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连．格雷好多年都无法摆脱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并不想摆脱这种影响。他从巴黎买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大开本，一共不下九册，每本都用不同颜色装帧，适宜于阅读时的不同心境，以及他有时几乎失控的变化无常的个性。作品的主人公，那个独特的巴黎青年，奇怪地兼有浪漫气质和科学气质，在道连看来成了自己的原型。说真的，他觉得整部书包含了他自己的故事，却在他身临其境之前就写成了。

有一点他要比小说奇特的主人公要幸运。他从来没有，也决无理由要那么奇怪地怕见镜子，怕见光滑的金属表面，怕见平静的水，那个巴黎青年却很早就有这种感受了，那是由于一个显见得非凡的美人突然天折而造成的。道连几乎是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也许差不多每种欢乐和享受无不包含幸灾乐祸——阅读小说的后半部分。这部小说用悲剧性的、夸张的笔调，描述了一个人的悲哀和失望，因为别人身上和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他自己却失掉了。

他得天独厚的美，曾那么打动过巴兹尔·霍尔华德和其他人，似乎永远不会从他身上消失。即便有人风闻了他的恶行，即便有关他生活方式的奇闻悄悄在伦敦传播，并成为俱乐部中的谈资，但人们同他见面时都不会相信那些有损他名誉的谣传。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受世俗玷污的神态。言谈粗鲁的人一见他进了房间，便立即闭嘴。他纯朴的脸上总有一种申斥的表情。只要他在场，他们就会回忆起自己失去的天真，并无不感到惊奇，这人如此迷人，如此高雅，却能不受这个肮脏而又声色犬马的时代的污染。

他常常会神秘地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从而引起他的朋友或是自认为是他朋友的人的奇怪猜测。每次回得家来，他总要先溜到楼上锁着的房间，用那把从不离身的钥匙打开门，手拿镜子，站在巴兹尔。霍尔华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前，时而看看画布上那张丑恶变老的脸，时而瞧瞧在雪亮的镜子中相视而笑的白皙年轻的面容。明显的对比使他兴奋不已。他越来越迷恋于自己英俊的容貌，越来越对自己灵魂的腐败感兴趣。他会细致地，有时是带着恶狠狠的愉悦，来观察讨厌的线条镌刻在起了皱纹的额头上，或是悄悄地爬上很有肉感的嘴巴。有时会觉得纳闷，在罪孽的迹象和衰老的迹象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可怕呢。他会把自己白皙的手放在画像粗糙发胖的手上，嘲笑那变形的躯体和衰朽的四肢。

当他躺在幽香满室的卧房难以成眠的时候，当他改姓换名、乔装打扮走访码头附近名声不好的酒店，躺在污秽的房间里无法入睡的时候，他偶尔会想起给自己的灵魂带来的毁灭，不免生出一种完全是自私的，因而也更为强烈的惋惜之情。但这样的时候不多。亨利勋爵和他一起坐在朋友的花园里时，第一次在他心中激起的对生活的好奇心，已与日俱增，很令他满意。他知道得越多就越想知道，产生了一种越喂越饿的极度饥饿感。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无所顾忌，至少在跟上流社会的关系上是这样。冬天，每个月一两次，在社交季节则每个星期三晚上，他会让自己漂亮的住宅向外界敞开，邀请最有名的音乐家，以他们奇妙的艺术取悦宾客。他那些规模不大的宴请，在安排上总是得到亨利勋爵的帮助。这类宴请以对被邀请人的悉心挑选和安排而闻名。同样出名的是，餐桌的装饰格调十分高雅，异国花朵、绣花桌布、金银古盘，都摆得微妙而和谐。说真的，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看到了或是想象自己已经看到，道连真正实现了他们在伊顿公学或牛津大学时的梦想，成了把学者货真价实的文化素养同交际场中人的风度、盛名和完美的举止相统一的典范。在他们的心目中，道连似乎是与被但丁描绘成“以崇拜美来完善自己”的人志同道合的。像戈蒂叶一样，道连是一个“客观世界为他而存在”的人。

当然，对他来说，生活是首要的、最伟大的艺术，其他艺术似乎是为它所作的准备。他当然也迷恋于时尚和派头，时尚使真正奇妙的东西风行一时，派头以其独有的方式强调美的绝对现代性。他衣装的式样和时不时摆出的派头，对梅费厄舞厅的花花公子和帕尔莫尔俱乐部的橱窗，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人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他出于好玩，偶尔才露出的纨绔子弟的翩翩风度，也一个劲儿要学。他很乐意接受几乎一到成年便被授予的地位。想到自己之于当代的伦敦很可能就是《萨蒂里孔》的作者之于当年尼禄时代的罗马，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但内心深处却不甘于作“时尚的主宰”，让人请教一下戴什么宝石，怎样戴领带，如何用手杖而已。他要建立某种新的生活纲领，内含理性的哲学，有条有理的原则，并使感官脱俗来实现其最高目标。

崇拜感官常常不无理由地要受到贬损。人生来就害怕比自身要强大的欲望和感受，也意识到自己与不那么高度组织化的生存体有着共同的欲望和感受。但道连·格雷似乎觉得，感官的本质始终没有被认识，感官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的动物性阶段，是因为世人用饥饿疗法迫使其就范，或者用痛苦来扼杀它，而不是努力使其成为新精神的一部分，而求美的良好本能将是这种新精神的主要特点。回顾人类的整个历史，道连被一种损失感所困扰。我们放弃了那么多东西！而不过是为了达到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疯也似的任性抵制，形形色色的自我折磨和自我克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其结果是彻底的堕落，比人们出于无知，努力要摆脱的想象中的堕落要可怕得多。造物主逐出了修道人，让他以荒漠中的野兽果腹，却又赐予隐士以兽类为伴，那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是的，正如亨利勋爵所预言的那样，一种新享乐主义将会出现，以重新创造生活，把生活从严酷而不合时宜的清教徒主义中解救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清教徒主义正不可思议地复活着。当然，这种享乐主义也求助于理智，但并不接受任何含有牺牲情感体验的理论或体系。事实上其目的在于使生活本身就成为体验，而不是体验的结果，且不管这种结果是苦还是甜。禁欲主义使感觉麻木，庸俗的挥霍放荡使感觉迟钝，新享乐主义与它们无关。不过，它教人珍惜生命的瞬间，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转瞬即逝的。

不少人有时候天没亮就醒来，多半是在那些我们倾心于死的无梦之夜，或是经历了恐惧和奇奇怪怪的欢乐的夜晚之后，那时闪过我们脑际的是比现实更可怕的幻象，它具有一切怪诞事物所隐藏的活力，这种幻象赋予哥特式艺术以持久的生命力。人们可以想见，哥特式艺术特别属于头脑患有幻想症的艺术家。白色的手指慢慢地伸进窗帘，似乎还在抖动。无声的影子，奇形怪状，黑乎乎一片，钻进了房间的角落，并在那儿栖息。室外，鸟儿拨弄着树叶，或是上班者人声鼎沸，或是风呜咽着从山上下来，在寂静的房子周围盘桓，仿佛担心惊扰了沉睡者，但又必须把睡眠从紫色的山洞中唤醒。一层层昏暗的薄纱被掀开，万物渐渐地恢复了原状和本色。我们观察着黎明以其自古以来就有的方式重建世界。暗淡的镜子又开始照见东西。没有火焰的小蜡烛依旧竖立在老地方，旁边放着一本我们看了一半的书，或是我们在舞会上戴过扎着铅丝的小花，或是一封我们不敢读或者读了无数次的信。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所熟知的现实生活从虚幻的夜影中跳出来了，我们得在原来停止的地方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们悄悄地涌起了一种可的感觉，不得不让精力按陈规陋习枯燥地循环往复；或者我们产生了一种不着边际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早晨睁开眼睛，发现令我们高兴的是，在黑暗中世界已经重建。在新世界中，万物都有新的形状和颜色，而且都会发生变化，或者都有自己的秘密。在新世界中，往事会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出于义务和悔恨而耿耿于怀，相反，即使是欢乐的记忆也带有苦味，愉快的回想也是痛苦的。

道连·格雷觉得，正是创造这样的世界构成了他真正的生活目的，或者真正的生活目的之一。他要寻找一种新奇而愉快的感觉，一种具有罗曼史所必不可少的陌生成分的感觉。在寻找中他会采用自知见异于自己天性的思想方法，沉湎于其微妙的影响。然后他会抓住这些影响的色彩，满足理智上的好奇心，随后又会冷漠地将这些影响弃之一旁。这种冷漠与道地的火热性格是相容的，而且根据现代心理学家的说法，其实是火热性格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