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1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得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残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双目失明的悲剧，使我的心碎了。这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昧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孩子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管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 ——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