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梅聖俞先生工於詩，吳趨徐七來氏重刻其所為《宛陵集》者，以廣其傳。請序於予，至五六而不已，可為勤矣。予遲久未有以應，豈不以先生之友歐陽公知之深，道之詳，生序其集，書其稿，死祭以文， 葬銘其墓，而予之荒文不能以有加也哉？

世欲知先生之詩，讀歐陽公之文而可知也已。雖然，歐公謂“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則學者不能無疑焉。《詩》三百篇，如武王、周公、成王、宣王，召、康、穆公、尹吉甫、衛武公之倫，其所賦詩皆目為“古窮人之辭”，可乎？非窮人也，而遂疑其詩有未工也，而可乎？且康哉之歌載於《虞書》，舜、皋陶豈窮而工者？乃曰愈窮則愈工，世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必且以《采薇》《天保》《清廟》《宮》之作，謂反不如《桑柔》《菀柳》《北門》《中穀》之感憤而悲涼，是歐公斯言滋之惑矣。何也？先生既繫官於朝而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則非沈淪氓庶也。史稱西南夷布弓衣皆織其詩，名重於時如此，豈窮載？然則歐公奚以云？蓋嘗聞諸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為不得志而窮焉者之事也。故歐公曰：“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而追商、周之作者，豈不偉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也！”觀於是，而歐公之言明，先生之意得矣。太史公謂：《詩》三百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夫鬱結不得通，豈非所謂窮人之辭哉？韓昌黎亦云：窮愁之音易工。歐公之言有以！夫周公，聖相也，成王、宣王，賢君也，其人不窮矣，然《鴟鴞》《桃蟲》《雲漢》諸作，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是亦與窮人之辭何以異？信乎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我故曰：讀歐陽公之文，而先生之詩可知矣。歐公雖專稱其詩，然誌又云：“他文章皆可喜。”今梓之，共六十卷，序既不獲辭，聊書是以塞其請，亦因以曉學者。

─康熙壬午仲夏，商丘宋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