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入中国，而士、农、工、商之外，增一释氏之民：无家族，无君臣，翕然奉他国之宗教；衣食居处，举止声容，悉与吾国礼教风俗乖异，此社会一大变化也。社会当变化之际，必不能无所抵触；怀新者信其理想非吾所有，笃旧者诧其习惯为吾所无。则以观念之不同，而生事实之冲突，此势所必至也。魏、晋以来，佛教虽日盛兴，然社会中冲突之状，亦往往见于史策。约举之盖有数端。

（一）则华夷之界也。佛教初来，其势微弱，故世不之异。至其浸盛，则排之者首在华夷之界。五胡之君，自以戎神为本，而当时犹有以此为言者。

《高僧传》：“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谓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真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1]。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异制，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国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有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比及南朝，学者也抱此见。顾欢《夷夏论》力斥中夏之人效西戎之法。

《南史·顾欢传》：“欢著《夷夏论》：……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

而信佛者袁粲、谢镇之、朱昭之、朱广之及僧愍等，群起驳之[2]。或谓从道不从俗，

《南史》：“袁粲托为道人通公驳之曰：‘……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变。变本从道，不遵彼俗。俗风自殊，无患其乱。’”

或谓华夷一轨，

《难夷夏论》（朱昭之）云：“以国而观，则夷虐夏温。请问炮烙之苦，岂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齐、晋之子？刳剔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滨之士。推检情性，华夷一轨。”

或谓天竺即中国。

《戎华论》（僧愍）：“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自出自井坎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

可见顾之持论，甚中要害，不与力辩，则不能免用夷变夏之讥也。

（二）则伦理之争也。出世法与世法殊科，其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所割舍。而吾国素重伦理者也。魏、晋以来，虽多蔑弃礼法之士，而礼教之信条，深入人心，大多数之人，必不以背弃君父为然。故佛教与儒教之冲突，即因而生。晋世庾冰、桓玄等，均谓沙门宜敬王者。慧远著论释之，意谓佛教无妨于忠孝。

《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篇》（慧远）：“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至梁世毁佛教者，造“三破论”，仍主伦理以破之。

《灭惑论》（刘勰）：“或造三破论。第一破曰：入国而破国者。诳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不助国生人减损。况人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国灭人绝，由此为失。日用损费，无纤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复过此。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者。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优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肉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者。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唯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竞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复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从。”

唐、宋诸儒，反对佛教，亦无非因此等根本不同，遂深恶而痛绝。比之夷夏之辩，为尤重矣。

（三）则宗教之歧也。老子本非宗教，而自汉以来，即以黄、老与浮屠并称，且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后汉书·襄楷传》即有“或言老子入夷为浮屠”之语。）晋世信天师道者多，而其教理不敌佛教。于是道士作《老子化胡经》，谓其出于道教。

《高僧传》：“法祖与祭酒王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

其后南北朝之学道者，多扬其波而事争辩。

《南史·顾欢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大略曰：《宝积》云：‘佛以一音广说法。’《老子》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一之为妙，空玄绝于有境，神化赡于无穷。为万物而无为，处一数而无数。莫之能名，强号为一。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尝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律》云：‘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辨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亮，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续高僧传·昙无最传》：“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胜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最对论。帝问：‘佛与老子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为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同时。’……帝遣尚书令元义宣敕，令斌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太尉萧综等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

此则因释排道，而道家欲援释以为重，虽似沟通教理，实则争持门户，此吾国历史上宗教之竞争也。

佛教既盛，愚智同归，游食之徒，避役之氓，皆可假托以为生，是亦社会之变相也。晋世桓玄已主沙汰。

《弘明集》（僧祐）：“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渎。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彼此俱弊，实污风轨。便可严下在此诸沙门，有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训作范，幸兼内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所在领其户籍。严为之制，速申下之。”

义熙之季，目为“五横”：

《弘明集·释驳论》：“晋义熙之年，江左袁、何二贤，商略治道，讽刺时政，发五横之论。……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谕，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敦厉引导，逼强切勒，上减父母之养，下损妻孥之分，会同尽肴膳之甘，寺庙极壮丽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罄私家之年储，阙军国之资实。”

而北魏太武，因信道教，兼恶沙门不法，遂盛加诛戮。

《魏书·释老志》：“世祖得寇谦之道，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又下诏曰：‘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

然宋、魏对峙，宋不之禁，沙门多避难南来。

《高僧传》：“僧导立寺于寿春，会虏灭佛法，沙门避难投之者数百，悉给衣食。其有死于虏者，皆设会行香，为之流涕哀恸。”

至魏文帝时，复弛其禁。

《魏书·释老志》：“高宗践极，诏诸州、郡、县各听建佛图一区，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

明帝正光初，释、李之辩，释氏优胜，李宗遂屈焉。

齐、周对峙之时，道、释之争尤烈。齐尚佛教，令道士皆染剃。

《续高僧传》：“文宣受禅，齐祚大兴。天保年中，释、李二门，交竞优劣。会梁武启运，天监三年，下敕舍道，道士陆修静不胜其愤，遂与门人亡命，叛入北齐，倾散金玉，赠诸贵游，托以襟期，冀兴道法。帝惑之，乃敕召诸沙门与道士对校道术，昙显对之，帖然无验，诸道士等相顾无颜。文宣处座，自验臧否。其徒尔日皆舍邪从正，求哀济度；未发心者，敕令染剃。”

周崇儒术，辩论频年。

《北周书·武帝纪》：“天和三年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四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后遂断佛、道二教，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北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续高僧传》：“天和四年，岁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废立，众议纷纭，各随情见，较其大抵，无与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众论乖咎，是非滋生，并莫简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敕又广召道俗，令极言陈理，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佛道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鸾乃上《笑道论》三卷。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士，即于殿庭焚之。……至建德三年，岁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灭佛、道二宗。”“帝遂破前代关山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然犹立通道观，以阐教义。

《北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六月戊午，诏曰：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养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续高僧传》：“别置通道观，简释、李有名者，普著衣冠，为学士焉。”

视魏太武之肆行诛戮者有别。盖自佛教输入以来，疑信杂出，绵历岁年，至是遂成三教鼎立之势。

《旧唐书·经籍志》：“《齐三教论》七卷，卫元嵩撰。”[3]

其诋诃排挤者，虽以道家为当，然至隋世，道教仍屈于佛焉。

《隋书·经籍志》：“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两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令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尝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篆真经》劾召百神，六十余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宇，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像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4]

* * *

[1]　中述汉、魏之制见前。

[2]　其论见《南史》及《弘明集》中。

[3]　据此，是三教之名，始于周世。

[4]　《魏书·释老志》纪道士之事甚详，然限于魏世，故引此《志》略述其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