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门缝底下有灯光，听到楼梯上有轻轻的脚步声，这代表今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他比工作日起得稍晚。女仆则相反，她居然能在火车鸣笛之前就起床，睡眼蒙眬地下楼，来到厨房，生火，然后待在那儿，在烧好几大盆热水之前，她站着打瞌睡。
她来到家里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出于好奇下楼来看看。他发现厨房的玻璃门被一块用图钉固定的桌布遮起来了。
“谁？”露易丝恼火地问。
“是我。”
“您要拿什么东西吗？您知道我在洗澡。”
大概是在洗衣服的水盆里。她在沙朗的家里兴许是这么做的吧，卡舒达斯家也这样洗澡。于是整个上午，厨房里都是一股子肥皂味。
拉贝先生不能让她用浴室，因为她必须先穿过卧室才能到达浴室。他给她买了一个锌质浴盆。现在，一到星期天，他就会听见她费力地将热水一桶一桶地提上来倒进浴盆。尽管她在一周的其他早晨可能脸都懒得洗，但这一天恰好相反，她能在浴盆里待上个把小时，将角角落落洗个干净。
帽匠对此觉得有点恶心。他从不喜欢其他人的气味，其他人的隐私。然而，他却和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女人在这间卧室里一起生活了十五年。如果他受不了气味去开窗，她还要生气。
这或许不是马蒂尔德的错，他应该把这归咎于她的健康状况？马蒂尔德在最后几年，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都是脏的。有时她故意把自己弄得很脏，挑衅丈夫。她会眼神残酷地问拉贝先生：
“你不觉得我很难闻吗？”
他来到壁炉前，蹲下来生火。他生火从不失手，只需一小会儿火就烧大了。天比前几天更冷，是一种不一样的冷。他轻轻撩开窗帘，看见夜色清澈冰凉，手指一触到玻璃就感受到异常的寒冷。
雨就这样停了。整座城市都为此欢欣雀跃。但他并不开心。晴天早来了一天。老天好像背叛了他，他的计划失败了。他原本希望在一种同样的气氛里结束这一切。在暗黑的街道上，每一点光亮周围都有一圈光晕，地上到处是斑驳的光影。雨不仅总能给他带来某种刺激，更方便了他的行动。街上行人稀少。人们都贴着房子走路，躲避天上的雨和地上的泥巴。
卡舒达斯家还没有一个人起床。没有一丝灯光。小裁缝还在睡觉，对着他的胖老婆。他昨晚酣醉，大概一夜都没睡安稳吧，打鼾是免不了的，说不定还大声说梦话了？
他回去后，老婆没有责怪他。他到家后才完全显露出醉态，大概是因为突然从寒冷中走到温暖中。他冲进旋转楼梯（和拉贝先生家里一样），忘记了关店门和灯，平时都是他自己做这些事的。他一进工作室，便瘫倒在椅子上，一只手臂靠着椅背，头枕在手臂上。
他哭了吗？这不是不可能。也许他觉得自己病了？他那三岁半还是四岁的儿子来到他跟前转来转去，接着两个小女儿也来了。卡舒达斯太太终于从厨房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把熨斗。她立刻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也没说，嘴唇也没动，便消失在另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她端着一碗黑咖啡回来了。
“喝了它，卡舒达斯。”
她叫他卡舒达斯。没有人称呼裁缝名字。店铺招牌上也只有他的姓。这个姓在近东成百上千的村庄里比比皆是。
卡舒达斯终于抬起脸。即使隔着一条街，拉贝先生也知道卡舒达斯感到羞耻。他在询问他太太什么事情，或许是孩子们是否见到了他这副样子？她帮丈夫喝咖啡，他勉强吞下一半，便不得不冲向屋子里部。
拉贝先生没有再见到他。卡舒达斯太太下去关上护窗板，锁上门。她熄掉工作室的灯，又继续在厨房忙碌，她的家人都已经上床去了。
这是个星期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个晴天。拉贝先生整理床铺，更换床单，把换下来的脏床单和脏毛巾拿到楼道上，在浴缸里放水，还不忘时不时说几句话，随便说什么，做做样子。
几年下来，他的一套行为就像芭蕾舞一样精细。完全是自动的。他不需要思考。如果某个偶然因素改变了他的节奏，他会停下好久，不知所措，就好像出了故障的机械装置。不过他最后总能恢复正常。浴缸在放水时，他可以把衣服放进柜子，将上衣挂上衣架，叠好裤子，接着把要穿戴的袜子、衬衣、假领、领带放到床尾。他可以在浴缸放水时做完这一切，且很少改变做事的次序。
如果费心去计算一下，成百上千个动作头尾相接，共同填满了一个日子。他在完成这些动作时带着满足，在星期天时尤其如此。因为他知道，在清晨的这一整套仪式之后，他可以独自在家享受一个长长的自由日。
他下楼之前，已经将马蒂尔德的扶手椅推到窗前，木头脑袋放置在恰当的角度上。他拉起窗帘，虽然天还没亮。
他看见露易丝在厨房炉子旁，手上端着一碗牛奶咖啡，一身出门的行头：星期天穿的裙子和大衣，头上戴着帽子。
“食品柜里什么吃的都有。”她忧郁地说，好像生无可恋。
她很笨，就像一头“牲畜”。根本不需要提防她。每个星期天，她坐第一班长途车去沙朗，和她的家人及朋友过一天。
她看拉贝先生的方式，拉贝先生一直都无法习惯。她盯着他，却好像没看见他。或许她看他的方式和看别人不一样？拉贝先生有时会不安。女佣是怎么想他的？她没有发现这是一幢奇怪的房子吗？她是否有什么隐秘的想法？她会思考吗？
“太太好吗？”
“还是那样。谢谢，露易丝。”
他打算等她走了再上桌吃饭，因为她的存在败坏了他的胃口。她一出门，他就把店门关上，听着她的脚步声在人行道上渐行渐远——这一带建筑前的拱廊使得脚步更响——然后钟声敲响了。
他一直对星期天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即使是马蒂尔德还在的时候。这个日子向他关起高高的大门，只带给他冗长而沉闷的寂寥。但他习惯了寂寥，爱上了寂寥。
他边吃早餐边阅读。他读的是一桩纵火诉讼案的分析报告，纵火者一八八二年在汝拉地区煽动群众，几乎引发一场动乱，最后纵火者被流放了。其实他并不在意读的是什么。第二天就不再记得了。他买书的地方和自己家隔着两幢房子，他选书都是随心所欲，有时是小说，有时是史书。书页均已泛黄，散发着某种特殊的气味，有时还能从书页中找到一朵干花，或者一只被压扁的苍蝇。他还在书里发现过一封用作书签的墨迹淡退的信，扉页上没有署名或者公共图书馆印戳的书是极少见的。
今天，他决心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想做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但他得先站起来去水龙头下洗杯子、毛巾，抖抖床单，扫除地板上的面包屑。最后他又去食品柜看了看露易丝为他准备的午餐。他很满意，因为他只需将昨晚的蔬菜炖肉在蒸锅上热一下即可。
他穿过周日未开暖气的铺子，来到二楼。卡舒达斯一家已经起床了。天空很明净，是一种青蓝色。街上已经有了脚步声，远远近近的钟声笼罩整座城市。
小裁缝还没洗漱，睡衣下穿着一条没有背带的裤子。他们总是先给孩子洗脸，以便摆脱他们，免得他们继续在跟前晃。可是，一旦把孩子收拾完毕，难题又变成了如何阻止他们弄脏刚穿上的干净衣裳。
在商店工作的大女儿艾斯黛儿穿着连衫衬裙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贝先生能够看出她的乳房已经发育了。她的身材仍旧是瘦的，尤其是胯部，但胸部有点太大了，不像大部分同龄女孩。她在夜晚会不会和情人们在某些黑暗的角落（比如门洞内、城门下）厮混？这是可能的。令拉贝先生震惊的是——他说不出为什么——男人们竟然能从卡舒达斯的女儿，卡舒达斯家的肉体处获得快乐。
小裁缝板着脸，不知该置身何处。拉贝先生能感觉出他不在状态，意识和胃仍在折磨他。他像往常一样利用星期天整理工作室，但完全提不起劲，心不在焉，好几次抬头看对面的房子，但他根本看不见帽匠，因为帽匠躲在窗帘后面。
何苦为了这个人而烦恼呢？他什么也不会说的。他自己已经吓坏了。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不会跑去找警察，带着他从未摆脱的口音向对方宣布：
“你们正在寻找的凶手，是我的邻居，帽店老板。”
“真的吗？”
“我在他的裤管边上发现了一小片纸，是从报纸上裁下来的两个字母。”
“这太重要了，真的！”
“我跟踪了他，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勒死了伊雷娜·莫拉尔小姐。”
“天哪！天哪！”
“然后，他用最自然的声音对我说：您差点犯了错误，卡舒达斯！”
他差点犯了错误，真的。他们难道不会偶然地问一句，他那天是不是穿着米色雨衣吗？在所有时代，在世界上的所有地区，卡舒达斯家族的人不是更可能被怀疑为嫌疑犯吗？
来吧！该干活了。他有时候需要在文章中一个个找字母，粘贴时需要注意对称。他虽然已经很熟练，但这件事仍然很费时间。
拉贝先生不打草稿。一束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墙壁上。他面前是花边纱帘上繁复的花朵。太阳光形成的两个小光点像小动物一样不停地跳跃，似乎在桃花心木的写字台上嬉戏。
布雷街上，一扇扇大门打开又关上，家家户户都向着运河与港口之间的圣主教堂走去。人们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渔民们顾不上今天是礼拜天，趁着浓雾散开赶紧出海，他们估计得在航道上排队航行了。
城市十分绚丽，在阳光下呈一片金黄；港口则是一整片的蓝色；卡舒达斯一家很快也要出门了，小孩子们穿着漂亮衣服走在前面，后面是卡舒达斯和他太太，他俩在这一天总有些笨拙，比起工作日要不自在多了。
做完弥撒，他们会经过缝纫街的糕点铺。回来的时候，小裁缝手提一盒糕点，上面系一根红绳。
关于勒脖杀手受害者的小论文
他故意用了“勒脖杀人”这个词嘲讽所有人，因为人们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知不知道他是在嘲讽无关紧要。
在开始写信之前，他爬到椅子上，把手伸到衣柜顶上，拿到一件东西：一张带乌木相框的照片。两个月前，它悬挂在马蒂尔德床头的墙上，现在仍可以看出墙纸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印记。
这是一张班级合照，在纯观修道院，一个颁奖的日子。
一共是十五位少女，拉贝先生经常数她们的人数，他也能把每个名字和脸对上号。她们都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都穿着海蓝色的统一服装，百褶裙，头发编成辫子，脖子上挂一条丝带，上面系一枚奖章。姑娘们中间是一位消瘦苍白的修女，双手背后，苦行清修的模样，酷似圣像。据马蒂尔德说，此人虽然有着天使般的笑容，却十分凶悍。
第二排少女站在铺着地毯的台阶上，周围簇拥着绿植。
照片放在他面前，靠在一个铜墨水瓶上。他现在已经不用墨水瓶了，因为有了水笔。他继续工作，偶尔舔一下嘴唇。
雅克利娜·德洛贝尔，六十岁，一位步兵上尉的遗孀。
这是左起第三位，一个目光调皮的棕发小姑娘，尖尖的鼻子。她看着摄影师，使劲憋住笑。摄影师的头肯定钻在一块黑布底下。
她出身良好，是撰写了多部地方志的公证员马萨尔的女儿。跟随丈夫在多个驻军城市生活过，比如贝尚松。有两个孩子。女儿嫁给了马赛的一个进口商，儿子目前在一支北非骑兵任中尉。如今独自在裁缝街一间公寓生活，就在一家卖绳索和藤条的商店楼上。和女儿不睦，年金微薄。不愿接受儿子的钱，偷偷拿一些零碎的针线活计去卖。
他思考片刻之后，补充道：
女儿没来参加葬礼。儿子驻扎在叙利亚，没有及时得到通知。
这是第一个。她没有给他带来麻烦。她病痛缠身，节衣缩食才可勉强度日。她晚上在大街上迈着小碎步，赶着给人送去自己做的活计。在拉罗谢尔，从一条商业街转到另一条商业街不经过一些幽暗的小巷是不太可能的。
幸亏从她开始了。如果第一个是强壮的雷奥尼德·普鲁，他可能就失手了。他当时还没想到要在大提琴琴弦两端固定两截木头——就像商人放在盒子里作为把手出售的那种木头。
德洛贝尔太太几乎没怎么反抗——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反抗。但拉贝先生把自己的手勒出了血。
他还差点犯了另一个错。事情发生在圣主教堂背后，离运河不远，他想将尸体扔进运河。浪潮已经褪去，水流依然很急。人们有可能在几天甚至几周以后才会发现德洛贝尔太太的尸体。或者永远都发现不了？
他要是那样做了，一切都会不一样。因为之后，他没法用同样的手法处理其他尸体。那是不是就没有了对称性？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那样所有案子就没有相同的特征了。
但他没有抛尸，所以还有时间到圆柱咖啡馆要一份糖浆，还喝了石榴毕康鸡尾酒。
屈雅斯太太（罗莎莉），书商，住在裁缝街，市政厅职员勒内·屈雅斯的妻子。
“又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女人”，他写道。他本可以直接说她是在纯观修道院长大的，但这样是危险的。他感到奇怪，竟然没人发现几周里被勒死的这几个老妇人都是在同一家修道院长大的。
只有聪明的小让泰注意到了她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年纪，从气质看好像是一家人。
从照片上看，小阿兰（她小女孩时候的名字）大概是最漂亮的一个，有一种冷酷的美。
“她的父亲，”他继续写道，“曾经当了拉罗谢尔二十年的副市长。”
他们家当时非常富裕。她完全配得上任何男人。为何她要等到二十八岁才结婚？
“她太挑剔了，”马蒂尔德酸溜溜地说，“她只要真爱，宁缺毋滥。”
马蒂尔德又不无酸楚地补充道：
“就好像真爱真的存在似的！”
她在二十八岁那一年嫁给了屈雅斯，因为那时她父亲去世了，留下了一个争夺遗产的混乱局面，兄弟们都想尽快摆脱她。屈雅斯在进入市府之前已经试过二十来种工作。他不英俊，也并不特别聪明，而且身体状况很差，一直是妻子赚钱养家。
拉贝先生十分熟悉那家小书店，他在大厅找不到心仪的书时，便到墙边放旧书的两只箱子里去搜寻。这算不上一个大书店，兼卖明信片、水笔、铅笔、橡皮之类。但里面还有一个后间，只有几个熟客才能进去，帽匠知道他的几个朋友，比如沙丁鱼阿尔努，就是在里面买到色情书籍的。
他还知道最里面有一扇门，通往一条过道。
屈雅斯太太没有女仆，店铺打烊之后便很少出门，就是出门也是和屈雅斯一起偶尔去趟电影院。他有可能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在外面，在黑夜里遇到她。
所以他进入商店后间。大提琴琴弦两端的两截木头被证明极为实用。她比德洛贝尔太太更强健。拉贝先生回到外面之后，甚至怀疑自己勒紧绳子的时间不够，直到第二天读了报才安心。
大概十一二年前，马蒂尔德和女书商谈起从前的女伴如今的境遇时，对书商说：
“人生一点没意思。”
屈雅斯太太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它必须有意思？”
这正是拉贝先生想让人去体会的，但他的希望大概会落空。他想为她们每个人寻找一句适合她们的话。
“将人生看成是一场考验”，他把剪下的字母一个一个拼起来。
这不是为自己辩解。他不需要辩解。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很重要，但他也知道不经历气馁是不可能的。几天前，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大概是由于那个梦，他才开始了今天在做的工作。他在一个类似教堂大厅的地方，全城的名人都整整齐齐地坐在椅子上。他则站在讲台上，身后一个屏幕，手执一根长鞭，因为他正在用影像做一场讲座。
他投射在幕布上的就是在修道院拍的那张照片，他指着照片里的少女。
他轻松愉快地先将一部分人排除。
“我们不讲那些已经去世的……”
有两个已经去世。一个脸上长着雀斑，耳朵边上几根卷发，辫子刚刚能扎起来，二十二岁时因结核病死于瑞士一家疗养院。另一位眼神狂热，在读书时已经显出女人的模样，她嫁给城里一位大船主，生孩子时难产死了。孩子活了下来。他现在也成了船主，住在波尔多。
剩下十三人。其中一位跟随做领事的丈夫在欧洲所有的首都生活过，如今住在土耳其。另有一个，其他女孩对她一无所知，除了她在十九岁那年离家出走并且造成了一桩丑闻。母亲因此而死。父亲再婚。
剩下十一人。人们坐在大厅里听他说，却不甚明白，他徒劳地竭尽全力，欲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想法。他时不时地在投影仪上更换一张照片。他用长鞭敲打讲台时，人们眼前出现了一张拉罗谢尔的全景，人人的眼睛都变得神奇，因为他们认出了所有的街道、房子、行人，甚至奇迹般地看见了房子里面的人。
修道院的姑娘当中有一位如今在巴黎，是一位部长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奥地利贵族。人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最近，她去一家诊所做了一个人们叫不出名的手术。
卡舒达斯一家回来了，他们已经给孩子换上了平日穿的衣服。吃完午饭，他们将就着牛奶咖啡吃奶油果子饼。卡舒达斯也将换身衣服，爬上工作台。他有时会利用星期天算算账，算账总是令他无比痛苦。
一周中只有这一天，除了艾斯黛儿，所有人都是在作坊里度过的。一会儿就会有几个女伴来叫她，她们在窗户底下将手做成传声筒：
“喔！”
第二位……他的印象有点模糊了。他应该在马蒂尔德还在时做点笔记。她对这些情况如数家珍。对……有一个是演戏剧的，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外省做巡回演出。
还有两位……他用笔尖指着那些照片，就像在梦中用长鞭指着那样。得过天花的那一个……曾是伦敦一家时装公司的首席模特，曾多次回到拉罗谢尔看望她的母亲。她母亲还活着，但已经是一个快要油尽灯枯的老人。
在已经离开这个城市的人之中，他只知道最后一个住在里昂。
除去马蒂尔德，总共还有七个人。不能算上照片里那个叫圣约瑟芬嬷嬷的修女，她已经去世很久了。
安娜—玛丽·朗热小姐，缝纫用品商，圣庸街。
卡舒达斯家已经开饭了。他写完这一个之后也要去吃饭。他还有一个下午可以写剩下的人。
一个爱吃甜点的胖姑娘，家里养了很多猫。金发，脸色红润，总是穿色泽明艳的衣裳。嗓音很尖，说话就像唱圣诗般抑扬顿挫。
家庭出身良好。她父亲……
她父亲喜欢追逐年轻女工，这给她带来不少烦恼。有过一些丑闻，但都被尽力压下去了。他到了七十五岁时仍然如此，家里人不得不监视他，在他散步时跟踪他，只给他一点零用钱，遣散所有女仆，只留下几个男仆。现在，他已经死了。他有一个女儿在美国。安娜—玛丽一直未婚，就住在裁缝店里，和一个面目专横的前家庭教师住在一起。那些刻薄的人说，她俩在一起，不需要男人。
也许吧。不管怎样，很容易写她。只要在报纸上搜罗一下即可。
尸体解剖发现一个纤维瘤和一个可能已经恶变为癌的肿瘤。
他杀朗热小姐那一日，雨下得很大，所以他能够在加尔古洛大街中央袭击她，就在离法兰西酒店几步远的地方。她当时手上提满小盒子，后来小盒子在人行道上撒了一地，一瓶鲜奶油落到地上摔碎了。
他该去吃饭了。他下楼热了蔬菜炖肉，将一部分扔进洗手间，因为他不能总吃两个人的分量。星期天，他不必把托盘端上楼，这一点很好。他吃完饭，洗了碗。
“您可以把碗搁在那儿，我回来会洗的。”露易丝曾这样建议。
他确实可以这么做。但他不喜欢把事情耽搁在那里，尤其是油腻腻的脏盘子。再说，做这些事能让他保持忙碌。这是星期天的仪式之一。
他再次上楼，仔细地洗了手。卡舒达斯家里，几个小娃娃在地上玩。卡舒达斯太太正在缝补羊毛袜子，小裁缝在算账，不时用唾沫濡湿手中的铅笔，或向妻子提个问题：
“七加九？”
拉贝先生躺在他的扶手椅上午休。这是一把覆着深红色天鹅绒的扶手椅，和马蒂尔德那把一样。今天的工作让他兴奋。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明天晚上，如果一切顺利，他就大功告成了。他既觉得迫不及待，又提前感到了若有所失的空虚。
接下来他只需考虑一些细节，但他已有经验，这些事情已经不让他烦恼。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犯过一个错误，他确信自己接下来也不会犯错。小裁缝这个意外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并不害怕。相反，他为此而高兴。或许之前他太寂寞了？
之前他还故意冒失地试探了露易丝。
从此，有一个人知道了，这真是太好了。后天，卡舒达斯将在《夏朗特回声报》读到他的文章。
或许他现在已经看懂了一些事？
若弗鲁瓦—朗贝尔，社保局局长的遗孀……
朱斯蒂娜！大家都是这么称呼他的朋友——保险人朱利安·朗贝尔的姐姐的。他去参加了她的葬礼。他去参加了她们所有人的葬礼，因为这些人他都认识。
又是一个寡妇。有好几个寡妇。朱斯蒂娜嫁了一个大她二十岁，但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他在雷奥米尔街上拥有全城最漂亮的宅邸，在巴黎也有房产，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他是高级公务员，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的职位就像谜一样。他在国家财政稽核局任过职。他当了议员后，被人嘲笑是全法国戴绿帽子的人当中职位最高的。
自他死后，朱斯蒂娜成天和年轻男人在一块儿荒淫无度。他们在她家里纵情喝酒，跳舞到天亮。她到了六十岁，还没有表现出放弃派对的打算。
她有一个司机，人们说那个司机是她的情人。她去宫殿街逛商场时，说话声音尖利，俨然一位女王。她只在这一小段路上是步行的。幸亏如此！
她给他制造了最多的麻烦。她手上撑着一把伞，他快步扑向她时，伞上的一根细金属丝差点戳瞎他的眼睛。他首先用大提琴弦环住她的下颌，但她一直挣扎，用脚踢他，疼得他几乎落荒而逃。
但他终于还是完成了，只有这一次他需要立即跑走，因为离他十米处有一扇门开了，他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礼貌地说道：
“谢谢，太太。我一定会注意的。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这只由我决定，您以后就只有满意的份儿。”
大概是个房地产代理人之类的家伙。
朱斯蒂娜没有生病。她没有不幸，也没有逆来顺受。她一点也不想去另一个世界。帽匠甚为反感地写下一些句子，比如：
这对社会是一个损失吗？
不是，连对她的家族都不是。他们活在对潜在丑闻的恐怖之中，她的女儿，一位未来要员的妻子，已经禁止她踏足巴黎。
他以这个问句作为她“人生履历”的结尾。
雷奥尼德·普鲁，六十一岁，费提耶的助产士……
普鲁家曾拥有二十个农庄和两座城堡，雷奥尼德却沦落到费提耶这样一个城郊小镇生活，旁边就是煤气工厂，附近住的都是铁路员工、小公务员和工人。
她的父亲吕克·萨博在一系列可笑的投机活动中倾家荡产之后，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那样疯了？她那四十一岁就死了的丈夫是否真的患有梅毒？反正，他们有一个身患畸形的女儿在幼年就夭折了，儿子也不是太正常。但这个儿子还是结婚了，什么事也不干，和在多尔多涅经营小葡萄园的岳父母住在一起。
普鲁活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外面过夜的。他还会把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女人或军营区的女人往家里带。有一晚，他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打了雷奥尼德，说讨厌看到她哭，说她故意破坏他的生活。
她后来应该去看医生了。她又学会了助产这个谋生技能。她头发已经白了，面色如灰，却沉着、冷静。人们说她在工作上相当熟练。没有人见过她笑，甚至微笑也没有，她可以通过抓住新生儿的脚来助产，这套手法令产妇们脊背发凉。
最难的是用最短的话让人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不可能无休止地从报纸上裁剪字母。
他给她打电话的说法不正确。他碰到她是个偶然，当时他正在她家周围转悠，侦查她进出家门的路线。那天，他甚至犹豫着要不要带上那根琴弦。房子非常小，门上有一盏灯。
他到那儿没几分钟，就看到雷奥尼德提着医药箱出来了。他一直跟踪她到煤气工厂。他们等着一辆汽车开过。她认出了他，还来得及回头，但是已经太晚了。她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害怕。他不敢写她看上去很轻松，但这几乎就是事实。
对于伊雷娜·莫拉尔，他已经在事发第二天的报纸上说了他想要说的话。无论是在照片上，还是她从最后一堂钢琴课走出来时，她都令他想到一只从窝巢摔下地的鸟儿。她活了那么久简直是个奇迹。
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阿尔芒蒂娜·德·欧特布瓦，现在的圣于尔叙勒嬷嬷。她在别的颁奖合影上，和别的年轻少女们一起，扮演了圣约瑟芬嬷嬷曾经的角色。
这一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从小女孩过渡到嬷嬷。她都没有费心去生活过，甚至都未曾尝试一下。然而她很富有，她的兄弟姐妹都是成功人士。
他将在明天行动，因为她只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离开纯观修道院一天，去主教府。她不是单独前往。修女们从不单独出门。她大概最多只有五十米的黑路要走，拉贝先生不得不制定一个相当复杂的计划。
卡舒达斯会再次跟踪他吗？帽匠在内心深处十分渴望对方这么做。
如果事情完全按照他的预想进行，明天六点，一切就都结束了。
他不愿去想露易丝。欲念来得莫名其妙。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做。
他在往壁炉里添柴火时，放下窗帘时——因为夜幕已经降临——对自己重复了好几遍：
“尤其不要想露易丝！”
他下楼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他餐厅的橱柜里有一整瓶。他为了不喝第二杯，把瓶子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坐下来，慢慢地小口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