇滚、蓝调和爵士仍不时从当地的咖啡屋里传出来，但已露出欲振乏力的味道，倒是有一家cafe feenjon，令我产生了宾至如归的一温一 暖感。这间外貌像是中东穴屋的咖啡店，演奏的音乐涵盖了以色列、俄罗斯、希腊、土耳其、阿拉伯、西班牙和美国本土的民谣，歌者都是来自中东的以色列人。我第一次进入这间鼓乐喧天、人气旺盛的咖啡屋，立即有一种宿世的熟悉感，那份熟悉感似乎来自于中东音乐的节奏和语言的发音方式。我看着屋子里那条长长的走道上的那名广东侍者开心地露着一口金牙，骨瘦如柴的身躯在音乐声中带劲地招呼着客人，我看着台上的歌者、台下座位上的各色人种以及偶尔出现在走道上跳肚皮舞的男性舞者，心里有一股世界大同的欢愉和感动。我忍不住跑上走道和那名男性舞者一同跳着我心目中的肚皮舞。

往后的一年里我成了这间咖啡屋的常客，偶尔会被他们请上台去和歌者合唱donna donna 之类的民谣。缺乏危机意识的我时常一玩就到清晨三四点钟，最后只能一个人坐地铁回上城。清晨地铁里的人活脱就是地狱道的众生，但我也不怎么害怕。有一回换错了车，出站一看竟然是哈林区，即便你胆子再大，三四点钟的哈林区还是会令你有一种置身于惊悚片中的感觉，于是赶紧叫计程车直奔river side drive 。一路上那名黑人司机不停地和我说话，我也不停地打哈哈，心里七上八下的，唯恐他一个念头歪了，我可能就成了暗夜里的羔羊。所幸我一直有自认为的天佑（devine protection ），那一年的冒险最后都安然过关。

第二个要探索的地区是索霍。soho 的原文是south of houston street ，意指休斯敦街以南的厂房区，当时已有许多画廊和画家进驻这个地区的loft —由厂房和仓库改装的画室与画廊。当地的画家和雕塑家以自己的巧手将宽敞的统仓布置成波希米亚风的简便住宅，也有的呈现出日本极简主义的利落风格。我在台湾早已结识许多画坛友人，于是很快地跟索霍区的画家们建立了友谊。我首先认识的是曾富美和james yu 这对夫妇。富美是师大艺术系毕业的优秀画家，james 则是在索霍区经营画廊的唯一的东方人，他们和我逐渐成了好友。james 当时结识了一些服装界的设计师，譬如以设计异国风高价位礼服著称的mary mcfadden 。

有一天james 、mary 和我三个人共进晚餐，我看着这位充满企图心、已经挤进世界一流设计师行列的犹太女子，端详着她的柳叶眉和每天晚上都得用药水脱掉额前青丝的中分短发（为了营造高额头、高眉的诡异氛围），以及她自己设计的粗布滚黑边的中国民初大褂，心里充满着新鲜感。我意识到西方人在创意上的无拘无束，虽然上一代中国人看到那样的服装一定会说：“这明明是披麻戴孝的丧服，竟然也能登上世界舞台。”

还有一次james 请我去看电一影 的试映，另一位超级设计师calvin klein 也坐在那间小型放映室的前排位置上。他本人看起来有一股贵族气，身边还坐了好几位高挑的名模，我感觉他们的那个区域散发着一股无形的能量——超级自我的气场。另外有一次去参加大都会博物馆为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 ）充满惊悚的画作所举办的开幕酒会，纽约各界的艺文一精一英几乎全部出席，我看着眼前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只求一新耳目的浮华世界，心里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受。james 和富美是我二十岁那一年的重要助缘，透过他们，我享用了纽约艺文界所提一供的“芭贝特的盛宴”（babette's feast ），让我不耐于平庸的饥渴心灵获得了暂时的满足。

除了热衷于文化活动之外，我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异性对我行注目礼。有一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只走了一个block ，竟然有四名不同国籍的男人对我挤眉弄眼地打暗号。只要我稍微表示友善，我想他们一定会趋上前来搭讪的。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在这些男人之中寻找着一对易感的眼神，但是视线所及都是意图过于明显的色眼。某日在saks 百货公司门前的人行道上，我看见一名气质洒脱的西方男子带着他可爱的小女儿正在有说有笑地玩耍着。我趋前和小女孩嬉戏，友善的爸爸看到我问我是哪一国人，到纽约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他目前正在模特儿学校上课，他说他是第七大道上的成衣商，因此理所当然是犹太人，他认识许多模特儿，可以替我介绍一些朋友，让我进一步地了解这个行业。就这样我结识了kenny 在成衣界的许多友人，时常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