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车上那盏黄色的灯孤零零地在黑沉沉的马路上闪烁着。

“小心！”莫瑞尔说。

棺材晃动着。人们爬上这三级台阶。第一个人刚出现，安妮手里的蜡烛就忽闪了一下，她禁不住呜咽起来。六个男人垂着脑袋挣扎着进了屋，棺材压着六个人，仿佛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似的沉重而悲哀。

“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些人因为上台阶步伐不一致而引起棺材晃动，每晃一次，莫瑞尔太太就低声地哭号一阵。

“噢，我的儿子——……——……——………，”

“妈妈！”保罗一手扶着她的腰，呜咽地喊道。

她没听见。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一遍一遍地念叨着。

保罗看见汗珠从父亲额头上滚落下来。六个男人都进了屋里——六个都没穿外套，弯着胳膊，使着劲，磕碰着家具，把屋里挤得满满的。棺材掉了个头，轻轻地放在了椅子上，汗从莫瑞尔脸上滴落在棺木上。

“哎呀，他可真沉！”一个男人说，其它五个矿工叹着气，躬着腰，哆哆嗦嗦地挣扎着走下台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现在客厅里只剩下全家人和这个巨大的上了漆的木匣子。威廉入殓时，身长有六英尺四英寸，像一块纪念碑似的躺在那个浅棕色笨重的棺材里。保罗觉得棺材将永远留在房间里了。母亲在抚摸着那上了漆的棺木。

星期一，在山坡上的小公墓地他们葬了他。在这片小公墓里可以俯瞰田野上的大教堂和房屋。那天天气晴朗，白色的菊花在陽光下皱起花瓣。

葬礼后，莫瑞尔太太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生活，对生活充满希望，谁劝她也没用，她不和任何人交谈。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就自言自语：“如果死的是我就好了！”

保罗晚上回家时，母亲总是坐在那儿，双手叉着放在膝上那条粗围裙上。所有的家务事都干完了。过去她总是换掉衣服，带上一条黑围裙。现在是安妮给她端饭菜，而妈妈则茫然地看着前方，紧紧地闭着嘴。这时他就绞尽脑汁想起点事来说给她听。

“妈妈，乔丹小姐今天来了，她说我那张素描《忙碌的矿山》画得很棒。”

但是莫瑞尔太太漠然对之。虽然她不听，可他还是每天强迫自己给她讲些什么。

她这副麻木的神情几乎要让他发疯了。终于，“你怎么了，妈妈？”他问。

她没有听到。

“怎么了？”他坚持问，“妈妈，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怎么了。”她烦躁地说着，转过身去。

这个孩子——16岁的孩子——郁郁不乐地上床去了。他就这样愁苦地度过了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整整三个月。母亲也试着改变一下，可她怎么也振奋不起来。

她只是默默思念着死去的儿子，他死得可真惨。

后来，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保罗口袋里装着五先令的圣诞赏钱，晕晕乎乎地走进了屋，母亲看着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了？”她问。

“我难受得很，妈妈。”他回答，“乔丹先生给了我五先令圣诞赏钱。”

他颤抖着把钱递给她，她把钱放在桌上，“你不高兴？”他有些责怪她，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你哪儿不舒服吗？”她说着解开他大衣的钮扣。

她常这么问。

“我觉得很难受，妈妈。”

她给他脱了衣服，扶他上了床。医生说，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炎。

“如果我让他呆在家里，不去诺丁汉，也许他不会得这种病吧？”她首先问道。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医生说。

莫瑞尔太太不禁责备自己。

“我应该照顾活人，而不该一心想着死去的。”她对自己说。

保罗病得很厉害，可他们雇不起护士，每天晚上母亲就躺在床上陪他。病情开始恶化，发展到病危期。一天晚上，他被一种就要死的那种陰森恐怖的感觉折磨着，全身的细胞好象都处在就要崩溃的过敏状态，知觉疯狂地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要死了，妈妈！”他喊着，在枕头上不停地喘着粗气。

她扶起他，低低地哭着：“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母亲的哀泣使他清楚过来，认出了她，他的全部意志由此产生并振奋起来。他把头靠在母亲胸前，沉浸在母亲的慰籍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姨妈说，“保罗在圣诞前生病倒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倒救了他妈妈。”

保罗在床上躺了七个星期，再起来时，脸色苍白，浑身虚弱不堪。父亲给他买了一盆深红和金黄色的郁金香。当他坐在沙发上跟母亲聊天时，花儿就放在窗台上，在三月的陽光下闪耀着。现在，母子俩相依为命，莫瑞尔太太把保罗当成了命根子。

威廉是个预言家。圣诞节时，莫瑞尔太太收到了莉莉寄来的一份小礼物和一封信。新年时，莫瑞尔太太的姐姐也收到了莉莉的一封信。“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舞会，舞会上碰到一些讨人喜欢的人，我玩得很痛快。”信上这么写着，“我每支舞都跳，没空错过一支舞曲。”

从那以后，莫瑞尔太太再没有她的消息。

儿子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莫瑞尔夫妇相敬如宾。他常常陷入一阵恍惚之中，眼睛瞪得大大的，茫然地看着房间的另一头。之后，他突然站起身，急匆匆地到“三点”酒家，回来后就又正常了。不过他再也没有路过莎普斯通，因为那儿有儿子工作过的办公室，而且也总回避着那座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