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新读了诺贝尔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小说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南非，离异的大学教授卢里因为一桩和女学生的性丑闻，被学校开除，搬到了乡下的农场，和女儿露西一起居住。他们所在的农庄遭受了附近黑人的抢劫，卢里受了伤，露西被强奸怀孕，她要嫁给黑人寻求庇护，卢里精神一蹶不振。

小说的英文名叫“disgrace”，这是个更恰当的题目。因为“耻”只是种状态，这部小说写的却是人的尊严是怎样被“dis”掉的缓慢过程。

这种“dis”的过程称之为堕落是不合适的，因为堕落是一个有快感的过程。但文中的主角们并没有丝毫感受到放纵带来的快乐，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精神被一双无形的手阉割。

小说里有一段精神上阉割狗的描述很精彩：

“那是条公狗。附近只要来了母狗，它就会激动起来，管也管不住。狗的主人就按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每次给它一顿打。就这么一直打下去，最后那可怜的狗都糊涂了。后来它一闻到母狗的味道，就耷拉着耳朵，夹着尾巴，绕着院子猛跑，哼呀哼的想找地方躲起来。”

狗厌恶起自己的本性，在没有人揍它的时候也会惩罚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就如同这样自我阉割的狗，精神上堕入越来越无能的境地，在“耻”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而无力对自己施救，无力反抗。身为看客的我们，竟也无法替他们找到反抗的支点。

小说的主角是何以落到这个境地的？生而为人，何以为耻？

小说中最明显的线索首先是主角卢里的“两性之耻”。开篇，他和一个叫作索菲亚的妓女保持着固定的性关系，那是他认为的极乐：一种轻巧而短暂的快乐，一种温文有度的快乐。

这种快乐被打破，是因为卢里无意中在街上看到了索菲亚的儿子，看到了她妓女身份以外的日常生活。他还想和索菲亚保持关系，但是索菲亚拒绝了。

卢里的第二个女人是一个叫作道恩的秘书，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卢里感觉到了厌倦，他甚至想到了放弃在情爱上的追逐。

如果卢里真的像他表现得那样厌倦，那么他的命运将一帆风顺。可卢里诱奸了年轻貌美的女学生梅拉尼。库切小说中人物的性一贯是懒惰和冰冷的，男主人公像蛇一样心不在焉，时而灵魂抽离出来看着交配的双方。但卢里的这次性爱让他获得了生理上的快感和满足，同时也让他人生的厄运开始。

这桩性丑闻让卢里在大学里声名扫地，被开除出校，去乡村的农场和女儿露西一起生活。

在农场，他和一个叫作贝芙·肖的妇女发生了关系。那是一个他一辈子都想象不到自己会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苍老、丑陋，他在性爱之后产生的是深深的怜悯，怜悯贝芙·肖，也怜悯自己。

“他（卢里）的思绪飞到了爱玛·包法利，似乎看见她在第一个重要的下午之后站在镜子前神采飞扬。我有情人啦！我有情人啦！爱玛自言自语地唱着。好，就让贝芙·肖也回家去唱一番吧。而他也别再称她为可怜的贝芙了。如果她可怜，那他则彻底完蛋了。”

卢里在小说开头就是一个资深老流氓，并且是一个情欲需求并不那么旺盛的老流氓，为什么他会在两性上沉沦到自己也不堪忍受的地步？卢里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首先在道德层面越了界。他侵犯了索菲亚私人领域的生活，他不满足于每周和索菲亚这种职业化的性关系，而对她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好奇，甚至找了私家侦探去寻找她的踪迹，这是第一种越界。

第二种越界，是权力层面的越界。卢里为了让学生梅拉尼跟他上床，往她的饮料里下烈酒，闯入她的住宅，私自改动她的成绩。这些行为被卢里承认是种“诱奸”，但他却拒绝承认是强势对弱势的权力欺压。

第三种越界，是艺术对于生活的越界。卢里是个浪漫的人，他在跟女人上床时心中总想起《包法利夫人》里的片段和拜伦的诗篇，他在脱梅拉尼的衣服时，觉得自己是爱神的侍从。他甚至在诱奸梅拉尼时，心里想“她不是自己的主人。美丽不是自己的主人”。

——这简直是文艺强奸犯常用的句式。他们任由艺术僭越自己的生活，让艺术为自己的逾矩与不道德找借口，并且认为他人对生活抱有同样“浪漫”的看法。通常女性作家对这种自以为是更敏感和刻薄。王安忆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里，叔叔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右派”，后来抱得大名，成了能公费出国交流的知识分子。叔叔在交流时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作为自己的陪同和翻译，在跟她布道的过程中，叔叔产生了幻觉，认为对方因着他讲述的这些苦难的荣誉而爱上了自己，作势要吻那个德国女孩，结果被对方一个巴掌拍醒。

而卢里则缺乏这一巴掌，把他从自我幻觉中打醒的一巴掌。

小说的第二层“耻”是道德之耻。

卢里被学校开除之后，到乡村农场和女儿露西一起生活。结果农场被附近的三个黑人（其中一个甚至只是孩子）抢劫，卢里被打伤，露西被强奸。

在这片荒芜而畸形的土地上，露西的悲剧无从申诉，更谈不上寻求什么公平，甚至，她连讲述自己厄运的权利都没有。讲述的权利属于施暴者，他们才是这件事的拥有者，他们会讲述如何把她按在身下，讲述他们如何向她呈现女人的命运。而露西作为现代独立的女性，只能生活在沉默的耻辱中。

露西怀孕之后，不仅没有打掉这个孩子，还准备嫁给黑人寻求庇护，作为“妾”生活，把农场也给黑人。

知道这个决定，卢里和露西进行了一番绝望的对话。

露西说：“（我要）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

为什么露西宁愿像狗一样活在这个荒僻之地，而不愿意像人一样离开这里？

这就涉及小说中的第三层“耻”——历史之耻。

当露西被强奸时，她感到最害怕的是，施暴者似乎并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一种产生报复的快感的仇恨。

报复什么？一部分是报种族隔离之仇。长达48年的南非隔离制度借用了纳粹的理论基础，把人分为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马来人、黑人不同的种族，法律不准不同种族之间的人发生性关系。黑人的权利处处受限，在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可以看到记录那耻辱历史的照片：黑人的儿童没有桌椅，蹲在地上写作业；黑人的男子被扒光搜身。1976年6月，约翰内斯堡的索伟托爆发大规模的黑人起义，超过500名黑人被南非军警杀害。

《耻》出版于1999年，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几年后。但黑人的仇恨并没有随之结束，“真相与和解”对于平复黑人心中的伤痕只是虚妄的安慰。一位南非黑人作家曾经说：“当白人开始回心转意学会爱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恨了。”

完美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痛就是真相，还击以痛就是真相。

露西所遭受的报复绝不仅仅是黑人的“愚昧”与“野蛮”带来的。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压抑的过去必作祟于现在。

二战之后，犹太诗人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发表诗歌：“我们不应振奋，我们应行杀戮。如果你一天未能杀死至少一个德国人，那么你就浪费了这一天。人生最痛快之事，莫过于让德国人积尸成山……”

二战结束之后，暴力的阴影并没有从欧洲大陆散去，除了报复德国人，很多西欧国家还欺凌与德国人有染的本国妇女。

在非正义的历史之中的每个人，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露西所感受到的第二重仇恨是黑人报复“侵占”带来的痛苦。17世纪初，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住在开普地区的纳马人成了第一批奴隶。

作者库切是荷兰裔南非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就假借一个名叫雅各布·库切的荷兰殖民者的口吻讲述屠杀非洲人的故事。历史的幽灵缠住了作家的灵魂，他在《耻》中派出被侵占民族的后裔向殖民者复仇，向自己复仇。

我始终认为库切是一个相信因果轮回和道德报偿的作家。以白人被黑人强奸来报复被侵占的历史之耻，以女儿被强奸来报复卢里诱奸学生的道德之耻。

小说创造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主角——卢里和露西。

卢里是一个种族优越者，活在过去的人。

这是作者隐藏很深的小把戏，设置在小说中与卢里发生关系的四个女性全是有色女性，卢里对她们生活与心理漫不经心地越界或多或少和他心理上的优越有关。

另外，当他刚到露西的农场，提到黑人农工时，语带嘲讽地说道：“给佩特鲁斯（黑人）搭把手，这主意我喜欢，我喜欢带着历史味的刺激，替他干活，你觉得他会给我开工资吗？”

卢里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从未真正地欺压过黑人。出于人文学者的天真和软弱，他至多是自我中心的感伤罢了，可历史并没有因为他不是作恶者而放过他。

当卢里知道露西被强奸，并且她为了寻求庇护，不仅要嫁给有老婆的佩特鲁斯，还要把农场和家当都给佩特鲁斯的时候，他真正地崩溃了。这种崩溃不仅仅是出于父爱，更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了，一个秩序井然、奖惩分明、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安分地各司其职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新世界已经到来了，而“卢里们”在其中并无一席之地。就像里尔克在诗中写过的：“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如果说历史对卢里的报复太过残忍，那它对女儿露西的惩罚简直扼住了读者的脖子，让读者透不过气来。

女儿露西是卢里的反面，她是一个信仰绝对平等的人。用流行的词说，露西是一个“白左圣母”，她深深地为殖民与种族隔离的历史感到羞耻——就像对二战感到羞耻的德国人。她离开城市，以公社成员的身份来到格雷汉姆镇，平等地对待黑人，平等地对待动物，厌恶一切权力的压制——包括男权和父权，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

露西浪漫的“政治正确”却以被性侵而结束，就像今年年初德国科隆跨年夜时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性侵案，作案者被怀疑大部分是难民中的年轻男性。

这样的打击让露西纯真左派的想法幻灭了吗？作者没有叙述过她的内心。读者只能顺着父亲卢里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她沉默的背影，试图把她封闭的心门撬开一点缝。

那么作者对露西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同情还是嘲讽？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其实有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写明了作者的态度。

那是卢里在与人闲谈，说到历史的替罪羊：“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背后总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把全程的罪孽架在一只羊的背上，把它撵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这么做能起作用，是因为人人都明白那些典仪该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后来，神死了，突然之间，人们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清除城里的罪孽。没有了象征的手法，人们只要求助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就产生了审查制度：一切人监视一切人。抽象的清除被实际的清除取而代之。”

说这话的时候，卢里并没有想到他其实暗示了女儿的命运——历史的替罪羊，更没有想到他对这命运早已有了绝望的预测：神死了，替罪羊能发挥力量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耻》写了一个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故事，像是《冰与火之歌》里说的“all men must die（凡人皆死）”，只要你曾经身处一段耻辱的历史中，不管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必须接受自己所有的尊严也被抹杀掉的事实。

那么出路是什么？

我总认为伟大的作品在写尽了人类已经到来和逐渐到来的苦难之后，总会提供一道窄门。就像《圣经》中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可库切并不是一个宗教作家，他并不把宗教救赎视为答案。他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人类自我救赎的方式：平等地对待动物。

在《耻》中，有一条暗含的线索，是卢里对动物的态度逐渐改变。他一开始嘲讽动物保护者，后来他做了一份工作，就是替狗送走它们生命的最后一程。小说最后，卢里以最大的温柔和理解让一只狗在他的怀里度过了最后一点生命。

如果一定要以“升华主题”的思想来总结，卢里在与动物的相处中，“悟”了。

在库切的几乎所有作品中，他都会提到动物的权利，他甚至写了本叫作《动物的生命》的小书。在库切看来，人们把动物划分为完全外在于自我并且低于自己的物种，是一种最深层的不平等。只要人类对动物的巧取豪夺没有结束，人类的其他不平等就不会结束，历史耻辱的循环就不会停止。

库切确实为小说中绝望的人们提供了解药，但这解药简直比绝望本身更让人绝望。

在英文版的《耻》中，封面有一句醒目的话：

“是的，我放弃了。”

是主人公放弃了，放弃找回失去的尊严。

库切作为非正常社会的作家似乎也放弃了，他在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过上了正常社会的生活。

库切曾经说过：“在殖民主义下产生的、在一般称之为种族隔离的状态下加剧的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人际关系，在心理上的反映是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精神生活。所有对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反映，无论多么强烈，无论其中透进了多少兴奋或绝望，都蒙受同样的畸形，得不到正常发展。”

写一个畸形社会固然更刺激，用功利而狭隘的想法——更容易得诺贝尔奖，但在畸形的环境中写作，无家可归的感觉和对一种无以名之的解放的渴望如乱箭穿心，作家身为公民，亦困囿于一个扭曲的个体。

尼采说：“我们有艺术，所以我们不会因真相而死。”库切说：“南非有太多真相让艺术去把握……淹没了想象的每个角落。”

那我们呢？身处太多真相中的中国写作者，该如何让想象喘口气？又该如何真正摆脱耻，安居于一个真正拥有立足之地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