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治之时，后魏之境域，实广于南朝。

《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后魏起自北荒，道武珪克并州，下常山，拔中山，尽取慕容燕河北地。明元嗣时，渐有河南州郡。太武焘西克统万，东平辽西，又西克姑臧，南临瓜步。献文之世，长淮以北，悉为魏有。孝文都洛，复取南阳。宣武恪时，又得寿春，复取淮西，续收汉川，至于剑阁。于是魏地北逾大碛，西至流沙，东接高丽，南临江汉。”

由破裂而渐趋统一，而其国之制度，亦遂焕然可观。魏之制度最善者，首推均田。自秦以降，田皆民有，无复限制，议者多病之。

《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王莽欲复古制，民皆不便，事竟不行。

《汉书·食货志》：王莽篡位，“下令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

晋武平吴之后，计丁课田，粗有限制，然亦未有授受之法。

《晋书·食货志》：“平吴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南渡以后，军国所须，须时征赋，乃无恒法定令。

《隋书·食货志》：“自东晋元帝寓居江左……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

而拓跋氏兴于北荒，冞入中原，值大乱之后，民废农业，转能计口授田。

《魏书·食货志》：“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

盖乱世田土无主，地多入官，复由民有之制，渐变为国有之制。至孝文帝太和中，遂普行均田之法。

《魏书·食货志》：“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婢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论者谓其法异于王莽，故能久行而无弊。

《文献通考》：“或谓井田之废已久，骤行均田，夺有余以予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讟，不知后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卖买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欤？”

然推其原始，实由无主之田，争讼不决，豪强兼并，乃为均给。

《魏书·李安世传》：“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无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均播于兆庶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望绝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又立三长，确定户籍，校比户籍，遂得其实。

《资治通鉴》齐永明四年[1]：“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赋，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诏百官通议……太尉丕曰：‘方有事之月，校比户口，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即调课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悉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一旦改法，恐成扰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2]

且丧乱多年，户口稀少，计口均给，不虞不足。两汉盛时，民户皆千数百万，口五千余万[3]。然东汉户口，犹非实数[4]。计其最盛之时，或尚不止于此。三国以降，户口锐减，后魏虽较晋为多，然亦不迨汉之盛。兹为列表以明之：

魏之户口无确数，《魏书·地形志》谓“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余矣”。《文献通考》据此推算，谓其盛时户至五百余万，故亦准此数假定其人口为三千余万。然以一户五口计之，尚未必有此数也。故积上述之三因，遂能于周、秦以后，实行均产之策，以弭生计之不平。沿及北周、北齐，亦均仿之，

《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九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札凶，则不征其赋。”

而隋、唐之制，亦渊源于魏、周焉。

魏自道武帝时，已颇知学。

《宋书·索虏传》：“什翼犍子开，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称曰魏，号年天赐。治代郡桑乾县之平城。立学官，置尚书曹。开颇有学问，晓天文。”

明元以降，多娶汉族女为后妃。

《魏书·皇后传》：“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生显祖。”“献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生高祖。”

故至孝文，醉心华夏之礼教，深厌其国俗，禁同姓为婚，

《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诏曰：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维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

罢一切淫祀，

《魏书·礼志》：太和十五年，“诏曰：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

建明堂太庙，

《魏书·礼志》：“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

定车服礼乐，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十一年正月，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十三年正月，车驾有事于圜丘，于是初备大驾。”

祀孔子，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十六年二月，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十九年四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

立史官，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四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分置左右史官。”

耕籍田，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七年二月，车驾始籍田于都南。”

制律令。

《魏书·高祖纪》：“太和元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十五年八月，议律令。……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十七年六月，诏作《职员令》二十一卷，施行。”

一切师法中土古制，而犹以为未足。由平城迁都洛阳，

《魏书·任城王澄传》：“高祖谓澄曰：‘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惟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

《通鉴》卷百三十九：“帝谓陆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禁其国人胡服、胡语，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

《通鉴》卷百三十九：“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

《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咸阳王禧传》：“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高祖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陈谢。”

又改其姓氏，与汉族通婚姻。

《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正月，诏改姓为元氏。”

《通鉴》卷百四十：“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咸阳王禧娶隶户为之，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懿，羲之子也。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于是胡汉混淆，不复可辨，恶异族者，恒痛斥之。

《读通鉴论》（王夫之）：“拓跋弘之伪也，儒者之耻也。自冯后死，弘始亲政，以后五年之间，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庙，祀圜丘，迎春东郊，定次五德，朝日养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籍田，行三载考绩之典，禁胡服胡语，亲祠阙里，求遗书，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定族姓，宴国老庶老，听群臣终三年之丧，诸儒争艳称之以为荣。凡此者，《典》《谟》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学终丧之外，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弘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岂不辱名教而羞当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耻也。”

然腥膻之族，国势已强，保其古俗，未始不可为国。而孝文当强盛之时，汲汲然自同于华夏，即所行者未尽为周、孔之道，而出于汉之说经家附会之词，亦可见文化之权威，足以折蛮野而使之同化矣。

* * *

[1]　即魏太和十年。

[2]　按《通鉴》永明三年载李安世疏，四年载李冲之言，是三长之立，在安世上疏之后。然李疏明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似三长立后，始行均田。《魏书·李安世传》未言其上疏年月，而《食货志》明云“九年下诏均田，十年李冲上言立长”。疑李安世之疏，非太和九年所上。

[3]　《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户12 233 062，口59 594 978。”《续汉郡国志》：“永寿二年，户16 070 960，口56 486 856。”

[4]　《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核垦田。”“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下诏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是东汉时户口之数，多不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