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

——刘易斯·卡洛尔《艾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 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 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 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 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皮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皮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皮 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 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 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 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 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 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1］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1970年代每年出产300 多部电影。[1]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 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 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剎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 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 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你还继续在收集期刊，对不对?”卡利普说，语气认真，“我有一个客户面临了大麻烦。我可以借用你的数据库搜寻一下，好替他写状子吗?”

“当然没问题。”赛姆说，一如往常的热心，很高兴有人要看他的“数据库”。今晚八点半左右他会等着卡利普来。

卡利普在办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拨了几次电话给耶拉，但始终找不到他。每一次电话中，秘书不是告诉他耶拉先生“还没”进来，就是说他“才刚”离开。尽管报纸已经被卡利普塞进 梅里伯伯留下来的旧书架里，但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确，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视下，卡利普处理各种公事。 他聆听一对肥胖的母子抢着说话，他们因为谈不拢由谁继承室内大市场的一间小店铺而引发口角；告诉一位戴着墨镜、想要控告政府无端缩减退休金的交警，依据国家的法律，他待在疯人院的那两年不能算是受雇期间。

他一一打电话给如梦的朋友。每一个电话他都捏造出各种不同的新鲜借口。他向她的高中死党玛西德询问古儿的号码，因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请她帮忙。他打电 话给古儿——玛西德不喜欢她，但这个意思为“玫瑰”的名字曾经一度让他迷醉——结果优雅宅邸的优雅女佣告诉他，名字优美的女主人古儿，前天在古儿巴切 （“玫瑰花园”!）医院同时产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出发到医院的话，还有时间从育婴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爱的双胞胎，名字叫阿什客与胡颂（爱与 美）。费珍保证她会归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雷蒙·钱德勒的推理小说，并且祝如梦早日康复。至于贝席叶——不，卡利普弄错了——她并没 有一个叔叔在麻醉药局担任探员，而且——没有，卡利普确信——她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她知道如梦在哪里的暗示。而瑟米则非常惊讶卡利普怎么会得知地下纺 织厂的消息：没错，他们的确雇用了一群由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的团队，准备研发一项计划，制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链。不过，很遗憾，由于他并不清楚最近报纸上 报导的线轴交易情形，所以他无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关的法律数据。他只能向如梦致上他最诚挚的问候（这一点卡利普毫不怀疑）。

他在电话里伪装不同的声音，或是假扮别的身份——中学校长、戏院经理、大楼管理员——然而还是没办法找出如梦的踪迹。苏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 国出版的进口医疗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接到假扮的中学校长卡利普的电话后，极为诚恳地向他解释，自己非但没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名叫如梦，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小 孩。同样的，伊利亚斯，一位用父亲的平底货轮从黑海海岸载运煤炭的商人，反驳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梦境日记忘在如梦戏院里，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电影 了，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笔记本。升降机进口商阿辛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为如梦大楼的电梯故障负责，因为他从没听过有哪栋大楼或哪条街的名称叫如梦。当这几 个人念出“如梦”这两个字时，他们都没有显露半点焦虑或罪恶的痕迹，他们的口气全都充满着真诚的清白。

塔瑞克，白天在他父亲的化学工厂制造老鼠药，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写作阐述死亡炼金术的诗人，他欣然答应一群法律系学生的邀请，去演讲他诗中的主题“梦境与 梦之谜”，他还承诺改天与他的新朋友们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馆前碰面。至于科玛和布兰特，他们都才从安纳托利亚旅游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路线追随着一位伊 兹密尔女裁缝的回忆录，这位女裁缝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群新闻记者的喝彩声中与阿塔图克跳完华尔兹后，可以马上在她的脚踏裁缝车后坐下，飞快地缝出一条欧洲 样式的长裤。另一个人则骑着骡子横越整片东安纳托利亚，他行经一个又一个村落，走访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到处兜售一种西洋双陆棋的神奇骰子，据说它是用一千 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圣诞老人。

他不得不放弃名单上剩下的号码，因为要不是怎么也接不通，就是电话里的噪声吵得听不清说话。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电话的线路就变得特别糟糕。更令他沮丧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页，在众多的名字中——其中包皮括那些改变党派的、自首忏悔的、受到拷问而被杀害的、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在争斗中遇害且举行过葬礼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编辑接纳或退回或刊登的，还有那些画政治漫画、写诗或在编辑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却始终没看到如梦前夫的名字或笔名。

夜幕降临，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黯然神伤。窗外一只好奇的乌鸦睨视着他，街道上传来星期五夜晚的人群喧嚣。慢慢地，卡利普置身于一场甜美的睡梦 中。过了很久当他再度醒来时，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觉到乌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就好像报纸上耶拉的“眼睛”一样。坐在黑暗里，他缓缓关上抽屉，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后离开办公室。大楼走廊的灯已经全熄了。小餐馆里，学徒正忙着清扫厕所。

走在积雪覆盖的加拉塔桥上时，他感到一阵寒意：一股凛冽的冷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到了卡拉廓伊后，他走进一间有大理石桌面的布丁店，侧身避开互相对映 的镜子，点了鸡汤细面和煮蛋。布丁店里惟一一面没有挂镜子的墙上是一幅山岳风景画，风格像是来自于明信片和泛美航空的月历。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湖水后面，透过松树的枝丫，远处是耀眼的白色山峰。尽管那必定是取材自某些明信片上的阿尔卑斯山，但它看起来更像卡利普与如梦小时候经常前往魔法探险的卡夫山。

搭乘电缆车回到贝尤鲁的短暂路途上，卡利普与一位不认识的老男人起了争执。那天的意外，车子出轨冲进卡拉廓伊广场，像一匹狂喜的脱缰野马撞上墙壁和玻璃 窗，是因为缆线断了，还是因为司机喝醉了酒?结果发现那位喝醉酒的司机是这位不知名老头的同乡，都来自特拉布宗。走出塔克西姆和贝尤鲁的拥挤街道，来到了 不远处的奇哈格，路上空无人迹。前来应门的赛姆太太很高兴见到他，但说完又立刻赶回房里。显然，她和赛姆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许多出租车司机和门房会聚 在地下室咖啡馆里一起看的节目。

“我们遗忘的珍宝”是一个批判性的节目，介绍许多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清真寺、饮水泉和商旅客栈，哀悼这些当年由奥斯曼土耳其兴建的古迹，如今却落入南斯拉 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手中。赛姆和他太太似乎完全无视卡利普的存在，他只好在弹簧早已弹出的仿洛可可扶手椅上坐下，望着屏幕上荒凉的清真寺画面 ——好像一个隔壁的小男孩跑来邻居家看足球赛。赛姆看起来像那个曾经赢过奥运奖牌的摔跤选手，这位摔跤选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照片仍然高挂在生鲜蔬果商 店的墙壁上。他的太太长得则像一只肥胖可爱的老鼠。房间里有一张灰尘色的桌子和一盏灰尘色的台灯。墙壁上挂着一个镀金相框，里头的祖父看起来不像赛姆，反 倒比较像他太太（她的名字是芮喜叶吗?卡利普茫然地想着）。房间里就是这些东西：保险公司送的月历、银行给的烟灰缸、酒杯组、银质的糖果盘、摆放咖啡杯的 餐橱柜。还有两面塞满纸张和期刊、布满灰尘的墙壁，赛姆的“图书数据库”——卡利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赛姆建造的这座图书馆，甚至在十多年前就被大学同学以挖苦的口气称之为“我们的革命数据库”。有一次，在某段难得的自省时刻，赛姆很爽快地承认，图书馆起源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然而，他的优柔寡断并不是因为他“难以在两个阶级中作选择”，而是因为他无法在两个政治派别中作取舍。

赛姆以前极为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座谈会”，他跑遍了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学生餐厅，聆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伙伴的演讲，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的观点和 所有的信仰”，但却犹豫再三不去问太多问题。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左派宣传品（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昨天“破坏者”在理工学院散发的手册?），其中包皮 括各种报告白皮书、宣传小册子、传单等等，并且他会非常用功地阅读。不过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详读每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始终没办法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于是他便开始把所有没空读的东西全累积起来，以便日后有空再看。过了一段时日，慢慢地，阅读和得出结论对他而言变得不再重要，于是，他的目标便转为建造一 座知识的水库，以容纳这条充沛满盈的“数据之河”，不让它白白流逝（这个比喻是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赛姆自创的）。就这样，赛姆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投 注在这个目标上。

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们关掉电视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夫妻俩向卡利普投以询问的眼光，要求他赶快说明他的故事：他的被告是一个学生，被 人指控一项他没有犯的政治罪名。当然，没这么乏味，的确有人死了。事情的起头，是有三个笨贼计划了一场乌龙银行抢劫案，这些小鬼得手后离开现场，驾驶偷来 的出租车打算逃逸，结果开车的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把她撞飞了。这可怜的妇人跌落在地，脑袋摔在人行道上当场死亡（“真是飞来横祸啊!”赛姆 的太太说。）他们在现场只逮到一个人，他手持槍械，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文静男孩。当然，他坚决不肯供出同伴的姓名，因为他非常景仰他们，更惊人的是甚 至在严刑逼问下他也没有泄露半个字。结果，根据卡利普后来的调查发现，很不幸地，这位年轻人只得默默地承担了杀害老妇人的责任。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一位名叫 默哈玛特·伊玛兹的考古学系学生，事发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他来到温瑞尼叶后面的一块新开发区，正当他在一座工厂墙壁上涂写口号暗语时，被几位不明人士开槍 射杀。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好家庭出身的男孩终于松口透露真正凶手的姓名。然而，警方并不相信身亡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仅如此， 主导这桩银行劫抢案的政治派系领袖更出乎意料地表明立场，宣称默哈玛特·伊玛兹仍在他们身边，并且继续秉持着不变的热情和毅力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如今卡利普接下了这件案子，主要是看在那位善良富有的父亲的分上，而不是为了这位公子哥儿。为了厘清案情，他希望能够：一、查阅所有默哈玛特的文章，以确 认遇害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二、检视所有用化名发表的作品，以查出究竟是谁假装成亡故的默哈玛特·伊玛兹在发表文章；三、 想必赛姆和他太太已经发现了，居然会这么巧，计划整件事情的政治派系刚好就是如梦的前夫当年崭露头角的地方，他想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政治团体过去六个月来 的活动；四、他决心要提出严正的质询，调查所有假借已故作家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影子作家，并且探究所有失踪人口之谜。

卡利普的兴奋也感染给了赛姆，他们立即展开调查。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喝茶，大口品尝赛姆太太准备的切片蛋糕——卡利普终于想起她的名字，茹绮叶—— 一边在期刊里搜寻文章作者的姓名和化名。接着他们扩大范围，列出所有发表自白书、已故的人和刊物工作人员的笔名。没多久，他们就开始感到晕头转向，仿佛进 入了一个由各种扑朔迷离的讣闻、恐吓信、自白书、炸弹、排版错误、诗和口号建立起来的瞬息即变的隐晦世界。

他们找到许多不含秘密的化名、从化名衍生出来的名字、从衍生名字中撷取的名号。他们拆解离合诗句[1]一种特殊诗体，诗的各行首字母或尾字母或其他特定处的字母，能组成一个字或一个词。[1]、不够精准 的字母密码以及模棱两可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全然意外的颠倒字[2]将词倒过来念可组成其他意义，如lived转为devil。[2]。赛姆和卡利普坐在桌 子的一边，茹绮叶则坐在另一头。房间里弥漫着不耐烦和忧伤的气氛，仿佛他们是除夕夜里的一家人，一如往常地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玩“宾果”或纸上赛马游戏，反 而不像是正在费力为一个被诬告杀人的男孩洗刷罪名，或是搜寻一名失踪的女人。从敞开的窗帘望去，外头雪花纷飞。

他们往下追寻，心情之满足就好像一位有耐心的老师，等待着亲眼见到自己一手拉拔的聪明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喜悦地追踪各个化名，跟随它们在不同的杂志中曲折 行进，目睹它们的高低起伏。有时候，在情绪高昂的旅途中，他们偶尔会看见某位化名者的照片，发现他被捕、被拷问、被判刑或者消失不见，然后他们会落入悲伤 的沉默，直到他们又闯进另一场新的拼字游戏，遇见新的巧合，或是某个扑朔迷离的线索，带领他们再次回到文字的世界里。

依照赛姆的看法，根本不用管他们在这些刊物中找到的姓名与英雄人物是真是假，因为所有的示威抗议、会议、秘密集会、地下政党的活动以及这些人所计划的银行 抢劫案，其实都不曾发生过。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埃尔津詹和客玛之间有一座城镇，名叫小切鲁赫，那里发生 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确切的日期记载在其中一本刊物里。暴动发生后，原本执政的地方首长被一只掉落的花瓶打破脑袋，当地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发行一张有鸽子图样的粉红色邮票，出版了一份纯诗文的日报，眼镜商和药剂师免费发送眼镜给弱视的镇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进了小学的暖炉里。然而，正当小镇通往文明城市的桥梁即将破土动工之际，政府 的阿塔图克军队却已抵达当地，控制了整个局面。于是，在牛群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肮脏的膜拜垫之前，他们已经揪出了乱犯，把他们一串串挂在小镇广场中央的橡 树上。事实上——赛姆在地图的小符号中指出谜之所在——不仅根本没有一个城镇名叫切鲁赫，不管是小切鲁赫还是别的，甚至那些鼓动叛变、被人民视为传奇之鸟 般歌颂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韵或词语反复的诗词里，他们翻检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个有关默哈玛特·伊玛兹的线索（关于一件在温 瑞尼叶发生的凶杀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时间）。他们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报道，里面的文句像是国产电影一般剪了又接起来，断断续续，只不过在接 下来的几期杂志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故事的结局。

中途有一段时间，卡利普从桌边起身打电话回家，口气温柔地告诉如梦他会在赛姆家工作到很晚，要她别等他，先去睡。电话在房间遥远的一头，赛姆和他的太太向如梦致上问候，自然如梦很亲切地回复。

他们继续深入游戏当中，寻找化名，拆解意义，再用它们组成字谜。这时赛姆的太太回房睡觉，留下两个男人独自在客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一叠叠的纸 张、期刊、报纸和文件。早已过了午夜，伊斯坦布尔沉浸在雪夜的魅惑静寂之中。卡利普埋首于眼前惊人庞杂的藏书堆，继续钻研各种排版和拼字错误。这座赛姆总 以含蓄口吻形容为“太不完整，太不充分”的数据库，主要由各式传单组成，这些字迹模糊的纸张想必是用同一台油印机大量复制，在烟味弥漫的大学餐厅里散发， 雨天里示威抗议时在挡雨棚间传阅，在遥远的火车站内流通。正当卡利普沉浸于纸堆时，赛姆从另一个房间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他说“非常罕见”的论文，并以一个 收藏家的骄傲展示给卡利普看：《反伊本·佐哈尼或脚踏实地的苏菲旅行者》。卡利普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线装书，页面上的内容还是用打字的。“写这篇论文的人 住在开塞利省的一个小镇里，那个地方小到连中型土耳其地图都没标出来，”赛姆解释，“他爸爸是一个小型道乘堂[1]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修道院。[1]的师 父，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宗教与苏菲神秘主义的熏陶。很多年后，他开始读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佐哈尼的书，《失传奥秘的内在意义》，他一边阅 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写批注，想要媲美列宁研读黑格尔的做法，写下洋洋洒洒《唯物论》的评注。接着，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抄写下来，引申扩充其内容，并加入一 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种实证说明。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笔记当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无比艰涩深奥难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解 说其意义。

最后，他把这两篇东西当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样，打字整理好，全部编辑在一起，然后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写的‘编者的话’。在书本的头三十页里，他补充了个人的心 路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后来的革命生涯。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当作者在小镇墓园里漫步时，顿悟到一件事，原来西方称之为‘泛神 论’的苏菲神秘主义，和作者从自己那位身为苏菲师父的父亲身上所得出的哲学‘实物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漫步在墓园里，穿梭于吃草的绵羊与熟 睡的幽魂之间，他抬起头，看见高耸的柏树林中有一只熟识的乌鸦，原来多年前他也曾在这个地方见过它——你知道土耳其的乌鸦可以活两百岁吧?——然后他才明白，这只长翅膀的大胆飞禽，人们所谓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这个模样，永存不朽，同样的头和脚，同样的身体 和翅膀。于是他亲手在装订好的封面上画下了这只乌鸦。这本书证明了，任何一个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须同时是自己的鲍斯威尔，为自己的约翰逊写传记[1] 约翰逊（samueljohnson，17—1784），英国辞典编纂者、作家，鲍斯威尔（jamesboswell，1704—1795）曾为其写作传 记。[1]；同时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国诗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挚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谈话录》。 [2]。这本书他总共打字装订了六个复本，我打赌国家调查局的数据库里一定连一本也找不到。”

仿佛有一个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里的两个人与那本乌鸦封面作者的距离，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们卷进那段往来于小镇的房子和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五金 行的忧伤、平淡、孤立的生活。卡利普很想说：“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字母，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只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所有救赎的希望，所有受尽了屈辱折磨 后的回忆，所有以血泪写下的希望与回忆，都诉说着单纯的一个故事。”多年来，赛姆像一个渔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网，拉起了这满室的报告、期刊与报纸，他知道自己已经捕获了那一则故事，它就在这一堆庞杂的收藏里。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在这些分门别类堆积如山的数据里，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则简单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遗忘了开启它的通关秘语。

当他们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运地撞见默哈玛特·伊玛兹的名字时，卡利普却开口说这只是个巧合，而且他实在该回家了。但赛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 期刊里一切都不会是巧合——现在他称呼它们为“我的期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卡利普发挥超乎常人的努力，两只眼睛像放映机似的转呀转，从一本刊物跳到另 一本，沿路追寻默哈玛特的踪迹。他发现，默哈玛特·伊玛兹曾经改名为阿哈玛特·伊玛兹。接着，在一本封面画着鸡群与农夫在一口井里翻搅的杂志里，阿哈玛 特·伊玛兹又变成了玛特·恰玛兹。很轻易地，赛姆推断出马丁·恰玛兹和非瑞特·恰玛兹也是同一个人。与此同时，这个笔名已放弃了写理论文章，转而编起歌词 来，供人在结婚礼堂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吟唱，伴随着弦乐器的声音和香烟的烟雾。不过他也没有在这一行待太久，因为一阵子后他又换了一个笔名，宣称除了他自己 之外，其他每个人都在为警察工作。再下来他变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经质的数学导向经济学家，致力于破解英国学院院士的刚愎性格。然而，他毕竟无法长久忍受黑暗陰险 的学术腐败。赛姆踮着脚尖走进卧房，拿出了另一批杂志，胸有成竹地从里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在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里，这家伙改名为阿里·瑟 伦，详细叙述在一个美丽的未来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石板路将继续铺着石头，不会被柏油所覆盖；浪费时间的侦探小说将会被禁， 而故弄玄虚的报纸专栏也逃不过同样的下场；叫理发师来家里剪头发的习俗将被破除。卡利普往下读到教育的问题，文中提到为了预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见的洗 脑，孩童的教育应该委派给他们住在楼上的祖父母，看到这里，卡利普不再怀疑笔名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他痛苦地领悟到，如梦曾与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 忆。相同的这个笔名出现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书上介绍笔名的主人是一位数学教授，任职于阿尔巴尼亚研究学院。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 下方，明明白白地，没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梦前夫的名字，静默而僵直地嵌在纸上，像是厨房里一只被陡然扭亮的灯光震慑住的虫子。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赛姆欢欣鼓舞地说，“除了书写。”

他再一次踮起脚尖走进卧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两个塞满期刊的萨那人造奶油纸箱。“一个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分离派系发行了这些刊物。我要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开了谜底。我觉得它跟你在寻找的东西有关。”

他重新泡了一壶茶，从纸箱里拿出几本期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桌子上，作为待会儿说故事时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开始叙述，“我正在翻阅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干部及其领袖恩维尔·霍查[1]恩维尔·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领导人，统治长达四十年。[1]所发行的杂志（当时流通的共有三种刊物，彼此间势不两立）。当我翻开最新一期《人民的劳力》想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主题时，忽 然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报道新成员入党的表扬仪式。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在这个禁止所有共产主义活动的国家里，一个马克思主义团 体竟敢公开歌颂新成员入党，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小型的左派分离派系为了生存，都必须冒着危险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类似的报道，好让人们知道 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张特别强调画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说明，至于那张照片，中央是一群吞云吐雾的党员，看似在进行什 么神圣的仪式，此外还有恩维尔·霍查的海报，以及几位诗文朗诵者。更奇特的是，在报道中采访到的新党员，都选择一些阿拉维教派[1]阿拉维教派 （alawite），什叶派的一个分支，10世纪时创立。[1]的名字作为化名，像是哈珊、胡赛因、阿里等，后来我进一步发现，这些全都是拜塔胥精神领袖 的名字。若非我正好知道拜塔胥苏菲教派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盛行一时，或许我根本不会察觉异状，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惊人的秘密。我拼了命往下钻研，不放过任何线 索。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勤读各种有关拜塔胥教派、土耳其禁卫军、胡儒非教派[2]胡儒非教派（hurufism），苏菲神秘教派的分支，14世纪时创立， 相信语言中的声音和文字藏有一切真理，从人们的身体上可以找到真主的神论和启示。[2]、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书籍，终于，我解开了一个跨越一百五十年的陰谋。”

“相信你对这些历史很熟。”赛姆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却又自顾自地背诵出拜塔胥教派七百年的历史，从其创立者哈西·拜塔胥·维里开始讲起。他详细解释这个教 派是如何受到阿拉维、苏菲和萨满教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中心信仰根植于拜塔胥教派的土耳其禁卫军，他们反叛革命的传统 究竟又从何而来。如果你把一个土耳其禁卫军人看作一个拜塔胥教徒，那么你能很快看出这个秘密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难分难解。拜塔胥教徒第一次被逐出伊斯坦布 尔，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下令突袭禁卫军军营，因为这支自立为政的军队不愿意接受他的西化政策，很快地，长久以来作为禁卫军精神殿堂的道坛便被迫关闭，拜塔胥苦行僧被赶出城外。

转入地下之后过了二十年，拜塔胥再度返回伊斯坦布尔，不过这一次却化身为拿克胥教派。尽管拜塔胥教徒以拿克胥信徒的身份公之于世，但他们私底下却仍谨守着原先的拜塔胥身份，而把这个秘密埋入深处，直到七十年后阿塔图克下令禁止所有的教派活动。

卡利普仔细研究一本英国旅游书中的版画，上面刻着一个拜塔胥的宗教仪式，但内容所反映的更像是这位旅行艺术家的内心幻想，而非现实场景。他数了数，版画中共有十二支石柱。

“拜塔胥第三次出现，”赛姆说，“是在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这一回他们不再利用拿克胥教派的伪装，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始兴奋地列举各项证据，援引各种他从杂志、书本和手册上剪下来的漫画文章、照片和版画。拜塔胥教派中所执行、记载、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政治党派的 所有活动完全吻合：入会的仪式；入会前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严苛考验和自我否定；在这段过程中年轻的候选人必须忍受疼痛；举行致敬仪式，向教派或党团里死去、 遇害及封圣的先人表示尊崇；赋予“道路”这个词神圣的意义；一再使用各种象征群体合一精神的字眼与词汇；连祷的仪式；组织里经历过同样过程的前辈以下巴上 的胡须、嘴唇上的短髭，甚至眼睛里的神情来区别同道中人；用特定的音节和韵脚来编写典礼中所吟唱的诗文和歌谣，等等。“显而易见，除非一切全是巧合，”赛 姆说，“除非真主为了训诫我，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然我就算瞎了也能看得出，这些拜塔胥取自胡儒非的字谜与回文诗，毫无疑问地反复出现在左派刊物 里。”万籁无声的夜里，只有远处守夜人的口哨偶尔划破寂静。赛姆开始缓缓地，如同喃喃念祷似的，向卡利普复诵他所破解的字谜，依照其中的隐含意义把它们串 联起来。

过了许久，在半梦半醒间，正当卡利普恍惚往返于美好回忆以及对如梦的迷梦时，赛姆的话语再度传入耳中：“整件事最令人震撼的重点在于……”卡利普这才又打起精神。赛姆说，加入政治党派的这些孩子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拜塔胥教徒。由于整个陰谋 全是党中央管理层与阿尔巴尼亚的拜塔胥师父联手策划的，因此下面的人丝毫不知情。那些雄心壮志的孩子们，弃绝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彻底扭转自己的一生，只为 加入组织奉献给人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庆典仪式、游行餐会时所拍的照片，居然被一群阿尔巴尼亚苦行僧拿去视作其教派扩张的证明。“一开始，我很单 纯地想，这是一件卑鄙的陰谋、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这群孩子傻傻地被蒙在鼓里。”赛姆接着说，“以至于，一阵冲动之下，十五年来我头一次想把这一切巨细无遗地写下来，公之于世。只不过，我很快又打消了念头。”雪夜的岑寂中，传来一艘黝黑的油轮驶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低鸣，城市里的每一扇窗都随之颤动。 他又开口，“因为我终于明白，去证明我们所过的生命其实只是别人的梦，没有丝毫助益。”接着，赛姆说了一个关于索里盼部族的故事。索里盼部族定居在东安纳 托利亚一座与世隔绝的山里，两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准备一场前往卡夫山的朝圣之旅。一切的概念，都是由于一本三百二十年前的梦幻之书，该书提及了这场族人们 从未涉足过的旅程，使得大家开始企望前往神话中的卡夫山。族里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精神领袖，尽管把这件事当作秘密代代相传，其实却早已与奥斯曼达成协议，让这场卡夫山之旅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如果告诉族人这项事实，对他们有何助益?这就好像告诉那些星期天下午挤在小城电影院里的士兵们，银幕上那位试图诱拐勇敢的土耳其战士喝下毒酒的陰险传教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演员，在真实生活中，更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你改变得了什么?到最后你只不过是剥夺了这些人们惟一的乐趣，也就是置身于疯狂的乐趣。

天色渐亮，卡利普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听任赛姆滔滔不绝继续独白：那些身在阿尔巴尼亚的年老拜塔胥师父们，来到一间世纪初遗留下来的白色殖民式旅馆与政党领 袖会面，在梦境一般的大宴会厅里，他们热泪盈眶地望着照片里的土耳其青年，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们在仪式中所背诵的诗文，并非教派的秘语，而是满口共 产主义的理论。对炼金术士而言，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点石成金，这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就算现代的魔术师把他的戏法秘诀毫不隐瞒地泄露给外 人知道，狂热的观众依然会情愿说服自己，在魔杖一挥的剎那，他们看见的是魔法而非骗局。同样地，有那么多的年轻男女，只因曾经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听见了某一句话、读了某一则故事、看了某一本书，便在这氛围的影响下，坠入情网。在激情的晕眩中，他们结了婚，始终不曾理解他们爱情背后的谬误，就这样开开心心地共度余生。等赛姆的太太已经清好桌子，准备摆放早餐时，赛姆——瞥了一眼塞进门缝里的日报——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就算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事实，一切也不会改变——所有的文字、所有可信的文章，指涉的都不是生命，相反，书写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