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