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一次多亏“杰出的塔干”，下一次多亏另一个词，公爵和公爵夫人去看望亲戚时，每次都要更换话题，拜访引起的兴奋在幽默的妻子和她的经理人离开后很久都不能平息下来。女主人首先和那些享有特权参加聚会的人，也就是和那些留下来没有走的人一起尽情品味奥丽阿娜谐语的滋味。“您以前也没听说杰出的塔干吧？”埃比内亲王夫人问。“听说过，”巴佛诺侯爵夫人红着脸回答，“萨西纳—拉罗什富科亲王夫人同我谈起过，有些出入。不过，能像这样当着我表姐的面听人讲这句话，那当然就更有一番趣味了。”她又说，就好像在说“听到作者陪同这句话”似的。“奥丽阿娜刚才来了，我们正在谈她最近说的谐语呢，”女主人对一位来访的夫人说，这位女宾露出遗憾的神态，后悔自己晚来了一小时。
“什么，奥丽阿娜刚来过？”
“是啊，您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埃比内亲王夫人回答道，并无责备之意，但却让人明白那位愚蠢的夫人错过了什么：她没有看到上帝创造世界或加法洛夫人最后一次演唱，那是她自己的错。“你们觉得奥丽阿娜最近说的那个谐语怎么样？我承认，我对‘杰出的塔干’评价很高。”第二天，她又这样问餐桌上的客人。为了议论“杰出的塔干”，她专门请了几个知己吃午饭，这个谐语成了一道凉菜供大家品味，整整一星期，它被加进各种调料，多次出现在餐桌上。埃比内亲王夫人甚至还在这个星期对帕尔马公主进行了一年一度的拜访，借机问公主殿下听没听说这个谐语，尔后向她进行了描述。“啊！杰出的塔干！”帕尔马亲王夫人说，一种先验的钦佩使她睁大了眼睛，恳求作进一步解释。埃比内亲王夫人没有拒绝。“我承认，我对‘杰出的塔干’很感兴趣，它就像是编写出来的，”埃比内亲王夫人总结说。其实，“编写”一词对“杰出的塔干”这个谐语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是，亲王夫人自以为已掌握盖尔芒特精神，记得奥丽阿娜曾用过“编写的、编写”等表达方式，不加区分地死搬硬套，乱用一气。帕尔马公主不很喜欢德·埃比内夫人，觉得她长相丑陋，知道她为人小气，认为她心眼不好，但出于对古弗瓦西埃家族的信任，就承认“编写”了，她曾听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说过这个词，但却不会独立运用。她仿佛觉得“编写”是“杰出的塔干”之魅力所在。虽然她并没有完全忘记她对这个丑陋而吝啬的女人不抱好感，但看到她能自如地运用盖尔芒特精神，禁不住产生敬佩之心，想请她看歌剧，只是想到也许该先听听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意见，才没有向埃比内亲王夫人发出邀请。至于德·埃比内夫人，她虽然和古弗瓦西埃家族其他成员有很大不同，喜欢奥丽阿娜，对她百般殷勤，但却十分妒忌奥丽阿娜的关系，对公爵夫人常在众人面前讥笑她吝啬有点耿耿于怀，因此，她回家后，就向人讲帕尔马公主如何不懂“杰出的塔干”，奥丽阿娜竟把这等蠢女人当成知己，实在是太势利。“即使我愿意，我也决不可能和帕尔马公主经常来往，因为德·埃比内先生不会同意，他看不惯她的放荡行为。”她对来她家吃饭的朋友说道。影射纯粹是她想象出来的帕尔马公主的某些越轨行为。“就是我丈夫不像这样严肃，我承认，我也不可能和她经常来往。我真不明白，奥丽阿娜为什么经常去看她。我一年才去一次，每次都难以坚持到底。”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到维克迪尼埃纳府拜访时，古弗瓦西埃家的人一般看见她来就会赶紧躲开，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大家对奥丽阿娜“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态度。在奥丽阿娜抛出“杰出的塔干”那天，古弗瓦西埃家只有一人留下没走。他对这个玩笑没有全懂。但毕竟听懂了一半，因为他还有些学问。于是，这家人到处说，奥丽阿娜管帕拉墨得斯小叔子叫“杰出的塔尔干”，他们认为，这个雅号对帕拉墨得斯很合适。“可是，干吗老谈论奥丽阿娜？”他们又说，“就是对一个王后也不过如此。说到底，奥丽阿娜算什么？我不是否认盖尔芒特家族有悠久的历史，可是，古弗瓦西埃家族也不比他们逊色，同样也是声誉赫然，源远流长，与各王室都有联姻。可别忘了，当年在金锦营，英王问弗朗索瓦一世，在场的领主中谁最高贵。‘陛下，’法王回答说，‘古弗瓦西埃。’”再说，即使古弗瓦西埃家的人全都留下不走，他们对奥丽阿娜的趣话也只会无动于衷，因为对于引起奥丽阿娜开玩笑的那些事，他们的看法和她完全不同。例如，一位古弗瓦西埃家族出身的夫人举行招待会时，如果椅子不够，或者没有认出一个女宾，同她攀谈时搞错了名字，或者她的一个仆人对她讲了一句可笑的话，她会满脸绯红，坐立不安，紧张得身子微微发抖，对出现这类意外情况感到遗憾。如果奥丽阿娜要上她家来做客，而家里已经有了一位客人，她会用一种焦虑而急切的语气问这位先生：“您认识她吗？”她怕他不认识奥丽阿娜，他的存在会给奥丽阿娜造成不好的印象。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却相反，她会利用这类意外事件，把它当做笑话讲给盖尔芒特家的人听，让他们笑出泪花，使大家不得不羡慕她少摆了几张椅子，干了或听凭仆人干了蠢事，请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到家里做客，正如当我们看到大作家被男人们疏远，遭女人们背叛后，所受的凌辱和痛苦即便不能刺激他们的才能，至少能为他们的作品提供素材时，我们会为他们的遭遇高兴一样。
同样，古弗瓦西埃家的人也不可能学会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运用到社交生活中去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凭借着可靠的本能，使社交生活随机应变，把社交生活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相反，如果纯粹按照推理应用死板的规则，效果恐怕会很糟，正如一个想在爱情和政治上一举成功的人，如果在生活中机械模仿比西·德·安布瓦斯，会适得其反。古弗瓦西埃家的人举行家庭宴会，或宴请一位王子，决不会让他们儿子的朋友参加，也不会邀请有才智的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正常的，会产生最恶劣的影响。一位古弗瓦西埃女士（其父在皇帝手下当过部长）要举办日场演出，招待马蒂尔德公主，根据几何原理推论，认为只能邀请波拿巴王朝的拥护者。可是，这些人她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平时同她来往的高雅的女人和讨人喜欢的男人，一个也没有邀请，因为他们不是持正统派观点，就是和正统派联系密切，按照古弗瓦西埃家的逻辑，他们会使公主殿下感到厌烦。马蒂尔德公主常在家中款待圣日耳曼区的精英，当她在德·古弗瓦西埃夫人那里只看见一个赫赫有名的女食客——帝国时代一位省长的遗孀、邮电部长的未亡人和几个以愚蠢和乏味著称的拿破仑三世的忠实信徒时，不禁大吃一惊。尽管如此，马蒂尔德公主仍把皇家恩泽慷慨而亲切地洒在这些多灾多难的丑妇身上。轮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招待马蒂尔德公主时，尽管她对波拿巴主义并无先入之见，但她尽量不邀请这些人，而代之以最美丽、最珍贵、最有声望的人，凭着她的嗅觉、触觉和手法，她感觉到这一五彩缤纷的花束，即使源自波旁王朝，也肯定能博得皇帝侄女的欢心。甚至连奥尔良公爵也邀请了。公主告退时，德·盖尔芒特夫人向她行屈膝礼，想吻她的手，她把公爵夫人扶起来，在她的两颊上吻了吻，真诚地向公爵夫人保证，她从没有度过比这更美好的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比这更成功的招待会。帕尔马公主在社交生活中缺乏创新，从这一点说，她是名副其实的古弗瓦西埃，但她和别的古弗瓦西埃不同，尽管她对盖尔芒特夫人的行为常常感到意外，但却从不反感，而是惊叹万分。这种惊叹因为公主才疏学浅、知识贫乏而有增无已。德·盖尔芒特夫人并不像她认为的那样博学，但只要比德·帕尔马公主多一些知识，就能使公主惊得目瞪口呆；任何一代批评家总是否定前辈承认的真理，因此，德·盖尔芒特夫人只消说福楼拜枉为资产阶级的敌人，他自己首先是资产阶级，或者说在瓦格纳的作品中意大利音乐味儿很浓，就能使帕尔马公主——就像使在暴风雨中游泳的人那样——大开眼界，看到朦朦胧胧的天边，哪怕每一次都要她付出新的代价，累得她精疲力竭。此外，不仅是文艺作品方面的奇谈怪论，就是有关她们的熟人和社交活动方面的奇谈怪论，也会使帕尔马公主惊得张口结舌。固然，德·帕尔马夫人不能识别什么是真正的盖尔芒特精神，什么是这一精神的初步习得形式，这是她每次听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人发表评论时大吃一惊的原因之一（她认为有些盖尔芒特，尤其是某些女性盖尔芒特才华出众，知识精深，但当她听到公爵夫人笑眯眯地对她说，这些人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傻瓜时，她会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时候，我看的书比见过的人多，对文学的了解比对上流社会的了解更深，因此，我知道这个原因。我认为，公爵夫人过着一种无聊贫乏的社交生活，这种无聊贫乏能像文艺批评促进创作那样，有利于创造一种真正的社交活动。因此，公爵夫人就像一个爱争辩的人，为使自己闲极无聊的思想变得活跃，只要有一点新意的奇谈怪论，都会搜寻出来议论一番，毫无顾忌地发表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她说，最成功的《伊菲姬尼》是比契尼的，而不是格鲁克的作品，甚至还说，真正的《淮德拉》应该是普拉东的悲剧。她这种变化无常的观点和不健康的渴求新奇的欲望直接影响到她周围的人。
当一个聪明、诙谐、博学的女子下嫁了一位性格腼腆、名不经传、默默无闻的粗汉时，不知哪天，德·盖尔芒特夫人会别出心裁地发明一种精神享受，不单单对妻子进行诽谤，还要把丈夫“暴露”出来。不妨拿康布尔梅夫妇作例子。假如德·盖尔芒特夫人那时有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她就会宣布德·康布尔梅夫人是一个愚蠢的妇人，而康布尔梅侯爵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但默默无闻，被一个成天喋喋不休的长舌妇逼得沉默寡言，可他的价值却比她大一千倍。公爵夫人作此宣布时，会产生一种清新适意的感觉，这和一个批评家不顾舆论界七十年来一致赞赏《欧那尼》，偏要公开表明自己更喜欢《恋爱的狮子》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再比如，从她年轻时代起，人们就对一个堪为楷模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圣人嫁给一个无赖表示同情，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出于同样的追求新奇的病态需要，不知哪天会声言，这个无赖虽然轻薄，却有一副好心肠，是他妻子的冷酷无情导致他干荒唐事的。我知道，文艺批评能使长久以来一直是光彩夺目的作品重新堕入黑暗，而让那些似乎注定永无出头之日的作品放射出光芒，这种现象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不仅表现在作品与作品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同一部作品内部。我不仅看到贝利尼、温特哈尔特、犹太建筑家或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个细木匠取代了被说成是精疲力竭的天才——所谓精疲力竭，也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批评家对他们感到厌倦了，就像神经衰弱患者永远感到厌倦，永远变化不定一样。我还看到，人们喜爱圣伯夫的理由前后也有变化，起先因为他是评论家，后来因为他是诗人。缪塞的诗（除了几首微不足道的小诗）没有得到承认，但他的小说却大受赞扬。有些短评作家单凭《撒谎者》中某段长篇独白能像旧地图那样给人提供当时巴黎的情况，就说这段独白超过了《熙德》或《波里厄特》中的举世闻名的场面。肯定地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这种偏爱——即使不能说是出于美的考虑，至少可以解释为对文献感兴趣——在疯狂的评论界看来是非常理智的。评论界可以抛弃莫里哀的全部作品，而把《冒失鬼》中的一句诗奉若神明，甚至认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枯燥乏味，却为该剧中猎队经过时的一个“优美的铜号音符”所倾倒。这种反常行为有助于我理解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反常行为：她会把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被公认为正直但有点傻的好人说成是自私自利的怪物，比大家想象的要精明，把另一个以慷慨闻名的善人说成是吝啬的化身；一位善良的母亲在她口中成了不爱子女的恶妇，而一位大家认为是腐化堕落的荡妇却是有最高尚的感情。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智慧和敏感性似乎受到毫无意义的社交生活的损害，而变得摇摆不定，以至于她对一个人的迷恋不可能不很快转变成厌恶（哪怕她始而寻找、继而抛弃的精神对她又产生吸引力），她在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身上发现的魅力——如果这个人找她的次数过于频繁，过于想得到她的引导而她又不能给予的话——不可能不转变为一种引起她厌烦的东西，她认为这种厌烦情绪是她的崇拜者引起的，只有一味想寻找快乐又不可能找到快乐的人才会使她产生厌烦。公爵夫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会改变，唯独对丈夫的看法一成不变。她丈夫从来没有爱过她；她从来都认为她丈夫有铁一般的性格，对她的任性麻木不仁，对她的美貌无动于衷，性情暴烈，固执己见，和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不得安宁。此外，德·盖尔芒特先生只迷恋和追寻一种类型的女性美，但却频频更换情妇，一旦抛弃她们，就像是为了嘲笑她们似的，总有一个永久不变的合作者，她的喋喋不休常常使他恼火，但他知道，大家都认为她是贵族社会中最美貌、最贞洁、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女人，认为他有这样一个妻子是他的造化，她掩护了他的放荡生活，她接待的方式与众不同，她使他们的沙龙保住了圣日耳曼区第一沙龙的地位。他自己很赞同这些看法。他经常对妻子不高兴，但又为她感到自豪。她向他要钱施舍穷人，接济仆人，他会一分钱都不给，但是，他却要求她穿最华丽的服装，坐最漂亮的马车。此外，他很重视让他的妻子显露才智。每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唐突地把一位朋友的优点说成缺点，把缺点说成优点，创造出一个别出心裁、妙趣横生的怪论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在能够领略其奥妙的人面前一试其效果，想使他们品味这些怪论在心理上的独创性，显耀言简意赅中包藏的恶意。固然，这些新看法不见得比老的更真实，甚至往往更不真实；但恰恰是它们的武断和意外使它们具有一种沁人肺腑、动人心弦、使人津津乐道的精神东西。不过，公爵夫人进行精神分析的病人通常是她的一位知己，而那些她希望把她的发现说给他们听的人却全然不知道她这位知己已开始失宠。于是，她只好等待一个搭档自告奋勇地向她进行挑衅，她装出迫不得已的样子进行辩驳，表面上是为了反驳他，使他无话可说，实际上是为了支持他。这正是德·盖尔芒特先生擅长扮演的角色。
对于社交活动，德·盖尔芒特夫人也是武断而夸张地发表一些出乎意外的看法，这是她的又一个乐趣。这些怪论每次都使帕尔马公主惊讶不已，回味无穷。但是，公爵夫人的这个快乐，主要不是通过文学评论手段，而是借用政治生活和议会新闻专栏方式获得的。我试着讲清楚这究竟是怎样的乐趣。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不断发表前后矛盾的法令性意见，颠倒周围人的价值观念的消遣方式已感到不满足了，她还想通过自身的社交行为，通过让大家知道她作出的任何社交决定的方式，尝一尝那种人为的激动滋味，服从于那种感奋听众、左右政客的虚假责任。大家知道会有这样的事：一个部长向议会报告工作时说，他认为他所遵循的行动准则是正确的。的确，这条行动准则在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来是非常普通的，但是，第二天，这位通情达理的人在报上读了有关报道，看到部长的报告引起听众强烈骚动，文章中不断插入一位议员诸如“太过分了”的谴责（议员的名字和称号是那样冗长，有关观众反应的描写是那样绵延起伏，相比之下，“太过分了”这几个字占据的位置还不及半句亚历山大体诗的长度），这时，他会顿然感到激动不安，开始怀疑自己赞成部长的观点是不是错了。举个例子。从前，当德·盖尔芒特先生（那时还是洛姆亲王）在议会中当议员时，有时，在巴黎的各家报纸上，能读到他像这样的插话（尽管这主要是针对贡布雷选区，为向选民表明，他们没有赞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或不哼不哈的候选人）：
德·盖尔芒特布永先生，洛姆亲王：“这太过分了！”(会场中央和右边的几个座位上爆发出一片叫好声，最左边的座位上欢声雷动。）
这位通情达理的读者对那位明智的部长仍有几分忠诚，但当他读到另一个发言人回答部长时说的开头几句话，他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我毫无夸张地说，那位我假定他仍然是部长的人说的话（半圆形会场的右边举座哗然）使我不胜惊讶，目瞪口呆……（雷鸣般的掌声；有几个议员急忙向部长席走去；邮电部副部长从座位上点首赞同。）”
这“雷鸣般的掌声”把这位通情达理读者的最后一些阻力一扫而光。一种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做法，他却认为是对议会的凌辱，是极端可怕的做法。必要时，某个正常的事实，比如让富人比穷人多纳些税，揭露一桩罪行，热爱和平甚于战争，等等，他也会一反常态，认为是可耻的做法，是对某些原则的亵渎。这些原则，他过去确实没考虑过，也没把它们记在心上，就因为它们激起了欢呼，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他也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此外，应当承认，这个被我用来解释盖尔芒特社交圈，后来用来解释其他社交圈的政治家特有的狡猾手法，是由理解力的某种敏锐性堕落而来的，这种敏锐性常常用“领会字里行间含义”来表达。如果说议会开会时会因为这种敏锐性的堕落而出现不符合逻辑的事，那么听众会因为缺少这种敏锐性而反应迟钝。他们会从字面上理解一切；听到根据本人要求，一位达官显贵被免去职务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撤职，而会想“既然是他本人提出的，就不是撤职”；听到俄国人在日本人面前战略撤退，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更坚固的阵地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次失败；听到德皇为满足德国某一个省的独立要求，给予该省宗教自主权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拒绝。况且（现在回到议会会议上），大会开始时，议员们所处的情况和那位将要阅读会议报道的通情达理的读者所处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听说罢工工人向某部长派出过代表，当这位部长在鸦雀无声的寂静（这已经能使人尝到人为激动的滋味了）中登上讲台时，他们会天真地想：“哦！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愿一切都解决了。”部长第一句话就说：“我无需对议会说，我高度意识到政府的责任，不可能接见这个代表团。根据我的职责，我没有必要认识他们。”这个开场白无疑是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这是议员们的常识唯一不可能作出的假设。但是，正因为这是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才报之以那样热烈的掌声，几分钟后，掌声才停止，部长才能继续往下讲。他回到座位后，受到同事们的热烈祝贺。听众激动的情绪不亚于那天他忘记邀请和他作对的市议会主席参加官方盛大招待会所引起的激动。人们公开说，他这两次的表现，像个真正的政治家。
在那个时期，德·盖尔芒特先生也经常向部长表示祝贺，这使古弗瓦西埃家的人深感气愤。后来，我听人说，有一段时间，他在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可望升任部长或大使，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当朋友有事求他帮忙时，他也从不以盖尔芒特公爵自居，显得很随和，在政治上从来不摆大人物架子。因为尽管他口中蔑视贵族，把他的同事视为侪辈，但他心里根本不这样想。他追求政治地位，假装看重政治地位，其实却视如敝屣。他在他自己眼里，永远是德·盖尔芒特先生。政治地位犹如一件标志着重要职务的衣袍，别人可望而不可即，可对他说来，却是多余之物。因此，他的骄傲不仅能使他自然地装出不拘礼节，而且还能使他表现出真正的谦虚。
言归正传。前面谈到，德·盖尔芒特夫人会像政客那样，作出出人意外的、令人激动的决定。同样德·盖尔芒特夫人颁发的决定也使盖尔芒特家、古弗瓦西埃家和整个圣日耳曼区困惑不解，张皇失措，更不用说帕尔马公主了。大家感到，这些决定就是原则，越是事先没有想到，就越感到震惊。例如，如果新任的希腊部长举行化装舞会，每个人都要挑选服装，大家心里嘀咕，不知道公爵夫人会穿什么。有一个人想，她也许会扮成勃艮第公爵夫人，另一个认为，她可能装成迪雅巴尔公主，第三个认为，说不定她会装扮成普绪喀。古弗瓦西埃家的一位夫人忍不住问道：“奥丽阿娜，你化装成什么？”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回答出乎意外：“什么也不！”这句话不胫而走。大家认为，这句话泄露了奥丽阿娜对这位希腊新部长在社交界的真正地位的看法，以及对他应抱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看法：一位公爵夫人“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位新部长的化装舞会。“我看不出有必要去希腊部长家。我一不认识他，二不是希腊人，为什么要去呢？我在那里没什么事好做。”公爵夫人说。
“可是，大家都去呀。看起来会很有意思的。”德·加拉东夫人大声说。
“在自家的火炉旁待着不也很有意思吗？”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
古弗瓦西埃家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但盖尔芒特家的人虽说不想模仿，却很赞同：“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像奥丽阿娜那样和一切惯例决裂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应该说她是对的，她是想表明我们在那些来路不明的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做法有点过分。”
显然，德·盖尔芒特夫人深知，无论哪种做法都会引起评论，因此，她不仅会在别人不敢指望她参加的晚会上露面，而且，也会在“人人参加”某个晚会的那天闭门不出，或和丈夫一道去看戏，或者，当大家都以为她会戴一顶能使最美丽的钻石黯然失色的古冠冕光临晚会时，她却会不戴任何首饰，不穿任何礼服。她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不过她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正如她身在上流社会，却只相信思想一样），但她在利尼亲王夫人家的一次晚会上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轰动：当梅西埃将军出现时，女宾们都起立欢迎，唯独她坐着不动，可是，当一个民族主义者开始演讲时，她却站起来，公然召唤她的仆人准备离开，以此表明她认为社交界不是议论政治的地方。她崇尚伏尔泰精神，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但在耶稣受难节的一次音乐会上，她却因耶稣被搬上舞台，认为有失体统，在众目睽睽之下中途退场。谁都知道，每年节日开始的时刻，是十分重要的时刻，对那些最热衷于社交生活的人也一样：以致阿蒙古侯爵夫人（她因为有需要讲话的心理怪癖，再者，也由于缺乏敏感性，常常会讲出一些蠢话）在她父亲德·蒙莫朗西先生逝世之际，对前来哀悼的人竟会作出这样的回答：“当你的梳妆台上放着几百封请柬，却发生了这样的悲伤事，这也许就更悲伤了。”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德·盖尔芒特夫人也是与众不同。有人请她吃晚饭，怕别人抢先，赶紧发出请柬，可她却以社交界人士难以想象的理由拒绝了：她要动身去游览她感兴趣的挪威海湾。社交界人士惊得目瞪口呆，然而，尽管他们不想仿效公爵夫人，但从她的行动中感受到从康德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的轻松：康德在最有力地论证了决定论后，向人们揭示，必然世界之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任何发明创造，只要是别人没有想到的，能够使人精神振奋，即使有些人不善于利用，也会感到大开眼界。乘汽艇游览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应该闭门不出的假期乘汽艇游览，这就能使人耳目一新。在古弗瓦西埃家的人看来，为游览挪威海湾而甘愿放弃一百个晚宴或午宴，二百个茶会，三百个晚会，放弃星期一在歌剧院，星期三在法兰西人剧院观看最精彩的演出，这不会比《海底两万里》更好理解，但却同样使他们感受到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独立性和魅力。没有一天不会听到：“您知道奥丽阿娜最近说的那句话吗？”要不就是：“您知道奥丽阿娜最近的新创造吗？”不管听到奥丽阿娜最近说的“话”也好，“奥丽阿娜的新创造”也好，人们总会重复地说：“这确确实实是奥丽阿娜的。”“这完完全全是奥丽阿娜的。”“这地地道道是奥丽阿娜的。”关于奥丽阿娜的新创造，不妨举一个例子。奥丽阿娜代表一个爱国团体给德·马斯贡红衣主教复信（德·盖尔芒特先生谈起这位主教时，习惯称呼他“德·马斯贡先生”，因为他认为这符合法国旧传统），大家绞尽脑汁，设想该怎样写这封信，认为开头应写“阁下”或“大人”，但往下却不知该写什么了，而令大家瞠目结舌的是，奥丽阿娜借用了法兰西学院的旧习惯，用“主教先生”或用“我的表兄”称呼，这是盖尔芒特家族和君主请求红衣主教让上帝把他们纳入“他的神圣而高贵的卫队”时常用的称呼。只要在一次全巴黎都光临的，上演精彩剧目的演出会上，当大家在帕尔马公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或其他许多请她看戏的人的包厢中寻找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时候，发现她一个人——她是在帷幕升起前来到的——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小帽子，坐在一张椅子上，就可以使大家谈论“奥丽阿娜的新创造”了。“对于值得一看的戏，应该从头看起。”她解释道。她的解释使古弗瓦西埃家的人议论纷纷，但让盖尔芒特家的人和帕尔马公主惊叹万分，他们骤然发现，看第一幕的“方式”要比参加完盛大宴会和晚会后赶来看最后一幕更标新立异，更聪明（可是，奥丽阿娜却不是为了让人大吃一惊）。这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借以让人大吃一惊的种种方式。帕尔马公主知道，如果她向公爵夫人讨教文学或社交方面的问题，就要作好吃惊的思想准备，因此，公主殿下到公爵夫人家吃饭时，不管提什么问题，都像在冒险，仿佛在两股“海浪”中游泳，忧心忡忡，但乐而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