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8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亲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我有点犹豫地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表述不出我仍然感到的疑虑：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当然，我没有想到，使我困惑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许多类似的问题——严肃的问题，而不是困惑——是在后来出现的，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例如达尔文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生命起源问题，以及生命是否只是一个化学过程（我选择了有机体是火焰的理论）等问题。

我想，这些是任何一个曾经听说过达尔文的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的实验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非哲学问题。我们最不应该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判定哲学问题不存在，或者判定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也许是不可解决的）。

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直如此。我认为，那些使我伤脑筋的问题有哪一个很久以前没有得到过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之中有哪一个会是新的，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怀疑像伟大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的人——《一元论世纪》杂志的编辑——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想我的困难完全是由于我的理解有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