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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之二 传习录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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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录之二 传习录中-2

启问道通书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书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以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岂邪?心这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欲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欲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乃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封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如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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