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群体的一股特征 (二)
历史中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以上所言，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无足轻重。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好几本书，也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要为它举出几个实例，它们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下面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因为它来自使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一名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大，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陽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发现了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当时的全体官兵所接受。
使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何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属于可以用来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我们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说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这通常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相去甚远。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像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陰。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像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们日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像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需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在不到50年间便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一个卑贱者的朋友。在诗人眼里，他注定会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30年后，这个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夺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便让300万人命丧黄泉。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迹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因此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进一步说，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肯定总是被群体夸大。早就有人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早就有人正确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和逻辑基本上毫无相同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当然品味低下，不过这也需要特殊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往往是不可能的。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知道它能否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想对这事做出判断，他们必须能够把自己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可以做出更广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一国却未获成功，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或平常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另一些公众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补充说，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对智力不起任何作用。我已经表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够把感情提升到极高和——或相反——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用暗示的办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解释的信念，历来都是如此。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及其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看到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的信念。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湿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乎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日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根表面的事情。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也不可能实现，或至少要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只着眼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在看到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这种情况当然经常存在。但为何是这样呢？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猪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惟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在群体的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在这种战争中，他们甘愿自已被人屠杀，就像是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经常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仅仅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已有的。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并没有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而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然而它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严重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有着夸张的美德，一般也可以看到，一次集会，即使其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虽然与他们习惯了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可算做美德，那就可以说，群体经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即使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像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像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像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像力的方式。
（1）群体的观念
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匆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类观念。如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许多孤立的个人，不只是野蛮人，而且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热宗派成员，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费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着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十分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到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切莫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证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裹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
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
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惟一语佩色盲动系列环讲帷碑翊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于可理降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
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地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像力
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像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
因此，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像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像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像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像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像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
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像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像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sop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像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像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像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贴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m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同陽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1）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