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皆史也，会稽章学诚倡焉；仁和龚自珍、余杭章炳麟、钱唐张尔田推衍焉。然要非所论于《易》，何者？史以藏往，《易》以知来；史者所以记群治之事为，而《易》者所以籀群治演化之大例者也。《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分隶左右史；《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而《周礼》掌建邦之六典，太史所掌《士礼》十七，亦垂国典；殆后世《通典》、《通考》之权舆，谓之史可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明王政之变；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虽不名史而丽于史焉，可也。独是《易》之为书也，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帝王之言行，不屑记也；事为之制度，不备载也；要以设卦观象，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焉；宁得以史概之乎？孔子知其然，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系辞上传》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说卦》“夫《易》，彰往而察来。”《系辞下传》史之记在藏往，知之事也；《易》之用以知来，神之事也。循其故迹之谓顺，推其未然之谓逆；此《易》与史之辨也。太史公知其然，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史记·自序》于《书》、《诗》曰记，于《易》曰著。记者据事而直书，史家载笔之大法；著者本隐而之显，《易》道前民之妙用，此《易》与史之辨也。夫史之记事也，显而可观，而《易》之为道，则玄而难明！英哲家斯宾塞尔曰：“民之察理也，常易其专显而难其浑玄。专显者，物必某物，人必某人，既耳目所可加，亦心思所易附者也；浑玄者，会通众事，不一不拘，类异取同，言足统物者也。喜专恶浑之心习，见于野蛮为最多。及其文明，犹未能去，故家童里儿，每乐翁媪为言故事。而小说稗书，销售必多。家居晨起，取阅报章，于所记之狱讼盗贼、宫闱起居、死亡生育、嫁娶离异，皆所餍观，未尝嫌琐。入五家之阓，其道路偶语，风过微闻，尔汝我他，累用不绝，大都鄙近人事已耳。人情之为学也，常乐其浅易而惮其艰深。彼以为求史学于纪传之中，则穷理之与娱乐，可并行而不背，神思所寄，既乐于毛举；乃近观古人嵬琐之迹，即有以知教化世运之所以隆污；事之易为，孰逾此者，其神识之凡近，与村妪灶养无殊也。吾闻乍遇生人，欲测其心量之广狭者，术莫便于较其语次所用专名与所用公名多寡之比。大抵用会通之语多者，其为人必经学问；用专指之名众者，其人神识不越下中。盖人心之于事物，能违其凌杂而得其贯通者寡矣。”见严复译《群学肄言·倡学篇》。“夫象数之理，纵极幽玄，其所据之今有，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独至群国，一事之本原流变，往往迎不见首，从不见尻，其今有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无限，其曼衍蕃变之情，皆象数所无有。”见严复译《群学肄言·砭愚篇》。於戏！此《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之所以为“极深而研几”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熟能与于此哉！余十年读《易》，未窥蕴奥，爰当启蒙而述是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