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沿明例，许澳门葡人至广东市易。

《柔远记》（王之春）：“顺治四年八月，佛郎机[1]来广东互市。……广督佟养甲疏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每岁通市不绝。惟进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自后每岁通市不绝，惟禁入省会。”

及平台湾，开海禁，设榷关，而西洋诸国商舶来者益众。

《柔远记》：“康熙二十二年夏六月，开海禁。……时沿海居民虽复业，尚禁商舶出洋互市，施琅等屡以为言。又荷兰以曾助剿郑氏，首请通市，许之。而大西洋诸国因荷兰得请，于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国、勤贸易而操海舶为生涯者，皆争趋。疆臣因请开海禁，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榷关四，于广州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署吏以莅之。”

康、雍间，英人屡来互市。

《柔远记》：“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榷关，英吉利来互市。”“浙海关在宁波，商船出入海港，往返百四十里，中多礁石，每回帆径去。英吉利货船时往来澳门、厦门，复北泊舟山。宁波海关监督屡请移关定海县，部议未许。至是监督张圣诏，以定海港澳阔深，水势平缓，堪容番舶，亦通各省贸易，请捐建衙署，移关以便商船。诏可。乃于定海城外，道头街西，建红毛馆一区，以安置夹板船水梢人等。此英吉利商船来定海之始。然时虽通市，亦不能每岁来华也。”“雍正七年，英吉利复来通市……英吉利自康熙间通市后，亦不常来，至是始互市不绝。”

然未尝立约通商，其立约通商者惟俄罗斯。中、俄之立条约，始于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之约。

《俄罗斯互市始末》（何秋涛）：“俄罗斯国于顺治十二年，始遣使入贡。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赖等至，圣祖召见之，赐察罕汗书，谕边界事。时其国所属罗刹滋扰黑龙江境，出没于尼布楚、雅克萨诸地，屡经大兵剿抚，而盘踞如故。康熙二十一年，大臣马喇奏言，雅克萨城恃田禾为食，尼布楚与车臣汗部所属巴尔呼接壤，时以牲畜易貂皮，宜刈田禾，绝互市，以困之。乃诏车臣汗诺尔部，饬所属与绝市。迨二十七年，命以屡谕情由，作书付荷兰及西洋国转达俄罗斯察罕处。察罕汗寻上疏，乞撤雅克萨城之围。于二十八年，经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议定疆界，立约曰：和好既定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三十二年定例，俄罗斯国准其隔三年来京贸易一次，不得过二百人，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廪给，限八十日起程还国，此在京互市著令之始也。”

《约章大全·俄罗斯部》：“黑龙江俄约六款，系康熙二十八年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国使臣费岳多额里克谢在尼布楚议定，是为我国入本朝以来因界务而与他国立约之始。其时国势正盛，所定界线，尚以大兴安岭为限，厥后渐移而南，以黑龙江为限矣。”

至雍正五年，有恰克图之约。

《约章大全》：“恰克图界约凡十一款，立于雍正五年。”

《俄罗斯互市始末》：“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先是俄罗斯人只准隔三年来京一次，而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俄罗斯接壤，其边界之民互相贸易。向惟土谢图汗自为经理，初未设官弹压，亦未著于功令也。康熙五十九年，理藩院议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地方，俄罗斯与喀尔喀互相贸易，民人丛集，难以稽察，嗣后内地民人有往喀尔喀图、库伦贸易者，令该管官出具印文，将货物人数开明报院，给与执照。出何边口，令守口官弁验明院照放行。如带军器禁物，立即查拿送院，交该部从重治罪。由院委监视官一人，前往会合喀尔喀土谢图汗等弹压稽查，二年一次更代，是为库伦准互市之始。……雍正五年八月，遣郡王策凌、内大臣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与俄罗斯使臣萨瓦，议定楚库河等处边界，安设卡伦，以恰克图为常互市所，人数不得过二百。设监视官一员，由理藩院司官内拣选，二年一代，是为恰克图准互市驻部员之始。诏，非市期毋许俄罗斯逾楚库河界。”

中数因事停止贸易。

《俄罗斯互市始末》：“乾隆二十九年，停止恰克图互市。”“三十三年，准市易如初。”“四十四年，再停恰克图互市。”“五十六年冬奉旨著理藩院檄行俄罗斯，准其所请，开关市易。”

乾隆五十五年，复立恰克图市约五条。观其约文，可以见清室是时之国威焉。

《约章大全》：“恰克图市约，凡五款，立于乾隆五十七年。（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因你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开市。（一）中国与你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相定价。你国商人，应由你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起争端。（一）今你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你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失和？嗣后你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一）恰克图以西十数卡伦，你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不法，故致有乌哷勤咱之事。今你国宜严加禁束，杜其盗窃。（一）此次通市，一切仍照旧章，已颁行你萨那特衙门矣。两边民人交涉事件，如盗贼、人命，各就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员审讯。明确后，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你处属下人由你处治罪，各行文知照示众。其盗窃之物，或一倍，或几倍罚赔，一切皆照旧例办理。”

清初与俄国交涉，恒用西洋教士，以其通两国之文字也。

《正教奉褒》（黄伯禄）：“康熙二十五年，上遣闵明我执兵部文，泛海，由欧罗巴洲往俄罗斯京，会商交涉事宜。”“二十八年，徐日昇、张诚奉命随同内大臣索额图等往塞外，与俄国会议两国边疆。”“二十八年，徐日昇、张诚奉命随内大臣索额图等往尼布楚会晤俄国使臣，勘议两国疆界。议定约章七条，书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字。两国使臣相会，日昇将约章当场宣读。毕，两国使臣俱画押盖印，各执一份。”“三十三年，闵明我回华复命，奏陈遵旨会商各情。”

其后虽因俄事，命翰林等习外国文字，然亦未闻精于俄文者。

《柔远记》：“康熙四十四年，大学士等以俄罗斯贸易来使赍至原文，翻译进呈。上阅之曰：此乃拉提诺（拉丁）、托多乌祖克（蒙古）、俄罗斯三种文也，此后翰林院宜学习外国文字。”

而俄国与中国通商，乃特遣子弟来学满、汉语言文字。

《俄罗斯盟聘记》（魏源）：“俄罗斯国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萨克者，崇回教，其东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尝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于旧会同馆，十年更代为例。”[2]

且以其书籍与中国交换佛经。

《俄罗斯盟聘记》：“道光二十五年，汗上表言：《丹珠尔经》，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藏奉八百余册赐之。越数月，其汗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其国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有书有图，通体皆俄罗斯字。当事奏请存于理藩院，以俟翻译焉。”

盖其时清之国势强于俄，故文字随之而有轻重也。又其时海上航行未若后来之利便，俄之所需茶叶、大黄，皆借陆地输出，闭关停市，亦足以控制之。

《檐曝杂记》（赵翼）：“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

道、咸以降，轮舶大通，其形势始变焉。

雍正中，西南洋诸国多来互市，

《柔远记》：“雍正七年，西南洋诸国来互市。先是康熙中虽设海关与大西洋互市，尚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比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柬埔寨，及西南之仔、六坤、大呢、吉兰丹、丁噶奴、单咀、彭亨诸国，咸来互市。”

瑞典亦以此时始通中国。

《柔远记》：“雍正十年，瑞丁来互市。”（瑞丁国即瑞典，粤中呼为蓝旗国。）

乾隆中，苏禄欲以土地编入版图。

《柔远记》：“乾隆十九年，苏禄入贡，禁商民充外洋正副贡使。”“时苏禄国苏老丹嘛喊味安柔律，遣使附闽人杨大成船入贡，福建巡抚陈宏谋以闻。部议该国王遣使唠独万喳喇等，赍捧表文方物来闽，应如所请，给夫马勘合，委员伴送来京。所带土产货物，听照例贸易，免征关税。惟该国以杨大成列为副使，杨大成即武举杨廷魁，缘事被斥，复借出洋贸易，冒充该国副使，若不严加惩儆，恐内地民人习以为常，出洋滋事，应请照例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并行文该督抚知照该国王，嗣后凡内地在洋贸易之人，不得令承充正副使。至该国王愿以地土丁户编入天朝图籍，伏思我朝统御中外，荒夷向化。该国土地人民久在薄海臣服之内，该国王恳请来年专使赍送图籍之处，应毋庸议，从之。”

美利坚亦来市茶。

《柔远记》：“乾隆四十九年，米利坚来购茶。”“米利坚，粤东俗称花旗，北亚墨利加洲大国也。”“华盛顿甫立新国，即于是年遣船至中国购茶，是为米利坚来粤互市之始。”

清之国势之隆，正如日之方中。故于英使马加尼之来，痛挫折之，英人亦无如之何。

《石渠余纪》（王庆云）：“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广东巡抚郭世勋奏称：英吉利国夷人至粤，译言国王以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遣使臣马戛尔尼（george，earl of macartney）航海至京修贡，约明年二、三月可抵天津。……次年五月十二日，贡船始过澳门，二十七日泊定海，六月十三日过登州庙岛。船中夷官五十余人，从人水手八百余名，各疆吏次第以闻。时车驾驻热河，命盐政瑞徵护送以来……督臣梁肯堂宣旨，贡使但免冠竦立。瑞徵为言连日学习跪叩，乃使钦天监副索德超、贺清泰等至热河带领，以皆西洋人，便肄习也。八月，贡使至山庄。上谕：使臣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前此沿途款接过优，以致妄自骄矜，将来应由内河水路，前抵江南。由长江渡梅岭，再由水路至广东，供顿不可过丰。经过营汛墩台，务须完整严肃，以昭威重。寻军机大臣以训戒夷使，颇知悔惧闻。时外藩咸集山庄庆贺，上连日御万树园大幄次及澹泊敬诚殿，马戛尔尼偕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等，卒随缅甸诸陪臣舞蹈跪叩，宴赉成礼而退。于是许令由宁波乘船回国。……及译出表文，则有派人留京照料买卖学习教化之请，有宁波、天津收泊交易之请，有照俄罗斯在京设立货行之请，有给珠山相近小海岛居住之请，有给广东省小地方一处之请，有澳门居住夷人出入自便之请，有广东下澳门由内河且减税之请，又使臣谩言请准夷人传教。上震怒，既责夷使以所请皆不可行，又于答给国王敕书之外，别为敕谕一道，前后二千六百余言，反复开谕。……乃定以九月三日，令侍郎松筠押带，由定海上船回国。马戛尔尼请改由内地至粤，松筠许之。”

然后来割地租地，传教通商，以及最惠条例，利益均沾之事，均萌芽于是时矣。

嘉庆中，禁英人传教，

《柔远记》：“嘉庆十二年冬十一月，禁英人传教。先是乾隆间，英人斯当东随贡使至京，后贡使归，斯当东留住澳门，诱惑愚民甚众。至是降旨，闻有英吉利夷人斯当东，留住澳门已二十年，通晓汉语，夷人来粤者，大率听其教诱，日久恐至滋生事端，着蒋修銛等查明妥办。”

又却其贡使，

《柔远记》：“嘉庆二十一年六月，英吉利贡使罗尔美都（lord amherst）、副贡使马礼逊（robert morison）乘贡舟五，达天津。上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往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料理贡使来京。一昼夜间，驰至圆明园。诘朝，上升殿受朝会，时正使已病，副使言衣车未至，无朝服，何以成礼？和世泰惧获谴，遂饰奏贡两使皆病。上怒，却其贡不纳，遣广惠伴押使臣回粤。”

而其测我内情益熟。至道光中，遂有鸦片之战。

鸦片产于印度，唐代译籍已载吸烟之事。

《癸巳类稿》（俞正燮）：“鸦片烟事述唐译《毗耶那杂事律》云：在王城婴病，吸药烟瘳损，苾刍白佛，有病者听吸烟。佛言，以两碗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药，以铁管长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杙笐竿上；复用时，置火中，烧以取净。不应用竹，不应水洗。此则西域古有之。”

明代南洋诸国多以之入贡。

《癸巳类稿》：“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来文云：那侃备办金叶表文，差握坤大通事众头目，到广东布政使司，给文赴北京叩头皇帝。”“那侃进皇帝苏木二千斤、树香二千斤、马前二百斤、鸦片二百斤。进皇后苏木一千斤、树香一千斤、马前三百斤、鸦片一百斤。《大明会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俱有乌香，即鸦片。’翻文与会同馆册合，知三国明时已有鸦片，且入贡品，盖药物也。”

其价与黄金等。

《癸巳类稿》：“明徐伯龄《蟫精隽》云：成化癸卯，令中贵收买鸦片，其价与黄金等。其国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时，市廛已有货卖者。”

而其以商品输入，则自澳门之葡人始。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外国鸦片初入中国，由通商之葡人始。雍正七年，上谕发布之输入数，一年大约不出二百箱。此输入至乾隆三十八年，专在葡人手中。”“盖十八世纪时，外国输入鸦片，仅为医药用品，已经许可。明万历十七年，对于鸦片、没药、乳香、阿魏等商品之输入，课取关税。万历四十三年，及康熙二十七年、雍正十一年，制定税则，鸦片亦照样处置。乾隆十八年，广东税关之记录中，鸦片一担，取三两。自雍正七年起，外国鸦片输入，不受中国政府之关涉。至乾隆三十八年止，每年约加增二十箱。”

清乾隆中，英之印度公司专卖鸦片，输入日增，始为祸于中国。

《柔远记》：“鸦片烟，一曰波毕（poppy），一曰芙蓉，一曰阿片，本莺粟壳所造，产印度之孟加拉及麻打拉萨、孟买诸处，有公班白皮、红皮、大小土之分。明中叶始入中国[3]，康熙初，以药材入口，每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时尚无吸食者。其入内地，附西洋诸商船，岁不过二百箱。自英吉利在孟加拉购片土，立市埔，至乾隆二十年，因构衅剪灭孟加拉，乘胜蚕食五印度诸部。其中东南三部，则全为所役属。地产棉花，又产鸦片，英人倍征其税，遂专擅印度鸦片之利。其运载亦附英人船旗，船名格拉巴，约载三百趸[4]。每箱载两满，每满各重六十七棒[5]，其价自一千三百至千五百鲁卑不等[6]，以分售各处。乾隆季年，闽、粤吸食渐多，粤督奏禁入口，然官吏奉行有名无实。”

《清朝全史》：“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会社，获取由孟加拉、彼哇及俄利萨产出鸦片之专卖权。而英国商人最初输入鸦片即在乾隆三十八年，由加尔格达（calcutta）送于广东。乾隆五十四年，由印度输出，渐次增加至四千零五十四箱。由是中国国内到处皆有鸦片，惟广东为最，因外国鸦片皆由此地进入，供给他处。”

其后英虽废公司专卖之权，而其国家仍许商人运售鸦片。输入之数，更甚于前。

《柔远记》：“道光十三年，英商公司罢。”“十四年，英国遣领事律劳卑（load napier）来粤。”“十六年，继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来粤，设审判衙门，专理各洋商交涉讼事，其贸易仍听散商自理。”“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为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不知伊于胡底。查鸦片烟制自英吉利，严禁本国人勿食，专以诱他国之人，使其软弱，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诱安南，为安南严禁始绝。今则蔓延中国，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

是实国际史上最大之污点也。

粤之通商，以洋行为之介，输出输入，悉由洋行，所谓官商也。

《南越笔记》（李调元）：“广州城南设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实止八行：为丰进、泰和、同文、而益、逢源、源泉、广顺、裕元云。”

《清朝全史》：“自十七世纪末年以前，在中国通商之外人，皆集中于广东。”“当时有所谓官商者，其性质实指定一人为经手人，外国人等购买茶绢，皆出于其手。又其时外货销入内地者，由彼购买物少数，以限制之。”“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商人等组织一种机关，名曰公行。其目的，专为划定价格而设，即贩卖于欧人之货物，彼等定以正当之价格，不论卖者为何人，总之对于货物应得若干之纯利益。”“乾隆三十六年，公行解散。四十七年，又设立公行，对于外国通商，为唯一之经理者，又对于政府命令，保证其适当之服从，成为政府与外商之传递机关，又可作为介绍者。”“此后六十年间，公行所有特权及组织，毫无改变。”

而官吏因缘为奸，所损于外商者至巨。

《柔远记》：“嘉庆十五年，英商请减行用银，不许。行用者，每价银一两，奏抽三分，以给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继而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行货亦出其中，遂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间游之款接，亦皆出于入口、出口长落之货价，以故洋利渐薄。是年大班喇咈等诉于广东巡抚韩崶，略曰：始时洋商行用少，与夷无大损益，今行用日夥，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物称是。洋货其何以堪，伏恳酌量裁减。韩崶与总督及属僚核议，佥谓洋人无利可获，或可杜其偕来，遂不许。”

又倚国势之甚，时时凌辱之。

《道光二十年澳门新闻纸》：“三十三年以来，我等所受之凌辱欺负，真系难以比较。中国人不独不准我等与中国官府相交，乃除洋商之外，亦不准我等与中国之人民有一些往来。即各洋商，因系与我等贸易往来，所以亦被中国人之轻忽鄙贱。即在中国人之示谕上，亦以红毛夷人、番鬼等名号，轻贱我等。”

鸦片之利，既可偿行用之损失，而内地之人，复与外商勾结，视为利薮。

《中西纪事》（江上蹇叟）：“道光元年，申烟禁。二年，廷寄交广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艇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

《致姚亮甫中丞书》（包世臣）：“烟禁真行，则粤、闽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日有事，情必外向。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其不生歹心。”

官吏欲禁而有所不能。又其时内治之窳敝，已多为外人所窥破。

《道光二十一年澳门新闻纸》：“当林[7]亲身看守销毁鸦片之时，亦有人将其鸦片成箱偷出，每箱卖银七百至一千元不等。林掌如此大权，尚有人胆敢违犯皇帝谕旨，若林一去以后，鸦片必定复兴。”“中国人若可以依靠，北京皇宫内亦不致有鸦片之污秽。”“中国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有一千合用，余皆系聚集下等之辈。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周围有窗，在海岸远望，亦是破坏。炮架亦不能转动，却似蜂巢。其师船之样，若得一只我等[8]或咪唎之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王谕国。”

虽以林则徐之公诚，焚毁烟土，罢英互市，卒不能申其志。

《柔远记》：“道光十九年春正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东，查禁鸦片烟。夏四月，毁鸦片烟土[9]。十一月罢英吉利互市。”“二十二年八月，英义律来天津要抚，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罢两广总督林则徐。”

卒劫于英之武力，割香港，赔烟款，立五口通商之约焉。

《柔远记》：“道光二十一年春正月，琦善以香港许英。二月，英人寇虎门。四月，犯广州城。七月，陷厦门。八月，陷定海、镇海，进据宁波府。二十二年二月，攻慈溪。四月，犯乍浦。五月，陷宝山、上海，犯松江府。六月，陷镇江。七月，犯江宁。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人成和。”

《约章大全》：“《中英江宁条约》十三款：（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和平。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一）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一）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原价。（一）凡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一）钦差大臣等向英国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一）以上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元。此时交银六百万元；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倘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息五元。（一）凡系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释放。（一）凡系中国人，前往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一）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元交清，英国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俟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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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尚沿明之误。

[2]　《柔远记》：“雍正五年，定俄人来学喇嘛者额数六人，学生额数四人。十年更代为例，派满洲助教一人、汉助教一人教习之。”

[3]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及龚云林《医鉴》。

[4]　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趸。

[5]　十二两一棒。

[6]　二鲁卑值一番银。

[7]　此指林文忠公则徐。

[8]　当是英人自称。

[9]　通查趸船所存烟土，实数呈出凡一万二百八十三箱。即在虎门外销毁，每箱偿茶叶五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