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巴黎到世界，道路笔直：需要的只是抬腿启程……有一年春天，我去大马士革旅行。我搭乘一条破轮船在地中海的港口间漂泊了三个月，之后抵达布列塔尼的一座小渔村，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大雨瓢泼的秋季。在这个春季旅行和布列塔尼的长夏之后，我突然从秋天开始工作。我回到巴黎的住所，就像学会说话的孩子，无拘无束、毫不胆怯地表白自己。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难阐述。我不能把它称作“体验”，因为我并不了解在心灵深处释放这股自然洪流的精神过程，并不了解化解所有疑虑与戒心的、几近厚颜无耻的写作和表达本领。我知道，我记下的文字并不完美，含混不清，形式松散——但是意愿与决心已使我对这种内源的强迫无力抵抗。我写了一本书，写得并不好。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之前从未遇到过的物质、形式和语言的阻力。这些阻力让我意识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雾里、风里、暗夜里历险，跟迷雾搏斗——现在，一切全都隐约若现，已经天光大亮，我从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维度坠回到地上；我跟物质现实发生了冲突，脚下绊到了可摸、可触的实体般阻碍。
即便如此，我记得在大马士革的一天清晨，有一个问题毫无“预警”、那么明晰、简单、冷峻、无可回避地摆到我眼前：“应该做一点什么？”仿佛有谁高声读出我脑际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我经历的那个清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到那座白灰墙环绕、种了桉树和橄榄树的庭院，看到摆在铺有条纹桌布的桌子上的蜂蜜罐和摊在茶杯旁的一份《贝鲁特报》。大概在清晨七点钟，已然阳光如瀑，这座摇摇欲坠的东方旅店的庭院一片寂静，是那样的寂静，我以前从未感受到过；大毁灭的寂静，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幸福感，仿佛你一下子明白了：生活为你安排了什么，或为你设置下什么障碍。即使爱情的销魂瞬间，也未曾赐予我如此彻底的幸福感。这不是别的，这是光明，借着这束光的光亮，你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风景——在那短短的一刻，你看到了在两次毁灭之间的生命。在大马士革，类似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数学家庞加莱记录说，他曾花许多年时间解析一个几何学问题，但殚精竭虑也未能获得任何进展，直到“一天早晨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因为他想去卡昂旅行”——这时候，就在他踏上公共汽车踏足板的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他几乎没想这个问题的刹那，竟然高兴地找到了答案，旅行中他也没再多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在背心口袋里找到以为丢失了的怀表；几个月过后他才坐下来，如释重负地解析了这个复杂方程式……如果有谁没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瞬间，说明他未跟生活和世界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他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难以解释的巨大历险。这种“历险”就是工作：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遇到”它……大马士革的清晨，并没给我留下别的记忆，只有我记下的几桩小事；的确，我记得那次“体验”发生时的场景，格外清晰地看到那个庭院、蜂蜜一样金黄色的阳光和黑如沥青的阴影；但是，这就是我关于这宗真实体验的所有证据。我朦朦胧胧地看到自己在许多羽翅中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了。我也忘掉了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我生活在那个松散的时间维度里，分钟和小时都丧失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一道明耀的光束投向心灵的风景；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隐在朦胧之中的新领域，看到风景中有众多熟悉的人物。
我在东方流浪时获得的那种莫名、乏味、平静无澜的“体验”，让我发现了我应该谨慎启程的方向，我该朝那里走去的人、路和方法……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我们熟知自己的欲望、倾向和脾气的天性——因为在这样的瞬间里，刺耳的喧嚣提示我们（因为寂静的弱音也能像强音一样刺耳）：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跟我们喜欢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真正会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我们寻求另一类人的宽恕或激怒他们，我们冷漠、耳聋地住在远方，远离那些我们真正渴求并与我们命运直接相关的人们……那些听不到命运提示的人，会永远活得粗陋，懵懂，偏离正轨。这并不是梦，也不是“白日梦”——某种疾风暴雨般的精神状态提示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之物；什么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只有我们担负的义务，我们的宿命。这些瞬间显示出：什么是生活中的个体之物？什么是在普通人的命运和苦难中属于自身个体的独特内容？我从来未曾冥思苦想，从来没寻求过这样的瞬间，我只是怀着夜游神的平静听从指令。这是另一种梦，是在睡眠与清醒背后呈现的幻影，它有时提示我们关注那些跟我们有着某种关联的人，关注工作或友情的群体，关注那些我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爱的女人；假如我听从无声信号的指引，我永远不会迷路。
关于这种“经验”，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述。关于那次东方之行，我只能唤醒这一点点记忆。后来，我又曾到那一带去过，我曾去尼罗河畔的苏丹旅行，到过喀土穆，无所事事地待在耶路撒冷，站在黎巴嫩的山顶举目眺望；但是，我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在大马士革的清晨意外感受到的那股令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幸福感，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再也没有。后来，我遇到的多是些花里胡哨的异国情调、民间原始素材和护照上的漂亮印花……后来，我再没看到过这样令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再没看到过一座这样吸引我前去居住的城市。“我学会了”旅行，就像掌握了一项常规技术，我懂得了如何卓有成效地思考和感受；但是，无论多么激动人心的风景，再也没能给过我像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的眩晕。我越来越少感到旅行是那种有计划、按行程的既定行动；就是在今天，对我来说也一样，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要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这种复杂的不忠，就像一种疾患，决定了“我的人格”，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我”的缺点和能力，也影响到我的旅行，为我制订出行程表。不忠者不仅对爱情不忠，还对城市不忠，对河流不忠，对群山不忠。这种偏执倾向要比一切道德公理都更加强大。我“欺骗”城市，就跟欺骗那些事后偶会思念的女人一样；我计划去威尼斯住几个月，但第二天我就从那里逃走，突发奇想地投宿在某座杂乱无章的末流小城，随后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一个人对于各种关系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对“小世界”不忠，也肯定会对大世界不忠。倚在轮船的扶栏上，或靠在列车的车窗上，在我的精神行囊里装满了“乡愁”；面对世界的美丽我顶礼膜拜，慷慨陈词，可我忧伤而内在的理智却提醒说，我的陶醉、我的乡愁和我的激情是戏剧化的，是演出来的，事实上眼前的风景与我无关，我并不渴望去任何地方。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跟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过了一段时间，我只怀着戏剧化的热忱和责任性的陶醉进行旅行。
我在青年时代做狂人、海盗式的旅行，感觉就像在世界上窥寻一头猎物，怀着野蛮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贪婪将山川风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记忆。然而，从青年时代的旅行中残留下的记忆，很快就变得模糊褪色。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险之旅，即便是启程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也像做一次没多大花销、抬脚就走的周末郊游。内心不羁的不忠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谨小慎微，一张贴在旅行社橱窗内暗示他旅途无限的招贴海报，差不多就能让他满足了。
2
伦敦，曾是我巴黎岁月的星期天。最初，我只敢穿过海峡待一两天，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散步，在饭馆和博物馆里张着嘴愣神；熬过两三天的孤独之后（噢，那是黏稠、彻底、令人难忘的伦敦的孤独！），我在星期一早晨踉踉跄跄地赶回巴黎。这条几小时航程的狭窄水路距离并不长，但将我远远带离了熟悉的世界，仿佛去的是开普殖民地。我喜欢旅途中那种冒险式的随意，喜欢乘气派的“英国列车”穿越诺曼底风景——在这条铁路线上，法国人装备了至今为止最特别、最时髦的列车车厢，在餐车内提供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味菜肴，列车员和检票员用折磨人的礼貌接待乘客。抛开许多世纪以来永恒不变的反感不说，唯一能让法国人在心里服气地默认其优越地位的文明之邦，就是英国！我经迪耶普旅行，因为那条线上的火车票便宜一些。我喜欢在黎明启程离开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嘈杂无序，停满了“帝国气派”的双层列车，来自周围地区的公务员和工人组成了一股灰色的人流涌进巴黎，虽然人流中的每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他们循规守纪，秩序井然。我喜欢伦敦列车的风驰电掣，喜欢回家的英国游客的含蓄内敛，在他们的寒暄、举止和沉默中可以察觉到他们逐渐变为英国人的细微变化；列车每驶出一公里，每朝英伦海岸靠近一些，都能感觉到他们不仅在变为英国人，而且开始变得自闭……在迪耶普，列车紧贴着街道疾驰，驶向港口，驶向烧廉价煤、早该淘汰了的海峡客轮；当我们走上轮船的甲板，另一个世界在眼前展现，那是神秘的英伦世界。突然，一切变得更安静，更有序，更伤感。船来了，服务员端来热汤，驶离迪耶普才五分钟——还能看到繁华岸边的大饭店，大肚子的诺曼底人在那里用勺子品尝龙虾汤，喝高档红葡萄酒！——乘客们已经吃上了地道、难吃的饭菜，冷冻羊肉浇绿色的薄荷汁，餐厅里充满了羊膻味，面包又干又没味，葡萄酒很贵，而且是假的；感觉已经到了英国。乘客们跟平时不同，他们悄声地谈话；跑堂也跟平时不同，比法国跑堂更彬彬有礼，但似乎有更强的自尊心。空气中飘浮着弗吉尼亚烟草甜腻呛人的味道，船上的茶也很香，香得醉人……我喜欢在阳光下抵达白礁石的海岸，海峡的浪涛无情地拍打，小船颠簸，英国孩子们用很内行的呐喊估测船速；我喜欢看大海的深蓝色，距离福克斯通或纽黑文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海岸已经微光闪烁，巨大的轮船从帝国港口驶出，朝殖民地驶去，阳光灿烂，海峡的风又冷又咸，无情地刮在我们脸上。英国人裹着头巾和防水外套，全都聚集到甲板上，简直像儒勒·凡尔纳小说里描述的环游世界回来的菲利亚斯·福克；他们嘴叼烟斗，举着望远镜朝海岸眺望，脸上挂着微笑……骨瘦如柴的老妇们也满脸微笑，海风吹拂面纱，在她们尖削的下巴周围飘摆；年轻人则玉树临风，故意绷紧他们柔韧、动人的身体曲线；所有人都在交谈，相识。在不远的海岸，在白色礁石与蓝色海水交界的地方，那里就是英国了。回家竟是如此这般地令人兴奋，就连每天沿着这条航线往返于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跑堂、水手也都一样。在英国客轮上，在抵达码头的半小时前，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条海峡不仅是岛屿和大陆的天然分界，还有着其他更多的意义。另一个世界令人心如鹿撞地从那里展开，在石灰礁岩的背后，那里的一切都跟大陆人知道、喜欢和希望的不同，那里有另一种公正，另一种尊严，另一种味道的啤酒和另一种天性的爱情，这种不同是如此地令人震惊，仿佛从迪耶普穿过海峡的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几星期之久的远洋航程；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久，就在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陆上跟法国跑堂争吵。在这里，离福克斯通还有半小时的路，已经没有任何人跟跑堂争吵。乘船旅行的都是绅士：乘客是绅士，司炉是绅士，刷盘子的也是绅士。他们是那样与众不同，那么不可思议地都是绅士；他们的神经以另一种方式接纳所听到的话语，缓慢地辨析隐在词语概念背后的道德观和内在含义，有的时候，他们过了半个小时才做出回答，这时候提问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刚才的好奇……但是现在，在抵达纽黑文前的最后半小时里，每个人都大声讲话。他们从世界回到自己的家，从他们在别处的帝国疆土，从印度、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他们进行了征服，签订了贸易协约，游览了风景，肺里饱吸了新鲜空气；现在他们马上将坐进岛上某栋烟熏火燎的老屋里，遵守他们自己的岛国文明法规，不只在他们的行动上，而且在他们的神经内、欲望里、思想中也都自觉自愿地隐秘顺从……他们回家了。没有人会像英国人这样声势烜赫地回家。
英国人只要手头宽裕，一有闲暇就会带上积攒的所有英镑直奔大陆，闯入世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家乡的生活。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假如他们口袋里有五十英镑零钱叮当作响，他们就会立即跑到大陆，追逐阳光，追逐微笑，寻找私生活的另类自由，不用再那般地厅室整洁，窗明几净；在家乡，在秩序井然、一尘不染、由俗约惯例和精神恐吓控制的岛国，他们可不敢这样生活……对英国人来说，由于这种自由的匮缺，生活有时不堪忍受。他们奔向阳光普照的风景，奔向大陆或大陆城市匠气的日光，奔向里维埃拉，奔向殖民地国，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钞票从魔怪、嗜血、杀人的国王们手中购买自由。金融城用钞票买下几百年来所有的法律和宪章，他们买下市民阶层的自由，并在拥有自由权利的领地内建立起文明社会的典范；只是他们在典范般独有的英国市民文明中，并非总可以无条件地感觉良好……他们怀着自罪感旅行归来，眼里闪着羞愧的光亮；他们沉默不语、低眉顺眼地踏上岛国的土地，因为他们曾背信弃义；他们回到岛上，回到家乡，继续在这个纯净、高级、他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文明中生活，工作；只是他们不能忍受纪律严明的无聊日子。只有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战后，一位英国贵族在上议会发言，要求政府对生活的无聊采取措施！
低矮、舒适的列车行驶在英国的风景中，从人们的眼神和音调里，从他们的微笑和检票动作里，我能感到那股令人兴奋、神秘莫测的英国式无聊扑面而来，我用自己饱经磨难、惶惑不安的大陆人的神经，像抽鸦片烟似的品吸这种无聊。对于大陆人的惊恐症，伦敦是一座疗养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那里隐居几日，我在弥漫全岛的疗养院式宁静中节食，调理，冲冷水浴。我喜欢抵达伦敦，也喜欢离开伦敦。英国人对他们家乡的情感也大致如此。我喜欢搬运工的风度，当他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从我手中接过行李，感觉像一位贵族大叔；我喜欢舒适、高大、老派、镀金、轿子一样的包租车，司机们每天都在车轱辘上画一圈喜庆的白箍；我喜欢第一次深吸气嗅伦敦街道的气味，嗅那潮湿、略带霉味、混杂了油和羊脂的刺鼻气味，嗅闹市区街道茶和阿特金森牌洗手液的气味，还有金融城的气味，那是在金融城街巷内伴随历史的旧闻沉积、挥发了数百年的小手工匠作坊与商行的工料气味——我通常在晚上七点钟赶到那儿，坐在饭店大堂内，四仰八叉地陷在扶手椅里，在法律体制和世界上最为随意也最为坚实的社会俗约中，此时此刻我跟岛上的所有人一样，跟其他四千万居民一样，伸直两腿，眼睛盯着天花板，无聊地待上一个半小时，自由自在，随心随性，一直待到要吃晚饭。
3
伦敦的氛围充满了情色；也许，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确切无疑地拥有情色氛围的城市。在巴黎，人们在街头长椅上接吻，在咖啡馆里做爱……但那里的情色幽隐而神秘，那里的情色总有层遮障，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在伦敦，我从没见过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吻手礼超过一秒钟或不合常礼。这个城市的情色的尖叫声在大雾中回荡。我喜欢夜里站到剧院门口，看人类最成功修炼出的身体穿着燕尾服和袒肩露背的夜礼服粉墨登场；我喜欢这些精挑细选的人们喜庆而得体微笑的怯懦柔弱。他们在剧院的前厅展示自己精心保养、完美打造的身体，像被驯教过的动物展示本领一般地展示风度，炫示他们的珠宝首饰；与此同时，我心里在想，为了这些经过完美无瑕的沐浴、受过杂技演员般锻炼的身体，每天都会有一个印度人或非洲人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死去。我像一名在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演出尾声赶到的观众，情绪激动地细心观察；演员们自己也这样辩解，戏剧的表现不可能完全平静无澜。为了每位这般养尊处优的英国人，甚至包括在伦敦饭店看电梯的男侍，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都会有有色人种在拼死地工作；他们还要为那些穿着入时、颐指气使、无聊散步的无业者工作，这类无业者大概有五百万人，从早到晚都在岛上公园的草坪上抽雪茄，在法国通货膨胀期间，这些人大多在布列塔尼的温泉疗养地度假，在那里手握高尔夫球杆花失业救济金。为了这整个国家，为了这座辽阔、碧绿、迷雾笼罩的岛屿，数亿人在其他国家、在世界上流血流汗，累死累活。没错，英国人自己也工作；但他们用不着费太多的劲，只需要做最重要的那一点点！他们只从事精英类工作和较为高贵的家务活。在我下榻的旅店里，英国客人在初秋租下一季的房间；他们带着猫、狗和家眷入住，整天都在客厅里转悠，码纸牌，或闷声不语，上午去打高尔夫球，晚上谈论当天打高尔夫球发生的事……他们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远离曼彻斯特的工厂或埃塞克斯的温室，他们无所事事地慵懒度日，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里带着一种冰冷而幼稚、令人难以接近、既无疑问也无解答、总是稍与人接触就陷入惶惑的眼神。在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多彩一些，只一点点，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很长时间都这样想，跟这些养尊处优、深受自我怀疑恐吓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对生活、生意和爱情的理解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自信得多……这些人根本就没“活着”——我这样暗想——在躁动不安、从早到晚都将生活视为某种表演的中欧人眼里，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没有“活着”……大陆人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知道，英国人根本就不“幼稚”；东欧用莱万特人和中欧人的才智和勤奋谈生意，进行征服与扩张，但忽略了英国人的博闻和镇静。“接近他们是不可能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到伦敦冒险的中欧人这样抱怨。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在做生意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在社会生活中比我们更圆滑更灵活，他们用不可动摇的镇静抵御我们经纪人式的伎俩！我们花上几个小时介绍，解释，证明；他们只是听着，最后说一个“不”字——然而这个“不”字，就像炮声一样隆隆回响。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你不要总是一听就信。晚上，我去苏豪区的一家意大利或西班牙餐馆吃饭，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放逐者。我对伦敦的记忆是四五个小时漫无目标的散步，每天夜里我从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南肯辛顿”区；这些从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伦敦的散步，这种不可侵犯的、身为外乡人的孤独，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现实的治疗手段。在英国人中做外乡人，通常都“不会感觉良好”；生活无聊，内心孤独。那些背负创伤、格外自负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这种人，现在也是）在这里能够找到共鸣，从某种角度讲，他们这样能够感觉到自己更安全，更隐秘；他们知道，没有人会用一厢情愿的熟络和大陆式的亲密来碰触他们忧伤的秘密，没有人会不尊重他们的自负与痛楚……那些移居伦敦并自我感觉良好的中欧人，也总是逃避家乡的亲情。英国人相当留意他人的焦虑和底层人的创伤，并怀着同情之心予以体谅——伦敦是中欧人“自卑情结”的真正疗养院。大陆男人在伦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堕落者和不洁者，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权、有优越感的外乡人。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权；然而，英国人一旦获得机会，他们对私生活的践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无情。我常去法院旁听离婚案庭审；四千万人垂涎跃跃，因为终于有一位内科医生对妻子不忠，他们终于也可以写、可以谈婚外性生活了——这位内科医生是在哪里遇到情人的？他们幽会过多少次？女仆说了些什么？用人是怎么撞见的？他透过锁眼看到了什么？——媒体和民众全都跪到了锁眼前，他们终于可以谈论性话题了……我有一位三十六岁的匈牙利朋友，他带着怀孕的年轻妻子去做检查，英国医生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讲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当真认为，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从来没听说过安全、卫生的避孕工具……成年了的英国年轻人对性事的无知，远远超出中欧人的想象。但也正因如此，这座城市情色得异乎寻常，让人窒息，让人刺激。“冒险”这个词，只有在伦敦才能从小说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跟伦敦相比……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英国人聪明、热忱的虚伪感到震惊；后来，我学会了他们的技巧，并且快乐地生活在他们当中……比如在旅店里，门房怀着充满道德感的愤怒阻止女士上楼找我，之后告诉我说，“女士不能进入有床的房间”；他劝我租下隔壁的客厅，这样我就可以接待女士来访，因为“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我不这样，又能怎么办？每天我都能学到点什么。
他们真像亲英派对我们宣传的那样异乎寻常、铁面无情、令人胆寒地“正经”吗？是的，他们确实很正经，至少在风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经；然而，在四目相对的私下场合，我有时也惊讶于他们特有的正经。我生活在伦敦，仿佛是在欧洲学校最高的一个年级里读书，而且是读的一个特别培训班。我记得那些在外地度过的英国人的星期天，它让我理解了英国式的自杀；我记得有一位旅店里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国红酒回到旅店房间，坐到壁炉前伸直两腿，他就这样坐着，穿着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这时他才躺下睡觉。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有的时候，我害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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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辛顿公园对面那条街上，我度过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栋楼建于19世纪初，站在晦暗、沉闷的房间里，可以眺望分外朴素、恬静的秋日公园，那是伦敦最美的大众园林。那是一个多么丰盛、繁茂、阳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许在这个岛上，半个世纪也只能遇到一次；英国人真的为之陶醉。蜜一样的光线五彩纷呈，使岛屿变得妩媚多姿，异彩飞扬。透过我房间的窗户朝公园远眺，无业者们——那些工厂主，无聊贵族和来自外地、无所事事的庄园主们——天一亮就扛着躺椅来到公园的草坪上，在那里打盹儿晒太阳，在伦敦的中心，却像隐居乡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腊牧羊人在家乡的橄榄树下悠闲度日。在阳光普照的英国，这是唯一的大公园；岛民们在这一年的秋季不再争先恐后地赶到国外逃避大雾，伦敦人简直幸福得迟钝，他们在光的理想国中悠闲漫步；淡绿色和淡黄色的草坪，肯辛顿公园数百年的橡树和悬铃木，还有学生们在公园鱼塘周围燃放的烟花，诱引着那些醉心于季节美景的都市游客。在这个秋季，我熟悉了英国人的微笑，最羞涩、真诚、狄更斯式的微笑。
我也被那温煦的幸福所诱引，就像一只趋光的秋蝇。九月末的伦敦阳光普照，我还从来未曾享受过如此静谧颐和、平心静气的几个星期。伦敦城香气弥漫，舒朗宜人。苏醒已变成了一件愉悦的事，刚一进入梦乡就朝清晨微笑，仿佛在期待家庭的喜庆；我醒来的时候，男侍将一份厚厚的《时报》放到我的枕头旁，并将备好的早餐盘摆在我床前带轱辘的小桌上，他拉开窗帘，像魔法师一样张开两臂，每天早晨，他都怀着盛大的喜悦大声说：“多美的秋天啊，先生！”是啊，这是多么神奇的秋季！夜里，园中的树木仿佛穿上华而不实的古装；花匠们将气味扑鼻的败草和腐叶扫成一堆烧掉，年轻的姑娘们牵着大狗在草地上遛弯，绅士们骑着蹄声清脆的骏马在视野的尽头慢跑……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像一篇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体小说。房间里飘满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时报》语句铿锵、掷地有声的文章里，以不可动摇的缓慢和连贯性讲述着那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房间里上世纪中叶的笨拙家具在阳光中熠熠发光，汽车和公车带着轻微的噪声从窗前呼啸驶过，因为伦敦总是非常安静，即使在交通最拥挤的时辰也一样……早餐我要吃很长时间，就像举行一个传统而神圣的重大仪式；在这座岛上，每个地方都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庄重肃穆；人们的私生活，也感觉像摆在陈列柜里，必须像参观展品一样地观看，严禁碰触。我穿过清晨的花园，穿过海德公园，那里有不少悠闲无事、漂亮而忧伤的女人在喂奇异的飞鸟——不知怎么，女人在伦敦总是很忧伤；她们目光茫然，背地里会喝很多酒——我去到圣詹姆斯宫对面的小酒铺，那里出售伦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门边一条历尽百年沧桑的长凳上，手拿酒杯看阳光下在暗棕色的宫殿大门前闲逛的伦敦人，看他们不慌不忙地在两个目的地、两种犹豫、两桩生意之间游走。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未曾见过类似的场景：送货员也手拿包裹在伦敦城内散步，俨然一位尊贵的绅士在上午出门徒步健身。伦敦从来不匆忙。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借一本19世纪不怎么出名的英国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的《鸦片》坐进竞技场般的阅览室，慢慢饱吸书籍和氛围里的毒素，仿佛也在吸食鸦片。我喜欢在正午时分站在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口，看头戴大礼帽、剑桥培养出来的经纪人，他们口袋里身无分文，脑袋上顶着大礼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谈上百万英镑的生意；他们获得无限的信任，因为股票市场从这些英国精英们中间选聘金融城的经纪人或代理人，他们绅士得就像一位刚宣誓就职的军官，良好的名声辅助他们纵横职场……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东印第安码头的轮船，它们夜以继日地将世界的气息、灵魂和原材料运到伦敦；来自新西兰、锡兰、孟买和澳大利亚的轮船在伦敦塔桥下的黄色大雾中疑惑地鸣笛，船长们在卸货之后聚到查理·布朗酒馆喝白兰地……我去白教堂买一条狗作为礼物送给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贩保证的那样，这是一条“饭量不大的狗”，并没有蒙人。夜里我去“皇家咖啡馆”，那是伦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馆，我疲倦地坐在红色长毛绒面的沙发上，脑子里装的都是伦敦，但我还是感到饥渴、忧伤和快乐，既觉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任性。每天夜里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这种对当地人生活影响至深的无形历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里跟在街上同样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连他们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种用钱买来的怪诞自由和强大得让每个大陆人忌妒、感觉有点像紧箍咒和狱规似的法律保障。我不能够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竖着梯子；因为都铎王朝的某位国王曾经下令，在伦敦容易发生火灾的某些街区，夜里必须在房屋的墙上架一只长梯；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可梯子至今还在，人们每天晚上将梯子架在雨水槽旁……我不能够忍受，饭馆在午夜十二点从餐桌上收走客人还没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饭馆里，客人要提前付饮料钱，因为啤酒是从隔壁店里买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这是因为什么……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为每位绅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种场合专有一套，见国王一套，打高尔夫球一套，骑马一套，钓鱼一套，打猎一套，甚至打鸨鸟也要单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着大礼帽，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进城买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买鸟食；比如他们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爱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对这所有的一切，大陆人只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远不可能理解……黄昏时分，狂风横扫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尔泰，他在伦敦遇到这样的日子，在夜风大作时想要自缢……噢，这些疾风，这些暴雨，这些堆满一模一样房屋的街道，这些用彩色粉笔在人行道上画风景的羞涩乞丐，这些吱呀作响的手摇风琴，还有在暗夜里吞没一切的大雾！这些英国俱乐部啊，有的不许女人进，有的不许男人进，还有的地方只要从话筒里传来女性的嗓音，就不会叫俱乐部成员去接电话；在那里，先生们摘掉了礼帽，表示回到自己家里，或沉默不语，或大谈高尔夫，或迷恋桌球而冷落妻子！这些仆人们啊，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会柔声细语、仿佛歌唱般地向你“道谢”；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傲慢，有优越感，因为他们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远不可能明白这么多：因为你不是英国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特别”，包括信纸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鲁；但是即便如此“特别”，还是让我感到这般熟悉，这般舒服，他们会以这般明智、会心的方式向大陆人微笑！我从伦敦带走了人类最美丽、最温柔的微笑记忆。从那里我也没能带走别的。
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这里，所有人能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这里，社会的俗约能让所有人尽可能地不表达个人观点。伦敦是一所特殊学校。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不会变得更聪明，但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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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尼在日内瓦讲“人性大教堂”；他的头要比大厅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声音疲惫而洪亮，上身前倾，伏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讲台上，两只大手在空中缓慢地挥动。蒂杜莱斯库坐在他的对面，裹着貂皮大衣，带着寒气逼人的不安，紧张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过政敌的头顶投向虚空，当政敌在休息期间带着过分的自信向他走来时，他转过身子，并朝旁边挪了两步……“先生，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话讲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阿波尼低声说；张伯伦戴着眼镜、穿着晨礼服一动不动、姿势僵硬地坐在那儿，出于礼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摆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捻着艺术家的胡须若有所思地冲阿波尼点头；日本人安德已经做好了鼓掌的准备。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物，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经过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们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这位弱小战败国的代表致意的话，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为匈牙利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即使他所讲的是在长篇政治讲演中无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还是那样地斟词酌句，那样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钟声在会堂里回荡。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情况相同，人们的直觉感受重于客观事实。阿波尼的讲演，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说得不对，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个时刻仍属于他；他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充满诗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开心扉；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打开了人们的灵魂之灯，他创造出这种成功的发声术，即便所说的内容有毛病，但听起来能够让人同情。传统的讲演艺术又在日内瓦复活了。对专业谈判来说，这种“个性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后来，阿波尼去温室散步，张伯伦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过走廊，对他的态度，就像对一位东方大主教或“家族长”，或一个即使没有名衔、没有官阶也是家族里最重要的人。有一类欧洲贵族，他们并不靠家谱维系，而是通过品位、风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结在一起；在这个欧洲的精英家族里，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长者。
他在谈匈牙利，谈家乡；会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们中间，对他们来说，阿波尼所讲的一切都是会议的“讨论重点”；其他的以后会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维亚和希腊问题。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国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买回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家乡人给我寄来国内的新书，偶尔有一两位熟人来到巴黎，我总是激动地接待他们，随后又许多次失望地离开……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访日内瓦或巴黎，举止总是那么特别，总带着那么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摆出一副官架子，居高临下地跟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穷困潦倒、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艺术家们谈话；或许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贵族，在国外，他对每个人都抱以同样的热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极少有什么话题好谈。在官员接见的场合，我通常刚听到第一句话，就兴趣全无地沉默不语，躲到一旁。我感觉家乡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类人统治着国家，还是那个族阀主义的等级制度赐恩施惠，发号施令；白里安晚上坐进日内瓦的“巴伐利亚啤酒馆”跟记者们闲谈，话虽不多，但充满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爷们，必须向他们致信请求，他们才会跟我们搭一句话。家乡的状况怎么样？九百万匈牙利人过得好吗？在我可悲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激愤而忧伤地离开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缓解。我感觉到，对我来说有什么事情已经结束，我必须回国。这样的归期，并不是根据日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够解释这种回国的迫切感。我也并不能说，在我身上爆发了某种可怜的“乡愁”。家乡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里根本没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这座城市在我眼里，已不再是旅游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沉潜到个人生活的现实之中；我从周围得到了很多，我结识了不少高层次的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舒适、从容、快乐、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现在我突然感觉到，我在这里待够了，我在这里再无什么“事”可做。如果我说，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启程回家，是因为在我身上突然爆发的萨伯尔奇卡式泪眼欢颜的乡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愿望，是出于“马群正在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旁歇晌”之类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谎。我从来没见过“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也对马群没有过研究……对我来说，我真正的家乡，现实的家乡是考绍，还有卢日尼欧、吕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贝斯泰尔采巴尼奥。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流域，都会感觉曾在梦里见到过，有一点陌生。我的“家乡”永远是菲尔维迪克。我对佩斯没什么感情；在我的记忆里，佩斯人是一个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馆里、手拎公文包的经纪人团伙。我讨厌他们咏唱似的讲话方式，慢条斯理地强调自己的优越感；我讨厌他们幼稚、伤感的玩世不恭。他们之所以对巴黎不屑一顾，是因为“你要知道，佩斯人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就是卡鲁索在我们这儿也没有人爱听……”佩斯人在国外总是不安地充满忌妒。我连自己都不清楚，家乡人有什么能让我提起兴趣。我害怕家乡，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亲热的拍肩动作，害怕当地圈内头面人物的优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领域再典型不过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头一点也不能让我兴奋起来。在我的印象里，佩斯就像一座音乐咖啡馆，许多聪明绝顶、学识渊博的人坐在那里，他们确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鸡毛蒜皮和难堪事。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家。这个“要”字，这个神秘的迫切需要并不能成为自身的动因。一个人的整个身心都服从于这个隐秘的指令，无条件地服从，不讨价还价。“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就像一名勤勉的上进学生；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是一个谎言。从某种角度讲，我的生活并不现实：一切都缺少跟我直接相关、可以触摸的现实性，缺少那种一旦缺乏，我在国外的生活就将变成任务和角色的生活内容。我必须意识到，我在国外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一切都离我很远；我的兴趣是中学生的；我对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同于国内诗人成败的关注；当我坐下来用午餐时，即使“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一样，总是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做客，饭菜的滋味对我来说，也有点像在展会上品尝厨师的杰作；我在报上读到的消息都与我无关，翻看每日新闻，我对谁死在了街上、谁被狗咬了毫无兴趣。总之，我在欧洲始终是一个外乡人；在巴黎那些年，我一直订阅考绍的地方报，我对家乡小城的政治风云或当地某晚演出的报道，要比对法国内阁倒台或关于巴黎国家剧院庆典演出的评论有更直接的兴趣。我应该回家：我抱着非同寻常的反叛者和抗议者的情感服从这道指令。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周围有什么东西确实结束了，我可以闲耗，可以拖延，可以不马上服从这道指令，但我不能够逃避它。我将要回家，现在我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既不好也不坏，既无牢骚也无快乐；我只是惶惑不安地努力适应，心烦意乱，脑子里充满怀旧与出逃的念头……但是，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
6
早春时节，我动身回家；蒂罗尔的果树已经开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动，也没抱荣归故里的情绪，甚至没有紧赶慢赶。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时地驻足，歇脚，给自己缓期。归途中，我在苏黎世下车，在慕尼黑投宿，在萨尔斯堡逗留，在维也纳待了几个星期，最后这才横下心，在奥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在海捷什哈罗姆车站，我看到头裹方巾的老妇卖烤点心，看到赤足的孩子们卖报纸和香烟。他们全都衣衫褴褛。我透过车厢玻璃看着他们，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我想，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这样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到家了。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乡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来可以留在那里，留在国外，留在“欧洲”：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我还年轻，还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可能还有什么任务在等着我，或许还有成功，我在国外“活在深水里”，小本子上记满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伦敦、柏林和罗马的熟人——的电话号码，我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认识我的人也不少。家里有什么在等着我？贫困，怀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话。不管我听到什么，我都听不懂背后的含义；不管我说什么，别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说的内容。之后，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想否认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回家并不是浪子回头，但也没有人原谅我或杀猪宰牛地欢迎我。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当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我回来的正是时候，趁我还能够跟得上潮流，趁我还没被时尚抛弃……我了解“匈牙利作家的命运”。火车刚一停进凯兰弗尔迪站，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车，坐进出租车，想要尽快赶到佩斯。
城市穷困，蒙尘，破旧，悲凉。就像一位正从瘫痪中康复的人：已经能够挪动肢体，能够迈步并说话。在奥克托宫街角，我叫出租车停下，跳下车。大约是晚上七点。放射路上空旷无人；在广场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业精神完成着军人式的手势训练，但街上根本就不见车辆。在安德拉什大街尽头，有一辆汽车闪着车灯由远而近；环路上一辆辆有轨电车带着叮铃铃的声响，以沉稳的缓速在轨道上行驶，感觉严肃而隆重。（开始那段时间，我经常从佩斯的有轨电车上烦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颓沓、磨蹭和颠簸摇晃；后来，穷困和麻木让我慢慢适应了它，我随遇而安地乘着它咣当驶过一个个小站，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徒步走出几公里远。在佩斯有轨电车的节奏里，有着某种瘫痪、困乏、蓬头垢面的东欧特征；我无法忍受这种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缓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们的衣着不是华贵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从这头走到那头，穿过卡洛伊环路，走到拉库茨大街。旧旅店的窗口亮着灯；就在拉库茨大街上的这家旅店里，我曾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和国内记者生涯的最初岁月。我走到门洞下，跟楼长聊了几句，得知旅店的老房东已经搬走，他们的女儿，漂亮、聪明的女医生，我年轻时代那位可悲可怕、吗啡成瘾的情人则死于吗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库什凯莱斯图尔公墓。显然，我在这里没有人可找；旅店里面没别的熟人，只有臭虫。我沿着夜色下的拉库茨大街游荡，望着街边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经风历雨、饱受历史浸淫的忧伤老楼；我走到楼门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掸被褥的铁架、门洞墙上的住户名牌和高大、昏暗、占地费料的楼道；我看商店的橱窗，橱窗里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异，不能说更漂亮，也谈不上更难看，只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在拉库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内，样品的布置是那么精心别致，要比贴在旅行社橱窗内、一眼可见桔槔井的霍尔托巴吉草原宣传画更能唤起我的“乡情”。不知道怎么，这种微妙的差异，让我感到一种回乡者常会感到的视觉性眩晕：佩斯显得非常大，仿佛房子已经长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还要大，无边无际，像有许多巨人住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残疾人，一个侏儒。在巴黎，我从没有感到过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无比。我再次体验到我在大学一年级当“仙鹤”那年曾经感到过的那种眩晕感；在佩斯，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在佩斯，住着“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许多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一本正经、目光僵滞地盯着外乡人看，仔细解答他们的提问，但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对这些乡巴佬充满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馆环路。
我熟悉这片街区。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几条环路，还有桥那边的布达街巷；我从来不敢钻进佩斯的小巷，以前还不敢沿着维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么东西会砸到我头上，或有谁在背后冲着我嚷——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么。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秘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们始终让我感到陌生——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安特卫普或爱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馆里，坐着沉思冥想、眼神聪明而多疑、讲话飞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讨厌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有些见识的可怕天敌。不过在这里，在博物馆环路上，熟悉的幽灵在游荡。在斐乌迈咖啡馆前，在“露台”新油漆过的栏杆后面坐着希尼·久拉，这位高贵、寡言的作家正透过带柄的单片眼镜，目光忧伤地盯着《费加罗报》的版面，他怀着脆弱生灵儒雅的哀伤和痛苦的怀旧，低头阅读法文的“西方新闻”……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最新的西方新闻，跟他谈论纪德或阿兰；但最终我还是没敢叫他，因为我不能保证他会对我讲的消息感兴趣。他也早成了那样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这座城里、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安营扎寨的作家们一样，口袋里揣着匈牙利语校样和法语杂志，心里揣着苦涩而智慧的教训；要想说服家乡“真正的作家”，比说服纪德或托马斯·曼困难得多……我这样觉得。我从大学门前路过，走进大学隔壁的奶制品市场；在我青年时代经历过起义、革命的岁月里，我曾在这里为了买干酪和面包排队到天亮。我曾跟厄顿一起坐在这儿，但厄顿也已经离世了。我们曾在这里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这里阅读格伦瓦尔德·贝拉的《关于旧匈牙利》，在这里，我们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诞生，但那只是讲演者的哈气，从嘴里吐出来便蒸发掉了……我已经十年没来这个充满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边一张旧桌子旁，就在这晚，就在这个奶制品市场内，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回家了。青年时代的气息在我周围弥漫，那是贫穷与绝望的氛围；我这一代人，我的同龄人，正是从这个奶制品市场出发的，我徒然在此间走遍了世界，现在我又从头开始。这时候，一位恰巧来这儿的老记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认识他，我走到桌前向他问好。他正在费劲地敲半生的煮鸡蛋；他抬眼看我，点了下头，然后高兴地说：
“你来的正好。你要是看到卖面包的女孩，叫她过来，谢谢。”
7
我搬到布达一个熟悉的街区，每天都小心翼翼、疑心重重地过桥去佩斯。我在“血原”街角的一幢古老、破败的布达公寓楼里租房住下，我房间的窗户对着亚诺什山，在窗下深谷里的“血原”上，军官们带着他们的女儿骑马，老妇们在黄昏中遛狗，直到军需部严令取缔了布达的“狗天堂”。每天下午我都要去佩斯办事，之后尽可能坐出租车杀回布达；只有当我透过隧洞瞥见克丽丝蒂娜广场葱绿的树冠时，我才在链子桥的布达桥头深换一口气。我不信任佩斯。在那里，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葡萄酒没味儿，饭菜也没味儿；咖啡馆的“黑汤”让我喝了头疼。我有许多年都难以摆脱这种孩子式的不安、沉默和怀疑。我在布达可以更畅快地呼吸。我曾在这里住过一次，就在这一带，在米柯大街的街角，在那栋位于“血原”一角、摇摇欲坠的两层楼里；我寄宿在楼内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人家中，住在一套煤油灯照明、堆满彼德迈式家具、晦暗憋闷、让人不舒服的公寓里，不过，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熟悉”，就像在外地的父母家中，我在拱墙之间感觉不到那种“佩斯厌恶症”，感觉不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对无法克服的陌生感所抱的幼稚恐惧……我现在住的那栋楼，恰好在以前住过的老房子对面，在一条宽阔、陡坡、种有两排繁茂的栗子树的街上。克丽丝蒂娜是一个古老的街区，有着小城的宁和，有并非绝对无害的流言蜚语，有羞涩的人，也有傲慢的人，树木葱茏，绿草茵茵，有烂白菜味，有年久失修、租金便宜的公寓楼，有简陋的小酒馆和东倒西歪的咖啡馆，还有春夏的情爱——在秋冬季节，爱情仿佛死掉了一般，或是迁离了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能给予我隐秘的家的幻影……在这片街区，在这些酒馆，就连饭菜都很“熟悉”，不好吃也不难吃，只是“熟悉”而已。我在这里开始生活。
我想在这里生活，我想留在这里。当我在第一天夜里躺在布达的老房子里——那种住有多户人家的公寓楼，楼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能摊上一两扇门窗——我想起了贝尔热尼，漫不经心地想着，就像一个经过毫无目标的漫长流浪之后回家的人：“我想死在这里。”当时我还不可能知道，这一个愿望并不那么简单。我还不知道，绝大多数匈牙利作家对命运的愿望都是：掌控他们生活的权要们能允许他们在自己——用贝尔热尼的话说——“铺过一次床”的家乡死去。或许，这是生活所能给予的最奢侈的礼物。我怀着天真的热情试图在布达建造一个“家”。若在十年之前，我无法想象自己会过另外一种不住在旅店、不睡在皮箱中间的生活，要是有谁预言我有朝一日会为吸尘器砍价，我肯定感到很恼火……慢慢地，我在这栋老房子里为自己经营出了一个类似“家”的地方；我们从家里从巴黎搬来快要散架的破家具，我们还颇有预见地带回来几把来自刚果农村、用树根雕成的非洲太师椅。后来，我把我的书摆了出来，买了一盒卷烟纸和黑塞哥维那烟丝，自制卷烟，开始了布达的生活。
当然，“布达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逃走一次，有时一走就是半年，回巴黎或伦敦；但是这个“家”，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总是能够吸引我回来；我总会重返布达的原因，大概不仅出于我拥有了吸尘器和非洲太师椅的快乐。匈牙利语让我痛苦，也使我镇静：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完美地学好它；有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掌握得游刃有余，潇洒自如，轻松得像是出于本能。服从于某条不成文的法规，我也在一家布达咖啡馆里安营扎寨，以符合常人眼中“在咖啡馆里度过一生”的匈牙利作家身份；我对这种浪漫、自由的世纪初理论是如此相信，以至于自己也亦步亦趋。要知道，国外的作家不泡咖啡馆；在伦敦，连像样的咖啡馆都没有……但在布达，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跻身于当地的作家圈，应该到作家如样品一般在展窗后蒙尘的咖啡馆去。我安营在克罗地亚花园对面一家破旧、安静的布达咖啡馆里，那里每夜都开到天亮，我跟领班跑堂和卖雪茄的小贩交上了朋友；很快我就察觉到，我在咖啡馆里接到的信和电话，要比在家里接到的多，找我的人也都是先到咖啡馆，然后才会去我家看看……我要适应这里的气候，不过这倒不是一件困难事。咖啡馆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他们小心、温和地容忍我的个性，桌子上总摆着墨水缸、英式钢笔、清水和火柴；我开始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是一位家乡人理解的那种作家，并开始信心十足地环顾文学的风景。在国外，在混乱、嘈杂、挤满了粗鲁的跑堂和推搡的客人的国外咖啡馆里，似乎缺少的就是这个：帕纳塞斯山的宁静，摆在咖啡桌上的清水和墨水——就这样，我终于装备齐全地开始了工作。
就像一个怎么也该在自己支起帐篷的地方进行一些征服、占领一些地盘的殖民者，我也逐渐开始打造自己占领布达的计划。由于住在闭塞的城区，居民们互不信任地蒙上面纱。在克丽丝蒂娜，住了许多退隐的和活跃的“显要人物”，而那个街区本身就那么居尊恃傲，谁也不会先开金口向别人问好……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像在布达林荫道上遇到的这般沉稳持重、姿态高傲的绅士。我也开始仰头挺胸地散步，等着从隔壁街上出来的送煤工先开口跟我打招呼。布达人的矜持超过了英国人的谨慎。似乎每个人都想用圣伊什特万的王袍遮盖自己位于布达公寓楼内、相当大面积没有“供暖”、堆满“匈牙利彼德迈式”家具的三室住宅。克丽丝蒂娜有点像格拉茨，匈牙利中产阶级的退休官员住在这里，像我这种只打算在这里小住一二十年的“赶路者”，在这里不会受到特别的尊重。我非常想掩饰自己的职业，因为在这一带还算受人尊敬、能让人忍受的最后一位作家，大概是维拉格·贝奈代克。我极力适应周围环境，因为我熟悉并喜爱这个清教徒式虔诚，以自己的方式审慎阅读并注重修养，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方面质朴得可爱、严肃得可敬的匈牙利中产阶级——不管怎么说，他们跟我也算是亲属，我理解他们的抱怨和愤懑，也理解他们不喜欢我身上的什么东西，而且当他们排斥我身上那些对他们来说陌生、可疑的东西时，我从心里认为他们有些道理。
在这一带住着各种亲属；伴随他们的焦虑和诱惑、同情和厌恨，我慢慢地开始了我的布达生活……在外人眼里，这里人的生活方式显得朴实、单纯；在家中的床头柜上总摆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杂志；当地常住居民读的那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我只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听说过。影响到这里的那些文学潮流，在官方文学市场上没有人知晓——虽然在书店橱窗里摆的同样是那几位“明星”或官方文学的残废军人，但是私下里，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却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继续固执地阅读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爱读的书籍。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们为作家p. 萨特马利·卡洛伊立了一尊雕像，今天这代人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再听说到这个名字——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艾尔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贝拉》在这个街区里被人们争相传阅。有一段时间，当地的商人们见到我会毕恭毕敬地问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在这一带传说我是“房产商”。当他们了解到真相，发现我只不过是一位作家时——在克丽丝蒂娜所有真相都会被揭开——他们继续向我问好，但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向我回致一个问候。在街角巡逻的警察，好像也对我加强了监视，经常记录我的行踪，好像我是一个违规的养狗者。我慢慢明白了，在克丽丝蒂娜街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
8
“噢，噢，但您之后将会写什么呢？”在佩斯，在咖啡馆里，人们经常这样问我，而且毫不掩饰心中的恶意。
是啊，在这之后我会写什么呢？我望着咖啡馆桌子上的那杯水，心里暗想：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也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什么别的，只有我的毁灭。我感觉这个挺自然，挺人性。与人相关的“文学生活”，不可能比宝石经纪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洁，更高贵。在这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所有创作上的竞争也一样，作品不仅是为自己创作，还服务于什么，当然也可能是为反对什么或什么人），跟失败的银行家或破产商人一样被套上了枷锁。
我将写什么呢？我不知道。写我“喜欢”的东西？还是不管我喜不喜欢，都要“不计后果”地写我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不计后果”是一个愚蠢、可怜的年轻人的口号，我在写作中经常喜欢祭出它。但是，在生活中从来就不会“不计后果”——总会有一个要比绝对性原则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人很容易讨价还价，很容易为讨价还价找到“道德”上的解释。我开始写作，当然不只是写“我不计后果必须要讲出来的东西”……我经常写一些并不需要说服自己去写的东西；我写我即兴想写的东西，写刹那间在空气中颤抖的东西，写几乎触摸不到、刚好需要讲述但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感觉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真相被披露，我错过了机会，但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随后，我天天写作，只因为在这座城里的某个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开始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每天夜里都要吃东西，吃纸吃墨吃血吃神经，每天都在同一个时辰要东西吃，没法跟它讨价还价。我拼命写作，因为有某项法律强迫我写——并不是约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层、更复杂的法律；有一份绑缚我自己、绑缚我神经、绑缚我个性的契约强迫我写。新闻写作不可能让人“习惯”，不可能让人乐在其中；记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负责任的文字能够摧毁爱的信念；做这份职业不可能放慢节奏；假如一位记者“不计后果”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也不是很负责任——存在多种真相，每种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许多年过去了，我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每天都写一两篇，因为机器在午夜开动，因为每天下午都“发生着什么”，有时在隔壁街道，有时在坦噶尼喀。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长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经地盯着我说：“当心。”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闷热房间内。“当心，”他说，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人很长时间都以为自己花的只是利息。但有一天意识到，他早就开始花本钱了；可这时已经晚了……”我怜悯地耸耸肩将访客送到门口；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当心。新闻写作也是种鸦片；它可以让人毁灭，但在毁灭之前给你的只是美妙的麻木和遗忘。我有时疲惫，有时疑惑，有时过度亢奋，有时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写，就像医生每天做手术一样。仿佛有某种特殊的毒素在记者的神经系统里作用，侵蚀，让他不能忍受沉默。每天下午六点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处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只是一种故作的兴奋：每天都有谁杀了人，每天都有谁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谁在某个地方撒弥天大谎，每天都有谁做虚伪之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源于腐臭、悲凉的生活原态，我用笔尖划拉出旁枝末节，即便这样，它也是某天某地人类悲惨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种致病源；我相信，这就是新闻写作……或许，其意义最多也不过如此；揭示什么，并同时相信，我们揭示出什么事情或什么方向……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的神经系统仿佛被通上电，开始用触角和犄角触探世界：我埋头在国内外报纸堆里搜寻关于这一天的、必须讲给什么人的琐碎事件，我必须讲给自己或讲给别人，否则就会难以忍受，就会丧失活着和写作的意义——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非常拐弯抹角，有时只是稍稍提到我想讲的东西——随后，我开始感到特别的恐惧、“高压”、焦虑和持续几小时不会消失的紧张，直到我被迫坐到写字台前，不管写得好坏，我都要写下我相信自己能够讲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东西，或慷慨陈词，或结结巴巴，或精神抖擞，或麻木笨拙。
好记者总是很好斗——即使在认可、同意或祝福什么的时候也一样。记者固执地探究生活现象，阿们，确实相当无聊，不大讨人喜欢。在马戏院里，人们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兽出场，将所有误入斗兽场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我意识到，在每天下午六七点之间，我会机械性地嗅闻血腥，洞察诡计与出卖、敲诈与不公，我到处机警地捕捉“官员的丑行”、世界政要的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执念头。我意识到自己这副“好斗记者”的架势，于是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自己。世界充满了卑鄙和诡计——但有的时候，我很想能够理解这些作为记者只能谴责和揭露的东西……尤其是，这是一种剧毒的鸦片，作家不可能毫无危险地吸食过久；凭着机械性的怀疑和趾高气昂的傲慢，记者“肯定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类已经“被发现了什么”；慢慢地，作家也被培养成了公诉人。是的，每个人都可疑……在那些年里，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死亡舞蹈，许多荣耀的名字、人类光辉的榜样、富豪和当权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们，转眼就沉入时间的潭底，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还跟他一起在城里的上流圈子里共进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额头中弹躺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或透过监狱的铁窗朝外叫骂；有一位半神之人，头天在他的办公室门前还挤满了全国各地的名门贵族，第二天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问——每个人迟早都会被“收进专栏”，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天成为文章的素材。这种视角并不特殊；但实际上这就是新闻写作……
作家有时喜欢解疑消歧，有时喜欢赞同什么，愿意说“对”……有时候在作家眼里，记者挥舞两把宝剑，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战斗。我学会了，一位好记者要紧紧把握住他的怨愤、谴责与反感；出击时，要同样相信自己的愤怒；这种团结是记者的信念。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并非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愤怒。总有一天我必须做出抉择：当作家发声时，记者必须沉默，一个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两面都信，不能在一天里的另一个时段“理解”你在编辑部上班时无条件地厌恶但又不得不写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诡诈必须由我铲除；是的，我也不再无条件地相信那些写在纸上、长了翅膀、迅速横飞的词语能在世界上改变什么。一种困惑不安、令人晕眩的感觉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悬崖峭壁上低头俯视。我开始在意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我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虽然写得少了，但表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
9
与“布达的生活”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但是在佩斯，我谁都不认识。有一段时间，我试着参加各种“聚会”；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出于天性，我孤身独处，甚至有意避开人群。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对我的挑战，一个个熟人转身离去，似乎都缺少足够的气力完成他们担负的任务。我战胜怯懦，接受了“挑战”。这一切其实是多么简单……这种因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为惶惑而佯装潇洒、刚刚启程就好高骛远的佩斯生活！它缺少两三百年连巴黎杂货商都受到过的社交预科培训。它缺少沙龙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个性化。佩斯的沙龙是多么富丽堂皇啊！还有那些晚宴！多么富裕、奇特、神秘、丰沛和显贵，与之相比，一切都显得简陋、凑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们的餐桌前，时刻期待暗门打开，好发现什么不堪的秘密……通常来说，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会在几个月或一年后发现“什么”——发现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这些沙龙全危机四伏，稍遇风雨，便不堪一击！
佩斯的社交带着某种机敏、洞察、个体的色彩，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机关算尽的进攻性。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样狭小，人与人之间疮疤相蹭，与其说是相互接触，不如说是短兵相交。法国的“社交”完美、谐和、圆熟、顺畅，充满精心打造的转折点，行之有效，没有危险，好像缠了护膝的人在对打，让人联想到的只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谈，联想到贵族传统中风度优雅的花剑、拳击或摔跤。战前佩斯咖啡馆的智慧和博学，后来也作为一张王牌保留在社会游戏中；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知道每个人真实可信的个人隐私或财产秘闻，可以获得某种身体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类知识，比方说，作家的头发有口臭味，女人的嘴里有脚汗味……佩斯人的交谈总是围绕着“为什么”和“针对谁”之类的口水话题；低俗的剧院小报信息无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称：较高贵的人物也过性生活；作家、演员、伯爵和银行家们经常垂青于城里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铺在一部新小说和一位金发女演员身上，爱好艺术的纺织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艺美术师——通常还要表明这个半官方的佩斯人观点，人们还长有性器官。消息灵通的佩斯中产阶级津津有味地“谈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跟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利普特城区跟尤若夫城区没什么两样，但有羞耻感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私下读这类小报。这类由单位主办的新闻媒体经常会以直接、粗俗的机谋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佩斯人喜欢乐此不疲地谈论这个国际性的可悲秘密：不仅在异性之间，有时在同性之间，人们也喜欢彼此相爱。如果他们此刻没有“交谈”，那就会打牌；但我对所有技术性的娱乐都感到厌恶。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接受佩斯的“摩登化”洗礼；但后来我还是逃回了布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几次怪诞的佩斯“社交晚会”，那里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烟和利口酒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几小时前刚从附近的赌场借过来的；那里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们在那里谈论最新“绯闻”，犹如谈论股票行情。
我极力忘掉这个世界。我孤独地住在布达。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现出一个高贵、优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独并没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我去佩斯，永远像一个误闯进城的乡下人，但在“那边的家”，在大河的右岸，在古老的街区，我逐渐熟悉了那里的房子、广场和人，我就像一个到一座小城过退休生活的外乡人。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达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盖或绿树葱茏的古老城区，满眼教堂的钟楼和风格过时的屋顶——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这几条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几家破败的咖啡馆和弥漫着霉味与地下室潮气的小酒馆，这份孤独，以及构成我孤独边缘的人的面孔，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对我来说有了一点家的感觉。现在若让我离开这里，我会心怀抵触，情绪低落；在国外时我想到的是布达，一想到布达的街巷，就会感到暖心的亲切，那种亲切，就像一个乡下人在陌生之地听人提起他家乡的名字。我已经了解了“克丽丝蒂娜”的秘密，熟悉了“摩登”农贸市场屋顶上没标数字的新式塔钟，钟面上用线痕来标示时间——“那么布尔什维克”，连女仆们都这样说，我慢慢理解了她们想说什么。我孤独地生活，不过时间长了，我也结识了几个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个壮汉，隔壁养老院的一位老演员，上夜班的跑堂们。我跟这些人也能聊天了……我在佩斯只是去做讲演，好像我总想说服谁。肯定我自身有什么问题。也许，创伤和忌妒是我胆怯、羞涩的根源——我害怕聪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这种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从来未能彻底战胜它。“布达生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深潜，越来越封闭。我紧密、决然地让自己的生命附着于这种生活的环境、氛围与模式。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多次安“家”。布达曾经是一个家。
作家们孤独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里，匿影藏形，惶惑不安。所谓的“文学生活”，看起来不过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么小、这么拥挤的地盘上，所有人都啃同样薄片的面包。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么——顶多也只能继续工作，有时可能会听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涩无力的回声……是啊，我们该写什么呢？当我刚回到家乡，人们带着敌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馆内这样问我，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每个星期我都在环路上的报刊亭买法文周报，书商每个月给我寄来国外杂志——有时候，我内心狂跳地埋头阅读报刊上的讯息，就像一个远在天边的旅人，由于远离了能为人类精神给养、使其开花结果的巨大暖流，已经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他只能连猜带尝，通过货样揣测新产品的滋味……我从远方关注几桩重要事件，但是关于新动向、年轻人、“运动”的消息只能经过筛滤和稀释才传到这里。我只听到世界充满威胁的冲撞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合之众，我们怀着紧张和恐惧试图及时“组织起来”，缔结同盟或联手防卫，抵御内容未知、阴影不祥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些集社结伙的尝试最终总是失败。作家们依然孤独。我们的本性和命运也就这样。
在佩斯，有时我坐到环路边的长椅上，饶有兴味地观看“嘈杂混乱的首都生活”。在这里我过着彻彻底底的孤独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边境。
10
写作像是一种疾病，慢慢统治了我的生活。写作不是“健康”人应该承担的任务；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作品的更深处，在那里危机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经官能症会随着对某个写作题材的接近而周期性复发，我的焦虑越积越多，有时持续几个月之久；冒着相对较小的生命危险，我举步维艰地工作着，满腔毒素，孤独隐居，远离人群……我只能幻想爱情、友谊、人类的团结和乡愁，就像一名僧侣幻想都市生活；可是，这种乡愁也是对自己的出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女人，但每次尝试总是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然而在作品里能够感到这种“乡愁”，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之后，我必须直面现实：对我来说，无处可逃，没有人为我的命运承担责任，我必须完全彻底、毫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我将这样生活，在偏执的高压之下，不时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绝望，总是重又跌回到另一个生活，摔到纸上。的确，写作是其自身最权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欧什瓦特·埃尔诺称之为：生活方式。作家要过作家的生活，至少要过有作家尊严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不忍受讨价还价。生活尖厉、诱惑的声音永远在勾引，在伤害；没有“解决办法”，我已然清楚；我将永远这样柔弱，永远试图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寻找位置，直到浑身战栗地蜷缩到一颗心灵或一副身体旁取暖，结果导致了对旅人灵魂与写作恶魔的双重出卖。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我有什么话想说出来——我写完一本书后，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才懂得，作家的“计划”不是丛书系列——在我写下的每行字里，总是想表达同样的内容，只是通过多部作品和多种体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这时候我只是在场而已，我的全部意义和命运就是：我必须在场，因为有什么东西想通过我来表达自己。这个“什么”是不成形的，有时我觉得，它是反灵魂的。写作的原始素材始终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让它进行有生命地运转，要吹入比灵魂更多的东西，要赋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虑无助地以写作为生，整日与作品面目相对，我看不清它的终极比例，由于充满多余、杂碎、偶然之物，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许，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获得其终极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结束后才可尘埃落定，所有的繁装琐饰纷纷脱落，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整体。我不能看清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可以浪荡到哪儿；也许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从来都辨不清路，这里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声音能够指引你翻山越岭。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在灵感突发的瞬间能够“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们；是写作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写作，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时候写作非常令人欣悦，我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万句的细致描写，书里漫长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词而已，为了逃避所承担的任务。以后总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见面，不可能再写一本书，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请求作家的命运之神给你延期；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来面对任务，直到你再不能说出别人无法替你说出的话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险都是在为逃跑和不忠做准备；就像恳求魔鬼先放过我一码，还没到时候，现在我想先说说别的；这只是在做准备，建立新的关系，我还没听清自己的声音，我耳朵里灌满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须先忘掉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须忘掉在我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强大得能够穿透一切的文学旋律……是的，我先随便写点什么，以后，等以后我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写书的，仿佛是给命运纳税，试图通过微小的牺牲平息无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隐约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这般轻易地逃走。
“以后您将写什么呢？”他们问我。有时我吃惊地意识到，确实还存在作家的命运；有一些任务，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责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绝望地发现，在许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预知我将要写什么——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写书念头，以后，哪天，可能，我想写一本什么书——许多年后，我有一天震惊地发现，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跟我许多年前心血来潮、随口一提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要能够摆脱这类“随口一提”的写作任务该有多好，“推掉”一个，再推一个，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或许为另一类尝试积蓄力量；但是我连一个字母都未能逃避。显然，我写的每行字都属于任务范畴，也包括那些多余、不完美、有罪地夸大或轻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从来没准备写一部以后将“讲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艺爱好者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专家们才准备写。其实我还是相信，不管怎么说，那些出于多事、躁乱、内疚担负起的写作任务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时事文章中，我也有机会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说出别人不可能替我说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想说的话也并非那么精明绝顶，极端原创，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许，我该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在生活中，就像文学中的重要陈述，那些能够彻底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话语或看法，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当简单。我有的时候这样想象，我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词；实际上我只想写，只想描述一个人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物活着，我连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认识他。比方说，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并非聪颖绝伦，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却知道什么，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词语表达的生活“秘密”；沉稳自信，仅此而已……相对所有的现实而言，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想窥视这个女人，这个陌生女人的秘密。这是作家的“计划”吗？肯定不是。有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要花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条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记忆的岛屿，才可能找到她——对于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关；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否有过这么个人，我是否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也许她是母亲，另一位我想见到的永恒、未知的母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写的每一行字、每一本书和我所采用的每一种文体，全都是在研究她，仿佛她能给予我答案。之后许多年过去，生活中充满了写作、讨价还价和尝试。当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疑地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时，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见了她。好像我的写作不是别的，只是遁词和时机，有一天能够遇见她。
11
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12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愈”。受到惊吓的小市民们，在各个角落里哀怨悲号，他们除了纠缠和砍价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阴郁的光线，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个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里的国家政要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民众缓期，似乎在公开鼓励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种一次小麦，可以再写一本书或建一座桥；生活和工作就在这种永恒的危机感中进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有时候我惊诧地意识到，在灵魂里和品位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岁。我们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只想为他们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见证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纪里，曾经高唱过理性的凯歌。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就生命规划而言，这算不上是个大手笔，但我做不出别的规划。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对道德的忠诚。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亲身经历了一种文化……我能否从生命的手中获取更多？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自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