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鲾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

那个星期日，巴巴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让饭馆歇业一天——他几乎从不这么干——带上我们俩，开车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馆。巴巴兴奋地说了一路，说我们将要多么开心；他又多么期待着见到那些鲨鱼；午饭我们准备吃什么？他讲话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凯利公园的宠物乐园，还去隔壁的日本园林看过锦鲤，我们给每条鱼取名字，那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心里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馆，我打起精神，在展厅里转悠，竭尽所能回答巴巴的问题，把我认识的不同种类的鱼讲给他听。可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闹了，好的展厅又太拥挤，一点儿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动之夜。这是挣扎。它让我筋疲力尽，还要拼命做出开心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转了一个来小时，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的路上，巴巴时不时就朝我瞥一眼，带着受伤的神情，好像有话要说。我感觉他的目光压迫着我。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龄的女孩都画眼影，涂唇膏。她们去听boyz ii men的演唱会，出席校园舞会，结伴去大美洲主题公园，坐上魔鬼号飞车，急速下冲，又打着转儿上蹿，一路发出尖叫。同学们竞相报名，参加篮球队和拉拉队。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坐在我后面，她脸色苍白，面带雀斑，正在努力进游泳队，有一天，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经意地建议我也去试试。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场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会无地自容。再说我也不想去。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条的，腰以下却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体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图游戏的小孩拼出来的，本来不是一套的身体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这孩子专找不般配的来拼，好让所有人哈哈大笑。妈说我长得“壮实”。她说她妈也有一副同样的身板。最后她不说话了，我猜她心里正在合计，没有哪个女孩子乐意被人用魁梧来称呼吧。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des 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

“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

“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

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

“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

“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

“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

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

“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

“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

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

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

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

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

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

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挨着她坐下。

“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

亲爱的帕丽：

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帕丽

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

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

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ngers。你懂这个词吗？”

她笑眯眯地说：“我懂。”

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

“真遗憾。”我说。

“为什么要说遗憾？”

“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

“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

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

他咧开嘴笑了。

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

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

“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

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

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

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 on est de fous, plu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ai oublié mes 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

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

还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

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

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

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

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

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

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