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晚上十点
前面那几页我写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每周有两天，周二和周四，我只有上午有课。多亏了我的大伯安托万，我才在法国美术院谋到一个职位，那里的教室宽敞而又寒冷，巨大的窗户上没有窗帘，正对着院子和屋顶。这就是所谓的美术博物馆。
这栋建筑物是和省立高等音乐学院以及大剧院同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概是在上世纪中期，那时本市的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了。
虽然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这里出去，但这里没有出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某些人在当地出了点小名，而我们只能在像我大伯这样的房子里才能看到那些古老的画。还有一些人去了巴黎，只在秋季艺术沙龙举办过一两次展览后便默默无闻了。
今天上午我给四十多个男女学生上了课，主要是女生，十六到十八岁，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今天的课程按照专业语言来说是石膏素描课。我的学生们一年到头用手里的木炭棒画着古代的石膏素描，要么是一只脚，要么是一只手，然后是半身像，最后是一个古罗马皇帝的瞎眼头像。
今天下午，艾琳出去购物了，而且我还知道她会去一趟理发店，于是我就利用这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好长一段。
尼古拉斯·马谢兰很早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觉得他长胖了。他五十八岁，却有九十公斤，已经开始挺着肚子叉着双腿走路了。
他的医生建议他节食，要求他持续锻炼身体，但他不怎么关注体型，也不怎么在乎健康。他似乎很乐意变胖，变得难看。他吃的是我的三倍多。吃对于他来说是人生一大乐事。
他经常来我们家吃晚饭，一般每周至少来三次，经常是四五次。他总是会提前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商量晚上吃什么。
在狩猎季，也就是现在，他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会经过雷阿尔菜市场，给我们带些山鸡、山鹬、一只狍子或者野猪腿。
也是他选葡萄酒，给我们装了一整窖。
他在做生意时冷酷无情。他的合作者、办公室员工以及工人在他面前谨小慎微。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的那张大脸表情易变。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发过火。他是个开朗的很孩子气的男人，你会吃惊地发现，一些幼稚粗野的小故事就能把他逗得哈哈大笑。
但是我想起有几次我们邀请客人来玩时，他都会提前亲自挑选客人，因为他不喜欢烦人的人。如果有客人辜负他的好意，或者尝试着向他套取商业信息，或者想在聚会里得到什么利益，他就会突然沉默，然后直直地盯着那个讨厌的家伙，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这样那个讨厌的家伙就会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靶子。
我知道，人们都以为我在外面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其实在家里低声下气，这就是我享受舒适和奢侈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他们如果看到我们三个人坐在桌子上，或者，吃完饭坐在起居室里喝着咖啡和饮料，肯定会大吃一惊。不管他们相不相信，我们三个人之间一点嫌隙也没有。
今晚，也许是因为正好是我大伯安托万头七，我们的话题就扯到他的身上。尼古拉斯·马谢兰对他很了解。他们生活在同一个阶层，经常在一些高级的地方碰过面，那些地方是我没法进去的，我只能在心里想想。
“我几次有求于他，”尼古拉斯说，“有一次，他帮我挽回了上千万的生意。他的死肯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为我看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
我大伯从来没有打过刑事官司，不为大众所熟悉，但他在某个领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个领域涉及诸多事务和金融活动，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他的专业是国际法，有人多次推荐他去海牙国际法庭工作。
与其说他是个律师，还不如说他是个法学家，他所打的官司很少涉及民事。每个月两三次，他会飞去巴尔、米兰、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当然还有巴黎。在巴黎，他总是秘密地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宾馆里。
家族里的人并不关注他的这部分生活。我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每次有困难，就会觍着脸去找他。
他总是友善地接待我们。他从来没有想过不认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对爱德华比对家族里其他人更宽容。
他参加于埃家族所有人的婚礼，但每次都是一个人坐着，因为我们的不自在和对他的尊重。
我现在想，他可能才是最不自在的那个人，因为他要表现得和我们一样。但我敢肯定，他应该很高兴看到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小眼睛里神采奕奕，就好像跟我们保持联系，他又仿佛找回了童年时光。
“孩子，最近过得好吗？艾琳怎么样？”
他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从来不会弄混任何人的身份。我弟弟吕西安有一次居然听到大伯问起他最小的儿子的情况，大伯从来没见过他，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请柬上知道他出生了。
“跟我说说吧，孩子。”
他管我们几个都叫孩子。他知道我们并不是偶然去了他家，肯定不会是因为经过圣母码头，顺便进了这个大得惊人的房子。
我刚结婚的时候，过得不是很顺利。我跟他提过法国美术院有个教师职位空缺。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
“谁负责这些事？”
“应该是校长吧。”
他摇了摇头。
“不是。校长只是低级职位。我想美术院应该是归市里管吧？”
“应该是的。”
“既然如此，那就是市长负责了。他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我认识他们党派的主席。”
他打了通电话。事情解决了。正如大家所想，我个人是谋不到这个职位的。
安托万大伯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他属于那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的基本观念是愚蠢而可笑的。我二伯法比安去世后，不知道是哪个政府部门搞的鬼，说我婶婶索菲没有抚恤金，然后安托万大伯给人事部长通了电话，三天之后婶婶就拿到了抚恤金。
“尼克，您也认为他是自杀的吗？”
马谢兰跟我妻子单独在一起时以“你”相称，有几次碰巧被我听到了。在公共场合，在我面前，他们互称“您”，从来不会弄出一点差错。然而，尼古拉要求我们俩以“你”相称，但我一直都不习惯，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比我重要得多的大人物。
“应该是没错的，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是因为他妻子的事情吗？”
“有可能。但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那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他选择自杀呢？他的医生说他既没有癌症也没有其他不可治愈的毛病。他的身体还不赖。我想他应该不会有金钱方面的麻烦吧？”
尼古拉慢慢把头转向我的妻子，带着某种怜悯的微笑看着她。这让我想起，在诸圣瞻礼节的早上，我在安托万大伯的嘴唇上看到了类似的微笑。我估计我妻子对此一定很恼火。
“您为什么像盯着一个说了蠢话的白痴小女孩一样看着我？”
“没什么。艾琳，您很迷人，但是什么都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没人会无缘无故自杀，不是吗？”
“人类有无数种理由自杀。”
“比如呢？”
他大手一挥，又甩开膀子吃起来。和往常一样，艾琳是不可能闭口的。她没占上风之前，不会轻易就让一个话题结束。
“大伯真的爱她吗？”
“他以他的方式爱着她。”
“怎么说呢？”
“他曾经说过一定要让她幸福。他需要找个人一起过日子，需要让那个人过得幸福。”
“可他为什么选择她？她可是个一点都不省心的女人。要么关上窗户在床上躺个三四天，还不让他进房，要么就像个疯婆子一样大喊大叫，她就是个神经病，不是吗？”
尼古拉好像不知情一样，带着我妻子最反感的那种宽容的微笑，削着梨子回答说：
“我不知道。”
“您经常在他家吃晚饭呀。您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我听说科莱特有几次当着十几个客人的面，一言不发地来离开桌子，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再也没在晚会上露个面。是真的吗？”
“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当时大伯说什么了？”
“他脸色变得有点苍白，但不是生气，我们觉得更多是因为担心。然后，他就随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结束了晚宴，上去在门外问她的情况。”
“然后，她就挖苦他？”
“我可不这么认为。”
“她可没有少背叛他。我听说她离家出走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他就在一个脏兮兮的宾馆房间发现了病怏怏的她么？她之前是跟一个陌生男人一起去那里的，有这回事么？人家还说，就在第二个晚上，那个男人就带着她的包、首饰还有皮大衣一起消失了。”
“我听说过这件事。”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像有这事。”
“那您还觉得这个女人爱他吗？”
艾琳觉得尼古拉的简单回应对她是一种侮辱。她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眼泪。尼古拉也看到了，正试着将这事含含糊糊地带过去，而不是直接跳过去。
“爱有很多种形式……”
“难道您喜欢这种形式吗？”
这分明是个挑衅。马上就会吵起来了。但是，他们等会儿还要一起去剧院，巴黎最有名的一出戏正在巡演。
“我个人不喜欢。因为我跟您大伯可大不一样。”
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但愿如此！”
尼古拉和我都尽量避免看对方，我们生怕忍不住笑，再次将她惹怒。
我妻子穿上貂皮大衣去补妆了。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个单独相处的时间对刚刚发生的事情作出评论。我跟马谢兰从来不谈艾琳，也从来不谈跟她有关的任何事情。
我们就他们要去看的那场戏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话，还说到了会不会下雪。大风停了，但还没下雪，天空已经变成白茫茫一片。云层很低，很厚。今天天黑之前，空气里有点沙沙的声音，那些看不见的灰尘颗粒遇到冷空气后很有可能会变成雪花。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自然，说道：
“你们好好玩。”
他们看完戏之后，艾琳肯定会提议去塔巴林喝点香槟。那是一家新开的夜总会，有些好玩的节目，一直到凌晨两点才打烊。我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我们做装修的师傅特别为我设计了这样一个舒适的现代化办公室，就在起居室旁边。也许是因为见过安托万大伯的办公室，我要求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小壁炉。我得时不时地起来往里面加点木柴。
我希望趁今晚有空，把诸圣瞻礼节那天发生的事情都记下来，我怕时间久了自己会越来越糊涂。
我看了看手表，弗朗索瓦刚送走我的姑妈朱丽叶、我堂妹夫还有我妈妈，正在上楼。我弟弟和我已经从餐厅里出来了，因为我们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我们就在二楼的前厅等着他。他在铺满红地毯的楼梯上走得很慢，头向前倾着，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的秃顶。他好像在轻声地自言自语些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教堂的圣器室管理员。他和他们一样面色平淡，步伐安静，手势充满了热情。
我想那本神秘的电话簿应该在我大伯的办公室或者办公室后面那个长长的书房里。因为那些细木护壁板和弗朗索瓦的样子，我在心里把这个地方称作圣器储藏室。我再次有了进入这些让我一直很好奇的房间的想法，如今我的大伯不在了。
我因为无事可干，去过几次拍卖会，仅仅是为了了解那些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是那些我认识的人，知道他们到底生活在社会的哪个阶层，以及他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就在大路上，有人拍卖了一个老法官的房子，那个老法官就住在我出生的那条街上，离我们家一步之遥。
我们还是孩子时，经常去捉弄这个严肃的怪先生。我们每次碰了他家的门铃或者玩的橡皮球不小心碰坏了他家的一块瓦，他都会叫警察过来。他是个鳏夫，和一个老女仆生活在一起。我们想象他睡的是路易十四的大床，床上铺着蕾丝边丝绸，墙上挂满十八世纪的壮丽的铜版画。
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大伯的办公室，因为我只在他在的时候进去过，而且我有点怕他。我只有大概的印象和零碎的记忆。
“弗朗索瓦，请告诉我……”
我弟弟开口了。他跟我一样，还穿着外套。因为，在这个清晨，除了弗洛里奥，没有人敢那么随便。
“什么事，吕西安先生？”
弗朗索瓦跟我大伯一样了解这个房子。他是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每次我爸妈去书房跟大伯谈话，我们都是去他那里玩。
“我需要一份跟我大伯有联络的人的名单，好发信报丧。我想他应该有一个电话簿吧？”
“应该有好几个，但是恕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它们放在哪里。我没有权力碰任何一本书，也没有权力翻任何一份文件。让娜小姐知道这些。”
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弟弟估计跟我一样恼火。
上午一片混乱，我们俩竟然都没有想到我大伯的这个秘书。不过我在大街上碰到她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我只记得我拜访大伯时确实在书房里瞥见过一个胖胖的女人，她也许曾在办公室露过两三次面，但我记不清她的模样。
“我想她今天应该不会过来吧？”
“先生，今天是诸圣瞻礼节。”
“明天是追思亡灵节。她应该也不会过来。”
“是的。”
“您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我有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您想给她打电话吗？”
弗朗索瓦并没有叫我们进办公室。我肯定他是故意不说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别人不能随意踏入的圣地。在朱丽叶姑妈的命令下，他已经不得不让我们进入三楼的餐厅。现在，房子终于安静下来了，他又变成了这个房子里这些财富的守护人，就像个祭司。
我们跟着老管家走到办公室里，看到一个挂在墙壁上的电话上就贴着秘书的姓名、地址以及电话号码。
“您要给她打个电话吗？”
我弟弟拨了号码，等了一会儿。
“是尚博维特小姐吗？”
电话另一边的声音那么响亮，我能够一字不漏地听清她说的话。
“不是的，先生。我是她的母亲。”
“可以让您的女儿来接电话吗？”
“她要到中午一点左右才会回来。她去了墓地。请问您是哪位？”
“这里是圣母码头。”
“是于埃先生吗？”
那边的声音立即恭敬起来。
“不是的，我是他的侄子。我大伯出了点不幸的事，我希望尽快见到您的女儿。我跟您住在同一个地方。如果可以，我待会儿就赶过去。”
“您的意思难道是他已经去世了？”
“是的。”
“他突然生了什么病吗？”
“他去世不久……”
弗朗索瓦并没有挽留我们。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心思准备午饭。我们一直都没见到那个小保姆，她也许还在睡觉。弗朗索瓦昨晚没有睡，他待会儿会不会也去休息呢？这个大房子里其他楼层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俩可以在四楼的房间里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把我们送到楼梯旁边，我鼓起勇气回头问他：
“告诉我，弗朗索瓦，您对他很了解……”
“什么事，布雷斯先生？”
“他们有没有吵过架？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从来没有，先生。”
他说这句话时脸上带着一种被冒犯了的神情，好像我说了什么冒犯神明的话。
“那么她最近怎么样？”
“您知道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她有自己走运或者倒霉的日子。这并不是她的错。”
“跟他在一起时她有没有表现得很反感？”
“有时候，她谁也不想见。她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不吃饭。老爷一天不下十次、二十次地跟我说：”
“‘去听听动静，弗朗索瓦……’”
“他很担心她，也很难过。他不敢亲自上去找她，怕会更刺激她。我每次一下来，他就会问：”
“‘她哭了没有？’”
“有时候，她哭得嗓子都哑了，我们在楼梯的平台上都能听到她的抽泣声。还有一些时候，她像一只小动物一样，蜷缩起来，轻轻抖着。”
“我每次跟老爷说什么也没听到，他就会更紧张。”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开过，老爷。但是她用钥匙从里面锁上了。’”
“‘你从钥匙缝里看过没有？’”
“‘看了，老爷。太太好像睡了。’”
“他经常因此中断跟他人的重要会议，有时候还是从外国来找他咨询的朋友。”
“他是怕她会自杀吗？”
弗朗索瓦点了点头。
“她提到过要自杀吗？”
“没有。但是她尝试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她结婚前住的那个家里，第二次是四年前。”
“她跟弗洛里奥一起出去听音乐会，我大伯没有生气吗？”
“恰恰相反。是他让让娜小姐给他们订票的。您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害怕晚上出门。他知道太太需要散心，所以总是邀请医生来吃晚饭。”
“他不会嫉妒吗？”
弗朗索瓦回答我时垂下了眼睛，神色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布雷斯先生。”
弗朗索瓦四十年前跟我大伯的一个女仆结婚了，但是因为难产，母子双亡。我不知道从那以后他有没有再碰过女人。
“他昨晚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吗？”
“没有，先生。”
“是您给他做晚饭的吗？”
“是的，先生。太太和弗洛里奥要去听音乐会，所以先生很早就和他们吃了晚饭。”
“我大伯那个时候怎么样？”
“跟往常一样。他们吃饭时一直谈论音乐。”
“我大伯懂音乐吗？”
“他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有上百张唱片，他晚上工作时经常听。”
“我婶婶那个时候心情好吗？”
“她穿了一件橘黄色的新裙子，弗洛里奥先生恭维她时她很开心。”
“弗朗索瓦，别怪我这么啰嗦。我只是搞清楚……”
“大家都想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布雷斯先生。”
当时我打了个寒颤，因为我觉得管家的话里别有深意。也许我弄错了。他是在讽刺我自己的情况吗？应该不是。但是他的那些话让我很吃惊，我在穿过拱门时感到背后有点发凉。
“你开车了吗？”吕西安问我。我们刚站到路上风就迎面扑来。
“没有。我是跟妈妈一起走过来的。”
吕西安没有车。上班的时候，如有突发新闻，他就开着报社的一辆旧车或者摩托去采访。其他情况下，他都是坐电车。
我一边竖起衣领一边说：
“我陪你走一段吧……”
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肩并肩一起走在大街上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和一两个好朋友，一般是德内福尔，在大教堂街和沙尔特勒街上整日游荡。
我只在巴黎和其他一两个国家的首都短暂待过，但从来没有在那些地方真正生活过。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来说，一个外省大城市里最典型也最让人厌烦的生活，就是在同样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周围是几百年不变的商店，碰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
埃内斯特·德内福尔是我在建筑学校里的同班同学，他毕业了。和他在一起，我们从来不走回头路。他住在跟我方向相反的地区，在一个高地上，离我弟弟现在的家不远。我们一般是从现代咖啡馆出发——那是我们的咖啡馆，怎么说呢，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咖啡馆，而且不会去别人的咖啡馆。在教堂街，我们可以看到五个咖啡馆一个挨着一个。
我和德内福尔从五个咖啡馆前经过。我们看着里面，顾客们都一动不动坐在桌子前，那里的钟似乎也走得比别处的慢些。
“我再陪你走一段吧……”
我在想，当年我们每天都在这段路上讲几个小时，都讲些什么？我们走到德拉加雷大道，德内福尔要在那里坐电车回家，他会说：
“我们就走到桥那儿吧……”
就这样，我们每次分开之前，都会互送对方两三次，直到街道越来越空，我们都听到自己走路的声音了，才各自回家。
诸圣瞻礼节那天，我不想立即回家。尼古拉斯·马谢兰应该要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一般不到一点或者一点半，我们是吃不上饭的。我妻子星期天不去做弥撒，比平时更拖拖拉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由于安托万大伯的死以及上午家庭的聚会，我突然觉得自己跟吕西安更近了。也有能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让我有点感怀吧。
在今天上午所有出现在圣母码头的人和我们所谈到的所有人当中，他是最卑微、最穷，也是最努力想要过好日子的那个。在于埃家族的所有人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的抱怨。在码头上，他把手插进口袋跟我说：
“幸好下午五点还有一场弥撒。”
这句话完全说明了他的性格。
他刚刚从因大伯去世而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抽身而出，就想着去做弥撒。
“我得去趟主教府，”他说，“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够争取到宗教葬礼。”
“安托万大伯没参加过宗教仪式。他估计不是信徒。”
“他妈妈在世时他每次都会去做弥撒。”吕西安平静地说。
“这说明不了什么。”
“这能说明很多事情。我还知道，他免费帮教会处理过几次官司。”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自杀？”
“我不想知道。”
“你觉得是因为科莱特和弗洛里奥的关系吗？你听到朱丽叶姑妈说的他们在于谢特饭店约会的事情了吧？”
“我听到了。”他回道。
我们已经到了教堂街，今天这里没有平常周末和节日的热闹，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因为大部分人今天都去了墓地。天色如此阴沉，咖啡店里的灯都开了，玻璃上的水蒸气让店内的客人看上去显得有点变形。
“你不想进去喝一杯吗？”
“你知道——我的胃——这些对我来说什么味道都没有……”
吕西安有胃病。
“我在想，”我又说，“弗洛里奥真的爱上她了吗？”
“很有可能。我们的堂妹莫妮克是个老实的女孩子。她很有教养。她是个贤妻良母。无论什么时候，她给人的感觉都是那么纯朴干净……”
“弗洛里奥也是。”
“只是他比莫妮克要复杂。他有一些烦恼，也有一些兴趣爱好。而科莱特是音乐家。她还会画画。她读过很多书。”
他正犹豫着要不要再说点什么，我替他说：
“尤其是，她很性感。”
是真的。我婶婶科莱特四十岁，应该是城里最性感最迷人的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街上所有的男人都会对她回头，心里都有把她占有的念头。
她的眼睛总会让你觉得她在跟你讲什么悄悄话，而且，她只要看你一眼就能拉近与你的距离。
她的身体柔软灵活，精致丰满。你在街上看到她，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她在卧室里睡觉的样子。她那一头乌黑的秀发，随便地盘在头上，总会有一缕发丝不停地垂到她那圆润的脸颊上，那应该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头发了。
我也想得到她。所有人都想得到她。我妈妈说她疯狂，情绪不稳定，会突然害怕，像动物感觉到一样把自己蜷成一团，这一切都为她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男人为了她愿意与这个世界对着干，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她是那种男人想要金屋藏娇的女人，她在男人眼里是珍宝。
老实的吕西安是否也这样想呢？他是不是和其他人有同样的欲望呢？如果是，那我肯定他会觉得羞耻，会立刻忏悔。
“现在她自由了，我觉得他不会永远将她关在医院的。”
吕西安大概在和我想同样的问题：她可以为所欲为时，会做什么呢？安托万大伯有没有遵守对他母亲发下的誓言呢？他把房子和其他财产都留给了科莱特，抑或只是给了她一笔定期领取赡养费？
弗洛里奥还会继续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吗？如果是这样，他的家庭怎么办？
我想，安托万大伯经过慎重考虑后，肯定已经做好了安排，以避免妻子跟我堂妹夫的关系变成丑闻或者悲剧。早上，朱丽叶姑妈已经毫不留情地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弗洛里奥去公馆已经有三年了。最开始，我大伯会想到有一天他会不想再看到这个晚辈吗？
他不是比我们看得更远吗？他不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吗？
那天是诸圣瞻礼节，我跟弟弟一起走在路上时时想到了许多事。到明天正好就一个星期了。尼古拉之前并没有像今晚这样跟我谈过我的大伯。我得把这些天的零碎想法和已经写出来的东西理出个头绪。
我承认，我被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及自己由此产生的想法弄得太激动了。我在开篇就说了，我写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关于我、我妻子和尼古拉的故事。有人指责我，想让我为此感到羞愧。
这次，我写的不仅仅是自己小世界里的事情，而是写了整个家族。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偶尔才会相互联系。
然而这次于埃家族的所有人，包括朱丽叶姑妈（我们几乎不认识她的孩子，也没怎么听说过有关他们的消息），来到了一起，再次互相认识，互相起冲突。
我因此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跑到每个人面前，观察他们的反应，探寻他们的秘密。
我知道他们都瞧不起我，除了吕西安，因为他太善良了，不会瞧不起任何人，他只会同情我，还会为我祈祷。
但是吕西安陷入了麻烦之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了那个消息，所以没敢跟他说。但我们在电车站等车时，他先说起了这件事。
“你听说没？爱德华在城里。”他像是不经意地问起。
“妈妈跟我说了。”
“你遇到他了吗？”
“没有。”
“你见过他妻子没？”
电车鸣着铃到了，红黄两色，里面跟咖啡馆里一样亮着灯，一车人随着车子的颠簸来回摇晃。我弟弟在跳上车前，快速跟我说：
“他已经在她家待了两天了。”
我还在人行道上，看着吕西安的侧影，他站在车里，叼着烟斗正在找零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