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 网罗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他的后宫。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全都清楚，甚至夸大其词，然而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些人强词夺理，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 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光靠本城的财力是办不成一所像样的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个。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 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借口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到医院里视察一番，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不成体统，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如果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它是人们需要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上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医院里的混乱看来是相当冷漠的。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却缺乏坚强的性格，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帐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 是在帐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抱歉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干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后天就是四十，就这样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城市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骗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不客气地说，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给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抛开空洞的议论，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这里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该生病呢？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虚，变得跟变形虫1的生活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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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细胞动物。

这些思索弄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心灰意懒，从此他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