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在宫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算这个人犯了君前失礼的过失，不过我倒没有理会。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
“小的给万岁爷请安！”
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监穿的一样。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
“干什么的？”
“小的是管电灯的。”
“噢，你是干那玩艺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
“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
“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
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这件事后来怎么了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我常常听到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间：“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对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见反对帝制的人也变了主意。其实人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对军阀灾难的痛恨而已。我的师傅们却把这些诅咒的语言抬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也成了对我使用的教材。
不过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时代的末期，倒也时时可以遇到。有个叫王九成的商人，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他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功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到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能得到成卷儿的钞票。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了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1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那时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如果获得其中的一种，也会认为是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的“商绅”之类，他们也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罗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当时某些所谓新文人如胡适、江亢虎等人也有类似的举动。我十五岁时从庄士敦师傅的谈话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有一天，在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的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1清制凡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其他诸卿寺的堂官均称为京堂，除左都御史外都是三、四品官。后来京堂便兼用为三、四品京官的虚衔，因此，三品京堂即是指三品京官。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从外国人的议论上也受到了鼓舞。庄士敦曾告诉我不少这方面的消息。据他说，很多外国人认为复辟是一般中国人的愿望。他有时拿来外文报纸讲给我听，他后来抄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讲过的。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上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中的一段：
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
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商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党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体从来不满，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祸福的，还是那些拿槍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便有了较亲密的交往。第一个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间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赠馈张作霖，并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铬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了张景惠、张宗昌被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时，我父亲曾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在这里和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下面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几天以来，在沈一陽一的各阶层人士中间，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目前的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的军事领导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
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我还记得，他同时还讲过许多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它使我从心底感到了欣喜，我从而也明白了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夹在王公大臣中间去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扫兴的事就来了：直奉两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双方开起火来了。结果奉军失利，跑出了山海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连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二次当了总统。紫禁城里发生了新的惊慌，王公大臣们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好，英国公使馆可以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还和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商议好，可以容纳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难。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认为与其躲到外国使馆，还不如索性到外国去。我向庄士敦提出，请他立即带我出洋。因为我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所以这位英国师傅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一陰一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待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作罢。后来时局稳定了下来，没有人再提出洋，就连避难问题也不提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小朝廷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声望日高的直系首领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后来到我身边来的郑孝胥，此时向我献过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一陽一做五十整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又去游说他，也没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两系之间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的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了巴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他又说：“就算王公出不了乱子，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个什么结局。”他的主张，是让我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跑到老丈人家里去过日子。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问事了，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了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思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到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军人火并到最后，民国垮了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因此，在张勋失败后，他总是翻来覆去地给我讲《孟子》里的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宝琛本来是我惟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