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称黄帝、尧、舜之德，首举“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义至可疑。治天下之法多矣，何以首举垂衣裳乎？顾君惕森谓古“衣”字象覆二人之形，衣何以覆二人，义亦不可解。“衣”字之下半，当即“北”字。古代北方开化之人，知有冠服，南方则多裸体文身，故“衣”字象北方之人戴冠者。其说至有思想。衣裳之原，起于御寒。西北气寒，而东南气燠，故《礼记·王制》述四夷，惟西北之人有衣，东南无衣也。
《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以文字证之，南北曰袤，
《说文》：“袤，衣带以上。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
边地曰裔。
《方言》：“裔，夷狄之总名。”郭璞曰：“边地为裔。”
固皆以衣分中外，而衣服之服，古以为疆界之名。
《书·皋陶谟》：“弼成五服。”《禹贡》：“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推其引申假借之由，必非出于无故。以事实证之，禹时有裸国。
《吕氏春秋·贵因篇》：“禹之裸国，裸入衣出。”
当商时，荆蛮之俗，文身断发。
《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
至战国时于越犹然。
《庄子·逍遥游篇》：“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中夏之文明，首以冠裳衣服为重，而南北之别，声教之暨，胥可于衣裳觇之。此《系辞》所以称“垂衣裳而天下治”欤！
衣服之原料古惟有羽皮。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若卉服，则惟南方有之。
《禹贡》：扬州“岛夷卉服”。
不知何人发明织麻养蚕之法。世传伏羲作布。
《白氏帖》：“伏羲作布。”
世又称伏羲化蚕桑为繐帛，《皇图要览》：“伏羲化蚕桑为帛，西陵氏始养蚕。”[1]说均未足据。
然羲、农时已有琴瑟。琴瑟皆用丝弦，则丝之发明久矣。《禹贡》载九州贡物，凡六州有衣服原料。
（续表）
则洪水以后吾民之利用天产者，其地固甚广矣。
冠服进化之迹，以冠为最著。太古之时，以复首。
《说文》：“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段注：“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冃。荀卿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注：‘旧读为冒，拘与句同。’《淮南书》曰：‘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务与鍪皆读为冃，即今之‘帽’字也。后圣有作，因冃以制冠冕，而冃遂为小儿蛮夷头衣。”
其后则有弁。
《说文》：“，冕也。弁或字。，籀文。”段注：“‘’为籀文，则‘’本古文也。”按从皃，其象形。盖古者简易之制也。
有冕。
《说文》：“古者黄帝初作冕。”
有冠。
《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弁冕之总名也。从冖，从元，元亦声。冠有法制，故从寸。”
而法制渐备，黄帝之冕有旒。
《世本》：“黄帝作冕旒。垂旒，目不邪视也。”
后世因之，以玉为旒。
《尚书》（大小夏侯说）：“冕版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用白玉珠，十二旒。”
为冠制之至尊者。然冕之布以麻为之，而施以漆，仍存尚质之意。惟麻缕细密，异于余服耳。
《礼书通故》（孔安国、郑玄说）：“麻冕三十升布为之。”蔡邕云：“周爵弁，殷冔，夏收，皆以三十升漆布为壳。”贾公彦曰：“布八十缕为升。”
弁制用皮，而别其色。
《释名》：“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以韎韦为之，谓之韦弁。”
亦以示法古尚质之义。
《白虎通》：“皮弁者，何谓也？所以法古至质冠之名也。弁之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发也。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礼》曰：‘三王共皮弁素积。’言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战伐田猎皆服之。”
太古冠亦以布，其色白。斋戒之时，则著黑色之冠。
《仪礼记》：“太古冠布，斋则缁之。”
后世则易以皂缯，此其进化之概也。
《仪礼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礼书通故·续汉志》：“委皃，以皂缯为之。孔疏云：三冠皆缁布为之，盖非。记曰：太古冠布，则毋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
古之男子，上衣下裳。
《白虎通》：“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裳’何？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何以知上为衣，下为裳？以其先言衣也。”
其材或以丝，或以布。
周制，朝服用十五升布，裳用白素绢，爵弁服纯衣。郑《注》：“纯衣，丝衣也，是衣之材，或用布，或用丝也。”
其色上玄而下黄，
《续汉舆服志》：“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
间亦有他色，
《礼记·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是衣亦有黄色也。《仪礼》：“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是裳亦有玄色也。若皮弁服之用白布衣，爵弁服之裳纯衣，各视其冠带而为色，初非一律玄衣黄裳也。
其进化之迹不甚可考。观孔子述黄帝之衣裳，知其时已尚彩绘。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注：“白与黑谓之黼，若斧文。黑与青谓之黻，若两己相戾。”
帝喾、帝尧之衣，皆与黄帝同。
《大戴礼》：“帝喾黄黼黻衣，帝尧黄黼黻衣。”
《史记》称帝尧黄收纯衣。是其衣亦有时不绘黼黻也。
《史记·五帝本纪》：“帝尧黄收纯衣。”《索隐》：“纯，读曰缁。”
虞舜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于是衣裳之文绣，盛行于中国者数千年。
《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虽其说颇多聚讼，不能确定何说为得真。
唐虞衣服之制有二说。《尚书大传》曰：“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繢、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今文家说也。郑玄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于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诸侯九章，自山、龙以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火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不绘衣。”此古文家说也。
然观《尧典》及《皋陶谟》之文，《尧典》：“车服以庸。”《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则此绘绣之法，非第为观美也。文采之多寡，实为阶级之尊卑，而政治之赏罚，即寓于其中，故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
阶级之制虽非尽善之道，当人类未尽开明之时，少数贤哲，主持一国之政俗，非有术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则天下脊脊大乱矣。黄帝、尧、舜之治天下，非能家喻而户说也。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而天下为之变化焉，则执简驭繁之术也。《尚书》之文简奥，读者多不能喻其意。惟《尚书大传》释之最详：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朱轩，不得衣绣。庶人单马木车，衣布帛。
观此文，则知古之车服，以为人民行谊之饰，非好为区别，故示民以异同也。不究其劝勉人民为善之心，第责其区分人民阶级之制，则曰此实不平之事，或愚民之策耳。
衣服之用，有赏有罚。故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
《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荀子尝斥象刑之非。
《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杨注：“墨黥当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头而已。”）；慅婴（杨注：“当为澡缨，谓澡濯其布为缨，澡或读为草，《慎子》作草缨。”）；共艾毕（杨注：“共艾未详，或衍字。艾，苍白色，毕与鞸同。”）；菲，对屦（杨注：“菲，草屦也。对，当为。，枲也。”）；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耶？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得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按《书》之象刑，与流宥五刑、鞭、扑并举，初非专恃象刑一种。
《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人之知有羞耻者，略加谴责，已惕然自愧，若无所容；其无耻者，虽日加以桁杨桎梏，而无所畏，是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后世犯法者，衣服亦异于常人，殆由古者尝以是为罚，后虽用刑，犹治其制而不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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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俱见《路史》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