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肿瘤发生普遍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

康托进退维谷。这封匿名信究竟是出于专业上的嫉妒、无端的怀疑，还是有什么更加严重的事情，都已经无关紧要。匿名信很可能是星期天总呆在实验室里的那八九个人中的某个人写的。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斯塔福叫进办公室来，当面询问这种指控，然后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重复那个实验，万一失败了就通知库尔特-克劳斯。如果那还不行，那他就只好进行预料之中的公开忏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声明撤回康托－斯塔福实验。声明的结尾通常是“有待实验验证”。根据发表这种撤回声明的署名，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只签康托的名字，所有的人都会怀疑有欺诈行为，如果签上两个人的名字，显得很草率，不负责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正式声明撤回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犹如穿上让人恐怖的粗毛衬衣。如果康托这么做，那他的肿瘤发生假说就将成为癌症研究方面又一个被抛弃的猜想。

迄今为止，康托从来没有撤回过一篇已经出版的文章；他也从来没有公开报告在其他地方不能重复的实验。这种级别的错误，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合作者犯下的，永远也不会被人遗忘。毕竟，康托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即使他的名字放在最后也没什么区别。他仍然要负主要责任。康托不寒而栗地回想起，当初他听说一位有名望的同事蒙羞时，那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欢乐。那是康奈尔大学一位一丝不苟、非常谨慎诚实的教授。当他认识到他合作者的数据有污点的时候，毅然收回了一篇已经出版的影响十分广泛的论文。康托阅读了正式的撤回声明之后，他才对那位教授感到同情，为他骄傲地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实验室里而感到有些自责。

尽管在得失成败的危难关头，康托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既不告诉斯塔福，也不对克劳斯说。通过保持沉默，他认为自己仍然未被任何可能的丑行玷污。然而，沉默只能为他换来一些时间，他必须要么验证他的理论，要末放弃。花费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再次重复斯塔福的实验是不可能的：万一再次失败代价太大。放弃也是无法容忍的一种选择：他的理论实在太完好了。他意识到(他喜欢说完全彻底地感到)，它肯定正确。在他看见脚下那封匿名信的指控之前，康托就已经构思了第二个实验，它能够提供独立的佐证。实验很大胆，却不像康托–斯塔福实验那样直截了当。康托得出结论说，现在情况情况危如累一卵一，诺贝尔奖根本就顾不上了。康托没有去寻找氨基酸成份的变化，特别是一精一氨酸的变化，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核糖核酸——负责合成他的含一精一氨酸的蛋白质模板上。在他前面是诺贝尔奖，后面是对撤回已经公布的实验的恐惧，康托一头钻进了他的小实验室。现在，只要他离开，就把门锁上，就连上厕所也不例外。

康托突然之间变得不可接近，他同一实验室里的人大为震惊，也很烦恼，斯塔福就更别提了。在此之前，大多数学生，斯塔福当然也不例外，私底下都与教授在他实验室里做的实验有关系。康托短暂地到私人实验室里做实验，对此，斯塔福虽然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可在内心深处，早就把它归结为消磨时间而已(即使不完全是业余一爱一好的话)。毕竟，正是教授自己教导他说：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会真正有成果。现在，每次斯塔福要求到实验室里见康托教授的请求，遭遇到的都只是斯蒂芬妮前所未有的反应。以前她只是挥手让那个年轻人进去。“我很抱歉，杰里，康托正在做一项十分重要的实验。我只能给你捎个口信。”斯塔福发现他以前的优越感没有了。他不很确定究竟用什么来替代它。

斯塔福情绪低落地在翻阅最近一期的《生物化学杂志》。塞莱斯蒂纳发现他显然心不在焉。她朝沙发弯下一身去，捋了捋他的头发。“杰里，怎么啦？”斯塔福看她的表情混杂着深深的内疚和凄苦，她深感震惊。

过去几个星期里，她一直在问他类似的问题，可他始终支支吾吾，避而不谈。他不属于那种会轻易向别人倾诉感情的人，他觉得这么做很别扭。今天晚上，她有种感觉，觉得他好像有话要说，这也许是个契机：大概是因为她接触他的方式引发的。

“塞莉，”他闷声说，欲言又止，眼睛里含一着眼泪。

“别烦恼，杰里，”她悄悄地说，用手替他抹去眼泪，她克制了想要提问的冲动。“所有的人都有想哭的时候。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塞莱斯蒂纳把手臂搂着他，把他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慢慢地抚一摸一他的头发。

“塞莉，”他声音很轻地说，“我得承认一件事情：我祖父没有发心脏一病。”

她的手始终有节奏地在他的头发上来回抚一摸，没有丝毫异动。“我始终这么认为。”她很平静地回答说。

“你真这么想的？”斯塔福极力想抬起他的头来，塞莱斯蒂纳把他拉回到他的肩膀上来。“怎么会呢？”

“那实在太不像你做的事了：你离开的方式，那鲜花，你留下的生日卡片。它与你以前唯一一次送给我的花那么不一样。我始终没有忘记你说我‘优雅可一爱一’、‘高贵典雅’……‘美丽迷人的侧影’……”

斯塔福好像没有听见。“我回来的时候，你怎么什么也不说呢？”

“说什么？问你为什么撒谎？我想你有你的理由。我知道你迟早会告诉我的。”

他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塞莉，你真了不起。”他轻轻地抚一摸她的脸颊。“如果我们俩换一下的话，我的做法会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那负罪的惨相重又回来了。“我告诉过你克劳斯教授，哈佛大学的，那个康托最敬重的人，不能够重复我们的实验这件事情吗？起码，他的一位博士后没有成功。”

“是的，可——”

“等一等，塞莉，你让我把话说完。这件事情很重要。可以说是在艾西实验室里面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中最大的事情了。我的笔记本做得太潦草……”

“你工作得实在太辛苦了，杰里。在那期间，我们俩几乎一次也没有‘它’。”

“我知道。”他似乎听出了她在取笑他。她用了他的“它”。“艾西对这件事情态度很宽容，可我知道，其实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烦恼，没想到克劳斯的实验室竟然会在重复我的实验时遇到问题，他最怕在那里出问题了。还记得因为要给克劳斯留下印象，他所忍受的种种烦恼吗？文章要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而不是《科学》杂志上？他现在甚至责怪自己没有选择pnas。他说：‘至少那样我们就会按照要求提供详细的实验资料。’我知道他什么意思。因为他拼命向实验室里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灌输：‘把你们的实验全部详细地地写下来，以便任何人都能够重复该实验。’我照理应该这么做。可我生怕自己不能回忆起全部的细节，那样哈佛的研究人员因此会再度失败。所以，我找了个理由，到南卡罗来纳去了。你知道结果如何？”

“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康托打电话给你了。坦率地说，我很生气。”

“你不必生气。整个事情与我们无关。问题不在于打电话，而是艾西说他准备干什么：他要把我的笔记本复印一份寄到哈佛去。”

“是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那事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他态度非常激烈，她感到很惊诧。“我告诉过你，我的笔记很潦草。其实，即使克劳斯再打电话来要资料也没有什么尴尬的。”

“就算如此，最后克劳斯又打电话来了。”她心平气和地说。

“没错。我没有告诉你当艾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那些话刻在我头脑里：‘不要担心……还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康托对学生或者博士后发脾气。当时他要真发脾气，我也不能责怪他。可他没有。他只是说必定是遗漏了什么细节，说要我们一起在他私人实验室里重做一遍。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想要和他一起工作吗？“

塞莱斯蒂纳若有所思地说：“我想知道他的真实思想。”

斯塔福似乎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这几个星期里的感受。”

“杰里，你不必告诉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又怎么样？一切不都结束了吗？”

斯塔福摇摇头。“我以为没事了，算是过去了，其实不然。我没有告诉你，在过去三个星期里面，艾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喜欢呆在实验室里面：时不时地，动手做一点小实验，一般都是我们正在做的实验，他再重复一下。或者花几天试着做些新的实验，然后把它交给某个人去做。当然，他这样实在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敢打赌，克劳斯和大多数像他那样的人肯定已经有很多年不动手做实验了。”

“那又怎么了？”她的声音里满是好奇和关心。

“这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干什么，他这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他几乎谁也不见，特别是我。艾西以前几乎每天到实验室来。他总是询问实验室里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我常常希望他不要这样紧跟在身后盯着我们。现在——”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杰里，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去问他呢？你总是对我说那个人多么坦诚。到他实验室去。”

“门锁了。”

“你不是开玩笑吧？”她故意欢快地说，声音听上去很勉强。“去敲他的门，直到他开门为止。”她没有把握地提出。

“不行，塞莉。我不敢。”

“杰里！”她伸出手去想要抚一摸一他的脑袋，他推开了她的手。

“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声音很轻地说。“我想他正在重复做我的实验。他不想让我在旁边。”

“莱昂纳多，你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没有自动应答机的。我希望我的电话不算太晚。你都变成陌生人了。”葆拉-柯里很善于用很轻快流利的说话方式来掩饰她的不快，不过，她的语气还是泄漏了她的真实感情。到目前为止，她邀请康托吃午饭，她提出去听音乐会克罗诺斯音乐会，然后去买票；当他们那个室内乐小组在她寓所内演奏的时候，她提出(当然是很委婉地)让他留下来帮助她收拾。她第一次遇到一个不拼命追求她的男人。他好像也太过分了。该让他动一动了。她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她决定再试一次。“莱昂纳多，你知道要通过小广告找到一位拉中提琴的有多难吗？比找一位大提琴手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为了你钟一爱一的波开里尼……”

“你别告诉我：索尔宣布他写了多少首一个大提琴和两个小提琴演奏的三重奏。”康托抢在她前面说。

她用法语说：“正是的，先生。”葆拉很快了解了康托说话喜欢夹一两句法语短句的习惯。“46首，确切地说。索尔很出色吧？现在该你了，莱昂纳多，海顿写了多少首三重奏？”

“21首。”

“正确！你怎么知道的？”

康托高兴得直笑。“如果我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就会回答‘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吗？’”

“既然你很诚实……”

“……并且有创意。”他完成了整个句子。“我得承认我从我们那位第一小提琴手那里学到了许多音乐方面的细节。上次我不能参加演奏，他抱怨说，除了莫扎特重奏小夜曲，他家里面仅有二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乐谱，都是一些海顿的三重奏。‘你知道他一共多少三重奏吗，21首曲子，其中3首遗失了。’他不等我回答他就宣布了。告诉我，葆拉，你好吗？”

“我想念你，莱昂纳多，我一直希望你会打电话给我。”

他沉默良久，说：“我也一样。”

她想知道，他究竟是态度不明朗，还是腼腆？哦，怎么啦，她决定：索一性一一不做二不休。“什么也一样？”她大声地问。“你也想念我，还是你也希望我打电话给你？”

“都希望。”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以为你差不多周末都到芝加哥来。”

“我是想打电话给你，可过去几个星期实在太紧张了。我每天都在实验室里面，晚上基本上也在实验室里面……”

“你在实验室里不是有一群听你差使的忠实奴隶吗？”

“葆拉，我们称他们是合作者、同事、同仁……”

“对不起，教授。”

“我这次完全是独自一人在工作。它可能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实验。”我终于宣布了这一点，而且你看，找了一个什么人，作为我的红颜知己。“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急忙补充说。“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什么也不是。事实上，比什么也不还糟。”

葆拉-柯里深受感动。有多少人会在关键时刻让你知道他正在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想知道，如果莱昂纳多在画蒙娜丽莎的时候，某个傻女人打断他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说？听着，我的莱昂纳多，我当然会保守秘密的。有一天，你会告诉我详情吗？”

“会的。”

他迅速、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回答使葆拉愕然。“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天，你是否能够开车到我这里来？休息一下对我可能有好处。你能来吃午饭吗？”

“哦，当然可以。是的，我会来的。”有片刻时间，这位44岁的女人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受到邀请去参加班级舞会那样兴奋。

5月24日，星期天。天气是那种典型的中西部天气，早晨是春天，到了中午就变成了闷热的夏天。这是葆拉第一次到康托家去。天气为葆拉提供了一个机会，她可以穿上漂亮的服装，打扮得他以前所见的完全不相同。她觉得自己不妨穿得稍微大胆一点。她在衣柜里挑选：最透明的长丝袜，紫一红一色的裙子，长及膝盖，左面仔细地开了一条狭长的缝，一双查尔斯-乔丹牌细高跟鞋，凸现出她慢跑者的腿肚。高跟鞋使得她更加高也无所谓。她比康托高上三英寸还是四英寸有什么区别呢？她很早以前就听任自己比她相识的大多数男人显得高了，康托真在意的话，他至今还没有表现出来。在镜子面前，她先是没有扣上面的两颗纽扣，然后又解一开淡灰色的丝绸衬衣的第三颗钮子。不，她最后决定还是两颗最好，没有必要太过分。

葆拉提前了将近20分钟到达那里，她决定先在城里看看，环绕校园四周兜一圈。学院分布很散，无论在占地面积上，还是经济上在小镇上都占主导地位。她沿着康托住地绿树成行的街道徐行，只见那些房屋舒适宜人，绿色的草坪养护得很仔细，房子四周没有篱笆，建筑物外观很相似。她很惊讶。她想像中康托的住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20年代或者30年代建造的很大的、白颜色的两层楼房。她手里拿着食品篮，走过两边栽着柏树的小路，踏上台阶来到门前，在那里她发现一只写着她的名字信封。里面的条子上写着：

葆拉，我必须到实验室去核对一些东西。钥匙在门下面。我马上就回来。l。

这是她从康托那里收到的第一张字条。那个简明的签名使她感到特别愉快。

葆拉-柯里从事室内装潢设计，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她因为这种事情，首次到潜在的客户或其他人家里去拜访时，从来不东张西望，至少不露声色。但是，她的眼睛就像是接在马达驱动的摄像机上的广角镜一样，能够立即看清装潢效果，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存档，储存到她巨大的记忆库里面去。此刻，她一个人在康托的房子里面，有充足的时间细细察看，不必像平常那样假装不在意。她置身在那个房子里面，不清楚自己究竟期待看见什么。康托在芝加哥的临时住所使她以为可能会看见一位英国家具鉴赏家，一个品味高雅、相当富裕的男人。记得那天晚上演奏波开里尼和贝多芬的作品之后，她评论说那里唯一的疏忽是墙上没有画。他毫不迟疑地解释说：“我不喜欢，也不懂英国的狩猎风景画。我喜欢的英国画家，能够与这种18世纪风格的家具相匹配的，是霍格思(hogarth)或者罗姆尼(romney)。罗姆尼的肖像画最合适，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家具师。”康托耸耸肩。“可惜，罗姆尼的画很少。即使有的话，我也买不起。我并不介意挂一幅小的雷诺兹或者庚斯博罗的画，可情况也一样。因此我还是看看书，当然还有那里的——”他指着窗外，“那个风景。”在这里也会有那样的风景吗？葆拉-柯里觉得很好奇。看见客厅的墙上挂着画，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拉开窗帘让外面的光透进来。

这样，康托跨过客厅门槛时，看见了她。他是从车库旁的边门里进来的。葆拉一只膝盖跪在长凳上的藤座垫上，那是一只很少见的带靠背的山毛榉长凳。她的手扶着高高的靠背，身一体向前倾，在看墙上的水彩画，裙子绷得很紧。康托十分惊骇。不光是葆拉的姿势，那明亮的一陽一光也使同样使他感到愕然。他为了保护那些珍贵的水彩画，一般都拉上窗帘。“你好，葆拉。”他最后终于说。“欢迎你到到乡下来。”

葆拉吓了一跳。“噢，艾西，……我没有听见你进来。”她伸出手去。迄今为止，他们两个人之间仅有的身一体接触是互相握手，他挽着她的胳膊过马路。“莱昂纳多，”她脱口而出，“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她的手朝房间四周一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看这幢房子！”

“你什么意思？这所房子！”

“噢，我很抱歉，可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房子外面是一所非常高雅的房子，但是……”

“说下去，说下去。”康托笑容满面地说。

“谁想到会发现这样一把椅子？我正在极力想回忆它叫什么……好像是什么坐的机器。……”

他得意地说：“鞍形座位机。”

“哎呀，这个房间完全是世纪初的维也纳风格：都是些什么人使用过的家具：约瑟夫-霍夫曼(josefhoffmann)！莫泽尔(kolomoser)！你看那美妙的莫泽尔书桌：那些镶嵌铜图案！怎么回事，莱昂纳多，城里面是18世纪的古董，在内地是维也纳新艺术？可这——”她莞尔一笑，再次指着墙上。“这些可得头筹。在芝加哥，你居然还说你不在墙上挂画。说你买不起与之相衬的罗姆尼的画。我在这里看见什么？与这房间很相称的席勒(schiele)的画。”

“怎么啦？”他装作很无辜的样子。“埃贡-席勒1918年在维也纳去世。就这间房间而言，他在合适的地方工作，生活在合适的时代。此外，相比所有其他的画家，我更加喜欢他的作品。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她学着他的样。“想想你上个月不断要我介绍维也纳室内音乐，这音乐简直可以说写在了这件房间里面。你却一个字也没说！”

“葆拉，你得讲点道理。”他抗议道，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你要我说什么？总不见得说，‘这首乐曲使我想起了我的家。那里我一靠在一把座位机里细细品味席勒的画，欣赏立体声的勋伯格的音乐？’”

“有时候，你聪明过头了。”她摇摇手指，讥讽地警告说。“当然，这与我无关。你怎么买得起——”她开始数墙上的画，“至少七幅席勒的画。”

“这些不是油画。”他故作反对地说。“它们只不过是水彩画和素描。”

“只不过是！”

“我在60年代买的。现在买不起了。”

“难道你不怕有人偷盗吗？”

“不可能。”他乘机把窗帘拉起来。“它们全都上了保险。况且，我这里很少有人来。那些来过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我有席勒。应该说，迄今为止。我刚才看见你在研究这幅画。”康托指着墙壁。“有特别的理由吗？”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心想是重新建立他们两个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时候了。“对。它是这些画里最色情的。尽管画里的两个人几乎可以说穿戴整齐。那两对眼睛，看上去惶恐不安，有一种惊魂未定的感觉，就仿佛刚被人发现他们在……”她迟疑了一下，她究竟该用“一性一交”呢还是“做一爱一”？

康托替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走到墙壁跟前，拿下画。“给，”他建议她，“你这样看。”他让画面垂直，，画中那个女人站着，那个男人紧紧搂着她的腰，他的头在她的rx房边。然后康托把它横过来。现在，那个女人看上去躺着，男人在她身上，仿佛刚起身。他可能正在钮裤子纽扣。

“简直不可思议。“她从他手里拿过那幅画，仔细端详，先是这样，然后再横过来。

“你觉得哪个……更加……？“

“刺激？”她插嘴说。“噢，直起来看。毫无疑问。”

康托探询地看着她。“你这么肯定，为什么？”

“首先，他们站立着。站着做一爱一有种幽会的味道。这对情侣好像做了什么被禁止的事情，很惶恐。其次，如果你看他们的相对位子，他们不是在……交一媾，而更像是一舔一陰一行为。而且，”她匆匆说下去，仍然看着那幅画，仿佛她在对那副画说话，而不是对康托。“因为她站着而他有点蜷缩，很难确定她是否真的比那男人高那么多。”

停顿了很长时间以后，他说：“好了。”他把画挂回去。“我们到花园里去吃午饭吧。我已经把桌子放好了。想喝什么酒？”

葆拉有她的想法，康托也有他的打算。原先，葆拉只想更加了解康托，看看他在大学里的家。现在她对他的品味、富裕，他的独居生活更加好奇了。一个表面上独身的男人，周围全是充满情一欲的艺术？另外一方面，康托的目的则要明确得多，完全是利己主义的：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他挑选了像葆拉-柯里这样的人作为倾诉的对象：她虽然不懂科学，但是绝顶聪明，言行慎重，而且他们有可能会成为朋友：吃午餐的时候，康托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选择实在太英明了。

他们刚一坐下，他就意识到最好还是先满足葆拉的好奇。他邀请她来的时候，或者，是她自己不请自来的？那个邀请是非常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他压根没有想到房子里的装饰会在她心里留下疑问。她是他遇见的第一位室内装潢设计师，在艺术和艺术史方面颇有造诣。他决定把事情解释清楚——迅速而简洁地说清楚。按照当代艺术品拍卖标准，席勒的画，即使是最荒谬的低价，在她看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然超出一位年轻教授的收入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不用说，她的看法是对的。她也很执着，在午餐时，她终于设法让他解释他相对富足的原因和那些维也纳家具的来源。

解释很简单，或者说在康托看来是这样。他急匆匆地把往事说了一遍：他岳父是一位很有钱的维也纳犹太人工业家，他把独生女儿嫁给了康托。他们结婚时，她36岁。岳父让他继承了一半财产。那位老人很有远见卓识(不像大多数其他犹太人那样)。他料定希特勒的病毒决不会止于奥地利边界。在纳粹德国1938年吞并奥地利前两年，他带着全家人，他的金钱、家具和全部艺术收藏品毫发无损地离开维也纳，来到美国。“现在你明白我怎么会拥有座位机和席勒那些画了吧？”康托问，满以为她会点头表示明白了。

“不，”葆拉露出一排白得炫目的牙齿。“没这么快。他为什么让你做他的继承人之一？你妻子呢？你们为什么离婚？”

最终，葆拉终于把一切都榨了出来。洛温斯坦(lowenstein)老爸是一位了不起的老人。正当他已经放弃希望，认为他的独生女儿嫁不出去了的时候，伊娃不仅找到了丈夫，而且嫁给了真正的博士。他很高兴。为什么不把一半财产留给女婿呢？幸运的是：那位老人没有忍受他们离婚的痛苦：在他们离婚之前四年，老人与妻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伊娃与康托的关系破裂时，没有任何财产分割纠纷，伊娃的父亲早已经在遗嘱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两个人都得到了大笔的钱。伊娃不再是康托太太，教授夫人。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更别说那栋房子和家具了。

“我邀请你来并不是想谈这些。”康托再也无法克制了。

“不是谈这个？”葆拉带着嘲弄的微笑，睁大了眼睛。“噢，好吧，我想你已经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莱昂纳多，你要告诉我什么？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实验？或者说最成功的实验？”

“成功？”康托有一刻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啊，葆拉，那正是我想对什么人谈谈的。我尽量讲得简短些——”

“简单？”一丝微笑再度浮上她的嘴唇。

康托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似乎过长了点。“我说的不是技术上的。你知道，多年来，我的研究小组一直在集中研究肿瘤的发生。”

“我知道你讨厌我一开始就打断你的话，可是，你明确说，那什么意思？”

“肿瘤生成理论？肿瘤的形成。”

“你打算制造肿瘤还是治疗它？”她故意开玩笑说，康托现在的思绪已经进入授课大厅。

“两者都不是。我们只是想要弄清这个过程。去年我曾经有了一个念头，非常谦虚地说，我将其称为天才的想法。它似乎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大多数恶一性一病例，以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揭示肿瘤的产生。”康托拿起餐巾纸，画了一个很简单的细胞膜的草图。他很快地用最少的科学术语，向葆拉说明了他的肿瘤发生理论。“在癌症研究领域内有许多假设的理论，当然其中有许多后来被抛弃了，没有一种像我这种理论这么全面。我可以说，它将掀起一场波澜。我绝对相信它是正确的。但是，目前它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注定如此，除非——”他停顿了一下以便加强效果，“我们能够提供某种实验证据。去年秋天，我构想出一个能够证实它的实验，我让我最优秀的年轻合作者，斯塔福博士去完成这个实验。”

“你的奴隶之一。”

“不，是我的合作者。也许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我承认，我把他一逼一得很紧。我坚信我的理论是正确的，我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我做梦也决不会做的事情：我明确告诉他必须在三个月以内完成这项工作。”

“他成功了？”

“成功了。我们公布了实验结果——”

“我们？”

康托看上去很困惑。“是的，我们。你怎么这么问？”

“嗯，假如实验是他做的，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发表？”

“天哪，葆拉，”听上去他很生气。“我们得架设一座桥梁跨越这道文化鸿沟。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我可以告诉你，在科学界这完全符合惯例。我想出来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他做具体实验，我们一起公开发表论文，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莱昂纳多，说下去，”葆拉的声音很柔和。“这并不重要。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引起轩然大一波。我是说好事情。”他有意识地咧齿一笑。“电话，贺电，演讲的请柬，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他摆一动着食指强调说，“也有一个问题。一位很重要的同事——或者我应该称他为我的导师，我其实从来没有导师——在哈佛大学，他派了一位博士后去完成一项任务，重复我们的实验。”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斯塔福博士，我是说，你的人早已经完成了。难道他不相信你？”

“葆拉，在科学上，我们的研究必然会取决于其他科学家研究成果的可靠一性一。如果你看过科学论文，等一会：我去拿一份来给你看。”

葆拉被他孩子般的热情所打动，他跳起来，一步跨越两级台阶的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给，你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他翻开发表在《自然》上面的那篇论文的重印本。“有11条参考资料，是其他人的著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了他们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的研究靠不住的话，我们的也就不可能可靠。科学绝对是一幢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础上的大厦。如果基础不可靠，那就如坐泥潭了。”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社会合同与哈佛那个重复你们实验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她坚持说。

“啊哈，问得好。一项实验必须由其他人独立重复，以证实其可真实靠。完全是为了证明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当然，并不是每个实验都会重复。但是所有重要的实验都必须通过这道程序。我们的实验毫无疑问属于重大的实验。那就是为什么库尔特-克劳斯决定要验证它。在癌症研究方面，他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种肿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么说，他是出于友谊才重复你的实验的？”

康托犹豫了一下。“不，不完全是出于友谊。虽然我们在大学里是朋友。”他匆忙补充说。“我还是把它归结于出于怀疑。”

“可我以为你说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克劳斯从来不盲目地相信任何东西，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上。不管个人动机如何，怀疑主义在科学上是健康的。”

“现在他已经验证了你的研究结果，下面会怎么样呢？你会获得诺贝尔奖吗？”

康托脸红了。“你怎么会问这个？”

“噢，在我看来，能够说明癌症产生的理论很重要，足以获得诺贝尔大奖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假装很天真地问。“莱昂纳多-康托，诺贝尔奖得主，听上去真了不起。”

他故意装作很谦虚的样子，就像所有认真的竞争者谈到这个问题时一样，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世界上有许多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却没有获奖，也永远不会获奖的人。’这话是狄塞里斯说的。他清楚他在说什么。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还曾经是诺贝尔基金会的总裁。”

那只说明他认为他应该获奖。葆拉-柯里有片刻时间想说出这一想法，她旋即想起，谈到这个话题时，康托的幽默感可能很有限，于是她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那么，现在你的朋友克劳斯已经满足了他健康的怀疑，接下来怎么样呢？”

康托往后靠在椅子上，眼睛扫视着花园。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葆拉差点想重复她的问题。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他们无法重复斯塔福的实验结果。”

“什么？为什么不能？他总不至于说你是——”葆拉突然打住，她觉得很惊讶自己对于想像之中的对艾西的不敬竟然会这样气愤。

康托轻轻地摆摆手让她保持沉默。“嘘，嘘，葆拉，不是那么回事。你还是不明白合同的条款。那与谩骂无关。这是科学：我们必须证实研究成果的正确一性一。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克劳斯的失败并不十分令人吃惊。我们只是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简单的交流信息，就是你在这里看见的。”他指着桌子上的重印件。“很粗略，真的：只是简单介绍了这种理论，指出实验获得成功。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使得另外一个实验室可以重复那个实验。问题出在斯塔福把实验细节完全写出来，我们把资料寄到哈佛去以后，他们仍然不能够复制他的实验结果。”

“你是说斯塔福的实验有差错？”

“不！”康托厉声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太绝对了。这可能意味着，他无意之中，遗忘了某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也可能是克劳斯的人忽视了，没有按照要求去做。我当年学化学，读研究生时，曾经经遇到过这种事。当时，我在作一个反应，称作“去碳化”反应。作这个实验要在一个玻璃管里面把一种物质，加热到在其融点之上。最初，十分完美，可后来，出来的结果非常不稳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原来，我最初使用的是软玻璃，它稍微有一点碱一性一，而后来我选用了派热克斯耐热玻璃。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少量的碱促进了这种反应。”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葆拉开始感兴趣了。她原先始终认为科学实验应该没有丝毫含糊。

“绝对！”康托急于说清楚这一点。“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听了会吃惊的。哈佛大学的卡罗尔-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虫生物学家。他曾经有一位捷克来的博士后，卡雷尔-斯拉马(karelslama)。他到哈佛去继续他在布拉格开始的研究。他随身带了一些他在家乡已经研究了多年小虫，可很奇怪，尽管他喂给它们同样的食物，斯拉马始终无法让这些昆虫在马萨诸塞交一配，繁殖后代。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养昆虫的那个广口瓶底部铺垫的那张纸片！”康托得意地说。“那张纸是用来放养昆虫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这样做，最后，他把纸拿走以后，那些昆虫在剑桥过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兴讲述这个故事。他因此忘记了他真正的问题。“欧洲的纸张所用的树与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们从香脂冷杉纸浆里离析出了后来被称作“纸因子’的东西，它造成昆虫不正常的生长和夭折。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莱昂纳多，我对你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我们从肿瘤开始，一直谈到《华尔街日报》对昆虫的抑制作用。”她举起玻璃酒杯。“为斯塔福博士的实验也遇到这种有趣的情况而干杯。”

“真那样就好了。”他忧郁地说。“谁知道呢。克劳斯第二次失败的时候，我让斯塔福与我一起在我办公室隔壁的小实验室里面一起做那个实验。”

“怎么样？”

“成功了。”

“那太好了。”她满面笑容，说：“你肯定很高兴。哈佛那个人怎么说？”

康托仿佛没有听见她最后的问题，继续说：“几个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理论上更加复杂，但是做起来比较简单。我决定自己动手做。”他看着她，半含歉意地说。“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在干什么的人。只需要再过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把句子讲完。他能说什么呢？说到那时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须公开鞭挞自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开始一项新的实验？既然斯塔福的实验在你们实验室里很成功，为什么不让哈佛的人再重复一次？或者，更加简单：请他们从哈佛过来，在你们的实验室里与斯塔福一起做实验？就像你们那样。”

葆拉一点不傻。他很赞赏地想：我不妨再谈得更加深入一点。“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么办？记住，这个实验不是几天时间就能做完的：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成功，那么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实验。至少，在我所谈论的社会合同中不算。知道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必须如何处置这件事？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声明说，实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无法重复。在克劳斯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看来，那就是我的广义肿瘤发生理论的终结。那就不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关乎我的名誉。你知道那个字：schadenfreude吗？”

“不。”

“那是德语里面的一个字，有点像格式塔或者世纪病，它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英语里面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与‘心满意足’还不完全一样。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惭愧，我也犯过这种错。我是说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迅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不得不撤回发表过的文章，希望这一次也不要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无论是真的无辜，还是有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意思？”葆拉打断他。

“数据被人为一操一纵。甚至彻底出错……”

“会有这种事吗？”

“不经常发生。”他坚定地回答。“刚才我说了，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一性一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一皮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语，葆拉，我让你失望了？”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才开口。“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醒悟。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吗？这么说还没有人先公布？”

他点点头。“我想是的。”

“莱昂纳多，最后一个问题，”她隔着桌子身一体往前倾，“你为什么要自己做这个实验，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什么人都不见？为什么不让你那位斯塔福做这项实验呢？第一次实验不是他做的吗？他不是你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