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的形象青年，是整个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我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一辈人如此，几辈人在一起谈话也如此。青年问题在社会学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摧毁性打击，榨取剩余价值的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万恶后果，被各国人民所憎恨；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了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新浪潮。到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朝气蓬勃。五十年代的青年处在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革命高潮之中。五十年代的青年是正统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有理想、守纪律，听党的话，严于律己。

从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历史发生了奇异性的变化。苏联出了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上台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出现坎坷和挫折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国际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时机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尽其仇恨和辱骂、丑化、攻击之能事；与此同时，苏联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行为，更为这种攻击帮了大忙，一下子把整个世界带入迷惘的境界。中国本来被世界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希望和前途所在，不幸的是我们继1958年失误之后，又发生了十年内乱的大失误。此时，正赶上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的一次大的技术革新，以电子计算机、现代自动传导信息控制及核子能为标志的新的经济起飞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繁荣，新的福利主义。

青年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的镜子。事实上，中年人、老年人这些社会的当家人办了事，办得好或不好，社会走正了或走偏了轨道，青年人最敏感，总是他们最先以最明朗的方式反映出来。

从六十年代末到今天的当代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重新思考、重新选择、重新评价社会问题及人生道路的。在这种思考、摸索中，一些青年也确实产生了虚无主义、看透一切、怀疑一切的现象；也有一些青年饥不择食，吞进一些劣等的、甚至有毒的精神食品。于是就发生了人们所说的当代青年问题。但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一切青年自己能负主要责任吗？

依我看，当代青年有前几代青年比不上的许多特点。他们思想比较解放，框框少。他们渴于求知，渴于探索。当然这里边就有吃毒菌的危险，但是由于经过了自己头脑去选择和比较，走完思考的历程，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时代的思想家、探索家、革新家是会从他们中产生的。他们的技术装备、满足知识胃口的条件（包括引进而接触到的外国的好的东西）远比前几代人要好得多，因此成长快，成熟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代胜过一代。

当然，当代青年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他们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有些青年人在思考、选择中，甚至和不必怀疑的真理去较量。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们也要怀疑一番。也有少数青年轻浮好动，随风飘荡，甚至不知落到什么污秽的港湾里去了。所以，对青年要很好地教育和引导。

对青年问题要正确对待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国青年一直是寄予极大的厚望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今后几代青年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当代青年的厚望，并不是一个纯理想和纯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当代青年的现实出发，从中找出如何加以引导扶植的路子问题。事实上，象早一些的张志新、新近的张海迪，在这两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整个队伍的身影。青年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的一点是青年的可塑性，教育者可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通过巨大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把青年培育成四化的栋梁之材。这里面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当代青年，对他们的整个估量是不是正确。

应该承认，在青年问题上有两种偏颇现象，这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种偏颇是摇头、叹气，对青年持悲观看法。这些同志，这些青年的父兄师长，从十年动乱的消极后果出发，看到了青年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现象和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应该说，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

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