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迪•佩利坎和我，还有雷奥帕德•奥伯克，是赫尔曼城来的。上牲口车厢之前，我们并不认识。阿图•普里库利奇和贝娅特里斯•查克尔，就是图尔和贝娅，他们打小就认识，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一个三国交界处名叫陆基的山村。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来自拉克耶夫〔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城市〕，也是那片地方的。另外来自三国交界处的还有手风琴师康拉德•凡恩，来自小城苏霍洛〔离陆基村不远的小城镇，中间有森林火车相连〕。跟我一起跑车的同伴卡尔利•哈尔门，来自克兰贝契科黒客〔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一个小镇店，1786年迁移来第一批德国人〕，后来和我一起在矿渣地窖干活的阿尔伯特•吉翁，是阿拉德〔罗马尼亚城市，阿拉德县首府〕人?手上长着像丝一般小绒毛的莎拉•考恩慈，来自沃尔姆洛赫〔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村庄〕；另一位食指上长着小肉痣的莎拉•旺特施奈德，来自卡斯滕霍尔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各地区，行政上属于罗西亚地区管辖〕。来劳动营之前，她们并不相识，但长得像姐妹一样。在劳动营我们就管她们叫策莉〔策莉（zirri）在特兰西瓦尼亚德语方言中即指莎拉（sarah）〕姐妹。伊尔玛•普费佛来自小城德塔〔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城市〕，聋哑人米茨——全名安娜玛丽•伯克，来自梅迪亚什〔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城市，是罗马尼亚?部的交通枢纽〕。律师保罗•加斯特和妻子海德伦•加斯特是上威绍〔罗马尼亚北部马拉穆列什县的小镇〕人。鼓手科瓦契•安彤，来自巴纳特〔中欧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现在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的山区小城卡兰赛贝什〔罗马尼亚西南部巴纳特地区卡拉什-塞维林县的小城〕。卡特琳娜•塞德尔，我们都叫她“巡夜人卡蒂”，来自巴克瓦〔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部分的一个村庄，为蒂米什县布济亚什镇所辖〕。她是个弱智儿，整整五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石煤烧酒过量而致死的机械师彼得•施尔，来自柏加霍施〔?马尼亚蒂米什县的村庄〕。“唱歌的萝妮”，伊萝娜•米悉是卢戈日〔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的小城〕人。裁缝霍易施先生，来自顾滕布伦〔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阿拉德县的小镇〕。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德国人，都是从家里被带走的。除了科琳娜•玛尔库，她来劳动营时，头顶着像酒瓶一样的卷发，身穿皮大衣，脚蹬漆皮鞋，丝绒长裙上还别着一枚猫形胸针。她是罗马尼亚人，夜里在布乌泽的火车站被押运我们的士兵抓了，塞进了牲口车厢。可能是我们旅途中有人死了，用她来顶名单上的缺。来这里的第三年，她在给一个铁路段铲雪时?死了。另外还有大卫•洛玛，他是犹太人，因为会弹奏齐特琴，大伙都叫他“齐特-洛玛”。他的裁缝铺被没收了，所以做了个“游方裁缝”，出入于上流社会人家。他不明白怎么会作为德国人上了俄国人的名单。他老家在布科维纳30〔中欧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域，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多洛霍伊城〔罗马尼亚最东北部的城市〕。父母、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为了躲避德国人逃难去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早在他流放到此之前就和他断了音讯。他被带走的时候，正在格罗斯泊特〔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地方〕给一位军官夫人缝制羊毛套装。

我们都没参过战，但对俄国人来说，作为德国人就该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包括齐特-洛玛在内。他在劳动营待了三年半。一天早晨，工地前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两个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陌生人下车和工头说了几句，然后就带齐特-洛玛上了车。从那天起，工棚里齐特-洛玛的床就一直空着。他的箱子和齐特琴，可能被贝娅•查克尔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拿到集市上卖掉了。

听贝娅•查克尔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人是来自基辅的高官。他们把齐特-洛玛带到敖德萨市〔乌克兰最重要的黑海港市，人口约一百万〕，再从那儿送他上船，回了罗马尼亚。

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老乡，所以有胆子问他：为什么去敖德萨呢？图尔说：这里不是洛玛待的地方，从敖德萨他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对图尔，而是对理发师说：他会想去哪儿呢?家里都没人了。图尔•普里库利奇正屏住呼吸，不让自己摇晃。理发师用一把生锈的剪刀给他剪鼻毛。等第二个鼻孔也弄妥了之后，他把那些蚂蚁一样的碎毛屑从下巴上刷下来，并半转身背对着镜子，这样图尔就看不见他在对我使眼色了。你还满意吗？他问。图尔说：鼻子还行。外面院子里的雨已住了。大门口那儿，装着面包的手推车正穿过水洼，哐啷作响。每天都是同一个男人，推着装满了盒式面包的车，经由劳动营的大门到食堂的后院。?包被一块白色床单覆盖着，像一堆尸体。我问这个送面包的人是什么军衔。理发师说，什么军衔都没有，那套制服大概是什么人传给他的，或是他偷的。拥有这么多面包，置身于这么多饥饿之中，他需要制服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推车有两个高高的木轮和两个长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师傅们走街串巷时推的车。整整一个夏季，他们会辗转于各地。送面包的人只要离开推车一步，就会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说，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假肢，是用铲柄钉在一起而成的。我羡慕这个送面包的，他虽然少了一条腿，却有许多面包。理发师也目送着面包车，他只体会?半饥饿的状态，说不定间或还会跟送面包的人做点交易。就连腹中饱足的图尔•普里库利奇也会目送着他，也许是在监视他，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觉得理发师想转移图尔•普里库利奇对面包车的注意。不然的话我没法解释，怎么会我刚坐到椅子上，他就说：我们劳动营里真是鱼龙混杂呀，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会暂时一起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那时我们还在工地上干活。像“鱼龙混杂”、“旅店”、“暂时”这些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理发师并不是劳动营负责人一伙的，但却享有特权。他可以在理发室里住和睡。我们?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脑子里已经连一个笑话都没有了。白天，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也没法独享理发室，我们都在那里出出进进。不管有多么惨不忍睹，他都要给我们理发剃须。有些男人照镜子时哭了。月复一月，他看着我们进出他的门，变得越来越形容枯槁。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谁还会再来，虽然已经瘦得一半是蜡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谁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干活太累了，思乡成疾，或是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队和那该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吼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后我踹了凳子一脚，差点踹翻了。我接着说：您在这里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奥你坐下，他说，我想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你弄错了，老板的名字叫图尔•普里库利奇。图尔从嘴?伸出粉红的舌头，点点头?他傻透了，还觉得自己是受了恭维，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后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边，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着就走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到外面之后，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看到了吗，他才是老板管着我们，不是我。你还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不吭，我却得跟每个人都说点什么。你该感到高兴才是，你还知道旅店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早就变了样了。是啊，一切都变了，除了劳动营，我说。

那天我再也没有坐回去，固执地走开?。那时我还不愿意承认，我其实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虚荣。恩耶特跟我讲和的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却让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坚决，胡子都可以不剃。脸上的胡子茬儿让水泥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四天以后我又去了他那儿，坐在凳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工地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他那句关于旅店的话我都无所谓了。理发师也没再提这事儿。

几星期之后，有一次，送面包的人把空车拉出劳动营大门时，我又想起了“旅店”这个词。我突然喜欢起它来，并不厌其烦地用着。我刚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犊一样缓步踱过清晨的空气。工棚里还睡着三个人。我?那样脏兮兮地躺到床上对自己说：在这里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钥匙。没有服务台，开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样。我的工棚和箱子总是对外开放的。值钱的东西是盐和糖。枕头下面是干了的、从我牙缝里省下来的面包。它太宝贵了，自己都会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每次回到旅店房间时，牛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头下的面包还在不在。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可怕地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