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十二大罪，被绞刑处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次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亲政。济尔哈朗立即卷土重来，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清洗，顺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边。事实上，这一时期皇帝的意见动辄遭到否决。渐渐成人的福临当然不愿再受人摆布，亲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要求：“国家政务，悉以奏朕。”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势单力薄，不仅难与郑亲王等相颉颃，还不得不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顺治，也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强化皇权的威严。既然满洲亲贵多以郑亲王马首是瞻，顺治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朝中的汉官。顺治亲政初年，一方面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另一方面，朝中汉官的权力架构也在重新改组。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顺治将多尔衮时期备受恩宠的冯铨、李若琳、谢启光等尽行罢黜，转而大力提拔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

在顺治皇帝倚靠的这批汉官中，陈名夏隐然为其领袖。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苏省溧一陽一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抚王文奎将其荐入清廷，次年一月复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陈名夏与新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礼部尚书陈之遴等人共同甄别台员，分诸御史为六等，升调降黜有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汉官权力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但是受到贬斥的官员中立刻有人反扑。五月，外转御史张煊、盛复选先后劾奏陈名夏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张煊本人曾受洪、陈等优遇，时常参议机密。因外转之事怀恨在心，遂上疏举告。疏中列陈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称：“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蔑。罪当死。”顺治“允其奏”，张煊处绞。陈、洪等人才算逃过一劫。

事隔不久，继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多尔衮罪状诏示天下，济尔哈朗集团对多尔衮势力的清算终于落到谭泰、陈名夏等人头上。面对郑亲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谭泰忍不住质问诸王：“为何排挤我！若有我不犹愈乎？”八月壬戌，谭泰终被治罪，顺治不得已，匆匆将谭泰正法，为防事态进一步发展，但传令“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即使这样，陈名夏也在劫难逃。九年(1652)正月，郑亲王等再次审理陈名夏案。他起初曾厉声强辩，百般遮盖，后哭着下跪求饶，请求免去一死。顺治帝非常鄙视他的行为，痛斥他为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但考虑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与谭泰有牵连之人不再惩办，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将他革职而仍支给俸禄，发正黄旗，并责令他思过、悔改。陈名夏逃脱一死，还得到正黄旗籍的庇护，其余不少人却因牵连受祸。但应注意的是顺治关于陈名夏案的态度颇堪玩味，实际上杀谭泰、贬陈名夏都出于某种外在压力，并不得不洗清自己与谭、陈等人的关系，对攻击者做出交待。

济尔哈朗等人自得势以来，不仅对多尔衮势力残酷打击，对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两黄旗势力也不断挤压。顺治对这种状况耿耿于怀，并决心利用明朝旧制改革现状。他首先加强对汉官势力的扶持。十二月，顺治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及汉尚书高尔俨等朝服各一袭，为陈名夏制造复出的机会。十年(1654年)正月，顺治对“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汉臣积极参与政事。这一时期，顺治对熟悉故明旧制，又敢于任事的陈名复大力擢升，对“畏惮忌祸，不敢进谏”的陈之遴等则深致不满。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满足于对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闹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旧制，从根本上实现皇帝的中央集权，以抗衡甚至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集体议政制。

自顺治亲任汉官以来，内外汉官的文化优越感就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不敢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建言，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读通鉴、开经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提高汉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现在有了皇帝的进一步支持，在还未等搞清时局发展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行动起来。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称“未闻冲龄御世，聪明轶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开代之初即抱有君无臣之叹如今日者也。”矛头即指向朝中满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请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用汉人。种种迹象表明，，朝中汉官对满人擅权的强烈不满，在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倾泻出来。

吴达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举朝满臣的强烈要求下，吴达的上本被付诸廷议。尽管吴达再三解释，也逃不了被贬的命运。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触犯满臣的众怒，连顺治也认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汉官的支持从而摆脱议政会的掣肘，使自己独揽大权，绝不可能将政权拱手交回汉人手里。为了自已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暂时与汉官联盟，但当满汉矛盾突然尖锐起来，他的立场不得不偏于满方。在这样的事件中，顺治突然意识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的敌对，就自然而然对他们的忠诚起了怀疑，倚靠他们恢复旧制的热忱也日渐消退。

四月，明朝降将、总兵任珍因私杀家属而被革职，又口出怨言而被奴脾告发，终被逮捕。刑部的满族官员议决要将他处死和抄家，以陈名夏为首的27名汉臣却认为任珍罪不该杀，又不敢明说，只是拖延搪塞。在满官的参奏之下，顺治帝不得已曾将陈名夏定为死罪，后改为降官职二级，罢去吏部尚书之职，并严厉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陈名夏的死敌宁完我成为满洲议政大臣，这一次满洲贵族对陈名夏展开了致命的打击。三月一日，宁完我上章弹劾陈名夏，说他怀奸结党，奸乱日甚，党局日成，是“南党”“党首”，对国家危害甚大。还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如屡次违法乱纪，蒙宽恕而一陽一奉一陰一违，还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与科道官勾结成党；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纵容儿子陈掖臣在南京凌暴乡邻，侵占官田，收受贿赂。

对陈名夏的弹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顺治无奈，只有将他交给大臣们审理，并被定为斩刑。顺治后又允其留全尸，于同年三月绞死。陈名夏一死，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了。终顺治一朝，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