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案，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屠灭三族，前后因这一案件被株连的多达三万余人。然而仅过去十多年，胡惟庸案的一陰一影还未散尽，又一件惊天大案发生了，战功赫赫的名将蓝玉也以谋反罪伏诛，受此案牵连被害的有一万五千多人。两次大案，使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一空，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众臣都有朝不保夕之感，甚至出现了每天上朝前先与家人诀别，下朝后则举家相庆又活一日的情景。胡惟庸和蓝玉真的要谋反吗？真有那么多开国功臣参预他们的谋反吗？

胡惟庸案、蓝玉案是明初影响最大的谋反案件，当年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受这两大案的牵连而惨遭屠戮的数不胜数，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朱元璋南征北战，最终平定天下，当了皇帝，这与他身边有一批才智过人、英勇善战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称帝后曾经对开国功臣论功行赏，而一些功臣便也乘势居功自傲，其中以李善长、胡惟庸等所谓“淮西帮”势力最为强大，在朝廷中影响很大。这对有着强烈集权欲望的朱元璋来说，显然是一大隐患，他对此十分放心不下，多有猜忌，恐其图谋不轨，危及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胡蓝之狱成为朱元璋清算这些功臣的大好时机，无论胡惟庸、蓝玉是否真的谋反，但如此大规模的株连显然是朱元璋有意为之的。朱元璋不仅将相权和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还将他心怀疑虑的开国功臣们一网打尽，可说是最大的得益者。

关于朱元璋连兴大案的原因，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比较通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胡、蓝等人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并觊觎天子宝座，所以遭致杀身之祸；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朱明王朝长治久安，而故意找寻藉口，大兴狱案，以达到铲除功臣的目的。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惟庸案的主角胡惟庸，凤一陽一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在同乡李善长的提携下，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并无多少才干，但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倒很有一套。《明史》中记载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也日益骄横跋扈，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日益激化。朱元璋从元末“宰相专权”、“尾大不掉”的教训中，认识到朝臣权力过大，会导致大权旁落，甚至皇权不保，心中早存“除之而后快”的想法。

胡惟庸在朱元璋身边这么多年对此当然有所觉察，在暗中已开始做准备。双方的矛盾因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激化。据史书上的记载，一次，胡惟庸之子乘坐马车在街上一路狂奔，结果坠落于车下，不幸摔死了。胡惟庸怒杀驾车的奴仆。这一下，惹恼了皇帝，朱元蟑怒责胡惟庸，命其偿命。胡惟庸表示愿意以金赏帛给奴仆家属，以作赔偿，但皇帝不允许，坚持要求偿命。胡惟庸十分害怕，知道皇帝真的想对他下手了，与其被动等皇帝来宰杀，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便计划政变。作为朝廷要臣杀死家中一个奴仆，在封建社会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朱元璋偏要插手此事，还不允许胡惟庸用钱财来了结此事，胡认为这是朱元璋故意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只得铤而走险，起而谋反。但事发之前，其同党涂节见无成功的希望，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大怒，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

胡惟庸死后，此案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其罪状逐步升级。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通倭通虏”的“谋反”罪，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这可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大罪名。这个案子牵涉到许多朝廷重臣，就连已经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也被家中恶奴告发，说看到李善长和胡惟庸在一起密谈谋反大计，具体的谈话内容没听着，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表示赞同。于是这位在朱元璋打天下时一直跟随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近八十高龄的李善长也难逃劫难，被赐死。除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外，李氏一家男女老少七十余口，被满门抄斩。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凡是他心存疑虑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被处死抄家。据记载，因胡惟庸案“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并“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进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后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直接归皇帝统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至此被废除，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于胡惟庸到底有无谋反之心，历史上很有争议。明朝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认为朱元璋是想借胡案来肃清开国功臣。事实上因“胡党”而受株连致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一陽一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另一个让人对胡惟庸谋反说心存疑惑的地方，是朱元璋对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御史中丞涂节的处理。按理说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自然应该是有功劳的，即使不封赏也不应该降罪，但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后不久就将涂节处死，理由竟然是涂节告发太迟，让人不由怀疑是否有杀人灭口之嫌。

胡惟庸案才稍稍平息，那些幸免于难的功臣们刚刚松了一口气，朱元璋又兴蓝玉大狱。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一病身亡，这对于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朱元璋来说，不啻当头一击。他在反复斟酌之后，最后选定了年仅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作为接班人。毕竟朱允炆还是年幼无知的孩子，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自己一手建立的大明王朝会落入他人之手，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把剩余功臣宿将收拾殆尽，他首先对大将蓝玉下刀。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素以英勇善战而得重用，数次统兵出征，立有大功，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由于战功显赫，蓝玉被朱元璋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他为凉国公。蓝玉遂因此日益骄傲起来，侵占民田，鞭打来执行公务的御史，广蓄庄奴，仗势欺人。虽然蓝玉为朱家天下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但看到朱元璋京城内大开杀戒，心中也感到非常惧怕。他说：“本朝官员，哪个有始终？”果不其然，灾难终于降临到了自己的头来。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在严刑拷打之下，蓝玉不得已承认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吏部尚书詹徽等人，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结果蓝玉等人被处以极刑。蓝玉案虽然只持续两个多月，但连坐被族诛的人达一万五千人，其中不少是军中勇猛刚强之将。为了使这一屠杀名正言顺，避免引起群臣激愤，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了《逆臣录》，向天下诏告叛逆之臣的罪名。然而有人提出，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看出蓝玉谋反的罪名是被捏造出来的。陈四益曾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指出，据一个名叫蒋富的招认，说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透露要“谋大事”的计划。而据考证，这个姓蒋的只不过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称蓝玉曾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求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其实只是乡里一个染匠。据常理推断，蓝玉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是不会随便和这些无足轻重的人说的。这些口供漏洞百出，难怪《逆臣录》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因此不少人认为蓝玉案中的《逆臣录》和胡惟庸案中的《昭示奸党录》一样，不过是朱元璋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的遮羞布面已。

无论是功臣持功自傲，意图谋反，抑或是朱洪武有意削夺将相之权，这种历时如此之长，株连人数如此之巨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实为罕见。胡蓝之狱后，朱元璋对身边的人仍不放心，又将疑有后患的耄旧老臣如徐达等人处死。到朱元璋死时，明初的元功宿将几乎被屠杀殆尽，朝廷因此元气大伤，以至于燕王朱棣起兵时，建文帝不得不面对朝中无可用之臣的窘境。朱元璋本想为自己的皇太孙扫清称帝的隐患，结果却将建文帝送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