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辞二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两相绮互，共得四种用法如下：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不意识的分别罢了。我们要讲修辞，对这意识的或不意识的习惯用法，必须约略先加探讨。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讔，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现在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这在过去，也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说修辞，当然说的是修饰。如武叔卿所谓“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唐彪《读书作文谱》六），便是指修饰而说的一个例。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二 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至于所谓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我们只须从修辞的观点把使用语辞的实际一查考便可以了然。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说截然的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例如郑奠氏所举的《论语》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和《古诗十九首》中的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便是绝好比照的两个例。两例主要的意思可说完全相同，而一只“直写胸臆，家常谈话”，单求概念明白地表出，一却“托物起兴，触景生情，而以嗟叹出之”，除却表出概念之外，还用了些积极手法。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如这首古诗的整整齐齐每句五言，便是一种利用字形所成的现象。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也称辞藻；一种是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淡浅的，叫做辞趣。两种之中，辞藻尤为讲究修辞手法的所注重。在小说、诗歌等类叙事抒情的语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所谓华巧，也便是指这种形式的表面特色说的。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的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当“宁质毋华”的时候便“宁质毋华”；当“宁拙毋巧”的时候便“宁拙毋巧”。（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这种手法的。（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这种修辞手法的结果。如上举“君子”云云，便是一个例。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
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这又就是古话所谓“文附质”、“质附文”的质文相待情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新唐书辨》所谓“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镌，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可说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三 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
我们若再考察涉及内容的语辞形成的三阶段，将更可以明了修辞的实际情形。
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并非同受一样条件的支配。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三个阶段的条件顺次递积，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生活、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而始终从中暗暗指挥的，便是也许写说者自己觉得的也许自己不觉得的一定的生活上的需要。无论是觉得的或不觉得的，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收集材料；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剪裁并配置所收集的材料；也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写说发表所已经剪裁定妥、配置定妥的材料。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具现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若将写说单作写说者个人的情事看，可说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语辞来表出上述条件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
但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而尤以发表这一阶段为切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写说者将写说物同读听者相见的时候。写说者和写说物和读听者各都成为交流现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当这时候，写说者纵然还有“藏之名山”的志向，也不便再以“藏之名山”自豪了。对于夹在写说者和读听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
古来因为中介语辞不能尽责，甚至闹成笑话的很多。试举几个例子。例如范雎说的：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见《战国策·秦策》）
这就等于放了一个谣言。缺失最大。也有缺失不到这样程度的，例如钱大听说的：《论语》的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也就有两解：一，把“攻”作攻治解，“已”作助词“了”字解；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止”字解（见《养新录》三）。
根据这种事实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实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
同这现象有关系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即就上头说过的来说，便已有生活、经验的关系，有自然社会知识的关系，有见解识力的关系，有逻辑因明的关系，有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关系，又有读听者的理解力、感受力等等的关系。普通作文书上常说的有所谓“六何”说。以为最有关涉的不过六个问题，就是“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个“何”。普通常说：第一个“何故”，是说写说的目的：如为劝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说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其实具体的事项何止这六个！但也不必劳谁增补为“七何”、“八何”。至少从修辞的见地上看来，是可以不必的。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借；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像“六何”说所谓“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问题，就不过是情境上的分题。情境是拘束的、理知的，或题旨是抽象的、概念的，如前述（甲）一境界的语辞，便只能用消极手法。例如《史记·律书》说律数便只能说：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而不能用“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那样孟轲所谓必须“以意逆志”的夸张法。再如情境是自由的、情趣的，或题旨是具体的、体验的，如前述（乙）一境界或（丙）一境界某部分的语辞，那又未尝不可任情随题，采用积极的表现。例如《南史·到溉传》：
溉孙荩早聪慧。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上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因赐绢二十匹。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贻厥之力乎？”
最后一句君臣相戏的话，用了一个藏词法把“贻厥”这两个字来贴套一个“孙”字，也觉得于题旨于情境并没有什么不适合，没有理由可以像颜之推那样说它纰缪不通的（参看《颜氏家训·文章》篇）。
四 修辞同情境和题旨
但是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什么侧重：（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而（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句子里的一个“秋”字，便当如本书借代章所说的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然而可惜古来的见解多是单看辞头的。或因辞头略有转折，便以为破格不通。例如关于上举藏词，颜之推在《家训·文章》篇便说：
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
这我们可以称为破格 说。或因辞头略离题旨，便以为虚浮不实。例如关于譬喻，刘向《说苑》记梁王对于惠施的故事道：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虚浮 说。或因辞头略乎华巧，便以为是一种华丽的装饰。例如王安石《上人书》道：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装饰 说。这些单看辞头的说法，虽然同滥用辞头的形迹不同，其实便是滥用辞头的同病别发。因为一样不甚留意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联系，尤其是同情境的联系。一旦遭遇根据情境的反对论，便将无法解答。例如惠施对梁王说：
“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和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因此或相嘲谑，或相反诘，或故意夸张，或有意隐讳，或只以疑问表意，或单以感叹抒情。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这种随情应境的手法，有时粗看，或许觉得同题旨并无十分关系，按实正是灌输题旨的必需手段。语言学家巴利曾经说过：我们说话便是一种战斗。因为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等，都还不能完全吻合，这人以为重大的未必旁人也以为重大，这人以为轻微的未必旁人也以为轻微，因此每有两人接触，便不能不开始所谓语辞的战斗，运用所谓语辞的战术。有时辛辣，有时纡婉，有时激越，有时和平，有时谦恭愁诉，简直带有伪善的气息。必须如此，才能攻倒对方壁垒的森严，传达自己的意志到对方，引起对方的行动。而所以说话的目的，方才可以如愿达到（见所著《语言活动和生活》）。他因此断定语言活动便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现，语言便是椅桌间折冲的武器。我们倘若也用武器来做譬喻，便也可说修辞是放射力、爆炸力的制造，即普通所谓有力性动人性的调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同立言的意旨无关的。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并非有意罗列所谓看席钉坐的饤饾，来做“虚浮”的“装饰”；即使偶然超脱常律，也应是这样适应的结果，并非故意超常越格造成怪怪奇奇的“破格”。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略如福洛贝尔教导他的弟子莫泊桑的“一语说”所谓无论什么只有一个适切的字眼可用而写说者就用那个唯一适切的字眼来表出的一样，或更说得切实些，竟如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内容自在努力，趋向一定的形式”的一样。
五 修辞的技巧和修辞的方式
这种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约束。只有平日在这两面做下了充分的准备工夫，这才可望临时能够应付裕如。除此便是天资的关系。
这两面的工夫，前者是关于语言文字之外的，后者是关于语言文字本身的。两面之间，临时大抵有所偏重。临时大概必要心眼中只有题旨情境才好。而平时必当两面并重。一面充实生活，同时也不当荒废语言文字的观察和研究。详察精究之后，运用时才能心中无法，手上有法，或心中无法，口上有法，可望做到应手应口的地步。或竟能够更进一步，独出心裁，别开生面。
所以平时对于修辞的方式颇要有精密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有精密的观察可免浑沦懵懂，认识不真；有系统的研究可免混淆杂乱，界限不清。
一、精密的观察这有两层：（甲）个性的观察。如前所说，每个具体的切实的修辞现象，都是适应具体的题旨和情境的，我们应当把每个方式就题就境看出它的个别性质，这样才见语辞是有根的是活的，是有个性的，是不能随便抄袭，用做别题别境的套语的。其次，也应当分别观察因为所用语言不同而生的个别性质。我们知道文言口语，同用一个修辞方式，往往是口语中明白得多、自然得多。这中间必然含有大同小异的所在。我们也应当把那所在随时察出。即如前说藏词，文言中用的成语大抵采自《诗经》《书经》等几部知识分子比较熟悉的古书，口语中却就更进一步，只用一般人口头上熟习的成语。这就是使这方式更为亲切，更为有趣的原因。每次观察也应当把这种语言个性连同注意。还有体式、风格不同，也颇会形成了大同中的小异。例如把诗歌和歌谣相比，大抵是歌谣质朴得多，每用一个方式往往从头直用到底。这也要分别留神才是。（乙）功能的观察。即如前头说过的藏词，主意是在将所用的词藏去。单将所用的词藏去，旁人将必无从领悟，故必取一句中间含有这个词的人人熟悉的成语来，露出成语的别一部分，来贴套本词。那一部分，单任贴套，不表意义。意义仍在所藏的词，所以我们称为藏词。这种方式，大约魏晋时代便已盛行。例如陶渊明的诗（《庚子岁从都还》）中便有这么二句：“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利用《书经》上“友于兄弟”一句成语，把“友于”来贴套“兄弟”。不过那时民间流行的情形，现在已经很难考见了。只有宋代以后，笔记流传较多，我们还可以从笔记中约略查得一些事略。如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一云：
刘烨与刘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君马何迟？”筠曰：
“只为三更五一。”言“点”蹄也。烨应声曰：
“何不与他七上八一？”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又如清褚人获《坚瓠二集》一云：
吴中黄生相掀唇，人呼为“小黄窍嘴”。读书某寺中，一日，寺僧进面，因热伤手忒地，黄作歇后语谑之曰：
“光头滑一，光头浪一，光头练一，光头勒一。”谓“面汤捵忒”也。僧亦应声戏曰：
“七大八一，七青八一，七孔八一，七张八一。”盖隐“小黄窍嘴”四字。黄亦绝倒。
照此看来，藏词方式显然不能望文生义，照字直解。假如有人照字直解，那就可说不懂它的功能。其次也应当留神历史或社会背景所印染成的色彩。即如藏词，总看各例大抵带有俳谐情味，就是构成，也同制造灯谜不相高下。自然要算用在有打灯谜那样欢乐的情境中最为合拍。
二、系统的研究这也有两层：（甲）每式之内的系统。即如前说藏词，有藏去后部的，古来名叫歇后，如“友于”“贻厥”等各例都是。也有藏却头部的，古来名叫藏头，如曾有人称十五岁为“志学年”，称三十岁为“而立年”，便是藏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等成语头部的藏头语。如“续貂”一语，便是藏却“狗尾续貂”这一成语头部的藏头语。此外藏却腰部的藏腰语，也有人用过，如龚自珍《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诗：
红豆生苗春水波，齐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场醉，莫恨今生去日多 。
以“去日多”言“苦”，用的便是藏词，也就是曹操《短歌行》里“去日苦多”句中间“苦”字的藏腰语；不过，这类藏腰语的用例，比较罕见。就是藏头语，也颇不多见。只有歇后语特别发达。照民间的用例看来，且有延展到譬解语，利用譬解语来做歇后语的倾向。那种歇后语，我们可以另称为新型歇后语。例如“猪八戒的脊梁，悟能之背”（无能之辈），便是一句民间流行的譬解语，上句为譬，下句为解。现在就渐渐有截去“悟能之背”一截，单说“猪八戒的脊梁”一截来贴套“无能之辈”的倾向，成为一种新型歇后语了。像这样每式内部的系统最好能够明了。（乙）各式之间的系统。再用藏词做例，我们不但应该明了藏词内部的各色情形，还应当明了藏词同析字、飞白以及譬喻、双关、回文等等一切方式的同异关系。明了之后，对于各种修辞方式方才不会将同作异，将异作同。一个修辞现象到前，一看便能了然。可以不再发生把我们所谓双关和某君所谓词喻，我们所谓析字和某君所谓字喻当作两种，又把我们所谓回文和某君所谓字喻混作一种的错误。应用起来，也可脱口而出，毫不踌躇。
六 修辞研究的需要、进展和任务
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颇要耗费相当的时日，又不是人人一时所能双方并进的。因为精密的观察是注意方式中的小异，系统的研究却要留心方式中的大同。虽然研究也不是从头就可不注意小异，但当归纳时，必当用舍象法将小异舍去，抽出它的大同来，才能将它同别的有这大同的现象构成一个相当的系统。所以研究的注意必在同。而平日的观察却在异。同异双方同时注意，固然不是不可能，但必须先有相当的经验做基础。有了相当的经验做基础，再去做精密的观察，方才功能容易明白，个性容易看清，得益才更容易，才更大。
我们的先辈似乎也颇知道此中的底细。故颇有相当的与人论文书传给我们。又常在诗话、文谈、随笔、杂记中，记下一些经验来，供我们开始观察时候参阅。但可惜多不是专为修辞说的，故内容颇杂，又多不是纯粹说明的态度，所收现象也多是偏于古典的。那于研究古典或古代某一部分的修辞现象，固然也可以做参考，却颇不适于我们想要系统地知道修辞现象者之用。因此颇有人想略仿西方或东方的成规，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种种研究法，将所常见的，或文学史上还须说到的修辞现象，分别部类，做成一种修辞学。修辞学原是“勒托列克”（rhetoric）的对译语，是从“五四”以后才从西方东方盛行传入的。但最初用修辞这个熟语正名本学的，却是元代的王构（肯堂）。他曾著有《修辞鉴衡》一书，虽不甚精，似乎还是可以算是修辞专书的滥觞。不过那是属于萌芽时期的著作，自然同我们所谓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法的修辞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它担负实地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说明
（一）各体语言文字中修辞的诸现象
（二）关涉修辞的诸论著的责任，从（一）的原料和（二）的副料中归纳出一些条理一个系统来，做我们练习观察的基础，或直接做我们自由运用的资助。它不是立法者。就是出现某一实例的语言文字也不是立法者。没有什么权力可以约束我们遵从它。故所归纳出的，决不能误解作为条规。但实例是很重要的。它是归纳的依据，它有证实或驳倒成说的实力。近人常说“拿出证据来”，它便是证据。唐钺氏的《修辞格》在现在许多修辞研究中所以比较地可以认为有成绩，便是因为他极注意搜集实例的缘故。又旧著，不是为修辞写的，如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对于修辞研究所以比较地有贡献，也便是因为他们极注重实例的缘故。实例除了助成归纳之外，本身还可显示修辞如何必须适合题旨情境的实际，故在条理归纳清楚之后还当将它保存，并且记明篇章出处，借便翻阅原文，细玩它的意味。至于各种论著，无论是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只能做比较的研究或历史的研究的参考，备万一要解说某一现象而不能即得确当解说时的提示，或作解决方式的左证。如周钟游氏的《文学津梁》、郑奠氏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便是在这一方面颇可备供参考的关于中国修辞古说的参考书。
至于修辞学本身，它应该告诉我们下列几件事：
一、修辞方式的构成 如譬喻，应该说明它由（1）思想的对象；（2）譬喻语词；（3）另外的事物三者构成。
二、修辞方式的变化 如譬喻有三种变化：
（1）明喻——譬喻语词指明相类，形式为“君子之德如风”。又有时隐去。
（2）隐喻——譬喻语词指明相合，形式为“君子之德风也”。又有时隐去。
（3）借喻——思想的对象和譬喻语词都隐去，单说“风”，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据《容斋五笔》，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这两句，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做好之后给李泰伯看，李泰伯教他把“德”字改做“风”字的。据此我们可以猜度这个“风”字是借喻“君子之德”。
三、修辞方式的分布 如譬喻遍布在古今文中，又遍布在文言和口语中，不过口语中把譬喻语词改作“好像”“如同”“一样”“就是”等等就是了。
四、修辞方式的功能或同题旨情境的关联 如前引惠施所谓“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类的说明。
五、各种方式的交互关系 如譬喻同借代相近，而同前举藏词则相距颇远之类。
以上五条，在修辞学书中，大抵把（一）（二）（三）说得较详，（四）（五）说得较略，或者只用界说或类别来提示。因为这样，比较可以免掉挂一漏万，而且条理也比较地清楚些。
七 修辞学的功用
像这样的修辞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过去试验成绩的一个总报告。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这同读和听的关系最大。大概可以分做三层来说：
（一）确定意义 以前往往把修辞现象当作“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境域，其实修辞现象大半是可以言传的。我们既知道它的构成，又知道它的功能，大半就可确定它的意义所在，扩大了所谓言传的境域。例如所谓“笋席”便是竹席，所谓“笋舆”便是竹舆，倘若知道借代，便可不必繁征什么方言来证明，解说。
（二）解决疑难 偶然有修辞上的疑难，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说：“又西曰仙弈之山。……其上有穴。……其鸟多秭归。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在多秭归西。有穴，类仙弈。”人往往以为“在多秭归西”一截不可解，也有人以为应该删去“在”字，而将“西”字连下读。其实倘若知道借代，又看过一点《山海经》的借代法，便可断定应该这样读，而且可以断定所谓“多秭归”，就是指上文仙弈山。
（三）消灭歧视 人又往往以为文言可以做美文，口语只能做应用文。而所谓美文者，又大抵是指辞采美富而说。其实文言的辞采，口语大抵都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文言中有“春秋鼎盛”一句话，人或许以为“春秋”二字美，而不知“春秋”二字，实际是同口语中的“东西”两字同用一样的修辞法。倘若知道借代，也便可以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
其次便是可以顺次做系统的练习。因为修辞学已经把同类的辞例汇集在一起了，要做系统的练习，实际很容易。其次才是写说。修辞学可以说同实地写说的缘分最浅。因为实地写说，如前所说，是必须对应题旨情境的，决不能像读和听那样不必自己讲求对应的，容易奏效，也决不能像练习那样不必十分讲求对应的，容易下手。而一度试用有效的，又并不能永久保存作为永久灵验的处方笺，所以也决不能借为獭祭的方便。但同实地写说也不是全无关系。倘从好的方面说来，大抵可以疗治两种病象：
（一）屑屑摹仿病 从前有些人不知修辞的条理，往往只知屑屑摹仿古人，现在条理明白，回旋的地位大了，屑屑摹仿病想必可以去了一半。而且也会知道有些地方是绝对不可蹈袭的，例如现在已经不常看见飞矢，为什么还要用飞矢来喻快速，已经知道泰山也不是异乎寻常的大山，为什么还要用泰山来喻重大或高大？
（二）美辞堆砌病 又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旨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做文的时候用。殊不知道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近来有人把那些从前以为美辞丽句的叫做烂调套语，便是因为用得不切当的缘故。
倘从好的方面说来，或许可以疗治这些病象。但也要看听的看的人态度如何，写的说的人方法如何。大概方式的选择要精，说述要明，举例要用意周到，评断要不违反现代语言文字的趋向和语言文字的本质，才能做到如此地步。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而内容又常为生活所决定。没有健全的生活（学术的或日常的）便不会有健全的内容，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形式。修辞学的本身，也是如此。此刻有谁敢说能够做到如何健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