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的逻辑》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影响远超出维也纳以外。评论之多、评论所用语言之多都超出25年后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甚至用英语写的评论也更详尽。结果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欧洲各国的信，以及许多请我去讲演的邀请书，包括来自伦敦贝德福德学院苏珊·斯蒂教授的邀请书。1935年秋，我来到英国，在贝德福德学院作了两次讲演。我接受邀请谈谈我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对当时英国全然不知道的塔尔斯基的成就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选择他的成就作为我的讲题。我的第一次讲演是论《语形学和语义学》（塔尔斯基的语义学），第二次讲演是论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我相信正是在这种场合我第一次引起了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约瑟夫·亨利·伍德格尔对塔尔斯基著作的兴趣。1935－1936年我总共对英国作了两次长期访问，两次访问之间我在维也纳逗留的时间很短。我缺席时我没有从我的教书职业中拿到薪水，但我的妻子继续教书挣钱。

在这些访问期间，我不仅在贝德福德学院作了这两次讲演，而且应帝国学院数学教授海曼·列维的邀请在帝国学院作了三次论概率的讲演；在剑桥宣读了两篇论文（g·e·摩尔在场，第二次宣读时，英国哲学家c·h·兰福德在讨论中作了精彩发言），在牛津宣读了一篇，在牛津，弗雷迪·艾耶尔早就把我介绍给以赛亚·伯林和吉尔伯特·赖尔。我在伦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院（简称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名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虽然哈耶克来自维也纳，他在那里曾是商业盛衰周期性研究（经济调查）所的教授和所长，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才第一次遇见他。列昂纳尔·罗宾斯（现在的罗宾斯勋爵）出席了这次学术研讨会，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也出席了。几年以后，经济学家g·l·s·谢克尔告诉我他也出席了。

在牛津，我遇见了薛定谔，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在牛津很不愉快。他从柏林来，在那里他曾主持了在科学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理论物理学术研讨会：经常参加的有爱因斯坦、冯·劳厄、普朗克和奈恩斯特。在牛津他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当然他不能期望有一个由巨人组成的学术研讨会，但他失去的是学生们和教师们对理论物理学的强烈兴趣。我们讨论了我对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统计学解释。他感兴趣，但是表示怀疑，甚至对量子力学的地位都抱怀疑态度。他给了我一些论文的单行本，在这些论文中他对哥本哈根诠释表示怀疑；大家知道他始终没有同它——即玻尔的“互补性”妥协。薛定谔说起他可能要回奥地利。我试图劝阻他，因为当他离开德国时他的反纳粹态度已不是秘密，如果纳粹在奥地利掌权就会对他不利。但是在1936年的深秋，他回去了。在格拉茨有个教授职位空缺，维也纳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汉斯·梯尔林又提出他要放弃自己在维也纳的教授职位去格拉茨，这样薛定谔就可接任梯尔林在维也纳的职位。但薛定谔不愿意；他去了格拉茨，在那里他待了18个月。在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后，薛定谔和他的妻子安妮－玛丽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走了。她开着他们的小汽车到达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舍弃了小汽车，只拿着手提行李跨越国境。他们到达罗马时几乎身无分文，从罗马他们设法打电话给爱尔兰首相德·瓦勒拉（他也是一位数学家）。那时后者碰巧在日内瓦，德·瓦勒拉让他们到日内瓦去找他。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上他们受到了意大利哨兵的怀疑，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行李，口袋里连一英镑也不到。他们被带下列车，列车驶离边境车站而他们被留了下来。最后他们被允许乘下一次列车去瑞士。这就是薛定谔如何成为都柏林高级研究所的高级教授的经过，当时这个研究所并不存在。（在英国现在仍然没有这种研究所。）

在我1936年的访问中，有一次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艾耶尔带我去参加的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也许是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讲了话。

罗素正在宣读一篇题为“经验论的局限性”的论文。罗素认为经验知识通过归纳获得，同时又受到休谟对归纳批判的很大影响，所以，他提出我们必须采纳某种归纳原理，而这个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因此采纳归纳原理表明经验论的局限性。我在《基本问题》中以及更为简要地在《研究的逻辑》中明确地把这些论据归功于康德，因此在我看来罗素的观点在这方面是与康德的先验论一致的。

在讲演以后进行了讨论，艾耶尔鼓励我发言。于是我首先说我根本不相信归纳，即使我相信从经验中学习，相信一种没有罗素提出的那些康德式局限性的经验论。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尽可能扼要地和直截了当地表述的这个陈述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看来他们把它当作笑话，并发出了笑声。其次，我提出整个困难是由于错误假定科学知识是知识的一个种所致，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如果我知道天在下雨，那么天在下雨必定是真的，因此知识包含着真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是假说性的，往往不是真的，不管肯定是真的还是可能是真的（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听众又认为是笑话或悖论，他们又鼓掌大笑。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不仅想到我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而且想到一定时候这些观点会被广泛地认为是常识。

正是伍德格尔建议我响应新西兰大学（在坎特布雷大学学院，是现在的坎特布雷大学当时的称呼）招聘哲学教师的广告。有人——也许是哈耶克——把我介绍给瓦尔特·亚当斯博士（后来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埃丝特·辛普森小姐，他们正在主持学术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那时试图帮助许多逃离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并且已经开始帮助一些逃离奥地利的人。

1936年7月，我离开伦敦去哥本哈根——恩斯特·贡布里希为我送行——参加一个大会，并且与尼尔斯·玻尔见了面，我在第18节已描述了这次会见。我从哥本哈根回到维也纳，途经希特勒的德国。11月底，我收到a·c·伊文博士的一封信，以剑桥大学道德科学学院的名义给我提供学术客席职位，并附有一封学术救援委员会瓦尔特·亚当斯的支持信；之后不久，在1936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一份电报，让我担任新西兰克里斯特彻奇坎特布雷大学学院的讲师。这是一个正式的职位，而剑桥提供给我的客席职位本意是给一个难民的。我的妻子和我都愿意去剑桥，但想到这个客席职位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因此我接受了新西兰的邀请，要求学术救援委员会和剑桥邀请维也纳学派的弗里茨·韦斯曼代替我。他们同意了这个要求。

我的妻子和我辞去了学校教学职位，一个月内我们离开维也纳去伦敦。五天后我们在伦敦乘船去新西兰，在1937年3月第一周到达克里斯彻奇，正好赶上新西兰学年开始的时间。

我肯定地认为，我的帮助对于逃离希特勒的奥地利难民是迫切需要的。但又过了一年，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救援的呼吁也发出了。在克里斯特彻奇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难民获准进入新西兰；由于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r·m·坎贝尔博士的努力，把一些人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营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