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我想请你总起来谈你怎样看待自己整个一生。
萨特：我总是把每个人的生活看作某种贴近和围绕他的东西。总的说来，我大致上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一生和所有人的一生——这有一种带着知识的获得，最早的体验、冒险和一系列感受逐渐扩展的线状的开端。然后从某种年龄开始，这随着一个人的变化而改变，这部分是因为他本人，部分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部分是因为环境，生命走向终结，正像诞生是开始一样，死是最后的完结。但在我看来这个终结的时间是伴随着朝普遍的不断的扩展。一个正走向死亡的五六十岁的人同时学得和体验到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广泛的关系。他学得了社会的尺度；他学会了对他人和自己的生活进行反省。在这些情况下他变得丰富起来然而已接近死亡。某种形式走向自己的结束，同时这个个体又得到了知识或普遍的思想方式。他的行动或者是赞成某种社会、为了维护它，或者是有助于另一种社会的产生。而这种社会大概只有在他死后才会出现。总之，它将在他死后发展。同样，如果他生命晚期所从事的许多事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如果他可以把自己建造的商店留给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在他死前这些事业就濒临完结——例如，他破产了，什么都没有留给孩子——那么，他的这些事业就是成功的。换句话说，这儿有一个超出死亡的未来，它使死亡变为这个个体生活——一种他不存在时仍在继续的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对许多人说来这不是真的。在贫民院的老年工人或低级职业者没有离开现在的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在，他们的生命是走向死亡而不是同未来在一起，这个未来是有别于直接追随现在的时刻的。
波伏瓦：我相信你描述的情况确实是适用于你，适用于那些有特权的人，特别是适用于那些保持了对生活的兴趣的知识分子。但我相信除了贫民院，大多数老年人一旦退了休就同他们的工作和整个世界断了关系。到了老年是极少有你说的那种扩展的情况的。但因为我们谈的是你的情况，你刚才所说的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愿意你详细谈谈你个人怎样有这种生活继续是一个扩展的过程的感受的。从这点看，你的一生的最高点是在什么时候？我是指你同世界、同人们、同知识有着最多接触的那一点。
萨特：这种真实的和没有终止于一个未来之中——在这种未来之中我将不再存在——的大量关系，我想这是在四十五岁和六十岁之间。
波伏瓦：你认为直到六十岁你的生活仍在继续扩展和越来越丰富？
萨特：大致说来是这样。那时我写了哲学著作。我的生命总有一个不依赖于我的死亡而定的未来。这儿有那种不朽的思想，有很长时间我相信它，后来我不再相信它了。总之，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有一种思想：他不再存在时他将继续被人阅读。而这就是他的未来。一个人继续被人们阅读——时间有多长？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这要依这些作家而定。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指望五十年。读我的人是多是少不是问题之所在，五十年后仍会有人看我的书，正像安德烈·纪德的书对于青年们仍然存在一样——顺便说一下，是存在得越来越少了——这是说在他死后五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波伏瓦：你认为你六十岁后有一个同时带有退缩的扩展吧？详细地说，你怎样看待这两种活动？
萨特：我们先谈谈退缩。我再没有兴趣去写一本描述我可能经历过的另一种生活的小说。玛志厄和安东纳·洛根丁的生活跟我的不同但接近我的生活，解释了我认为是自己生活最深层的东西。我再不能写这个了。我常常想写一个短篇小说但后来终于没有写它。这样，我的职业本身有着一些被抑制、被割裂、被删除的因素——生活的整个罗曼蒂克的方面，连同那些徒然的但又因其徒然而增加其价值的希望。这整个方面，同未来的关系、同希望的关系、同回答我的希望的一个真实社会中的真实生活的关系，——这一切都完了。然后这儿有着整个普遍观念——我的一生在20世纪的意义——我试图在心中搞清楚它。这使我远离20世纪。一个人只有在21世纪才有可能去判明那些属于20世纪的生命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我这样做肯定是有些不太对头，但我仍然试图站在21世纪的立场上看待我自己。这儿有这个东西和千百个别的东西——一种经济学知识和归入我的生命之中的社会科学。同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并因此可能同它消亡），但它们又是作用于所有生命的法则，从这点看，它们又代表了普遍观念。这些法则将随21世纪和22世纪改变。但它们也可以让我们去作一种理解。这一切都是我感受的、我部分掌握了的和我既在未来又从伸向未来的我的现在中想象的一种普遍观念。这个知识的主体是经久不灭的。它在我头脑中，因为我在这儿，在20世纪；它在我头脑中，又因为它存在着——这是一些法则，必然会发现，正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块石头而发现这块石头一样。
波伏瓦：你是说你六十岁以后学得的东西吧？
萨特：从我是一个人以后。
波伏瓦：好的。但我问的是，你说的六十岁以后的扩展是怎么回事。
萨特：我当然是继续得到知识。我得到的知识是在书中，但它也是在我的头脑中，因为我发展它并试图使它同我具有的其它方面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这种知识是普遍观念。它不仅适用于无数的情况而且超出了时间；它有一个未来；它将在下一世纪的别的环境中被重新发现。由于这个原因它给了我它的未来。总之，它在一种有效的方式中把它自己给了我。我所具有的成为我的特性的知识也是未来并将在未来成为我的特性。因此我存在并且将存在下去，即使我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波伏瓦：你可以较为详细地谈谈这种知识吗？
萨特：这很难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每一种知识的问题。例如，我同维克多和加维合作写的最后一部小作品就正是谈的这个问题。我们谈到现在，也谈到未来，革命的未来和将会形成它的条件。这个未来是我的对象，同时它又是我自已。
波伏瓦：换句话说，你感到自己有一种比你以前所有的更广阔、更正确的理解世界的眼光和更广阔、更正确的关于它的思想？
萨特：对，但这不应该说成是在六十岁开始的。这是开始在任何时间而且它是继续扩展的。
波伏瓦：那么这个退缩的世界就是某种计划，比如说，不再写小说。
萨特：是的，或者不再进行长途旅行，因为这使我疲劳。这是由于老年和侵袭每一个人的病痛造成的退缩。而这种走向死亡的缓慢过程只可能解释为在普遍知识的主体之下的一种点画，对我说来，普遍知识创造了一个超出死亡的未来。因此我应该把自己走向终结的一生描画为一系列平行直线。这些都是我的知识、我的行动和我的忠诚。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个世界：在其中未来就是现在而且它就像现在一样给予我特性。在它之下我应该勾画出一条打点的线，表明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和离我的死不太远的未来——这种每一瞬间的真实生命，带着那我一生都有的但现在可能变得更糟的精神上的空白，等等。这是我的死，但我用一条打点的线来描画它。我把意味着未来的这种知识和这些行动量于它之上。
波伏瓦：我理解你的意思。但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一生。我希望你能像我在开始写《言行已毕》时看待我的生活那样来看待你的生活。在你一生中有什么运气、机会、偶然性、自由的时刻和对这种自由的阻碍吗？首先——我相信你对自己整个一生、对你已做过的事情和正在做的事情是满意的——你可以指出使你成为你的偶然性的是什么吗？
萨特：在我看来我的最大的运气是我生于一个教学之家，也就是说，一个对工作、对休假和对日常生活有着某种观念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可以给我的写作一个良好的开端。很明显，从我开始能考察自己时起，我就不把我家庭的条件，因此也就不是把我自己的条件看成若干人中的一个的一种社会状况，而就是看成社会状况本身。生活意味着在社会中生活，而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像我的外祖父母或母亲那样生活。我在《词语》中已经说了，我是同外祖父一起开始了我的生活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写书和教学生，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没有父亲。如果我有一个父亲，他会从事一种明确得多、有直接要求的职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退休了，或就要退休。他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在高等社会学院给德国人讲课。这样他有一个职业，但这个职业是很模糊的。我是在学院的聚会上和外祖父在默顿的家中看到他的学生的。我对于他的工作生活的全部认识都是在他退休的时候，而我对于他同学生的工作关系的全部认识仅仅是在他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
波伏瓦：不知道职业对于一个人维持生活的必要性，这对你很重要吗？
萨特：非常重要，因为这完全取消了完成的工作和由它得到的金钱之间的关系。我不明白这种聚会、我外祖父同他的学生的关系——这看来是伙伴和友谊关系——所体现的生活和他在月底得到的金钱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以后我也从没有搞清楚我做的事和我得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我已是一个教师时。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写的书和我的出版者在每年年底给我的钱之间的关系。
波伏瓦：我们谈到自由、选择等等东西，对教书职业的这个选择是一种自由选择还是被家庭强迫的选择？
萨特：这有些复杂。我想我的外祖父认为我当一个教师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大儿子没有当教师——他是一个工程师——但他的小儿子当了教师。这样，我的外祖父认为我自然应该是教师，他认为我是那样有天才，会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好教师。但如果我对另一种职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例如，想当一名巴黎工科综合学校的工程师或海军工程师——我想他是会同意的。但我倾向于教书，因为我把这个脑力劳动者阶级看作是我想归属于其中的小说家和作家的动力和来源。我想，教师的职业可以给我关于人类生活的大量知识，而有了大量的知识就可以去写一本书。我觉得文学教师可以通过当一名教师和修正他的学生的风格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这样，他就可以运用这种已形成的风格去写一本保证他不朽的书。
波伏瓦：这么说，在你自己的愿望和促使你成了一名教师的家庭环境之间有着某种一致？
萨特：对，如果这可以称作一致和协调的话，因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掏粪工和作家。在当一个教师和进行写作之间并没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我的选择仍然是特别一致的。我是通过我外祖父的职业和我自己对写作的欲望来看待世界的。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因为我外祖父对我说，“你将会成为一名作家。”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写作，他只是希望我当一个教师。但我把他的话当了真，因此我的外祖父教师，超出其他所有的授课教师，好像他本人就是一个作家那样对我说了这番话。
波伏瓦：那么教书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了，是同你的希望一致的。在你的童年或青年时代你发现这种自由是比较孤独、隔离的吗？在你的整个早期生活中你感受过自己有着完全的个人主动性吗？
萨特：这很难说。
波伏瓦：比如说，写作的情况。
萨特：正像我在《词语》中说的，我八岁时，写作大概不完全是个人的，我主要是模仿和重写那些别人已写过的东西。于是有什么东西从我这儿产生。我希望成为写这些书的人。五年级时我同母亲、继父去拉罗舍尔，在那儿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对写作的选择。在巴黎，我有一些同学，他们跟我有同样的选择，而在拉罗舍尔，没有一个人是想当作家的。
波伏瓦：尽管如此，你在那儿还是在写吧？
萨特：我写了，但没有读者；我给一些同学念了几页，但他们全都无动于衷。
波伏瓦：你在家中也没有受到鼓励吗？
萨特：完全没有。
波伏瓦：总之，对你说来，写作是一种孤独和自由的实习期。
萨特：我在四年级时继续写作；在三年级和二年级写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写。我想到，作家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东西没有人读，得不到伙伴的承认。在他死后荣誉会来到他身上。正像我写过的，我意识到我的同学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敌意。那时，我认为作家是一个可怜的家伙，运气不好，倒霉透顶。我进入一种浪漫主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