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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约翰·考柏·波伊斯的《德克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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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即是意味着过枯燥乏味的生活。那就是自然界所要求的一切。对这对那愤愤不平、无事生非,而那些事儿仅仅是人类自己空想的产物罢了。当人们被放在一个自然背景里,让别人怎么看也不顺眼时,人物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去计较了:这些人物没有说服力。请试着设想一下:潘趣与朱迪[1]在一个没有顶棚的舞台上表演,效果会是怎么样呢。

像罗克和他那几个女人,还有莱西和他没弄到手的那几个女人,都是应该在舞台上演出的——光是那些对话,也是可以大声朗读的。可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安静、可爱的英国乡村背景中,这可就是与原来的宗旨对着干了。为什么美国人好像对他们扎下根的那片土地的地表没有感觉呢?约瑟夫·赫格希默,那位过时的佩特[2],必须去哈瓦那才能写出可爱的散文;而当我们试着描写我们周围的环境时,我们是在生产语言上的年历画,那是印在漆布上的石印画。

材料与美学上的意义可不是同一回事,不过材料的重要性是能够毁灭艺术上的重要性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相信。这里已经是冬天,而小阳春最后的消息却像是一个疲惫的金发妇人,她那回应的凝眸做得那么到家,使得阿胥欧弗夫人和她的问题以及莱克西与他的即将到来的死亡,都变成为相当有生气的事了,因为像男人那样地忍受气候、温度与季节的压力,一切都是迫在眉睫的,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死去,因此他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能够像十二月一样死得壮烈的男人又在哪里呢?莱克西是应该和十二月一起死去,从而得到永生,就像拿破仑的老兵因为统帅而永垂不朽一样。拿破仑死在厄尔巴:他的手下也都死了,尽管事实上他们是在小客栈里苟延残喘。

可是莱克西是活着的,他还在起着一个作用……“邻近的某棵树上传出来他们俩全看不见的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布谷鸟的叫声!布谷鸟哪!不可征服的预言吉讯的鸟儿的声音。”

“莱克西的脸部表情松弛了下来……‘它的声音还没有变!’他喊道,‘夏天才刚刚开始呢!’”

像积攒小钱似的积攒着他的一天天、每个小时和分分秒秒。那是莱克西唯一活得像个人物的日子。而他当然是应该活着的;为死亡的阴影所遮蔽的一个热切渴求呼吸的人是应该能活下去的。

这个患神经病的时代!人们仍然都是儿童。老于世故就像一顶帽子的形状。想一想,就说巴尔扎克或是欧·亨利吧,面对一个预计必定或差不多会死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做呢。这个人可以去抢火车,干出些轻率鲁莽的事情,那是一个生怕会活到九十岁的人做不出来和不敢做的。可是这样的事莱克西一件也没有干:他甚至都没有神气活现地去引诱任何人。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有那么一个人会扭转屁股,

留下他的财富和安乐日子

来一个劲儿地讨好,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公爵夫人:

这时候他会看清楚

纵然他是大傻瓜一个,

只要他愿来请教我。

把傻瓜们都聚拢到一起:上帝已经这样做过了。上帝和巴尔扎克都做过。傻瓜总是像我们(所谓的)知识阶层一样,在同样的强迫之下俯首帖耳。那么又为什么要把傻瓜们都围拢过来呢?难道你像亨利·福特一样,有东西要卖给他们不成?

鲁克·艾胥欧弗、莱克西和他的兄弟、奈塔和安,还有奈尔和那位牧师,他们守岁,等候新年来到:让最吵闹的那只鸟占着那棵独一无二的阿拉伯树:死亡与分手,还有爱与永恒都已死去。然而痛苦的日子仍然延续下去,在曼纳劳斯的独眼的贺拉斯想着伊荷!太短促了呀!

“苏珊娜和那些长老!”莱克西喃喃地说,“可是难道他们不是很暴躁很能挑逗人的吗?我希望我们可以藏身在草丛里看它与丽达做爱。”

这就是莱克西。这里还有奈塔,酒吧女郎的后裔,却又一心想装作淑女。自我克制。她为了爱人的利益而把爱人交出去。女人会这样干的吗?也许是她们利用机会达到自己目的的惊人才能促使她们做出一些不好理解(是对男人来说不好理解)的事情。可是想想女人是怎样抛弃那么些有用或可能有用的东西的吧!还是趁早把这个念头忘了吧。

感情得到宣泄:一个被爱的形象给清除掉了浮渣;音乐声本身飘洒但是一股残剩的香气或是单只手套留了下来。在这个金钱为动机和偷窥钥匙孔引起激动的日子里,阅读此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还不是非读不可的。而且明摆着的是,女人不是非得为这本书而心烦意乱的。男人在懂得什么是安全的同时也明白了贞洁是怎么回事——某件让他特别的临时夫人戴上的桎梏。

因此他说:“贞洁很重要,这是我们的父辈所相信的。他们为了贞洁问题而大发雷霆。可是这一点我不相信:任何一件事我都不相信:人物是黑乎乎的一些影子,为了某个不明不白的目的而操劳。因此我因为自己没有情绪化这一事实而大为感伤。”

请看像教堂执事波特这样的人:“要是神圣的上帝原来打算让我们单独睡,那他老人家是永远也不会让我们产生出想法,挥动锤子打造出这儿的这些双人床来的。”还有特温尼先生。当然,单靠他们是凑不成一本书的;可是,作为泥土气十足的大地的产物,他们让鲁克们和安们显得益发不可取了。

这些人物并不是戏剧性很强的材料。我们通过阅读想了解的是做出我们做不到或是不敢做的事情的人,或是能在我们心中激发出故事的人。要不就是那样的人物:气候的压力暴露了他们原本只有在行动本身结束时才会暴露的面目。

把人物聚拢起来,这很像在一家蔡尔兹餐厅脱掉你的大衣——你这样做得自己承担责任。因为有时候你能写出一部小说来,有时候却一无所获。从一本写得很成功的小说那里你得到一种完成感,一种对形式的满足:也就是说,书里的人物要做的事情正是你自己会这样做的,倘若你依次是里面的这个或那个人物的话。很可能我们全都是傻瓜;而且大多数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要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不重要,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而且这些人所做的事也确实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做的是我们不愿相信我们会去做的事情。

只要他和我一起前来

……在这里他也会明白

尽管他是个十足的傻瓜。

是个十足的傻瓜:要知道,做个十足的傻瓜就跟做一个圣徒一样困难呢。只要是成色足,做什么样的角色都是件了不起的事——私酒贩子也好,搞政治的或是卖春的也好。能诚诚恳恳地撒谎,或是买之前把每一只土豆都捏上一遍,能够真诚地让人觉得跟你一起生活很不愉快——这都是一种本事。不过书里的这些人并非真诚的傻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从让自己的行为改变了别人的生活倾向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不是。他们毫无意义地颠着拐棍往前走。不过没准这正是波伊斯先生想要做到的。反正能够肯定的是,他们不做的那些事情,作为个人,为了保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编造得很好的世界,我们倒是非常愿意去做的。

(原刊于新奥尔良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小时报》,作者署名为“w.f.”。后于一九五〇年由卡维尔·柯林斯教授重新发现,于一九七五年在《密西西比季刊》是年夏季号上再次发表。此处文本即根据该季刊。)

* * *

[1] 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里的两个主要角色。

[2] 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批评家与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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