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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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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十二月三日,天一直在下雨。漆黑而巨大的数字“3”挺着肥硕的肚子出现在柜台右边惨白的日历上,一个黑橡木隔断将货架和柜台分离开来。整整二十天前,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也有个阴沉的“3”出现在日历上——一位老妇人被杀,就在圣主教堂附近,离运河几步远的地方。

从十一月十三日起一直在下雨。可以说,二十天来,雨就没有停过。

最常见的是淅淅沥沥的雨。人们在城里沿着房子旁边走时,就可以听到水沿着檐槽流落的声音。人们喜欢沿着那些带拱廊的街道走,可以避会儿雨;回到家里就得马上换鞋;家家户户的大衣和帽子都晾在炉台边上,而那些缺衣少穿的人则终日生活在永恒的阴冷潮湿之中。

不到四点,天早已黑了,一些窗子里的灯从早到晚一直亮着。

四点钟,如同往常的每个下午,拉贝先生从商店后间出来,里面各个型号的木质脑袋模具都已经收在搁物架上。他来到帽子店最里头,走上一个旋转楼梯。他来到楼面之后,停了片刻,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卧室门,点亮电灯。

他在开灯之前是不是先走到了窗边?那厚重的、落满灰的镂花纱帘似乎常年拉上。有可能,因为他总是先将窗帘放下来,再开灯。

这时候,他可以看见对面离他没几步远的地方,裁缝卡舒达斯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街道狭窄得让他产生和对方同住在一间屋里的错觉。

卡舒达斯的工作室在二楼,在店铺上面,工作室没有窗帘。工作室里面最小的细节也仿佛在版画上似的一一展现,地毯上的花朵,玻璃窗上的苍蝇,一截系在细线上的平滑而黏稠的粉笔,挂满墙壁的褐色纸样。还有坐在工作台前的卡舒达斯,腿盘在身体下面,手边是一只没有罩子的灯泡,被他用一根铁丝拉到这个位置,可以照亮他手头的活计。里面的那扇门开向厨房,总是虚掩着,所以大部分时候无法看清厨房内部。然而人们可以猜到卡舒达斯太太就在里面,因为她丈夫的嘴唇时不时会翕动一两下。他俩一边干活,一边隔着房间说话。

拉贝先生也说话,给他看店的伙计瓦伦丁能听到自己头顶上有私语声和脚步声。接着他便看见老板走下楼来,一双穿着考究的脚,裤子,上衣,最后是一张略显疲惫的脸。这张脸一直是严肃的,但并不十分苛刻,它属于一个不寻求外向拓展、但求内心自足而自在的男人。

拉贝先生那天出门前还熨了两顶帽子,其中那顶灰色帽子是市长的。在此期间,街上又下起了雨,可以听见雨点滴落的声音,还有店铺里燃气炉轻微的嘶嘶声。

店里面总是太热。店员瓦伦丁早上一到这儿就觉得血直往脑袋上涌,下午他的头就昏昏沉沉了。他有时会从货架之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炯炯闪亮的眼睛,仿佛他发烧了。

拉贝先生和往常的每个日子一样,话依然不多。他和雇员待在一起时,可以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在他们周围,当然有钟摆的声音,还有每刻钟一次的咔嗒声。整点和半点时,机械装置就会启动,经过一阵虚弱的努力,又戛然而止。或许挂钟最初是能报时的,只不过后来坏了。

对面的小裁缝无法看到帽子店二楼房间的内部——白天是由于纱幔,晚上是因为窗帘——但他只需低下头,就可以看到一楼的帽子店。

他在窥视,肯定的。拉贝先生无需求证就知道。他丝毫没有为此而改变自己的作息。他的动作依旧缓慢、细致。他有一双极美的手,略胖,但白得出奇。

五点差五分,他离开店后间,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工作间,然后关灯,说出那句仪式性的话:

“我去看看拉贝太太是否有什么需要。”

他又一次爬上旋转楼梯。瓦伦丁听见头顶上有脚步声,沙哑的低语声,然后又看见一双脚、一双腿,最后是全身。

拉贝先生打开里面的厨房门,对露易丝说:

“我今天很早就会回来。瓦伦丁会把店门关上的。”

他每天都说同样的几个字,女仆回答:

“好的,先生。”

接着,他穿上黑色厚大衣,对瓦伦丁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而后者其实早就听到了:

“您一会儿把店门关上。”

“是,先生。晚上愉快,先生。”

“晚上愉快,瓦伦丁。”

他拿上柜台抽屉里的钱,迟疑地看了看对门的窗户。他敢肯定,卡舒达斯刚才已经在二楼窗前看见了他的影子,并且这会儿已经离开了工作台。

他对太太说了几句话。他对太太说了什么呢?他需要一个借口?太太什么也没问。她大概不允许自己对他做什么评论吧。几年来,差不多从他在这里开店开始,每到下午五点,他就去圆柱咖啡馆喝一两杯白葡萄酒。拉贝先生也去那里,当然还有其他人,只是两杯白葡萄酒满足不了那些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已经是一天的结尾了。而卡舒达斯回去在一群孩子中间匆匆吃完晚饭后,还有要再次回到工作台,通常要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出去透透气。”

他很怕错过拉贝先生。这一点拉贝懂。这不是从第一个老妇人被杀开始的,而是在第三个被杀之后,那时整座城市已经开始陷入恐慌。

布雷街在这个时间点几乎总是荒无一人,尤其此刻还下着倾盆大雨。很多人最近不愿在雨夜出门,所以此刻这条街史无前例的空旷。商人是恐慌的第一波受害者,所以他们最早组织了巡逻队。但是这未能阻止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和费提耶的助产士雷奥尼德·普鲁太太的死亡。

小裁缝心里是害怕的,拉贝先生暗暗享受着这种默默等对方却不露痕迹的快感。这是不是一种有点邪恶的快感?

他终于推开门,门铃立刻便响了。他来到自己店铺的招牌——那顶巨大的铁质红色高帽子下,将大衣领子竖起,双手插进口袋。卡舒达斯的门上也有铃铛,他自己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后,一定能听见铃声响起。

这是一条带拱廊的街,和拉罗谢尔大部分老街一样。所以在步道上是淋不到雨的。步道就像一条条阴冷潮湿的隧道,里面的灯光越来越少,一扇扇大门开向无边的黑暗。

卡舒达斯紧跟着帽匠的步伐,往军队广场而去。但总的来说,他更害怕遭遇埋伏而不是跟不上帽匠,所以他宁可走在大路中央的雨中。

一直到街道转角,他们没有遇到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是各色橱窗,香水店、药店、衬衣店,最后就是咖啡店的大窗子。让泰是一位年轻的记者,留一头长发,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灼热的眼睛。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就是靠窗的第一张桌子),正在写一篇文章,面前放着一杯咖啡。

拉贝先生并没有对记者微笑致意,仿佛压根没看见他。他听见小裁缝赶上来的脚步,便转动门把手,钻进这个温暖的环境,径直走向中间那几张靠近炉子、围着柱子的桌子,站到那些打牌的人身后,等着侍者加布里埃尔为他脱去大衣和帽子。

“怎么样,莱昂?”

“还行。”

他和这些人认识得太久——大部分是他从上学时开始认识的——以至于都懒得寒暄了。手里握牌的几个略微点个头,或者随意地碰一下新来者的手。加布里埃尔依旧习惯性地问:

“老样子?”

帽匠坐下来,舒服地叹了口气,坐在其中一个桥牌玩家尚特罗医生身后,他叫这个人的名字保罗。他只消一眼,就明白牌局进行到哪儿了。这里的牌局已经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每天都在进行。同一时刻,同一张桌,同样的玩家,面前放着同样的酒水,抽着同样的烟斗和雪茄。

中央供暖系统大概力度不够,因为老板奥斯卡还保留着大炉子,大炉子闪耀着漂亮的黑色光芒。拉贝先生向炉子伸出双腿,想把自己的鞋子和裤管烘干。小裁缝这时候已经进来,也走向中间那几张桌子,但没有那么自信。他过来后向所有人一一致意,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他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没有和他们读同样的学校,在同一支军队里。在这些人早已以你相称的年代,他还不知道在哪生活呢,或许在近东,那里的人像牲口一样从亚美尼亚迁徙到士麦那,再从士麦那到叙利亚、希腊或其他地方。

几年前,他坐得更远一些,喝着白葡萄酒,看着他应该不懂的纸牌游戏,却带着强烈的专注,并且不时皱眉。后来他不知不觉地靠近了,开始是移动椅子,后来索性换了座位,最后换到玩家们身后的桌子旁。

没有人说起那几位老妇,以及笼罩全城的恐怖。可能别的桌上在讨论,这一桌没有。议员洛德从嘴里抽出烟斗,向帽匠这边微微转了转身,问:

“你太太怎么样?”

“还是那样子。”

这是一个他们已经保持了十五年的习惯。加布里埃尔给他上了石榴毕康,这是一种深桃花心木色的鸡尾酒,他就那么慢慢地喝上一小口,顺便瞥一眼正在给《夏朗特回声报》撰文的小让泰。一只铜钟挂在严格意义上的咖啡馆和里面的桌球房之间。钟上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一刻,这时保险公司的朱利安·朗贝尔又输了,他问帽匠:

“你来接我的牌?”

“今晚不了。”

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有时打牌,有时坐在后面观牌。只有卡舒达斯从未被邀请上去打牌,他自己可能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

他矮小、瘦弱,身上有股子气味,他自己也知道。他太清楚了,所以总是避免和别人靠得太近。这是一种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才有的气味,甚至可称为卡舒达斯味,混合了他们家厨房里的大蒜以及羊毛织物的气味。在这儿,人们什么也没说,礼貌地假装没有感觉到。但在学校里,一些女孩子就没那么含蓄了,她们被安排在卡舒达斯家的姑娘们边上时就会抗议:

“你臭!你妹妹也臭!你们都臭!”

他抽起白天难得的一支烟,因为他若在干活的时候抽烟,难免会烧到顾客们的衣服。他的烟是自己卷的,烟的尾端总有一段宽宽的唾沫痕迹。

今天是十二月三日。现在是五点一刻。天下着雨。街上一片漆黑。咖啡馆里很温暖,拉贝先生,布雷街的帽店老板,正在看医生打牌,医生刚刚出了五张梅花,被保险人鲁莽地吃掉了。

他们明天早上读报时,就会知道小让泰此刻正撰写的关于被杀老妇的报道了。他正在积极地调查,向警方提出了挑战。

他的老板杰罗姆·卡耶是一个印刷厂主,同时经营这份报纸。他正心无旁骛地打着桥牌,一点也不操心这个激情满怀的年轻人,他刚才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

尚特罗刚刚出掉王牌,可能要陷入绝境了。这时,拉贝先生无需转头就看见卡舒达斯微微离开坐着的椅子,向着他俯下身来,伸出手。似乎在地板上的一层木屑里捡什么东西。

但这东西在帽匠的裤子上。他那双裁缝的眼睛发现了裤子卷边上一个细小的白点。他大概以为是一个线头?他肯定没有恶意。就算有,他也猜不到自己这个动作的重要性。

拉贝先生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任由裁缝这么做。他有点惊讶,但一点也不担心。

“不好意思。”

卡舒达斯捡到那个白色的东西,不是一截线头,而是一小丁点纸屑,不足半厘米长,纸质轻薄而粗糙,像报纸。

咖啡馆里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幕产生哪怕丝毫的注意。卡舒达斯用拇指和食指夹住这一小截纸。他仍然倾着身子、低着头、屁股还沾着椅子,偶然瞥了一眼这截纸头。然而,这不是什么废旧报纸。它是被剪刀小心翼翼剪下来的。上面有两个字母,一个“n”和一个“t”,都是词尾的字母。

拉贝先生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小裁缝忽然僵住,被恐惧攫住了。他终于抬起头,整整上衣,把那细小的物件递给帽匠,却避免与其直视,只结结巴巴说道:

“请您原谅。”

他没有把纸头扔掉,而是将之归还,这是个错误,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已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又是如此羞怯和谦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没有将一句话说完整:

“我还以为……”

在那烟雾缭绕的光线里,他只看到椅子、后背、织物,地上的木屑,炉子黑色的脚,还听到一个持重而平静的声音对他说:

“谢谢,卡舒达斯。”

他俩平常是说话的。每天早上八点,帽匠和裁缝从各自家里出来,取下作为店铺护窗板的木牌。卡舒达斯家隔壁的熟食店此时已经开门营业很久。星期六,四郊的农民赶集来卖蔬菜和鸡鸭,他们的篮筐挤满街道。而其他的日子,只有街上的石板将两人隔开,卡舒达斯习惯了说:

“早上好,拉贝先生。”

他根据天气情况,有时还会说:

“今天天气不错。”

或者:

“总是下雨。”

帽匠总是和善地回答:

“早上好,卡舒达斯。”

仅此而已。他们是店铺面对面的两个商人。

拉贝先生此刻又说了句:

“谢谢,卡舒达斯。”

声音几乎和以前一样。也许根本就一样,也许小裁缝的发现根本就没什么要紧?卡舒达斯渴望一口干了酒。那杯酒让他的牙齿咯咯打颤。他试图快速地思考,客观地思考,但他越使劲,思想就越是乱,就像一团雾。

他不能把头转向右边。他要是早一点想到这点就好了。

中间那张桌子,坐着议员、印刷商、医生和帽匠,他们六十到六十五岁,是最重要的人物。其他桌子上,还有别的人在玩牌。右边的勃洛特玩家代表的是四十到五十岁那一代。每天下午五点至六点,皮雅克警长总会出现在那一桌。他负责调查这起老妇人被杀案。

卡舒达斯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看向他这一边。他也不该看向一直埋头写字的年轻记者。或许,让泰正在忙着回复凶手的某条信息?

二十天来,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传统。每场凶案发生之后,报纸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的字都是从前几期的《夏朗特回声报》上剪下来的,通常是整个单词。报纸会将它登出来,后附年轻人让泰的评论一则。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凶手会回应,仍然是将已有的单词贴在白纸上。

凶手昨天说的一句话让人心惊胆战:

您错了,年轻人。我不是胆小鬼。我只杀老妇,不是由于胆小,而是因为必要。假如明天我必须袭击一个男人,那么不管他是不是高大强壮,我都会这么做。

有几封信,虽然只有半栏,却包含了几百个耐心剪下来的单词。让泰就此评论道:

凶手不仅耐心细致,并且他的生活方式让他拥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

十九岁的记者耐心做了一回实验。他计算了用报上剪下来的字合成一封三十行的信需要多少时间。卡舒达斯不记得准确的结果了,反正十分骇人。

“假如明天我必须袭击一个男人……”

拉贝先生正小口抽着烟斗,看人家打牌,小裁缝唇上粘着一截脏脏的纸烟,不敢将目光落在任何地方。拉贝先生有时会看一眼挂钟,他叫第二杯毕康时才五点二十五。五点半,他站起身,加布里埃尔赶紧拿上他的大衣和帽子,跑过来。

他观察卡舒达斯时,那个表情真的是善意的嘲讽吗?扑克玩家们头顶升起一层烟幕。炉子散出阵阵热气。拉贝先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对小裁缝脑袋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

“如果我让他先走,他完全可以在布雷大街找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

卡舒达斯是否可以立刻说出来?不管是对谁,警长还是记者。他是否可以大声昭告天下,手指着他:“是他!”

小纸片消失了。卡舒达斯用眼睛四处搜寻,一无所获。他记得帽匠用手指将它卷成灰溜溜的一小团。这两个剪下来的字母很可能本来就在地上。怎么证明他是在拉贝先生的裤子上捡到的?

拉贝先生没有任何慌乱和害怕,只说了句:

“谢谢,卡舒达斯。”

这个案子有两万法郎的悬赏。他只是个小裁缝,做些衣服修补、套装返工之类的活儿,大女儿在商店当营业员。对他而言,这是一大笔钱。

为了拿到那两万法郎,他不能贸贸然抛出指控。他不该对凶手打草惊蛇。

现在,拉贝先生已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今,也就是二十天的时间里,拉贝先生杀了五个老女人,可能也会将他一并了结。

卡舒达斯快速思考了这一切。帽匠用手指尖碰碰朋友们。他们对他说:

“晚安,莱昂。”

他的名字叫莱昂。他拍拍医生的肩,后者此刻正在出牌,腾不出手来,只咕哝道:

“但愿马蒂尔德身体好。”

卡舒达斯几乎可以确定拉贝先生是在故意拖延,好给足他下决定的时间。拉贝先生的脸和刚才一模一样,就是瓦伦丁看着他从楼梯上下来的样子。这人从前大概是胖子,后来瘦了。这可以从他柔软的皱纹、不甚分明的棱角看出来。即便如此,他的体重仍然是卡舒达斯的两倍。

“明天见。”

分针刚刚走过半点,门刚关上,卡舒达斯就抓起放在邻座的大衣。他差点儿不付钱就跑了,因为他太害怕拉贝先生在他出去之前已经在布雷大街拐弯了。如果是这样,拉贝先生可能藏在任何地方,而他又必须回家。

拉贝先生以他寻常的步子走着,不紧不慢。小裁缝头一次注意到他像大多数胖子或曾经的胖子一样,身子轻盈极了,走路不发出一点儿声音。

拉贝先生往右拐入布雷大街。卡舒达斯隔着二十来米紧随其后,小心翼翼地走在大路中央。若有必要,他可以随时呼救。有两三家店还在营业,透过雨还能看见里面的灯光;楼上的住宅内,几乎家家都点上灯了。

拉贝先生走的是左边的步道,帽子商店那一侧,但是他没在自家店面前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走,回头往远处看了看,大概为了确认自己的邻居是否还跟在身后。不过他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卡舒达斯一直走在石板路上。

小裁缝可以回自己家。路上空荡荡的。他的店还开着,他其实来得及进去快速锁一下门。他透过店面窗户,看见一截粉笔悬在桌子上方,电灯边上,是已经放学回家的小女儿们。大女儿埃丝特,就是在商店上班那个,要过六点才回家,通常是跑回家,因为她也害怕那个杀手,而且她没有女伴住在这个街区。

他继续向前走,像拉贝先生那样往右拐。他们来到了一条灯光更亮的街道。商店里的人,以及被路过车辆照亮的水洼,都令他感到安心。

拱廊没有了,雨落在拉贝先生的肩上。街道重又变得黑暗。帽匠忽而消失,忽而又出现在某个路灯的光圈里。卡舒达斯一直走在路中央,凝神屏息,惊恐万分,却又不由自主地往前走。

在这个点,城里有多少巡逻志愿者?大概四五个,里面还包括几个打着手电筒来凑热闹的年轻人。这是个不祥的时刻。有三个老妇人都是在晚上五点半到六点之间被杀的。

他们俩来到僻静的博物馆区,这里都是些二层小楼,一扇扇玻璃窗户后面,是团圆的一家人。孩子们在做作业,女人们正在铺桌子准备吃晚饭。

拉贝先生突然消失在黑暗中,卡舒达斯走了几步后突然停下来,仿佛丢了什么重要东西。街上笼罩着一片漆黑,他无法定位邻居。或许拉贝先生就一动不动地躲在墙角?但他也有可能还在走路。他一向行走无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没在靠近小裁缝,而这一位已经僵在那里,仿佛被刺骨的寒风彻底冻住了。

他听到不远处有钢琴声。一束微弱的光线从一幢房子的百叶窗里透出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一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正在上钢琴课,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段音阶练习。

没有一个人出现在这条街上,无论是街道的这一头,还是那一头,都没有,拉贝先生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卡舒达斯又不敢向两边的房子靠近。

钢琴声停了,这下四周彻底安静。接着小裁缝听到钢琴盖落在黑白键上产生的沉闷声响。那家的门打开以后,从里面灯光里传来的轻声细语虽离卡舒达斯有二十米远,听上去却异常响亮,而雨滴则变得细腻无声。

“您一定这么坚持吗,莫拉尔小姐?等我先生下班回来送您一程会更安全些。他再有十分钟就到家了。”

“就为了我那五十步路!快回去吧!别着凉了。下周五见。”

这一天是周五。小女孩(或小男孩)每周五晚五点至六点都要上钢琴课?

“我会一直开着门,直到您到家为止。”

“请您别这么做!别把整个屋子都吹冷了!我告诉过您,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卡舒达斯根据声音想象这个女教师是一个瘦小的女人,略衰老,略清高。他听见她下了台阶,走上人行道。那扇门开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又关上了。他差点喊出声来。他想大喊一声。但为时已晚。再说,他在生理上也做不到。

他能发出的声音大概不比一只野鸡从树上飞起来的动静更大。大概和衣服摩擦的窸窸窣窣类似。城里所有人都知道凶案是怎么发生的,卡舒达斯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脖子上,想象被那根大提琴弦勒紧脖子。他真的是废了好大劲才把自己从惊若木鸡的状态拉出来。

他确信一切已经晚了,他应该火速离开,并跑去报警。圣庸街上就有一个警察分局,过了市场就是。

他自以为发出了声音,然而他的嘴唇只是徒然动了一下。他开始走路。这是一个胜利。他还没办法跑步。而且说不定还是不跑为妙。在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另一个人也可以跑,然后把他抓住,如同刚才解决那个老小姐一样解决他?

出现了一个橱窗。这是军火商店的橱窗,真够讽刺的。是的,帽匠从来不使用武器。卡舒达斯不再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他可以喘口气了。他很想折回去。但他又走了二十米,十米,已经看到警察分局的红光了。

他一脚踩在水潭里,一双脚都湿了,脸已经被冻僵。他继续像正常人一样走着,走过他的店所在的布雷街。

他几乎已经触摸到胜利了。他没听见任何脚步声,然而很清楚有人走在自己身后,正在赶上他。他还是不敢跑,也不敢停下来,一个比他更高更壮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左边,脚步和他一致。一个出奇镇定的声音响起:

“您差点犯了错误,卡舒达斯。”

他不去看边上那个人。他什么也没回答。他也没有立刻掉头。

他又是一个人了。他看见红灯,一个警察从局里出来,跨上自行车。

他掉头回去了,不再考虑拉贝先生。后者也掉头折回,双手插在口袋,大衣领子竖起,向布雷街走去。他们俩的店铺都在那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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