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工商进步之特征有四：其一曰飞钱。飞钱者，纸币及汇兑之滥觞也。欲知其制之发生，当先知唐以前货币行使之沿革。秦、汉币制，黄金与铜钱并用。汉武、新莽广为货币，率未尽行[1]。东汉以降，各地自为风气，不尽用钱。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至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三国时，吴、蜀均用钱，而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太始中，河西荒废不用钱，裂匹以为货。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议欲废钱，用谷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宋、齐两代，皆尝铸钱。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后魏孝文帝时，始诏天下用钱，而河北诸州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2]。盖执政者率不知钱币之原理，随时补苴而已。隋、唐之时，天下统一，悉行当时官铸之钱。而人口日增，商业日盛，行铸之钱，往往不周于用。唐开元中，屡敕禁民用钱。
《唐会要》（王溥）：“开元十三年，敕绫罗、绢布、杂货等皆令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并用，违者准法罪之。”“开元廿二年，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德宗、宪宗时，迭申钱禁，而飞钱之制以兴。
《新唐书·食货志》：“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十人为保。”
嗣因商民之利，遂准其于官府飞钱。
《新唐书·食货志》：“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
盖钱币专重流通，流通则其数虽少而若多，不通则虽多而若少。然苟明于汇兑之理，则一纸即可代钱，视挟赀以远行为便。当时政府不知研究钱币与商业之关系，创立新法，而商贾独能发明此理，则唐时商贾之智，高于政府中人多矣。
其二曰瓷器。唐、虞之时，即有陶器。不过今之盆、盎之类，无细瓷也。日用饮食之物，大都用竹木，后又进而用铜。至唐禁铜器，而陶器之业以盛。
《新唐书·食货志》：“开元十一年，诏所在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3]“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
瓷之兴，盖自晋至北魏而渐多。
《景德镇陶录》：“东瓯陶。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杜育《荈赋》所谓‘器泽陶简，出自东瓯’者也。”“关中窑。元魏时所烧。出关中，即今西安府咸阳等处，陶以供御。”“洛京陶。亦元魏烧造，即今河南洛阳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供御物。”
其见于史策者，则自隋之何稠始。
《隋书·何稠传》：“稠性极巧，有智思，览博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
唐时制瓷之地，如河南邢州、豫章等处，既见于史志，
《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贡埏埴盎缶。”“邢州贡瓷器。”
《唐六典》：“河南府贡瓷器。”“邢州贡瓷器。”
《新唐书·韦坚传》：“豫章瓷饮器、茗铛、釜。”
而寿州、洪州、越州、鼎州、婺州、岳州、邛州，均产名陶，
《景德镇陶录》：“寿窑、洪州窑、越窑、鼎窑、婺窑、岳窑、蜀窑，均唐代所烧造。”
其品第见于陆羽《茶经》。
《茶经》：“碗，越州为上。其瓷类玉类冰，青而益茶，茶色绿，邢瓷不如也。鼎州瓷碗次于越器，婺器次于鼎，岳器次于婺，寿瓷色黄最下。洪州瓷褐，令茶色黑，品更次寿州。”
其昌南镇之瓷，则今之景德镇瓷器之祖也。
《景德镇陶录》：“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
综历代之用器观之，竹笾、木豆、瓦簋、铜槃，渐变而为瓷碗、瓷盂，而精美轻细，不止于适用而已。此非化学工艺之进步乎？迄今世界各国，犹推吾国之瓷为首。故自隋、唐迄今，直可谓之瓷器时代。
其三曰茶盐。茶之兴，后于盐。而言唐之征商者，多以茶、盐并举，是二者皆唐之大商业也。古无茶字，故《孟子》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未尝言饮茶也。茶、茗之称，始于三国。
《吴志·孙皓传》：“韦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易裁减，或密赐茶茗以当酒。”
至晋而饮者犹少，
《世说新语》：“王濛好饮茶，人至辄饮之。士大夫每往，必云今日有水厄。”
《唐书·陆羽传》称其时尚茶成风，且以之与外国市易。
《新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知饮茶之风，至唐始盛，而茶可为商品，则产之多可知矣。白居易《琵琶行》称茶商重利，而《唐书》载其时茶税特重。
《新唐书·食货志》：“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罢之。”“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穆宗即位，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官税愈严，私贩愈夥，知茶为利溥矣。今日国货之销于域外者，尚以茶为大宗。溯其权舆，固当详稽唐之茶法也。
吾国自唐、虞以来，久知食盐之利。其后太公、管子及汉之刘濞、孔仅等，多以盐为富国之本。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遂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汉书·食货志》；“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元狩五年，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阻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而言盐法者，多推刘晏。
《新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盖管子、孔仅及第五琦等，皆用官专卖法。而晏则用就场征税之法，视盐与其他商货相等。粜之商人，听其所之，故盐商之业甚盛。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而淮、浙之盐利，迄今远过于齐、鲁、晋、蜀者，亦自晏开之焉。
《新唐书·食货志》：“（晏）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
其四曰互市。自汉以降，久与外国通商。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梁书·诸夷传》：“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伦，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使送诣权……权差吏会稽刘咸送伦，咸于道物故，伦乃径返本国。”
交、广诸州最称富饶者，以有互市之利也。然其商市率掌于地方官吏，未有专官司其事者，至隋始有互市专官。
《唐六典》：“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诸蕃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至隋诸缘边州置交市监。”
《隋书·职官志》称四夷使者各一，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其属有监置、互市监、参军事等。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车船，并纠察非违；互市监掌互市；参军事掌出入交易。唐亦设互市监，掌诸蕃交易。
《唐六典》：“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
而广州复有市舶使，
《国史补》（李肇）：“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各物，纳舶价，禁珍异。”
《文献通考》：“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泽为之。”[4]“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
知岭南商业尤盛于诸边矣。西历九世纪，阿剌伯人伊宾戈尔他特宾（ibn khordabeh）著一书，曰《道程及郡国志》，中述唐代商港凡四。
《伊宾戈尔他特宾所述支那贸易港考》（桑原骘藏）：“唐时支那与大食之间，海上之交通，极其繁盛。当时模哈麦特教徒之来航于支那之贸易港者尤多。西历九世纪之半顷，阿剌伯地理学者伊宾戈尔他特宾尝记之于《道程及郡国志》。此书之著作年代，颇多异说。英国学者认为西历八百六十四年顷之作，德国学者认为西历八百四十六年之作，法人认为西历八百四十四年乃至四十八年之作，要之必在西历九世纪之半顷也。……其书之关于支那之贸易港者，略曰：支那之最初贸易港曰龙编[5]，有支那上等之铁器、瓷器及米谷等。次则广府，距龙编海程约四日，陆行约二十日。此地所产果实及野菜、小麦、大麦、米及甘蔗等甚夥。自广府行八日而达胶府[6]。其地之物产，亦同于广府。自胶府行六日至扬州，其产物亦与前两地相同。此等支那之贸易港，外人皆得航行，其城市皆临大河之口，而河水通流，亦不受潮水涨落之影响。河中多鹅、鸭及其他之鸟类云。”
今人所拟定者，曰广州，曰扬州。于广州，则知其地有犹太、波斯人等十余万。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7]中一节云，有广府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8]，叛贼黄巢punzo陷广府，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
于扬州，则以文宗德音证之。知南海蕃舶，可直达扬州也。
《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然《唐书》称边境走集最要者七：
《新唐书·地理志》：“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则中外之商业，亦不仅广东番舶一途。唐之京师，贾胡荟萃。
《通鉴》：“大历十四年，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产赀，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夸取妻妾，故禁之。”
怀柔远人，至给饔饩，使殖赀产，不徒官吏存问仅收市脚而已。盖当时之政见，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屑与外夷较利害。故待之极宽大，不似今之讲国际商业者，以国家为商贾之行为，而外商遂辐辏于吾国之通都大市，迄今犹称中国人曰唐人，知唐人所以来远人者，感之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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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详见《汉书·食货志》。
[2] 参诸史及《文献通考》。
[3] 以钱少之故。
[4] 见柳泽《劾庆立疏》。
[5] 即安南之河内。
[6] 此译音，尚不知何地。
[7] 即桑原氏所译《道程及郡国志》。
[8] 此回教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