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高中后班上有好几位老师颇受同学的欢迎，譬如教生物的许翠英老师，教理化的史老太，教数学的王右钧老师，以及从香港来的一位教国文的女老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绰号是板鸭），另外还有一对教英文的美国年轻夫妇mr. -and-mrs.anderson 。

许翠英老师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她对各种生物的兴趣和喜爱可以从她的言语中清楚地得知，同学们受到了感染，上课都很专心，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心专注得连外面的噪音都听不见了。她有时带我们出校门去外双溪附近勘察自然，我们怀着“出埃及记”的心情跟在她身后，其实我们真正的兴趣还是校外的小杂货铺。大家火速地钻进去买话梅、橄榄，吃不完的就放在太空衣的帽子里私运回宿舍继续享用。我们对许老师的通融都十分感激。

教理化的史老太是道地的北平人，一口京片子在假牙的开合中夹杂着怪异的嘶声，她的幽默神似《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同学们喜欢逗她，寻她开心。如果理化不及格，到她的房里和她磨蹭一阵子，六十分通常有望。有一回上课时她旗袍里的老式底裤松了，突然脱落在脚背，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从香港来的那位国文老师特别喜欢我的作文，她当时受“左”派思潮的影响，言论里经常流露出社会主义和宗教的人道关怀。我因为家中有母曾嫁过共产一党一 员，在她的启蒙之下开始阅读起托尔斯泰和鲁迅，或许是这个缘故，我的作文总能博得老师“冰雪聪明”或“兰心蕙质”之类的评语。在个人信心的建立上这位老师带给我不小的帮助，后来有人从她的床 底搜出了《毛-语录》之类的书籍，因而被冠上“匪谍”的帽子，自此幽囚受辱。解严之前国民一党一 对人权和人心的钳制从这位老师的遭遇可见一斑。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厚厚的镜片和嘴唇、瘦长平板的身材、齐耳的老革命头和陰丹士林的长旗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mr.-and-mrs.anderson 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年轻夫妇，他和她的教学方式都颇为开明。安德森先生喜欢在视听教室里播放披头士（the beatles ）的歌曲给我们听，有时也以自一由 联想的形式和我们探索神学。我记得某一天他要我们在纸上随意绘出自己潜意识里的神性。我当时画的是两座山，中间有道桥，他要我站起来说明其中的含意，我告诉大家我愿意做一道桥联结人的国度与神的国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其实那么早我的潜意识已经知道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了，但这份愿望的彻底实现却历经了漫长的二十几载。

王右钧先生是我从小到大最有缘的数学老师，他的教学灵活，令数学智障都得到了启蒙，只可惜我虽然与他有缘，却始终与数学无缘，最后要不是他放水，我高三可能毕不了业，还有好几位同学也都是同样的情况。

从高三开始我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的世界里，我花许多课外时间阅读国外的报章杂志及翻译作品，譬如time 、life 、newsweek 、national geographic 、vogue ，以及泰戈尔的诗集、屠格涅夫的小说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那时乌托邦的思想在我的心中逐渐萌芽，每节下课的休息时间，我和最要好的同学王建梅（目前是博达版权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搭档演出lennon-and- mccartney 。老王长得真像列侬（john lennon）， 后来又加入了低几届的李敏，而她长得也十分酷似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 ），三个人背了数十首披头士的畅销金曲，每节下课凑在一起高歌，旁边总是有一群同学围观。

那时有一个全球性的集体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它是绿色的、和平的、反物质文明的、超验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主义的、寻求解脱与兄弟爱的。它横贯东西，纵贯古今，它从宇宙的神经系统出发传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也传至我的神经中枢，我整个人突然从有一搭没一搭的状态醒了过来。

我看着woodstock 演唱会的画面，看着那密密麻麻、赤身裸一体、满身是泥泞的人潮：有的人披着雨衣，有的头戴鲜花，满坑满谷坐了一地。我知道他们正在反叛——反叛传统的束缚，反叛文化的制约；我知道他们想要打破——打破昏睡的状态，打破孤立的幻觉。我这名生长在东方某个岛屿的十六岁少女对于他们所进行的同谋，就这么理所当然地懂了。我仿佛不再孤单，我透过媒体和这个全球性的运动接上轨了。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时的嬉皮士运动仅仅是一种方兴未艾的蠢动，后来它又逐渐演变成了更深刻的集体意识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