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谕，开始维新变法。然而，仅仅百日的维新，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宣告失败。然而，导致戊戌政变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

光绪二十四年(1893)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厄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