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

直到最近，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仍把这一拜占庭新王朝的创建者利奥三世皇帝（717—741年在位）称为伊苏里亚人。他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政权，通常被称为伊苏里亚王朝。然而，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利奥三世并非伊苏里亚人，而是叙利亚人。注646目前，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所接受，注647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否定态度。注648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的编年史学家狄奥凡尼，他是论及利奥血统的主要作者。他写道：“伊苏里亚的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germanicea）地方的人，实际上出生于伊苏里亚。”注6499世纪后半期，罗马教宗的图书管理员阿那斯塔修斯将狄奥凡尼的著作译成拉丁文，没提及伊苏里亚，可是谈到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人，且生于叙利亚（genere syrus）注650。《小斯蒂芬传》也称利奥“由叙利亚人所生”（ό συρογενἠς）注651，哲尔曼尼西亚位于叙利亚的北部边界，乞里奇亚的东部。一份阿拉伯人的资料提到，利奥是居住于马拉什（marash）地方的基督教居民。马拉什即哲尔曼尼西亚。因此，他能流利地讲地道的阿拉伯语和罗曼语注652。注653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狄奥凡尼将叙利亚的哲尔曼尼西亚与伊苏里亚省的哲尔曼诺波利斯城相混淆。注654利奥原籍属叙利亚是完全可能的。

利奥三世的儿子即君士坦丁五世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741—775在位）娶了卡扎尔汗的女儿伊琳娜。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通常被称为卡扎尔人，他于775—780年在位。利奥四世的妻子是出生于雅典的希腊女子，名字也叫伊琳娜。利奥四世死后，因为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尚未成人，遂使伊琳娜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伊琳娜是一个有野心有魄力的女子，她的儿子成人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权力之争。结果她废黜了亲生儿子，弄瞎了他的眼睛，自己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797—802年在位）。她以行动回答了拜占庭帝国的妇女能否登位掌权，即成为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问题。自拜占庭帝国建立以来，皇后们便享有“奥古斯塔”（augusta）的称号，在皇子尚未成人时，她们总是以其儿子的名义行使帝国皇帝的职权。5世纪时，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喀利娅（pulcheria）在其弟尚未成年时，便充当了摄政王。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在影响政治事务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狄奥多拉的政治影响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意愿，其他妇女也都是以儿子或兄弟的名义享有统治权。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伊琳娜是第一位享有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威，自主地行使统治权的女性统治者。她代表着对帝国世俗传统的革新。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官方的文件和法令中，她没有被称为“女皇”而是被称为“虔诚的皇帝（basileus）伊琳娜”。注655按照当时的观念，只有男性皇帝才是正式的立法者，所以有必要假定伊琳娜就是皇帝。伊琳娜于802年在一位最高行政官员尼斯福鲁斯（nicephorus）领导的政变中被废除，后来死于流放地。尼斯福鲁斯登上了皇位。随着伊琳娜被废黜，伊苏里亚王朝宣布结束。717—802年，占据拜占庭帝国皇位的是来自小亚细亚或北叙利亚的东方血统的家族世系。君士坦丁五世的婚姻，才使最高统治者的东方血统与卡扎尔人的血统相融合。235

拜占庭对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态度

利奥登上皇帝宝座之时，是拜占庭帝国正经历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除了利奥皇帝与拜占庭贵族代表者进行的斗争（自查士丁尼二世被第一次废黜之时起，贵族便特别爱寻衅），导致国内非常混乱外，还有东方阿拉伯人的威胁正逐渐逼近拜占庭首都。这个时期与君士坦丁四世在位的7世纪7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而且许多方面似乎更为危险。

早在利奥前两任皇帝统治时期，阿拉伯军队已经由陆路穿过整个小亚细亚到达西方，占领了靠近爱琴海岸的萨迪斯（sardis）和波加蒙（pergamus）。率领这些阿拉伯军队的是著名的马什拉马（maslamah）将军。注656717年，利奥入主君士坦丁堡几个月之后，阿拉伯军队从波加蒙出发，向北方推进，到达濒临赫勒斯滂海的阿比都斯（abydos）。他们由此渡过海峡在欧洲海岸登陆，很快到达君士坦丁堡城下。根据编年史记载，与此同时，一支拥有1800艘各类船只的庞大船队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和普罗蓬蒂斯海峡，从海上包围了君士坦丁堡。首都受到了全面的围攻。然而，利奥以极佳的方法，使首都做好反包围战的准备，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希腊火”的再一次巧妙使用，重创了阿拉伯的船只。717年和718年冬天的严寒，加之饥荒严重，导致穆斯林军队最后完全失败。保加利亚人迫于同利奥三世原有的协议，同时也为了自我保护，在色雷斯境内参与了同阿拉伯人作战，使阿军损失惨重，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仅一年多一点就被迫撤兵。利奥三世以其智慧和才能解救了拜占庭的首都。与这次围攻有关的是，史籍中第一次提到在黄金角使用了拦阻敌军进港的铁链。236

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谈论穆斯林这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失利的伟大意义。利奥三世抗击阿拉伯人的成功，恰恰证明他不但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而且也拯救了西方的欧洲文明。英国学者柏里称718年为“全基督教的节日”，希腊历史学家兰普罗斯（lampros）将这次战争与古希腊的对波斯战争相比较，称利奥三世是中世纪希腊化时期的米泰亚德（miltiaoles）。注657如果说君士坦丁四世将阿拉伯人阻止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那么，利奥三世则逼迫阿拉伯人退却。这是阿拉伯人对这座“神佑”城市进行的最后一次进攻。从这一点来看，利奥的胜利就有了世界性的历史意义。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战，连同马什拉马的名字，在以后的伊斯兰教传奇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马什拉马的名字至今仍与一座清真寺联系在一起。据传说，该清真寺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注658

然而在早期哈里发执政史上，这一时期仍是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强有力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walid i当权之时，705—715年），正值拜占庭帝国的混乱时代。就建筑成就而言，他可以与拜占庭帝国的君主相媲美。当时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座清真寺，恰如圣索菲亚教堂之于基督教世界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宏伟壮观的建筑。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圣墓同耶路撒冷的耶稣墓一样壮丽辉煌。饶有趣味的是，在穆斯林中间，与这些建筑有关的传说，不仅和穆罕默德有关，而且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当耶稣第一次受召重返人间时，将从大马士革清真寺中的一个尖塔降临，而麦地那穆罕默德坟墓近旁的空地将作为耶稣再临后遁世的墓地。注659237

拜占庭帝国与哈里发之间的战争逐渐带有圣战的性质，其结果，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均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希腊人无法取得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也无法夺取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v.巴托尔德写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胜利变成了悔罪，两者都盼望着世界末日的来临。似乎只有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他们才能达到自己国家的最后目标。在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中，广泛流行着一种传说，大意是，在世界末日之前，一位基督教统治者（法兰克国王或拜占庭皇帝）将进入耶路撒冷，把他的世俗权力交给救世主。而穆斯林期望的世界末日，则是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先导，注660‘唯一虔诚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的统治发生在‘希吉来’注661后的一百年（约720年），并非偶然，因为在前任哈里发苏莱曼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人们便盼望伊斯兰国家之灭亡与世界末日同时到来。”注662

732年，即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十四年，阿拉伯人从西班牙向西欧的推进被查理·马特——软弱的法兰克国王的宫相——在普瓦提埃成功地阻止了。注663

阿拉伯人在718年失败后，利奥三世在位期间没有再采取针对帝国的激烈军事行动，主要原因是他们明显地受到北方的游牧部族卡扎尔人的威胁。利奥三世当时已安排了他的儿子及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与卡扎尔汗之女联姻，卡扎尔汗开始支持这位新亲戚。由此，利奥在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找到了两个同盟者，开始是保加利亚人，接着是卡扎尔人。然而，阿拉伯人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继续进攻小亚细亚，还经常深入到小亚西部，甚至到达尼西亚，即普罗蓬蒂斯海的岸边。在统治末期，利奥在弗吉尼亚（即今通往科尼亚的铁路附近的阿菲坞-克拉-希萨［afiun-qara-hisar］）的阿克罗伊农（acroïnon）战役中，击败了阿拉伯人。这次胜利，迫使阿拉伯人从小亚细亚西部退到东部。因阿克罗伊农战役产生了与穆斯林有关的突厥民族英雄、穆斯林圣战勇士（加齐）赛义德·巴图（saiyid battal）的传奇。他的坟墓至今仍在埃斯奇舍尔（eskishehr）即中世纪的多里拉伊乌姆（dorylaeum）南部的一个村子里。这一英雄的历史人物原型,是在阿克罗伊农战役中阵亡的穆斯林斗士阿布达拉·艾尔-巴图（abdallah al-battal）注664。因此，同阿拉伯人的战争，在当时已经被利奥三世卓有成效地解决了。238

8世纪中叶，当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朝取代时，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内因王朝更替引起严重的内乱。阿拔斯王朝首都搬迁，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移到远离拜占庭边境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这使利奥三世的继位者君士坦丁五世可以通过许多次成功的远征，将拜占庭帝国的国界沿着小亚细亚的整个边界向东方大大推进。

但是，在伊琳娜掌权时期，阿拉伯人在哈里发阿尔-麦海迪（al-mahadi）指挥下，又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攻势，进入小亚细亚。782—783年，女皇伊琳娜被迫乞和，缔结了耻辱的三年停战协定：女皇同意每年向阿拉伯人缴纳70 000或90 000第纳尔的赔偿金，一年分两次结清。在签订协议的同年（783年），伊琳娜可能将军队从东方前线调往马其顿、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镇压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削弱了拜占庭在小亚的地位。798年，在哈里发哈伦-阿尔-赖世德（harun-ar-rashid）时期，阿拉伯军队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同拜占庭帝国缔结了一项新的和平协定，拜占庭缴付的款项与麦海迪时期相同。239

伊苏里亚诸皇帝与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很活跃。保加利亚人不久前在多瑙河下游获得一个要塞后，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顶住拜占庭对于阿斯帕鲁奇已获得的成就进行破坏的企图。8世纪，保加利亚王国内部的情况错综复杂，首领们为了获得“汗”的最高宝座，你争我夺，引发了许多宫廷纷争。而且，保加利亚人作为新来的统治者又不得不与半岛上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进行斗争。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保加利亚诸汗在对付拜占庭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时，表现得极其灵活。保加利亚人支持查士丁尼二世恢复了帝位。他们还积极支持利奥三世用武力将阿拉伯人从君士坦丁堡城下赶走。此后三十多年内，拜占庭的作家没有再对保加利亚人有过什么记载。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保加利亚王国成功地与拜占庭保持和平关系。

在君士坦丁五世执政时期，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得到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已经从东方边境迁移至色雷斯定居）的帮助，拜占庭沿着保加利亚边界构筑了许多防御工事。君士坦丁五世还蔑视保加利亚派到君士坦丁堡的使节。此后，保加利亚人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反击。为了消灭保加利亚王国，君士坦丁指挥了陆上和海上的八九次战役，虽取得许多战果，但君士坦丁的目标最终落空。然而，一些历史学家仍认为他是“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bulgaroctonus）”。注665他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不懈的战争，构筑了许多对付保加利亚人的堡垒。

到8世纪末，保加利亚王朝内部的纷争已经结束；保加利亚人与斯拉夫人的尖锐对抗也变得不明显了。总之，9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逐渐形成中的保加利亚，一个斯拉夫化的，并以进攻拜占庭为其既定目标的强大国家。保加利亚人的进攻性政策在8世纪后期已经显露无遗。在君士坦丁六世和他母后伊琳娜执政时期，拜占庭在军事上失败以后，被迫同意向保加利亚人纳贡。240

在8世纪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人的军事冲突中，保加利亚人的军队中也包括斯拉夫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保加利亚王国的一部分。8世纪，斯拉夫人占据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仍在继续。在利奥三世时代，一位去圣地朝圣的西方人参观了伯罗奔尼撒的城市蒙内姆巴西亚（monembasia），并写道，该城位于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注666还有许多资料提到，8世纪时，在都拉基乌姆和雅典均有斯拉夫人。注667在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著作《论军区》中（在本书前言部分已有引述），明显提到君士坦丁五世时期，“当鼠疫在整个世界蔓延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变得斯拉夫化和野蛮化了”注668。此处提到的是746—747年的大瘟疫，它发源于意大利，对希腊的南部和君士坦丁堡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这次瘟疫之后，为了使首都君士坦丁堡复兴，君士坦丁皇帝从许多行省向君士坦丁堡移民。甚至按照广为接受的观点，早在8世纪中叶，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已经斯拉夫化了。同一时期，还必须注意到，由于瘟疫的袭击和皇帝为复兴君士坦丁堡而向首都移民，一些地区人烟稀少，斯拉夫移民则在此间定居，形成新的定居点。8世纪末，伊琳娜女皇派出一支特遣队到希腊、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去“对付斯拉夫人的部族”注669，后来，这些希腊的斯拉夫人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伊琳娜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在8世纪时，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包括整个希腊不仅已经稳固地定居，而且参与了帝国的政治活动。到了9世纪时，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两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诸皇帝的内政

立法。——利奥三世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位天才领袖和抗击外部敌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英明有才能的立法者。早在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各行省的大多数人已经很少能理解或完全无法理解拉丁文本的《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和《法理概要》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东方，人们更乐于使用旧的习惯法而不是官方的成文法，5世纪叙利亚法律书籍的广泛流传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用希腊文发布的《新律》只是用来处理常见的法律问题。与此同时，7世纪期间，由于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了其东部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南部的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地区，就其民间语言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希腊化”。由于希腊语得到广泛使用，制定一部能够反映自查士丁尼大帝以来的社会生活状况所有变化的希腊文法典，已经成为必要。241

利奥三世充分认识到这一需要，将编纂法典的任务交给一个由他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努力之下，一部法典出台了，它定名为《法律选编》（ecloga），以“全智的和虔诚的利奥和君士坦丁皇帝”的名义公布。但是，法典公布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尽管俄国的拜占庭专家v.g.瓦西列夫斯基倾向于该法典发布于利奥执政初期（约726年），注670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法典的颁布应在利奥执政的后期（739—740年）。注671最近有的学者对于《法律选编》是否属于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产生了一些怀疑。注672在当代，绝大多数学者把法典发布的日期确定在726年3月。注673

“ecloga”（即《法律选编》）这一名词的意思是“选择”或“精选”，便表明了该法典的来源。法典标题是：“由全智和虔诚的利奥和君士坦丁皇帝，从查士丁尼大帝颁布的《法理概要》、《法学汇纂》、《法典》、《新律》中节选，并以更为人道的观点（希腊语：εἱς τὸ φιλανθρωπότερον［或如其他人所译的“以改进的观点”］）加以修订的法律简编。”注674这一引言明确地阐明，以前历代皇帝所发布的法令曾经被写入各种法学著作中，但它们的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几乎是完全无法理解，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在“神佑”的帝国都城里的人尤其如此。注675上述所谓“各种著作”指的就是对于查士丁尼法律著作所做的希腊语翻译和注释，这些翻译和注释经常被人们用来取代其法典的拉丁文原著。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些希腊文的翻译和注释。这些版本众多而纷繁混杂、相互矛盾的法学著作给拜占庭帝国的民法造成极大的混乱。利奥三世清楚地看到这一现存问题，决定加以改变。在其引言中，强调了编写此《法律选编》的原则，即引入公正和正义的思想。它们强调，法官们必须“不徇私情、通过清晰的推理论证，做出公正的判决；他们不得轻视穷人，或让触犯法律的实权人物逍遥法外……他们要堂堂正正地拒收贿赂”，司法部门的所有官员必须从帝国的“圣库”注676中获得规定的薪水，因此，“他们不得从任何可能处于他们管辖之下的人中间牟利，使先知所预言的：‘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圣经·阿摩斯书》，2：6），无法成真。那么，我们将不会因为触犯上帝的戒律而受到天谴。”注677 242

《法律选编》的内容分成18个专题，主要论述民法，有关刑法只占很少分量。它们涉及婚礼、订婚、嫁妆，遗嘱和无遗嘱死亡的财产问题，涉及监护、奴隶的释放、作证、各种与买卖、租赁有关的责任义务等。只有一个专题中有一章涉及惩罚的刑律。

《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查士丁尼法典》，甚至有时采纳了习惯法的原则和那些与查士丁尼的官方立法著作并存的司法程序而与《查士丁尼法典》相对立。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较，《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进步。例如，其婚姻法引进了更为高尚的基督教观念的内容。当然，在论述刑法一章里，充斥着使罪犯躯体致残的规定，如断臂、割舌、劓刑及致盲的刑罚等。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法律选编》是一部野蛮的法律，因为多数场合下这些刑罚是用来替代死刑的。就这种意义而言，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可以公正地宣布，他们所完成的法典比起前任皇帝们的法典要“仁慈得多”。而且，《法律选编》规定，对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刑罚一律平等。《查士丁尼法典》则常常没有任何坐实的证据便确定不同的刑罚。《法律选编》还以其大量引用圣经来确认不同司法原则而著称。“《罗马法》的精神开始在基督教的宗教气氛中发生变化。”注678整个八九世纪直至马其顿王朝（867年）时期，《法律选编》作为法律教育的指南，取代了查士丁尼的《法理概要》，并不止一次地被修订。例如，有《私法选编》（ecloga private）和《私法补编》（ecloga privata aucta）等，注679马其顿王朝的瓦西里皇帝登基之后，发生了变化，他偏爱《查士丁尼法典》，正式宣布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的法律条文是胡说八道（文学名词为“无稽之谈”），因为它否定了神学教条，破坏了有益的立法。注680即使如此，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仍从这部被责难的律书中借用了许多章节纳入自己的律书。而且，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法律选编》仍得到重新修订。243

饶有趣味的是，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律选编》，后来成为东正教（尤其在俄国）法律集的一部分。刊印的俄文版《统治书》（kormchaia kniga）或称《行政法规》一书的副标题是：“两位虔诚的皇帝、最英明的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典。”注681《法律选编》对古代斯拉夫人立法文献的影响还有其他证据。

几乎不能认为，《法律选编》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改革”，这是希腊的拜占庭主义者，伊苏里亚王朝诸帝的热情崇拜者佩帕里哥普洛的看法。他说：“现在，当《法律选编》的编纂者提出的原则为最先进的国家的民法所采纳时，对一位在一千多年前为那些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取得成功的原则而斗争的天才人物给予应有的新尊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注682这是一位热情的希腊爱国主义者的评论。不过，现代世界仍然承认《法律选编》具有重要意义。244它开创了希腊-罗马或拜占庭法制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一直持续到马其顿王朝的建立，其时，《查士丁尼法典》又恢复了先前的地位，但做了许多基本性的修改。而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的实质，首先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要求。

学者们还探讨了其他三个法律文件：《农业法》或称《农民法》（νόμος γευργικός），《军事法》（νόμος στρατιωτικσς）和《罗得海洋法》（νόμος ῥοδΐν ναυτικσς），注683它们都与伊苏里亚王朝相关联，尤其是与利奥三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三个法律文件的不同抄本，以大量的手稿形式附于《法律选编》或其他法律书籍之后，但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或第一次发布的时间。因此，只能依赖书中的线索，即评估其内容和文字，或将其与别的相类似的文件相比较，以确定其发布的时间。

三部法律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农业法》。研究拜占庭法律的最高权威，德国学者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已经改变了他对该书的看法。他开始时认为，该书出自私人编写者之手，应当出现于8世纪或9世纪时。他认为，该法典是部分吸收了查士丁尼的法典，部分吸收当地的习惯法而编成。注684后来，他倾向于承认《农业法》是利奥和君士坦丁立法活动的一个结果。它的发布，不是与《法律选编》同时，便是在它颁布之后不久。注685他同意俄国学者v.g.瓦西列夫斯基和th.i.乌斯宾斯基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文件是处理从事农业劳动的民众中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的农村治安法规集。它主要涉及盗窃木材、田地和果园水果的各种行为，牧民中间非法侵入他人土地，或疏忽失误、虐待牧畜或被牲畜所伤害等事件的处理。俄国学者b.a.潘切恩科（pančenko）对《农业法》做了专门的研究，称它是“一部在农民中间实施的习惯法的补充，它涉及农民迫切需要，但在正式立法中又找不到的法规”。注686

这部法典没有注明日期。一些学者认为属于利奥三世时期。但必须承认，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按照潘切恩科的看法，“也许甚至在7世纪时，便需要这样的法规。该律书的原始的朴素的经验主义的特点是：精神上更接近于文明最严重衰落的时代，而不是《法律选编》的编纂时期”。注687《农业法》发布于8世纪还有待证明，也许人们会发现该书出现于更早的时期。维尔纳茨基（vernadsky）和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认为《农业法》是7世纪末查士丁尼二世统治下“精心制作的产物”。注6881945年，苏联历史学家e.利普西兹（lipshitz）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具有权威性。她在重新考虑了以前的所有的观点之后，赞同《农业法》发布于8世纪后半期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她进一步证实了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和瓦西列夫斯基原来的观点。注689 245

由于《农业法》没有涉及罗马帝国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隶农制”或农奴制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农业法》却包括各种新的现象：农民的私人财产、公社土地所有制、强制劳役的废除和允许自由迁移等。学者们通常将这些现象与斯拉夫人在拜占庭帝国广泛地定居联系在一起。这可能带来了他们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农村公社。潘切恩科在他的著作中所强调指出的，在《农业法》中没有谈到农村公社的看法，已经在现代作品中被否定。然而，th.i.乌斯宾斯基则过高地估计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认为《农业法》对整个拜占庭具有普遍意义，甚至宣称，考虑到自由农民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出现，《农业法》“一定已经成为东方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的起点”。注690

该观点可能会使人们误以为在7—8世纪农奴已经完全被废除，而事实并非如此。注691迪尔在他的《拜占庭帝国史》中认为，《农业法》是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的成就，并谈到它的“目的是限制大地产令人担忧的发展，阻止小自由产业的消失，以确保农民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注692。这又走得太远了。

英国学者w.阿什布尔内（ashburner）翻译、编辑了《农业法》，并对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不懂俄文，无法获悉俄国人的研究成果。他赞同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的观点，即人们通行的说法：《农业法》是破坏圣像时期法典的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存习惯法的汇编。与此同时，阿什布尔内有三个重要的地方与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不同：（1）《农业法》的起源；（2）农民阶级在法律中的地位；（3）法典中提到的两种租佃形式的经济特征。至于《农业法》与《法律选编》的关系，他所持有的看法并不像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那样认为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在《农业法》所描绘的社会状况中，农民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同意这位德国学者的观点，即《农业法》使用的“命令的口气”表明它不是出于私人法学家而是出自立法机构的文件。注693 246

因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的权威影响并得到研究拜占庭历史领域的著名俄国学者的支持，而使斯拉夫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国内习惯法产生特殊影响的理论在史学编纂领域占有稳定的位置。除了关于斯拉夫人定居拜占庭帝国的一般叙述，这些学者还以小自由农民和农村公社的观念在罗马法中属于外来因素这一事实，作为支持其理论的主要根据。因此，这些东西一定是由某种新的因素，即斯拉夫因素进入拜占庭生活中所致。v.n.兹拉塔尔斯基（zlatarsky）新近支持斯拉夫人因素对《农业法》有影响的理论，认为该法规是由利奥三世所编，并以利奥的对保加利亚政策加以解释。利奥看到，在他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很想归附保加利亚人，并与他们结成保加利亚-斯拉夫同盟。所以他将斯拉夫人的习惯法吸收到他的法律之中，希望以此提供更加吸引斯拉夫人的条件。注694但是，近年来，人们通过《狄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及稍后的《新律》、草纸资料和圣徒传记等文献的仔细和全面的研究，清楚地证明，在罗马帝国的村庄里也曾经居住着自由劳动者，而且在很早时期便存在着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因此，无法根据《农业法》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它也许只可能提供另一种证据，即在拜占庭帝国内，小自由农民，自由农村公社和农奴同时共存。总之，必须抛弃斯拉夫人对上述法典之影响的观点，应根据尚未充分利用的新旧资料，将注意力转向对罗马帝国早期和后期的小自由农民和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方面。注695 247

最近时期，出现了将《农业法》与拜占庭草纸文献的原文进行比较的令人振奋的尝试，注696但仅仅限于对语源学上的相似之处的研究，这些相似之处虽有时十分明显，但却无法确定它从纸草文献中沿用了哪些内容。阿什布尔内先生断言，这类相似只证明了不需要任何证据的事实，即同一时代的立法者使用同样的语言。注697

从斯拉夫人研究的角度看，《农业法》亦具有伟大意义。该法规的一个古俄语译本，构成了一部就其内容和历史意义而言都是最有价值的法律汇编的一部分。该法律汇编题名为《所有东正教君王管理各项事务依据的律书》（the lawbook by means of which all orthodox princes have to regulate all affairs）。著名的俄国宗教法规学者a.s.帕夫洛夫（pavlov）也出版了这部《农业法》的评论本。该本是在古老的塞尔维亚立法著作中发现的。

在各种法律著作的手稿中，《海洋法》和《军事法》常被附在《法律选编》或其他法律文件之后。这两部法规都没有注明日期。但是根据某种推论（无论如何，它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一些学者把它们归于伊苏里亚王朝时期的产物。

《海洋法》在手稿中有时也称为《罗得海洋法》，是一部涉及商业航海的法规。一些学者假定它是摘自《法学汇纂》第14卷的第二章，该章几乎是原原本本地采用了所谓的《船弃货物的罗得法》（lex rodia de jactu）这部希腊法的内容，即当船主在航行遇到危险时，为挽救商船免遭不幸而将船上部分货物抛入水中的事件发生时，船主与货主之间应当分摊其损失。目前，《罗得法》源出于《法学汇纂》，并与《法律选编》有关这一点已经被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所认可，可是并没有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注698 248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部法典，是由各个时期、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料汇集而成；大多源出于当地的习惯法。阿什布尔内认为，《海洋法》的第三部分显然计划成为《帝国法典》（basilics）第53卷中的一部分，注699并推断《海洋法》的第二版是《帝国法典》的编纂者或在他们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保留至今的这个文本，是以其第二版为主体的。注700

《海洋法》的文体是纯官方的，其内容与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极为不同，因为它明显地反映了后来的影响。例如，该法律确定了船主、船租商人、乘客各自对船只和货物的安全所负的责任。万一碰上风暴或海盗，他们都有责任赔偿损失。这一条款意在提供一种安全保险，同时附有其他的特别裁决，这是由于自7世纪希拉克略时代起，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受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海盗的抢劫，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海盗变成惯常现象，以致船主和租船商只能共赴危难，才能继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

《海洋法》编纂的时间，只能大概确定。它可能在600年至800年之间，非官方汇集而成。总之，没有理由将《海洋法》、《农业法》和《军事法》这三本书归咎于同一个来源。注701

尽管马其顿王朝恢复了《查士丁尼法典》的准则，但是《海洋法》实际上在10世纪、11世纪甚至12世纪还影响着拜占庭的法官们。这一迹象表明，7、8世纪之后，拜占庭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得到恢复。后来，垄断海上贸易的意大利人拥有了自己的海洋法。随着拜占庭海上贸易的衰落，《海洋法》变得过时了。所以，13、14世纪的法律文件中便再也没有提及它。注702

《军事法》或《军人法》或译《士兵法》选录自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希腊语释文和《法律选编》，后来，该法规又增补了另外一些资料。《军事法》的主要内容是对服军役者犯了叛变、违令、逃跑和通奸罪的处罚细则，刑罚非常严厉。如果学者们认为《军事法》属于伊苏里亚王朝时期的产物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便提供了利奥三世实行严格军纪的一个极好的简要说明。注703然而，不幸的是，少得可怜的资料无法证实《军事法》属于这一时期的这个断言。事实上，前面所谈关于《农业法》《海洋法》和《军事法》的论述，都说明上述三部小型法典无一可以认定是伊苏里亚诸帝的作品。注704 249

军区制。——由芬利始，大多数学者认为，由7世纪开始形成的各行省的军区制之组织的完善是在8世纪，有时特别提出是在利奥时期。芬利写道：“将新的地区划为军区……是由利奥进行改革起，并持续到拜占庭统治的终结。”注705格尔泽对此尤其明确地断言：“利奥坚决地撤除文职官员，将各省文官的权力转到军事代理人手中。”注706th.i.乌斯宾斯基写道：“只是在伊苏里亚人利奥的统治时期，以牺牲省的文官政府为前提，在加强军区军事统帅（strategus）的权力方面，产生了突然的变化。”注707可是，仍然存在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利奥在行省组织方面有所建树的资料。现存的一张涉及各军区机构的名录是由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巴（ibn-khordadhbeh）注708所记载的。学者们将他的资料与7世纪各军区的有关资料相比较，已经得出结论，认为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时期军区的划分已经发生某些变化。资料表明，在小亚细亚，除了7世纪设立的三个军区之外，可能在8世纪利奥时代又建立了两个新军区。（1）色雷斯军区（thracesian），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即从原来安纳托利亚大军区的西部地区划分出来，因驻于该地的军人来自色雷斯而得名；（2）布切拉里安军区（bucellarians），在大奥普西奇翁军区的东部，该军区的名称取自布切拉里安人（通称受雇于拜占庭帝国或私人的一些罗马人和外国军队）。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提到，布切拉里安人参加了军队行动，并为军队提供给养。注709这样，约当9世纪初，小亚细亚便有五个军区。这个时期（例如在803年）的原始资料提到有“五个东方军区”注710。8世纪末，拜占庭欧洲部分显然只剩下了四个行省：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和西西里。可是，即使我们基本掌握了9世纪上半叶小亚细亚的军队数目，但是否完全取消了行政官员的权威，并把他们的职权移交给军队这一问题还不能确定。利奥三世对军区制的决定性贡献也不能得到证实，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注711 250

在伊苏里亚王朝统治之下，军区制的形成和扩展是与威胁拜占庭帝国内外的危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原来幅员广大的军区中分割出来组成新的军区，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利奥依据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让一大片领土控制在一个握有全部权力的军事统帅手里，是何等危险。他既有可能造反，也有可能觊觎皇位。而且外部的威胁，同样需要加强中央的军事权力，尤其当各省区受到拜占庭帝国的敌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威胁时，便更为迫切。另外，国内的危险还来自权力过大的军事长官，他们松散地隶属于中央政权，常与中央维持类似诸侯的关系。所以，迫切需要将他们管辖的绵延成片的广大领土予以缩小。

为了增加和控制拜占庭帝国的财政收支，以应付各种事业的需要，利奥三世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增加人头税，其数额比原先高出三分之一。为了使这项措施有效地执行，他下令将所有男孩的出生记录保留下来。对破坏圣像者怀有敌意的编年史学家将这一命令同埃及法老对犹太人的政策相比较注712。约在利奥三世统治末期，他向帝国所有臣民征收维修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税金，该城墙因强烈地震而受到破坏。该项工程在他任期内完成，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内的城楼上，许多处铭文上有利奥和他的儿子、共治皇帝君士坦丁的名字，可以证实这一点。注713 251

宗教争论和早期破坏圣像运动

破坏圣像运动注714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726年到780年，正式结束于第七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之时；第二个时期从813年到843年，结束于所谓的“正教”的恢复之时。

对破坏圣像时代的研究，因现掌握资料情况而显得困难重重。破坏圣像时期的所有著作：皇帝的敕令，753年、754年和815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法令以及破坏圣像者的神学论著等，都被取得胜利的圣像崇拜者破坏无遗。我们所知的一些幸存的破坏圣像文献的片断，只是在圣像崇拜者用以批驳圣像破坏者观点的论著中有一些片断的介绍。因而，753年至754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敕令在第七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的决议中得以保存，但也许不是完全的原件。815年宗教会议的法令则在正教牧首尼斯福鲁斯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而大量的破坏圣像文献的许多只言片语也在反对破坏圣像运动的一篇论争性论文和神学论文中找到。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著名的神学家和教会圣歌作者约翰·大马士革（即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三篇著名的《反对蔑视圣像者的论文》。作者与最先下令破坏圣像的两位皇帝（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是同时代人。破坏圣像者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有时借助于写作一些鼓动性的著作。但是，残留下来的有关破坏圣像运动的原始资料则由于人们的敌意而产生了误解。因此，后来的学者对破坏圣像时期的评论存在极大的分歧。

学者们首先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关于破坏圣像原因的探索上。破坏圣像运动断断续续持续了100多年，给拜占庭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诸位破坏圣像皇帝推行这一政策的宗教原因；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主要出自于政治上的原因。人们认为，利奥三世决定破坏圣像，是因他希望这一行动能消除基督教徒同犹太教徒及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亲近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后两者都不赞成圣像崇拜。利奥相信，与这两个民族建立亲近的宗教关系将有助于使他们归属于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佩帕里哥普洛已经对破坏圣像时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关于他对《法律选编》的偏见，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他认为，以“破坏圣像”这个词定义这一历史时期是不妥的，因为这个词并没有全面地界定这一时期。他相信，与破坏圣像、禁止崇拜圣物、减少修道院数目的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同时，除了保持基督教教义的完整之外，这也是一场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破坏圣像的皇帝们试图剥夺教士手中的对公众教育的权力。这些统治者的行为并非出自个人或皇室的臆想，而是清楚地理解了社会需求和舆论要求，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慎重行事。他们受到社会最有知识的阶层、大部分高级教士和军队的支持。破坏圣像改革的最后失败，应归因于仍然有许多人依恋于旧的信仰，而且极端敌视新的改革。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了普通百姓、妇女和大批的修士。利奥三世显然无法用新的精神来教育这些人。注715上述即是佩帕里哥普洛对这一时期的基本认识。毫无疑问，他把8世纪几位皇帝的改革活动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革命时，便夸大了这一运动的意义。然而，他仍然是第一个指出破坏圣像运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学者，从而引起了其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视。有些学者认为，皇帝们制定破坏圣像的政策，既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政治上的考虑是决定性的。他们强调，利奥三世渴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独尊的专制君主，试图通过禁止圣像崇拜把人们从教会的强大影响下解放出来。教会使用圣像崇拜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来保证平信徒的忠诚。利奥的最终理想是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控制笃信宗教而团结一致的人民。帝国的宗教生活将从此受到皇帝们破坏圣像政策的制约，这些政策将有助于这些统治者实现他们“被改革的热情之光所环绕”的政治理想。注716在近些时候，一些学者，如弗兰奇曼·伦巴德（frenchman lombard）开始认为破坏圣像运动是一场纯粹的宗教改革，其目的在于阻止以过分崇拜圣像的形式而“复兴异教的进程”，并且“恢复基督教的原始纯洁性”。伦巴德认为，这次宗教改革与政治变革平行发展，但有它本身的历史。注717法国的拜占庭学者布莱耶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破坏圣像运动包括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1）关于对圣像崇拜本身的一般性讨论；（2）宗教艺术的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允许借助于艺术手段描绘超验世界及圣徒、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布莱耶尔提出了破坏圣像影响到拜占庭艺术风格这一突出问题。注718c.n.乌斯宾斯基把他的研究重点从破坏圣像运动本身转移到拜占庭政府对修道院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和发展采取的政策问题上。他写道：252、253

利奥的统治政策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是反对修道院的，到8世纪时，这些修道院在帝国已经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地位。利奥三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基于任何宗教上的考虑。但是，被镇压的修道院群体和修道院封建主义的辩护士们发现，将这一争端转移到神学领域对他们有利，以便于宣布诸皇帝们的所作所为是不信神的异端者的行为，从而使破坏圣像运动失去民心，并动摇民众对皇帝的信任。破坏圣像运动的实质便这样被巧妙地隐蔽起来，而且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使它重新被揭示出来。注719

从这些不同的见解来看，破坏圣像运动显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可是，原始资料的令人遗憾的欠缺，始终是人们清楚认识这一问题的障碍。注720

首先，所有的破坏圣像的皇帝都是出身于东方行省的人，利奥三世和他的王朝的其他皇帝是伊苏里亚人，或许是叙利亚人。9世纪时，重新恢复破坏圣像运动的皇帝利奥五世是亚美尼亚人，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和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theophilos）则出生于小亚细亚中部的弗里吉亚省。圣像崇拜的恢复者却都是妇女（伊琳娜和狄奥多拉）。伊琳娜属于希腊血统，狄奥多拉则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夫拉戈尼亚省。该省位于黑海岸，与比提尼亚交界，距首都不远，也就是说，她们两个都不是出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的人。不能认为，破坏圣像的皇帝的出生地是无关紧要的因素。他们出生于东方行省这一实际情况也许有助于弄清他们在破坏圣像运动中的角色和运动本身的意义。254

在8、9世纪，反对圣像崇拜运动并非是一个全新的突发性的运动，它已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渐进过程。长时期以来，采用镶嵌工艺、壁画、雕塑或雕刻等形式表达人物形象的基督教艺术曾引起许多虔诚的宗教人士的不安，因为它与被抛弃的异教崇拜形式很相似。4世纪初，埃尔维拉宗教会议（council of elvira，在西班牙举行）已经规定“在教堂内不得有图画、墙壁上不得有供敬仰和崇拜的偶像”（ne quod colitur et adoratur in parietibus depingatur）注721。

4世纪，当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来又成为国教后，教堂中开始以圣像作为装饰物。4、5世纪，圣像崇拜在基督教会内部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对这一行为，人们的看法不一。4世纪的教会史作家，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认为人们对耶稣基督、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偶像崇拜是“一种异教徒的习俗”。注722同样在4世纪，塞浦路斯的埃彼法尼乌斯（epiphanius）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将画有耶稣基督圣像或某一种圣徒的教堂窗帘撕成了碎片，认为它“亵渎教会”。注7235世纪时，一位叙利亚主教在被委以圣职之前谴责了偶像。在6世纪，安条克发生了一次反对崇拜圣像的严重动乱。在埃德萨，闹事的士兵向基督的圣像扔石头。在7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攻击偶像和破坏圣像的事情发生。6世纪末，西欧马赛（旧名马西利亚）主教命令将教堂里的所有圣像全部搬走和毁掉。教宗格列哥利一世写信给他，赞扬他热情地倡导不应以“任何人工制造之物作为崇拜的对象”（nequis manufactum adorari posset）。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这位主教的破坏圣像之举，认为他这样做的结果会剥夺不识字的人接受历史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人“至少能在看到壁上的圣像之时读到他们无法在书中看到的东西”注724。他在给这位主教的另一封书信中写道：“在你禁止崇拜它们时，我们也全都赞成你；但是我们责备你破坏了它们……崇拜一尊圣像（picturam adorave）是一回事，但是通过这些圣像所描述的故事而知道什么应该崇拜则是另一回事。”注725格列哥利一世和另外一些人认为，圣像是一种对民众普及教育的手段。255

东方各省破坏圣像的倾向，多少有点受犹太人影响。犹太人的信仰中禁止偶像崇拜，有时狂热地攻击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7世纪下半期，类似的影响来自穆斯林，在《古兰经》所说的“偶像是撒旦的一种令人厌恶的作品”（5：92）注726在这句话的引导下，穆斯林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异教崇拜。历史学家们常常谈到，在利奥发布其破坏圣像的敕令之前三年，阿拉伯的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在他的国家曾发布一项法令，要求在他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毁掉教堂内的偶像。这一传说的可信程度有时候受到怀疑，但找不到多少根据。注727无论如何，穆斯林对拜占庭东方各省的影响在研究破坏圣像运动中都必须加以考虑。一位年代史编者把利奥皇帝当成是“具有阿拉伯思想的人”注728（σαρακηνόφρων），尽管实际上很少有证据宣称他直接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东方中世纪派别，即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中央地方的保罗派教徒，他们也强烈地反对偶像崇拜。简言之，利奥三世登基之时，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东部各省，一个强大的破坏圣像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俄国东正教会史学家a.p.列别德夫（a.p.lebedev）写道：“也许可以明确肯定，在破坏圣像时期（8世纪）之前，破坏圣像者的人数是很大的，他们是一种令教会有充足理由感到惧怕的力量。”注729破坏圣像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中部行省弗里吉亚。256

在此期间，圣像崇拜已经扩展得非常广泛，而且势力极其强大。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形形色色的圣徒像及根据《旧约圣经》及《新约》的内容绘制的场景，大量地用于装饰基督教教堂。这一时期，安置在各种教堂中的圣像不仅有镶嵌工艺画、壁画，也有象牙雕、木雕和青铜雕像，就是说，它们都是绘制的或雕塑的偶像，还有一些被复制用来装饰手抄圣书的微型袖珍画。对于那些“非凡人之手制作的圣像”，人们更是顶礼膜拜；由于虔诚的信仰，人们相信它们具有超凡的奇迹力量。圣像崇拜也进入家庭，有时，一些圣像被选为孩子们的教父；有时，圣徒的绣像成为拜占庭贵族们的吉服装饰。有一位元老院议员所穿的宽大袍服上就绣有耶稣基督一生经历的图画。

有时候，圣像崇拜者把装饰用的圣像看得过于表面化，他们不是崇拜由偶像所代表的人物或理想，而是崇拜偶像本身或制作偶像的材料。因为这种崇拜无生命之物的方式与异教崇拜的形式有亲缘关系，故在真正的信徒中造成迷惑。据n.p.康达可夫说：“与此同时，首都的修道院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各种修道团体和女修院也迅速增长，到8世纪时（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接近8世纪末）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注730而据i.d.安德烈夫（i.d.andreev）的意见，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修士的数量可能达到100 000人，这一估计是毫无夸大的。他说：“请注意，在今天的俄国（即1907年）的广阔土地上分散着1.2亿人口，却只有大约40 000人是修士或修女。不难想象，在其领土相对小于俄国的拜占庭领土上，修道院的数量该有多么密集。”注731 257

于是，一方面，对普通的或神奇的偶像和圣物的崇拜使许多在这一时期流行风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感到迷惑茫然；另一方面，修道主义的超常发展和修道院的迅速增加与拜占庭国家的世俗利益发生了冲突。随着大批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沉溺于修道院的精神生活，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军队、农业和工业方面所需的人力，修道院和寺院常常为那些企图逃避国家义务的人提供避难所。所以，许多修士并不是出自追求高尚理想的虔诚愿望而果断地脱离世俗事务。在8世纪的教会生活中，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因素必须区别开来。

生于拜占庭帝国东部的破坏圣像的皇帝们，非常熟悉在东部各省盛行的那种宗教观点。他们的成长伴随着这些宗教观点并与之产生共鸣。当他们登上拜占庭皇位时，他们的观点则被带到首都，成为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这些皇帝并非像过去常常强调的那样，是异教徒或理性主义者。相反，他们是有虔诚信仰的，试图清除那些侵蚀宗教并使之偏离原初正道的错误。注732在他们看来，偶像崇拜和圣迹崇拜是异教残余，为了恢复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缔它们。利奥三世在写给教宗格列高利二世的信中讲：“我是皇帝，也是教士。”注733以此原则出发，利奥三世认为，他有权将自己的宗教观强加给他的所有臣民。他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创举，他只是接受了以前的拜占庭皇帝们尤其是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流行的皇帝教权主义观点。查士丁尼早已认为，他自己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世俗事务中，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利奥三世也是如此，他是皇帝教权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258

在利奥统治的前九年里，因致力于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巩固皇权，没有对圣像崇拜者采取任何措施。这一时期，他的宗教活动只是要求犹太人和东部的孟他努斯教派（montanists）注734接受基督教洗礼。

根据编年史家狄奥凡尼的说法，只是在利奥统治的第十年，即726年，他才“开始宣布破坏圣物和所有崇拜的偶像”。注735现代大多数学者相信，反对圣像的第一个法令颁布于726年或725年。不幸的是，这个法令的原文尚不为人知。注736利奥颁布法令后，随即下令将卡尔克门（通向皇宫的庄严入口处）门楣上的基督教雕像毁掉。但这引起一场骚乱，主要参与骚乱者是妇女。派去破坏圣像的帝国官员被杀，皇帝严惩了那些圣像的捍卫者，为被杀的官员报了仇。这些受害者成为圣像崇拜的第一批殉难者。

利奥三世对偶像崇拜采取的敌对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哲曼努斯和罗马教宗格列高利二世坚决反对利奥皇帝的政策。在希腊和爱琴海诸岛爆发了保卫圣像的起义。尽管利奥的军队很快将其镇压下去，但是，来自民众的强烈反抗使利奥不可能进一步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最终，在730年，利奥皇帝召开了可称为宗教全会的会议，发布了另一个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该会议很可能没有产生新的法令，而只是恢复了725年或726年的法令注737，哲曼努斯因拒绝签署此法令而被罢免并被迫隐居于自己的庄园里，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职位，由愿意签署法令的阿那斯塔修斯充任。这样，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现在就不仅仅是由皇帝发布，而且也以教会的名义公布于众，因为它由牧首署名批准，就形成了教会法令。这种权威对于利奥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259

至于破坏圣像法令颁布后的整个时期，即利奥统治的最后十一年中，关于破坏圣像的原始记载几乎没有。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粗暴对待圣像崇拜的情况。不管怎样，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有组织地破坏圣像的活动并不存在，至多只出现过公开破坏圣像的少数孤立事件。据一位学者的看法：“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与其说是实际破坏圣像及镇压其崇拜者，倒不如说是该运动的一个预备时期。”注738

有人认为，8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并不是以破坏圣像开始，而是把圣像置于高处，使虔诚的教徒无法对它们实行崇拜，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拜占庭各教堂内的大多数偶像是壁画或镶嵌画，不可能移动，也不可能从教堂的墙壁上移走。

利奥反对偶像的敌视政策已经在大马士革的约翰所写的，“驳蔑视圣像者”的三篇著名论文中得以反映。约翰生活在第一位破坏圣像的皇帝统治时期，居住于阿拉伯哈里发统治区内。其中两篇很可能是写于利奥统治时期，但第三篇论文的写作日期却无法准确确定。

继教宗格列高利二世之后反对利奥三世破坏圣像政策的教宗是格列高利三世。他在罗马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将破坏圣像者逐出教会。随之而来的是意大利中部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成为由教宗和西欧势力所完全控制的地区，但是，南部意大利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利奥三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统治时期（741—775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君士坦丁在他的父亲教导之下，奉行一种非常坚决的破坏圣像政策。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开始迫害修道院和修士。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位破坏圣像时期的君主受到如此之多的诽谤。圣像崇拜者的著作中称他为“多头恶龙”、“修道制度的残忍迫害者”，是“艾哈伯和希律”注739。因此，后人若想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君士坦丁五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e.施泰因称他为罗马历史上最大胆和最无约束的思想家注740，却是言过其实了。

754年的宗教会议及其后果。——当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继位时，欧洲各行省人们仍然在崇拜圣像，而在小亚细亚各行省居民中，却有大量的破坏圣像者。君士坦丁皇帝在其继位的前两年内，一直在同领导着捍卫圣像者起义的妹夫阿塔瓦斯杜斯（artavasdus）进行着不懈的斗争。阿塔瓦斯杜斯一度成功地迫使君士坦丁退出首都，自己登基称帝。在他统治帝国时期，恢复了圣像崇拜。后来，君士坦丁皇帝成功地推翻了阿塔瓦斯杜斯的统治，恢复了皇权，并严酷地惩罚了煽动造反的那些人。但是，阿塔瓦斯杜斯的举动毕竟向君士坦丁表明，要恢复圣像崇拜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这迫使君士坦丁采取更为决定性的步骤，以在民众的意识中加强破坏圣像观念的地位。260

考虑到这一目标，君士坦丁皇帝决定召集一次宗教会议，拟定破坏圣像政策的基本原则，批准其合法性，以使民众确信皇帝之举措是合理的。这次会议在正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耶利亚宫中召开，出席者有300多位主教。会议的召开时间是754年。注741到会者没有一个是牧首级的教会领袖，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职位空缺，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教会牧首拒绝出席这次会议，教宗的使者也没有能出席这次会议。后来，这些事实被认为是否定这次会议，宣布会议决定无效的充分根据。宗教会议召开几个月后，会场转到君士坦丁堡，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牧首。

754年宗教会议的法令保存在第七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法令中（或许是部分或稍有更改），它明确谴责圣像崇拜，宣布了如下的内容：

根据圣经，在全体圣父的支持下，我们以三位一体的名义一致宣布，在基督教教堂中，将诅咒、排斥和抛弃由艺术家的邪恶艺术以任何质地的材料所制作的圣像。今后，无论何人胆敢制作或崇拜这类东西，或将它置于教堂里、私人住宅内，或秘密地收藏它，如果他是主教、教士或司祭将被免去圣职，如果他是修士或俗人，将被革除教籍，并作为背叛上帝者和基督教教义的敌人而按照世俗法由教父们论处。

这则法令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是反对圣像崇拜的公开宣言，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规定了崇拜圣像的罪人要受到帝国法律的审判，即将那些圣像崇拜者置于世俗权力审判之下。这一事实后来被第七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与会者视为某些皇帝极其粗暴地对待教会和修士们的一个证据。该法令规定，下列行为将受到破门律处罚：“敢于用卑俗的颜料描绘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神像……或用毫无价值的色彩材料在无生命的图像上描绘圣徒们的形象，因为这种意图是错误的，是为魔鬼所提倡的。”结尾是赞词：“愿新帝君士坦丁、最虔诚的皇帝益寿延年！……愿最虔诚的和最正统的（皇后）益寿延年……是你们制定了神圣的第六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信条，是你们破坏了所有的偶像。”会议宣布了将原来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木头的崇拜者”哲曼努斯和“倾向于帝国敌人穆斯林、不信神的导师、曲解圣经的”注742曼苏尔（即约翰·大马士革）逐出教会。261

这次宗教会议一致通过的法令，对于民众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安德烈夫教授说：“许多过去曾模糊地认为破坏圣像是错误举动的人们现在变得平静了；许多曾在两种思想倾向之间动摇不定的人现在可以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所提供的充足理由而形成明确地反对圣像崇拜的观点。”注743民众被要求发誓，保证摒弃偶像崇拜。

宗教会议之后，对圣像的破坏变得十分无情而且激烈。圣像被砸烂，被烧毁，被涂抹遮盖，并受到诋毁。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受到特别激烈的破坏。注744许多圣像崇拜者被处死、被严刑拷打或者被投入监狱，并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放逐，或被流放到遥远的行省。在各处教堂内，人们以树林、禽兽或打猎、竞技场面的图画取代了神圣的偶像。根据《小斯蒂芬传》所说，在君士坦丁堡布莱舍内宫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失去了以往的风采，被新的绘画所覆盖，人们将它改造成“水果仓库和鸟舍”注745。在对这些圣像画（镶嵌画和壁画）和雕像的破坏中，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被毁坏。还有大批绘图手稿也被破坏殆尽。262

在破坏圣像的同时，圣物也遭到了破坏。破坏圣像时期的一首讽刺诗保留下来，其中谈及对圣物的过度崇拜。诗作者提到，被毁坏的圣物中有殉道者普罗柯比的十只手，狄奥多尔的15个下骸骨和圣乔治的四个头骨等。注746

君士坦丁五世对修道院的态度极端偏执。对僧侣们，即那些“邪恶的爱好者和偶像崇拜者”注747，开始发动十字军式的无情讨伐。他同修道院制度的斗争异常激烈，以至于一些学者发现很难对这一时期的改革下一准确的定义，人们认为，很难确定这场斗争究竟是反对偶像的斗争还是直接反对修道者的斗争。c.n.乌斯宾斯基明确指出，“历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提出‘破坏圣像’（iconomachia）而不是‘破坏修道院（monachomachia）’的概念，是有意识地歪曲事实。”注748皇帝对僧侣的迫害采用了许多严厉的手段。他们被迫穿上俗人的服装，一些人被逼迫或在当局威胁下结了婚。有一次，他们被迫排成两列纵队在竞技场内穿行，每人手中牵着一个女人，受着场内群众的讥笑和辱骂。编年史家狄奥凡尼提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位省督曾将他辖区内的修士和修女集合在以弗所，对他们说：“每一位愿意服从皇帝和我的人，必须穿上白色礼服，马上娶一位妻子；那些不照此谕办理的人，将被弄瞎眼睛并放逐到塞浦路斯。”他的行为受到了君士坦丁五世的赞扬，后者写信给这位省督说：“我已经看出来，你是完全遵照朕的意愿办事的人。”注749显然，塞浦路斯是皇帝处罚那些不服从他的修士们的流放地之一。据记载，当时有五位修士逃离了该地，到了穆斯林哈里发统治区，并被带到巴格达。注750修道院的修士们被赶走，修道院被改造成兵营和武器库，其财产被没收；世俗人士被禁止接受修道院的庇护。所有这些规定，致使大量的修士迁移到不受皇帝的破坏圣像政策影响的地区。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在利奥和君士坦丁时期，仅意大利便接受了约50 000名这样的避难者。注751这一情况，对中世纪南部意大利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当地希腊民族和正教的势力加强了。但是，即使是南部意大利，显然也无法完全免受破坏圣像的困扰。至少有一重要的证据表明，在9世纪时，德卡波利特（decapolite）的圣格列高利落到意大利南部城市海德鲁斯（今奥特朗托）的一位力主破坏圣像的主教手中。注752还有许多修士迁移到黑海北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海滨地区。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被害的殉教者当中小斯蒂芬尤其著名。263

在卡扎尔人利奥四世（775—780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内部的生活要比他的父亲君士坦丁五世执政时期平静。虽然利奥四世也是一位主张破坏圣像的君主，但他对修士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修士们又恢复了一定的影响。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位狂热的破坏圣像者，很有可能是他受到了他的妻子伊琳娜的影响。伊琳娜是雅典人，以热衷于崇拜圣像而著称。帝国所有圣像崇拜者对她都寄予厚望，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说道：“他对圣像纷争采取的温和态度，是从君士坦丁五世的破坏圣像政策到皇后伊琳娜统治下恢复圣像崇拜的相应的过渡。”注753780年，随着利奥四世去世，破坏圣像的第一个时期结束。利奥四世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较年幼，帝国的统治权委托给皇后伊琳娜，她注定要恢复圣像的崇拜。

尽管伊琳娜确实倾向于圣像崇拜，但是在她统治的最初三年里并没有采取任何正式恢复圣像崇拜的决定性措施。她之所以迟迟不动，原因是帝国的所有军事力量不得不用于对内与觊觎王位者进行斗争，对外同居住在希腊半岛的斯拉夫人进行战斗。另外，恢复圣像崇拜必须相当谨慎，因为军队大部分人赞成破坏圣像。而被君士坦丁宣布为帝国法律的754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决议在拜占庭帝国的大多数民众那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许多高级教士很有可能是被迫的，而不是信服地接受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谕令。因此，根据安德烈夫教授的看法，他们构成了“随时准备屈服于破坏圣像的皇帝推行改革行动的一种因素，但不会真正对抗反对破坏圣像者的措施”注754。

在伊琳娜统治的第四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座传入塔拉修斯的手中。他提出，为了恢复圣像崇拜，必须召开一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罗马教宗哈德里安一世接到了邀请，派出他的使节出席这次会议。786年，宗教会议在圣使徒教堂召开。可是，首都的军队敌视圣像崇拜，手持刀剑冲进教堂，强迫到会者解散。破坏圣像派似乎再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伊琳娜巧妙地用忠实于她思想的新军队更换了不顺从的军队。264

翌年（787年），宗教会议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城召开。在此曾召开过第一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而这一次，在尼西亚举行了七次会议，但皇帝和皇后都未到会。第八次和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进行。到会的主教超过了300名。在东部教会历史上，这是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

会议决定恢复圣像崇拜。圣像崇拜被认定合法，那些拒绝接受会议决议的人被逐出教门。此外，那些“把圣像称为偶像，且认为基督徒把圣像当作上帝来崇拜，或认为加特力教会接受偶像者”也被开除教籍。参加这次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向“新一代君士坦丁和新一代海伦”注755欢呼。会议规定，所有修复的教堂必须放置圣物，它们是正教教堂必不可少的；将修道院改成普通住宅的做法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决议要求所有那些被破坏圣像者废除和改作俗用的修道院必须重新恢复。会议谴责出卖教会圣职，非常注重提高教士的品行，等等。会议还禁止男女混居的修道院的存在。

这次尼西亚会议的突出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恢复圣像崇拜方面，会议还为圣像崇拜者创立了其先前同反对圣像崇拜者进行斗争所缺乏的组织体系。它收集支持圣像崇拜的所有神学论据，以便让圣像崇拜者在以后同破坏圣像者的争论中派上用场。总之，这次宗教会议为圣像崇拜者提供了一种武器，有利于他们在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内同对手进行各种斗争。

8世纪时，拜占庭诸皇帝进行的所谓“破坏圣像”的活动，仅仅是该时期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也许并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资料都转引自后来获得胜利的圣像崇拜派单方面的作品。几乎所有的破坏圣像的文件，实际上均被毁掉。但是，根据一些偶然和分散的幸存下来的资料，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主要精力是直接针对大量的修道院地产世俗化和限制数量庞大的修士。也就是说，针对那些逃避国家的控制和在管理上几乎完全独立的因素，因为它们正在削弱帝国的生命力和帝国的统一。265

查理大帝的加冕及其对拜占庭帝国的意义

“查理的加冕，不仅仅是中世纪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是中世纪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逐个考察这些大事，可以说，如果它们没有发生，世界的历史将会完全不同。”注756这一事件由于涉及拜占庭帝国，因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罗马帝国是唯一的帝国，因而，以前几个世纪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皇帝时，都被看作是两位皇帝共治一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唯一帝国的观念是查士丁尼于6世纪采用穷兵黩武政策的背景。800年，著名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帝时，这一观念仍然存在。

尽管在理论上，唯一帝国的概念在中世纪思想意识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现实中，这一观念是过时了。8世纪后期，东方的或拜占庭的希腊-斯拉夫人世界和西方的罗马-日耳曼人世界，在语言、人种构成和文化问题上，是两个截然不同、各自独立的世界。以现代观点来看，尽管中世纪存在唯一帝国的观念，但它是与历史时代不合的；而以中世纪观点来看，却并非如此。

破坏圣像运动为公元800年的这一著名历史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力反对拜占庭皇帝的破坏圣像措施，将破坏圣像者开除教籍的教皇转向了西方，希望在法兰克王国逐渐掌握实权的宫相（major-domos）中及后来的加洛林王朝诸王中寻找友谊和保护。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由加洛林王朝的最著名代表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统治，查理大帝的宫廷教师和学者阿尔昆（alcuin）于799年6月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

迄今为止，世界上曾出现过三位伟人。（第一位是）崇高的罗马教宗，他代表传道者的领袖圣彼得治理他的教区。……第二位是尊贵的和世俗的第二罗马帝国的领袖，但据传说，这位皇帝被他自己的臣民、而不是外国人如此邪恶地剥夺了皇位注757。第三位是陛下，至尊的王位的拥有者，我主耶稣基督按其意旨已经赐予你作为基督教人民的统治者。你比其他伟人有更强大的力量、更卓著的智慧、更显赫的王国。你是罪恶的仇敌，迷路人的向导，不幸者的慰藉；你注定要替天行道。注758 266

教宗和法兰克国王的共同利益导致了查理的加冕，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文献资料中也有多种说法。事件本身是众所周知的，800年的圣诞节，正当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庆典时，教皇利奥三世将皇帝的宝冠置于跪在地上的查理国王头上。在教堂内出席庆典的民众欢呼道：“上帝为最虔诚的奥古斯都查理加冕，伟大的创立和平的查理延年益寿，永远胜利。”

对于查理大帝的加冕事件，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查理只得到了皇帝的头衔，而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权力，实际上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只是“法兰克和伦巴德的王，一位罗马的贵族”注759。也就是说，查理在获得皇冠时，只是接受了一个新的称呼。其他人则认为，由于查理在800年的加冕仪式，一个新的西方帝国建立起来，它完全独立于现存的“东方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对查理加冕的上述两种不同看法，似乎都掺杂进了后人的分析猜测。在8世纪末，没有，也不可能有名义上的皇帝，或者形成一个独立的西方帝国。查理的加冕事件必须从当时人的立场上分析，即从当事者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三世自己的看法来认识它。

两位当事者并没有打算创建一个与东方罗马帝国相抗衡的西方帝国。毫无疑问，查理相信，他接受了皇帝的称号，便成为唯一的罗马帝国的唯一的统治者和继承者。加冕一事仅仅意味着罗马已经宣布从君士坦丁堡收回皇帝当选权。当时人们心里并没有想到两个帝国同时存在，就其本质来说，帝国是唯一的。“一个唯一帝国的信念是以唯一上帝的教义为基点的，因为，只有具备了上帝暂时代理者的资格，皇帝才能够在地球上行使其权力。”注760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条件，有利于民众接受这种皇权观念——这是当时唯一可能被人们接受的观念。267

查理与拜占庭皇帝之间的交往，早在公元800年之前就开始了。787年，查理的女儿罗特鲁德（rotrud,希腊人称之为埃鲁思罗［eruthro］）被安排与拜占庭皇帝、约12岁的君士坦丁结了婚，当时，君士坦丁的母亲伊琳娜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注761当时的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副主祭保罗曾写信给查理国王，说：“我高兴地看到你的美丽的女儿将漂洋过海去接受君权，以使她能将法兰克王国的权力施及亚洲。”注762

797年拜占庭帝国的太后伊琳娜废黜了法定的皇帝、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伊琳娜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与罗马帝国的传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罗马帝国从来未曾出现女性掌握全部皇权的先例。在查理和教宗利奥看来，皇位出现了空缺，查理接受皇冠，是继承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的空悬皇位，成为合法的皇权继承者，但不是罗慕洛·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而是利奥四世、希拉克略、查士丁尼及狄奥多西和君士坦丁大帝这一东部皇脉的继承者。关于上述观念的重要证据，见于涉及公元800年及其后若干年的西方编年史中，在那些编年史中，人们根据拜占庭皇帝的年代来记叙历史事件，查理的名字恰好列于君士坦丁六世之后。

如果以上就是查理接受帝国皇冠的基本理由，那么，拜占庭帝国对他加冕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拜占庭这个东方帝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相一致，在支持伊琳娜当政的同时，拜占庭帝国将800年的加冕事件看成是许多企图反对这位法定统治者的“犯上”行动之一，帝国害怕（并非没有道理）新加冕的皇帝会追随其他造反者的足迹，用武力进攻君士坦丁堡，废黜伊琳娜皇帝，夺取皇位。在拜占庭当局的眼里，查理加冕只是一些西方行省反对拜占庭帝国法定皇帝的反叛活动之一。注763

查理当然完全意识到他的地位并不稳定，他的加冕并不能使他合法地统治罗马帝国的东部，德国史学家p.施拉姆（p.schramm）称查理的加冕是“强烈地侵犯了皇权的行为”，还指出，查理并没有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这是拜占庭皇帝的正式称号），而是自称为“管辖罗马人的皇帝”（imperium romanum gubernans）注764。查理认识到，在伊琳娜逊位之后，拜占庭帝国必将要选出另一位皇帝，这位皇帝的权力也将无可置疑地得到东方的承认。由于预见到这一复杂情况，查理开始与伊琳娜谈判，意欲同她结成姻缘，并希望“因此而将东方和西方的各行省统一起来”注765。换言之，查理明白，如果得不到拜占庭的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就没有什么意义。伊琳娜乐意接受对方的求婚，但是她很快便被废黜和流放（802年），致使这一计划落空。268

伊琳娜失去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之后，政权落入尼斯福鲁斯手中，查理与尼斯福鲁斯之间仍然继续进行着谈判，可能涉及使拜占庭皇帝承认查理的皇帝称号的问题。但是，直到812年，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一世朗伽巴（michael i rangabe）派出使团至法兰克首都埃克斯-拉-夏佩勒（亚琛）时，才称查理是皇帝。这就最后承认了800年查理加冕的合法性。很可能也是自812年起，作为对查理之皇帝称号的一种平衡，“罗马人的皇帝”（βασιλεὑς τῶν ‘ρω μαἰων）这一称号开始正式应用于拜占庭，即专指君士坦丁堡的合法统治者，成为拜占庭皇帝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注766自812年以后，基督教世界有两位皇帝，尽管从原则上讲，当时仍然只有一个罗马帝国。柏里说道：“换言之，812年的行为在理论上再现了5世纪的情况，迈克尔和查理，利奥五世和虔诚者路易共同治理这个帝国，如同阿卡第与霍诺留，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一样，‘罗马帝国’的疆域这时自亚美尼亚边界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注767自然，这个“统一的帝国”纯粹是有名无实的。东西方两个帝国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而且，帝国统一的观念在西方也早已经被遗忘了。

查理为西方取得的帝位是短命的。在查理大帝帝国分裂后的一系列混乱中，皇帝的称号时常易主。在10世纪前半期，这一称号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在10世纪后半期再次复生，但是这次则不再是历史上的旧帝国，而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因此，只是在公元800年之后，才有可能谈及一个东方的罗马帝国，而j.b.柏里在为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第三卷命名时表明了他的这一态度，该书被命名为《东罗马帝国史》，包括自802年（即伊琳娜被废黜后）到马其顿王朝统治这一时期的事件，而他的前两部著作被命名为《晚期罗马帝国史》。

伊苏里亚王朝历史概述

历史学家对伊苏里亚家系的最早几位统治者，尤其是对利奥三世的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的确如此，在一个严重混乱的无政府时期之后，利奥三世登上皇位，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天才的统治者和了解时代问题的明智的立法者。我们应该把破坏圣像者的宗教政策与他们的其他行动完全区分开来。在绝大部分的历史著作中，利奥三世受到高度赞扬，例如，希腊人认为他是“东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人类的保护者”注768。德国人认为，他是“据有帝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注769，他清楚地了解“在上层和下层进行激烈改革的必要”，是“用铁血手段恢复帝国的人物，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注770。一位英国学者认为，利奥的成就是“使罗马帝国复兴”注771，而一位法国学者则认为伊苏里亚王朝诸帝“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物质和知识水平，做出了最伟大和最令人钦佩的努力”，“在组织人民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威胁中，与查理大帝所采取的措施”注772相比毫无逊色。最近，查尔斯·迪尔论述道：“自伊苏里亚诸皇帝的统治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原则，永远地丰富了这个世界。”注773俄国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则不大深入，除了教会史学者之外，他们并没有针对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做特别的评价，也并没有对破坏圣像的整个历史进行详细的研究。j.a.库拉科夫斯基所著的三卷书只涉及破坏圣像诸皇帝统治时代的一些事件，s.p.谢斯塔可夫（shetakov）所著的《拜占庭史讲义》一书的第一卷也包括了这一时期，但没有任何评价。在c.n.乌斯宾斯基的《简史》中，可以看到对于反对修道院和修道士运动的很有意义的新评价。最近，th.乌斯宾斯基写道：“伊苏里亚朝的利奥对于这一时期的粗暴行为是有责任的，他使政府将信仰和对上帝崇拜的复杂问题留给军方和治安部门去处理，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宗教感情，使局部的问题变成国家的重要问题。”注774 270

我们必须承认最早的两位破坏圣像皇帝的精力充沛和某些行政天才，而且必须承认利奥三世确实拯救了帝国；与此同时，也应该充分运用一些可用的历史资料，避免对于伊苏里亚王朝过分的赞誉。因为，无论他们是多么虔诚，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毕竟给帝国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在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一时期，即8世纪时，这一运动就导致了意大利与拜占庭的疏离，使拜占庭与教会的关系极度紧张。教皇开除了破坏圣像者的教籍，并转而向西方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和保护。如此导致了教宗与法兰克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开创了中世纪史上的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与此同时，亦逐渐奠定了东西方两个教会此后最后分裂的基础。伊苏里亚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丧失了中部意大利，包括拉文纳总督区。8世纪中期，该地区被伦巴德人所控制，后来由矮子丕平将其献给教宗。

无论如何，至今尚未有伊苏里亚王朝的全史面世。这个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例如，修士和修道院数量减少的问题、修道院土地显然经常用作俗用的问题，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目前，在社会问题方面，对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推行破坏圣像政策做更全面的研究，是拜占庭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认真探讨这一问题，也许能更好地弄清整个所谓“破坏圣像”时期的历史，揭开它的更深层的意思，这具有更广泛的历史意义。271

伊苏里亚王朝的继承者和阿莫里亚或弗里吉亚王朝（820—867年）

802—867年在位的皇帝和他们的血统

历史学家们认为，从9世纪开始至867年马其顿王朝建立统治的这段时期，是在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统治下的帝国复兴时代至马其顿诸帝执政的辉煌时代的转变时期。但是，最近绝大部分的研究表明，该时期并非仅仅是尾声，也不仅仅是一个序曲。它表现出了它本身的重要性，标志着拜占庭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注775

802年的革命废黜了女皇伊琳娜，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登上了拜占庭皇位。据东方的史料，尼斯福鲁斯是阿拉伯人血统。注776必定是他的一位先祖迁居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个行省庇西迪亚（pisidia），尼斯福鲁斯就出生在该地。在拜占庭的编年史中，802年这样的革命实际上是比较罕见的。在拜占庭帝国时期，绝大多数的政治暴动都是由军队的将军即军人领袖发动和领导的。尼斯福鲁斯的行动却是个例外，他与军队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位居财政大臣的高职。这位皇帝于811年在对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战死，几个月后，皇位由他的儿子斯陶拉希乌斯（stauracius）继承。斯陶拉希乌斯曾在对保加利亚战争中受了重伤，继位当年（811年）就去世，但在他去世之前便被废黜，“圣宫总监”（curopalates）注777迈克尔一世有机会继承大统。他出生于朗伽巴的希腊人家族，因迎娶了尼斯福鲁斯一世的女儿、不幸的斯陶拉希乌斯的姐姐普罗科庇娅（procopia）而进入宫廷。但是迈克尔的统治时间也很短（811—813年），因为他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中失利，被一位军事领袖，出生于亚美尼亚的利奥所废黜，此人后来被称为亚美尼亚的利奥五世（813—820年）。820年，利奥五世被杀，皇帝之位落到他的一个禁卫军首领迈克尔二世手中（820—829年在位）。他的绰号是“口吃者”，他来自小亚细亚的一个行省弗里吉亚的阿莫里亚要塞，因此他所建立的、以三个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王朝（820—867年），就被称为阿莫里亚王朝或者是弗里吉亚王朝。他是一位粗俗的、愚钝的外省人，“在异端者、希伯来人和半希腊化的”注778弗里吉亚人当中度过了其青年时代。后来的一份叙利亚史料甚至断言，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注779他死后，其王位传于他的儿子塞奥菲卢斯（theophilous，823—842），他娶了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夫拉戈尼亚的狄奥多拉为妻，即后来著名的恢复正教崇拜的人物。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塞奥菲卢斯夫妇的儿子、腐败无能的迈克尔三世，他以“醉鬼”这一可鄙的绰号而遗臭万年。272

在拜占庭的史学记载和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像这位“醉鬼”迈克尔三世、“拜占庭的卡里古拉”那样受到如此坏的评价。人们反复描述这位皇帝难以置信的肤浅、酗酒如命、令人震惊的背信弃义及讨人嫌的污言秽语。但是，近来，h.格雷古瓦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来恢复迈克尔三世的名誉。他提出了迈克尔时代的许多史实，特别是他对东方阿拉伯人进行的积极而有效的战争，以此说明，阿莫里亚朝的这位最后一代君主具有天才的气质，而且他的确促进了拜占庭历史上的一个胜利时期的出现（843—1025年）。注780没有人像格雷古瓦那样走得如此之远，竟然称迈克尔三世为“天才”；事实上他在28岁时就被暗杀而死，也许迈克尔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挥他的能力。虽然，他的确有一些讨人嫌的缺点，但是我们需承认他还是有能力及首创精神的，而且——这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他设法在自己身边选择了一些天才的顾问和行政官员。格雷古瓦强调迈克尔对东方的阿拉伯人取得的军事胜利对于民众中流传的故事和诗歌有着深刻影响，是恰当的；迈克尔对北方敌人罗斯人取得的胜利（860—861年）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注781

在迈克尔三世未达法定年龄期间，他的母亲正式统治拜占庭帝国达十四年之久，她将所有的行政事务都交给了她的宠臣狄奥克提斯图斯（theoctistus）。迈克尔三世成年后，下令杀死了狄奥克提斯图斯，迫使他的母亲进入修道院，自己登基当了皇帝。这一激烈的政治变动主要是由迈克尔的舅舅、其母亲的弟弟巴尔达斯（bardas）策动和领导的，于是，他迅速擢升为帝国的最高贵族等级，圣宫总监和恺撒，在政府的所有事务中开始具有特别的影响。一个曾经拜见过迈克尔的阿拉伯使节，记载了关于迈克尔全不在意帝国事务的有趣事实。这位使者写道：“从我走上宫殿后一直到离开那里，只有一位翻译在说话，皇帝听着，或点头或摇头表示赞成或反对。他的舅舅处理了一切事务。”注782巴尔达斯具有多方面的天才，他成功地与帝国的敌人斗争，并表现出对教会利益的清醒的理解。他竭诚地在他的臣民中间传播更多的知识，发展教育事业。但是他仍然被宫廷中的新宠瓦西里，即后来的马其顿王朝的创立者施以阴谋杀害。巴尔达斯死后，迈克尔将瓦西里收为嗣子，并为他加冕称“共治皇帝”。他们两人的共治只持续了一年多，瓦西里怀疑迈克尔一世在阴谋反对他，故唆使自己的一些朋友在一次宫廷宴会后杀害了他的恩主。从此，瓦西里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和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马其顿王朝的创立者。273

因此，自802年到867年，拜占庭王位的占据者先是两位阿拉伯人，或者说是闪米特人；后来是一个希腊人迈克尔一世，但他娶了阿拉伯人尼斯福鲁斯的女儿；随后是一位亚美尼亚人；最后是三位弗里吉亚人，或者几乎可以称其为半希腊人。在拜占庭的历史上，王权第一次落入闪米特民族出身的帝王的手中。这表明，在这一时期，东方因素在帝国的统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拜占庭帝国的对外关系

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斯拉夫人托马斯起义。——9世纪时，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几乎持续不变。在东方边境线上，双方的这种敌对关系表现为武装冲突的连续不断，几乎每年定期发生，同时伴有战俘的经常性交换。在穆斯林一方，为了抵抗拜占庭人的攻击，自叙利亚到亚美尼亚边境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同样的防御性城市在拜占庭一方也建立起来。所有这类防御工事在小亚细亚构筑了一种“防线”。9世纪时，发生在东方边界线上的冲突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导致深入对方领土范围内的重要战争。由于严重的内部争斗，加之波斯人和后来的突厥人在穆斯林帝国中占据了优势，哈里发国家在9世纪逐渐在政治上趋于衰弱，如同在7、8世纪时那样，穆斯林在东方边境对于拜占庭的持续进攻，已不再能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生存。但是，这类进攻却对拜占庭的边界行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侵犯了居民的财产、削弱了人们缴纳赋税的能力，并杀害了许多边境居民。9世纪的前三十年，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是著名的哈里发哈伦-阿尔-赖世德（harun-ar-rashid,786—809年在位）和马蒙（mamun，813—833年在位），在这两位哈里发的统治下，波斯文化的影响几乎占绝对的优势，迫使阿拉伯民族退居幕后。就其政治观点而言，9世纪的哈里发们，特别是哈里发马蒙，与拜占庭皇帝一样，相信他们的权力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绝对的，无限的。274

尽管阿拉伯和拜占庭在东方边界有着冲突，但除了极少数例外，并没有对任何一方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穆斯林舰队在地中海上的行动则使他们占领了克里特岛、西西里大部和南意大利的数个重要据点，这却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在9世纪阿拉伯-拜占庭关系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是阿拉伯人参与了反对迈克尔二世的托马斯（thomas）起义。这次起义发端于小亚细亚，领导者托马斯具有斯拉夫人血统。该起义导致了规模宏大的内战，持续了两年之久。它是迈克尔二世时期发生的核心事件，从政治、宗教和社会观点来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政治上，它的重要性在于，托马斯成功地聚集了整个小亚细亚的军队，只有两个军区的军队不支持他。据一些史料记载，在他的旗帜下，集合了小亚细亚和高加索边境的各个民族。除了他自己的民族——斯拉夫民族（他们自大规模地自欧洲大陆迁徙到小亚细亚后，已经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移居地）外，托马斯的军队包括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伊庇利亚人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一些部族的成员。注783鉴于托马斯领导着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庞大队伍，哈里发马蒙立即毫不犹豫地与托马斯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欲帮助他推翻迈克尔二世。为此，阿拉伯人曾得到托马斯的承诺，将得到拜占庭边境地区的一些土地。经过马蒙的同意，或者是在马蒙的建议下，托马斯在安条克接受了大主教乔布（job）的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于是，拜占庭皇帝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而且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东方的阿拉伯人显然十分关注这次起义的发展。275

从宗教的观点看，这次起义的重要性在于托马斯利用了大多数民众对恢复破坏圣像运动的政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宣称他自己是坚定的圣像崇拜者，甚至自称是曾在前一时期恢复圣像崇拜的女皇伊琳娜的儿子君士坦丁。这一政策赢得了许多支持者。

这次运动导致了一些社会冲突。小亚细亚的收税人站在了托马斯一边，于是，据一则史料披露，出现了“奴隶反对他们的主人”的斗争。注784下层阶级的成员希望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光明的未来社会，而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那些地主。据同一则史料披露，随后出现的内战，“就像尼罗河突然泛滥，冲击着大地，但不是用水，而是用血”注785。

在爱琴海水师的支持下，托马斯指挥他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途中，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迈克尔军队的抵抗，然后从海陆两面包围了帝国的首都。当他到达了欧洲一岸时，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加入了他的队伍。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持续了整整一年。迈克尔受到强大的压力，但是，由于两个事件的发生，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一方面，他打败了托马斯的水师；另一方面，他得到了保加利亚人的支持。这些保加利亚人在其国王奥穆尔塔格（omurtag）的率领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方，打败了自陆上包围君士坦丁堡的起义军队。托马斯无法重新集结他的人力，无望地走向失败。他被迫逃跑，后来被逮捕并被处死。他的军队残余也被轻易地消灭了。这次难以对付的革命持续了两年多，在823年被彻底粉碎，迈克尔从此感到能够稳坐龙椅了。注786

这次起义的结局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起义的失败也是恢复偶像崇拜的失败。托马斯的失败还意味着哈里发马蒙进攻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失败了。再者，这次起义使小亚细亚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性变化。6世纪时，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下，由隶农身份的农民耕作的大地产制在拜占庭帝国广泛发展。以后几个世纪的史料记载中，提到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小农土地占有者。但是，10世纪时，大地产占优势的状况再次出现，而小亚细亚尤为突出。这很可能是托马斯起义带来的一个结果。毫无疑问，这次起义引起了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破产。他们不堪政府税收的重负，被迫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富裕邻居的名下。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0世纪大地产的出现甚至开始威胁皇权，小亚细亚尤其如此。注787 276

直到9世纪30年代末期，拜占庭与阿拉伯的冲突仍没有重大的结局。这时的哈里发国家正受到国内严重动乱的困扰，而且由于拜占庭帝国不时加以巧妙地干预而日趋严重。迈克尔二世的儿子塞奥菲卢斯于830年在小亚细亚被打败，但是，翌年（831年）他又在乞里奇亚取得了打败阿拉伯人边防军的胜利，在回军君士坦丁堡时受到盛大的凯旋仪式的欢迎。注788此后的几年，塞奥菲卢斯没有取得重大的胜利。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甚至说道，哈里发马蒙期望着使整个拜占庭帝国归服。注789塞奥菲卢斯曾经向马蒙派出了使节，提出了和平建议。但是，在833年，马蒙去世，他的兄弟穆塔希姆（mutasim）继哈里发位。在穆塔希姆统治的早年，拜占庭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敌对行动暂时停止了。837年，塞奥菲卢斯重新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占领并焚烧了扎波特拉（zapetra）要塞，并侵入其他地区。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君士坦丁堡臣民为他举行凯旋式，再现了六年前他归城时受到欢迎庆典活动的盛况。注790但是，838年，穆塔希姆装备了一支大军，深入小亚细亚，并在长期包围之后，占领了弗里吉亚重要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阿莫里亚（amorion）城，这座城市是当前统治王朝的发源地，用阿拉伯编年史中一句夸张的话来说，这座城市是“基督教的眼睛和基地”。穆塔希姆在成功地占领了阿莫里亚后，企图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当他听到家乡发生了军事政变的紧急消息时，被迫放弃了原计划，返回叙利亚。注791

在希腊教会的编年史中，包围阿莫里亚的战斗是同42名战俘殉道者的著名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由于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被拖到底格里斯河边斩首，尸体被扔到河里，但却奇迹般地浮在水面上，一些基督徒将尸体打捞上来，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注792 277

阿莫里亚的失陷给塞奥菲卢斯皇帝造成了极为沉重的压力。他想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有效地抗击阿拉伯人进攻的希望完全落空，乃至害怕失去自己的首都，于是转而向西方去寻求援助。他的使者出现在威尼斯，进入了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设于因格尔海姆的行宫中，甚至远至最西方的西班牙，出现在倭马亚埃米尔的宫廷中。西方各统治者都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的使者，却没有给予塞奥菲卢斯任何积极的支持。

在阿莫里亚王朝统治的最后时期，包括塞奥菲卢斯统治的最后几年和迈克尔三世统治时期，东方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内部的纷争阻碍了阿拉伯人重新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大规模战争。实际上，拜占庭军队有多次机会可以打败阿拉伯人。863年，梅利特尼（melitene）的埃米尔（总督）欧麦尔攻陷了拜占庭黑海岸的城市阿米苏斯（amisus，萨姆松［samusun］）。但是，黑海的阻隔使他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感到愤怒至极。据说他竟像当年希波战争时的薛西斯一样，用鞭子抽打海水。同一年，当他回军之时，遭到了佩特罗纳斯（petronas）率领的拜占庭军队的阻击和包围，在博森（poson）发生激战（准确位置至今未能确定），阿拉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欧麦尔本人亦被杀害。注793拜占庭军队获得的这一辉煌胜利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内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一首专门庆祝埃米尔在战场上死去的歌曲在史料中被保留下来。注794

罗斯人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在每年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同时，史料突然开始提到了“罗斯”，即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进攻。直到近期，这一事件的发生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定是发生于865年或866年，而且这件事经常与罗斯王公阿斯科德（ascold）和迪尔（dir）的远征相联系。但是，自1894年以后，当一部很短的匿名编年史在布鲁塞尔被一位比利时学者弗朗兹·库蒙特（franz cumont）公布后，上述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了。这一编年史提供了非常准确的资料，罗斯人的200艘舰船是在860年6月18日到达君士坦丁堡的，但是他们遭到了惨败，损失了许多船只。注795在此匿名的编年史出版之前的一个很长时期，许多学者怀疑这一事件发生的日期早于原来估计的年份，而且根据许多编年史的资料估计，都倾向于将此事的发生确定于860年是正确的。于是，18世纪的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学者阿塞马尼（assemani）断定，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859年年底或860年年初，但是，后来的学者们完全忘记了他的研究成果。注796早在布鲁塞尔的手稿发现之前十四年，完全独立于阿塞马尼的研究，俄罗斯教会的历史学家戈鲁宾斯基（golubinsky）也得出了结论，认为这次进攻发生在860年和861年年初。注797 278

与这一事件同时代的教宗佛提乌在一次布道中，曾将罗斯人说成是“粗鲁和野蛮的西徐亚人”把他们的进攻描写为一片“野蛮顽固和可怕的海洋”，“一场可怖的北方风暴”。注798

与西方的阿拉伯人的斗争。——在东方对阿拉伯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帝国也与西方的阿拉伯人展开了斗争。7世纪时，阿拉伯人经过艰难的战争所征服的北非，已经迅速地摆脱了东方哈里发们的控制，于是，自800年后，阿拔斯哈里发们已经不再能对埃及以西的领土行使控制权。一个独立、拥有一支强大舰队的阿格拉布王朝于9世纪（800年）在突尼斯兴起。

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占有的全部领地均受到了阿拉伯人的严重威胁。甚至早在9世纪前半期，即当尼斯福鲁斯一世统治时期，非洲的阿拉伯人就援助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起义，并参与了对佩特雷的围攻。在迈克尔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失去了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和商业意义的海岛克里特，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移民占领了这座岛屿。这些移民先是在埃及找到了栖身之地，后来进入克里特。阿拉伯人的首领在此岛上建立了一个新城，在其周围挖掘了深深的城壕，阿拉伯语称其为汉达克（handak），由此，这座岛屿有了新的名字：汉达克斯（chandax），或称坎迪亚（candia）。注799克里特岛也成为海盗团伙的巢穴，这些海盗时常出没于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地区，袭击和掠夺这些地方，给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极大的干扰。279

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更严重的损失还是西西里的丧失。早在7、8世纪间，这个岛就成为阿拉伯人攻击的目标，尽管这些攻击还不算严重。但是，在阿莫里亚王朝统治时期，情况有了变化。在迈克尔二世统治后期，一个叫作欧菲米乌斯（euphemius）的人组织了一场反对皇帝的起义，他后来还自立为帝国的统治者。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军力不足以抵抗皇帝的军队，于是向非洲的阿拉伯人请求援助。这些阿拉伯人到了西西里；但是他们却不去帮助欧菲米乌斯，而是开始进攻西西里岛，欧菲米乌斯后来被拥护拜占庭皇帝的人们杀死。注800按照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伽伯托的说法，欧菲米乌斯是一位空想家、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位为他的国家取得独立地位的勇敢战士，而且是一位在意大利创建一个独立国家“罗马-意大利帝国”（impero romano italiano）这一传统政策的继续者。但是，伽伯托对欧菲米乌斯的评价却没有可资证实的证据。注801阿拉伯人开始在帕诺莫斯（巴勒莫）定居，并逐渐占领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包括墨西拿。到了阿莫里亚朝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城市中，只有叙拉古（syracuse）仍留在基督徒的手中。对阿拉伯人来说，西西里岛是进攻南意大利拜占庭领土的天然跳板。

从西西里进入亚平宁半岛的南端有两个小的半岛：位于西南部的一个是古代著称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另一个是位于西北的布鲁提乌姆（brutium）。在拜占庭时期，它们的名字有了变化。自7世纪以后，布鲁提乌姆这一名称越来越不被人提起，而是逐渐地被称为卡拉布里亚，于是，这两个小半岛开始使用同一名称；换言之，当时的卡拉布里亚指的就是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环绕塔兰图姆（tarentum）湾的全部领地。注802 280

9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如下：拜占庭帝国保留着威尼斯和坎帕尼亚的大部分、那不勒斯公爵领地、其他两位公爵的领地再加上南部的两个小半岛。威尼斯和坎帕尼亚只是在政治上松散地隶属于拜占庭，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南意大利则直接归属于拜占庭；意大利的大部分掌握在伦巴德人手中。7世纪时，伦巴德公爵贝尼文托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得了塔兰图姆；于是他的领土就抵达了该海湾，将拜占庭的意大利领土分隔开来，此后，上述两个半岛只能通过海上互相联系。而当查理大帝征服意大利，在罗马举行加冕礼后，整个亚平宁半岛，除了拜占庭的领土之外，就都处于这位西方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在南部，他的权力无法达到教宗国和斯波莱托（spoleto）的疆界之外。贝尼文托公爵领仍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地位。

随着西西里岛被逐渐征服，阿拉伯人的舰队也开始劫掠意大利海滨地区。在塞奥菲卢斯统治时期，塔兰图姆被阿拉伯人占领，对拜占庭统治下的南意大利各省直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前来支援拜占庭皇帝的威尼斯舰队，在塔兰图姆遭受惨败。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占领了意大利半岛东部的重要设防城市巴里，从这里，阿拉伯人直接向意大利内陆地区发动进攻。西方皇帝路易二世曾带着其军队来到这里，但是被阿拉伯人打败，被迫撤退。与此同时，在9世纪40年代，阿拉伯海盗出现在台伯河口并威胁着罗马，但是，在抢得丰富的战利品之后，他们就撤离了这座古都。位于罗马城墙之外的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在这次攻击中受到严重破坏。

总之，阿莫里亚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拜占庭冲突导致拜占庭帝国在西方世界的失败。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丢掉了；但是克里特岛于961年被拜占庭收复，而西西里岛则从此永远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南意大利的许多其他重要据点也落于阿拉伯人手中，但直到9世纪中期以后，这里才形成较大的连成一片的阿拉伯人统治区。而在帝国的东方边界，对阿拉伯人斗争的结果则完全不同。在这里，帝国几乎成功地保持了它的领土未受到侵犯。边境地区的些许变化并没有对历史的一般进程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阿莫里亚王朝的努力对于帝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王朝的数任皇帝统治的四十七年间，帝国能够抵挡住阿拉伯人在东方入侵的压力，总的来看，基本上维护了拜占庭的小亚细亚的领土完整。281

阿莫里亚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人。——9世纪初，保加利亚的国王是克鲁姆（krum），他是一个能干的勇士和英明的组织者，而且事实证明，他是拜占庭帝国特别危险的敌人。尼斯福鲁斯皇帝意识到克鲁姆是一位强有力的对手，他将有能力将马其顿和色萨利的斯拉夫族居民争取过去与拜占庭为敌，尼斯福鲁斯遂从帝国的其他地区迁移了许多居民到这两个行省定居。尼斯福鲁斯希望以此防止两省内的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结成同盟，但据一则史料披露，这一措施在移民中引起了很大不满。注803

811年，在与保加利亚发生多次冲突后，尼斯福鲁斯对克鲁姆发动了一次征伐战争，但他与他的军队陷入埋伏圈，遭到惨败。尼斯福鲁斯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斯陶拉希乌斯受重伤，几乎全军覆灭。自378年著名的亚得里亚堡战役，瓦伦斯皇帝在与西哥特人作战的战场上被杀以来，尼斯福鲁斯是又一个死在对蛮族斗争的战场上的皇帝。克鲁姆将战死皇帝的头骨制成一个碗，强迫所有的保加利亚贵族（“波利阿德”［boliads］）用它饮酒。注804

813年，克鲁姆也打败了迈克尔一世。迈克尔一世率领了一支大军前去征伐克鲁姆，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连小亚细亚的边境军队也被调出来以壮其军威。但是，拜占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他们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仓皇溃退，直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同年，当亚美尼亚的利奥五世登上拜占庭的皇位之后不久，克鲁姆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进攻，包围了这座城市，如一则史料所记载，他的目的是“将他的长枪插在金门（即君士坦丁堡城墙）上”。注805但是，就在这堵城墙边，他的胜利进攻被阻止了。他很快死去，拜占庭帝国暂时从保加利亚人的威胁下获得了喘息机会。注806

克鲁姆的继承者奥穆尔塔格（omurtage），是“保加利亚早期历史中282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注807他在利奥五世时期，与拜占庭帝国签订了一则为期三十年的和平协议。该协议主要是处理了两国在色雷斯行省的边界问题。至今人们仍能看见这些边界线上的泥土界墙残迹。注808利奥五世与保加利亚缔结和约之后，重建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一些被毁的城市。他还建筑了环绕首都的更为坚固的一堵新城墙，以便有效地预防保加利亚人可能发动的再次进攻。

此后，直到9世纪50年代初，保加利亚与拜占庭之间相对安宁。此时，保加利亚的王位传给了鲍里斯（boris,或bogoris，852—899年）。他的名字与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的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远在鲍里斯执政之前，基督教已经“找到”保加利亚，主要是利用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庭军队作战时被俘的拜占庭军士从事传教活动。异教徒保加利亚汗曾经残酷迫害“堕落者和被堕落者”。th.i乌斯宾斯基断言：“毫无疑问，基督教很早便在保加利亚人中开始传播……甚至早在8世纪，其诸王公的宫廷里就有许多基督徒。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许多麻烦事件以及汗位的经常变更都与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斗争有关。”注809

鲍里斯之皈依基督教是由保加利亚国内的政治形势所促成的，这使他致力于同拜占庭帝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希腊传教士们来到保加利亚去向当地居民传播基督教。大约在864年，鲍里斯国王接受了洗礼，并取名为迈克尔，此后不久，他的人民也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两位著名的斯拉夫传道者圣西里尔（st.ciril）和圣美多德（st.methodius）兄弟直接参与了鲍里斯的洗礼一事却没有足够权威的资料可资证实。保加利亚人接受了拜占庭教士所施行的基督教洗礼这一事实，加强了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半岛上的威望和影响。然而，鲍里斯很快认识到，拜占庭教会不愿意承认保加利亚教会完全独立。他希望保持自己指导保加利亚教会之精神统治的权力，他担心他的王国会成为拜占庭帝国政治上的附庸。鲍里斯决定与罗马教廷形成教会的同盟。他派出了使者去见教宗尼古拉一世，请他派拉丁传教士到保加利亚去。教宗非常乐意满足鲍里斯的请求。于是，拉丁教会的主教们和传教士们迅速来到保加利亚，而希腊教士则被驱逐出去。但是，教宗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保加利亚很快再次转向希腊教会，这是在后来，即在马其顿王朝时期注810才发生的事。283

鲍里斯在宗教上动摇不定之时，正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十分紧张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基督教会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鲍里斯向希腊的教士或拉丁教士提出的请求并不标志着他想皈依正教或大公教会。从理论上说，这一时期的教会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

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及正教的恢复。9世纪基督教会的分裂

802年到867年，最初统治拜占庭的皇帝们并没有在政治上实行破坏圣像的政策，而且，伊琳娜女皇所恢复的对圣像的崇拜活动，几乎是在逐渐加强，也没有成为新的攻击目标。尼斯福鲁斯实行的是宗教宽容政策，同时加之以世俗权力对教会的控制。尽管他承认尼西亚会议的决议（尼西亚信经）和圣像崇拜者的胜利，但他并不是圣像崇拜者的热情追随者。对于那些狂热的圣像崇拜者来说，尼斯福鲁斯的宗教宽容政策几乎就像异端那样坏。很可能，这时候宗教问题并没有怎么引起皇帝注意。它们只在涉及国家事务时才引起关注。但是在尼斯福鲁斯时期，特别是在德高望重的牧首塔拉修斯被新任牧首尼斯福鲁斯所替代之后，修道院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忧虑的阶段，因为新任牧首是皇帝从俗人当中按照自己的意志直接提拔起来的。这一选择受到了著名的斯图迪昂（studion）的狄奥多尔和他的追随者斯图迪昂派（studites）的反对，但这些反对者后来被判流刑。

迈克尔一世朗伽巴在位称帝只有一段很短的时间（811—813年）并不断受到大牧首和修士们影响。他是教会的一个顺从的儿子和教会利益的保护者。在其统治时期，狄奥多尔和斯图迪昂派的成员们被从流放地赦召回来。

伊琳娜恢复圣像崇拜之后，已历经了四分之一世纪，破坏圣像运动仍然在小亚的东方各行省和军队各级官兵中间保有其活力。813年，一个出生于亚美尼亚的军事首领利奥承袭了皇位。在其前辈皇帝们统治时期，利奥身为一个天才的将军掌控着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小心地隐藏自己反对崇拜圣像的观点；但是，当他废黜了迈克尔一世朗伽巴，自己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后，就开始公开推行自己的破坏圣像政策。有一份资料提到了这位皇帝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所有那些接受圣像崇拜的皇帝不是死于流放地就是死于战场上。只有那些并不崇拜圣像的人能够在他们的皇位上享尽天年。这些皇帝享有很高的荣誉，并安葬在使徒教堂的寝灵内。我要仿效他们的榜样而破坏偶像，如是，在我百年以后及我的儿子死后，我们的家族仍能长治久安，至第四代第五代。”注811 284

利奥五世的破坏圣像政策受到了牧首尼斯福鲁斯的强烈反对，他后来被皇帝撤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职则落于完全同意利奥五世破坏圣像宗教政策的狄奥多图斯（theodotus）身上。815年，第二次反对偶像崇拜的宗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恢复偶像崇拜之后被毁坏了，但是它的声明却保留在大牧首尼斯福鲁斯的辩护词中，后来公开出版。注812

这次会议“在确立和肯定了神所认可的圣父们的教诲，并与六次神圣的基督教主教全体会议精神相一致的前提下，摒弃了传统所不认可的制造和装饰崇拜偶像的无益行为，而更注重在精神和真理方面的崇拜”。该决议进一步指出，由于政权由男性转入女性（伊琳娜）之手，“女性统治者愚蠢地”恢复了对“死人”和“无生命的偶像”的崇拜及燃烛焚香之举。会议禁止未经授权而制作或绘制加特力教会注813的签有假名的偶像，否认大主教塔拉希乌斯（tarasius）所承认的对圣像的崇拜，亦斥责在圣像前点灯燃烛焚香的行为。这一声明从本质上是754年破坏圣像会议的基本思想的重复，754年的决议得到了肯定。这次会议规定要禁止崇拜圣像也没有必要继续生产偶像。由于这次宗教会“避免称圣像为偶像，因为这是有罪的”注814，因此人们认为这次会议比第一次破坏圣像会议更温和。但是，最近又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第二次破坏圣像运动，尤其在利奥五世和塞奥菲卢斯统治时期的这一运动，并不比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更温和、更宽容，“只是在精神上更为贫乏”注815。285

破坏圣像第二时期的皇帝们——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口吃者（斯塔梅尔［stammerer］）迈克尔二世和塞奥菲卢斯施行的宗教政策，与破坏圣像第一时期全然不同。破坏圣像第二时期的斗争只持续了大约三十年（815—843年），从时间上看，与长达五十年的破坏圣像第一时期的斗争相比要短得多。破坏圣像第一时期的斗争是在圣像崇拜者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他们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也没有做好进行斗争的准备。但是，破坏圣像者的极端措施迫使这些圣像崇拜者团结起来，坚定了他们的信仰，改进了斗争方法，集中了他们的教义理论和反驳对方的资料。因此，破坏圣像的第二时期，圣像破坏者受到比他们的前辈们更为强有力的抵抗。斗争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困难。来自斯图迪恩修道院院长狄奥多尔和他的追随者斯图迪恩派的反抗尤其激烈，他们是坚定的圣像崇拜的维护者，在民众中有极大的影响。此外，狄奥多尔公开写文章发表演说，反对皇权干预教会事务，维护教会独立和信教自由的原则。皇帝为狄奥多尔的行为所激怒，将他流放至偏远之地，并惩治他的追随者。

根据现存的资料（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对破坏圣像者抱有敌意），在利奥五世时期，对圣像的破坏和崇拜圣像者的迫害十分严厉。资料中，将这一时期被迫害的人称为殉道者。另一方面，即使是利奥五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保卫帝国方面是卓有成效和工于心计的，在实行政治统治时也是非常英明的。据一位历史学家，被利奥五世罢免职位的牧首尼斯福鲁斯所说：“在利奥五世死后，罗马人的帝国失去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统治者，尽管他对上帝并不虔诚。”注816其他时代的人称利奥是“令人生畏的蛇”，称他的统治时期相当于“严冬和浓雾”。注817

对于利奥的继承者迈克尔二世持何种宗教观点，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中庸和顺其自然的，是一位“遵循宽容道路和宣布信仰自由的伟大原则的”注818人，另一些人称他为“虔信的破坏圣像者，尽管不那么狂热”，“他坚定地支持利奥的破坏圣像改革，因为这些政策与他个人的信仰一致，同时他又拒绝进一步迫害圣像崇拜者”注819。还有一个近期的研究者认为，迈克尔的“政治方案含有试图调和所有的宗教纠纷的意向，甚至也包括了对宗教争议的问题保持强制性的沉默和对争论的双方采取宽容态度”注820。286

然而，尽管迈克尔有着破坏圣像的倾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发动对圣像崇拜者的迫害活动。但是，当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美多德向这位皇帝提交了罗马教宗的信，要求他恢复对圣像的崇拜时，美多德却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被监禁在一座坟墓里。与利奥五世在世时相比，同时代的人们这样来形容迈克尔二世的统治，像“烈火已经熄灭，但还有余烬在冒烟”，“像缓慢爬行的蛇，这些异端者活动的尾巴还没有被斩断，仍然在蠕动”，“冬天已经过去，但是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等。注821著名的圣像和正统教义的保护者、斯图迪昂的狄奥多勒，就死于迈克尔统治时期。

迈克尔二世的继承者，即最后一位破坏圣像的皇帝塞奥菲卢斯，是一位十分精通神学理论的人，他特别因其热情崇拜圣母玛利亚和圣徒而闻名，他也是一些教会颂歌的作者。历史上对塞奥菲卢斯的评价是十分矛盾的，有人对他苛刻指责，也有人对他讴歌颂扬。对于破坏圣像者来说，塞奥菲卢斯的统治时期是破坏圣像运动第二阶段中最艰苦的时期。在破坏圣像事务方面，塞奥菲卢斯的主要顾问和运动的领导者是“语法学家”约翰（john the grammarian），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同中世纪其他有学问的人一样，他被指责为巫师和施妖术者。这一时期，修士们（其中许多人是绘制圣像者）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例如，一位绘制圣像者、修士拉扎路斯（lazarus）的手掌被烧红的铁块灼伤；而狂热保护圣像的两兄弟狄奥凡尼和狄奥多勒则受了鞭刑，前额上被烙了侮辱性的希腊诗句，这些诗句是塞奥菲卢斯皇帝自己专为惩治圣像崇拜者所写的，从此这两兄弟就被称为“受烙刑者”（graptoi）。

但是，历史学家们只要以更带批判性的态度研究塞奥菲卢斯时期的史料记载，他们可能就会改变以往的看法，不再将塞奥菲卢斯统治时期视为迫害维护圣像者最严酷的时期。能够说明这一时期迫害活动之残酷的史料极少。柏里认为，塞奥菲卢斯的宗教迫害活动没有超出一定的地域范围，因为皇帝只坚持在首都和其近郊实行破坏圣像的政策。柏里还认为，在整个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时期，对圣像的崇拜活动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诸海岛和沿岸地区仍然十分繁荣。但这一事实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们所普遍接受。英国学者也相信，皇帝只在极少数的案例中实行了极端严厉的刑罚。注822对于破坏圣像第二时期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还有待于学者们做进一步的工作。287

塞奥菲卢斯之妻狄奥多拉是一个狂热的圣像崇拜者，而她的丈夫也早已知道她的宗教倾向。当塞奥菲卢斯于842年去世后，由于她的儿子迈克尔尚幼，狄奥多拉遂成为帝国的正式统治者，她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恢复对圣像的崇拜。圣像破坏者的对抗并不像在第一个恢复圣像崇拜的皇帝伊琳娜时期那样强烈，因为狄奥多拉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来宣布她的宗教主张，而伊琳娜则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使命。君士坦丁堡牧首“语法学家”约翰被免职，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权力被授予美多德，他在迈克尔当政时曾经饱受迫害。狄奥多拉召集的这次宗教会议决议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其他一些资料表明，这次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会议的决议，恢复了圣像崇拜。当这个会议结束了其使命后，人们在843年3月11日，即大斋日注823的第一个星期天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礼拜仪式。这一节日至今仍是希腊正教的重要节日。而直到最近不久，人们通常仍认为恢复圣像崇拜的确切日期是842年。注824

在近东，破坏圣像运动第二时期的结束是以9世纪的三位东方主教，即以亚历山大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安条克的乔布（job）和耶路撒冷的瓦西里的名义所联合发表的声明为标志的，该声明宣布要保护圣像。

简言之，破坏圣像者主要从宫廷要人和军队（包括军队中的将领们）中间获得支持，这些将领有些人成功地获得了君临天下的高位，如利奥三世、利奥五世和迈克尔二世等。一些学者认为军队中反对崇拜圣像的倾向应归因于大多数士兵都是从东方民族中间征集的，其中主要是亚美尼亚人，他们被政府大量迁移到帝国西方的行省，特别是色雷斯省。因此，大部分军队士兵都是出于信仰破坏圣像者。据一位学者说：“正教的崇拜方式被东方的士兵们视为‘异类’，他们认为用任何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称之为‘偶像崇拜者’的那些人都是正义的。”注825至于宫廷官员和高级教士，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在追随自己的信仰，而是被恐惧和野心所驱使。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和绝大多数教士则热衷于圣像崇拜。破坏圣像派的皇帝们都是天才的勇士、明智的行政管理者及对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作战的胜利者，其中一些人还被认为是拯救了基督教世界，保护了西方文明的英雄；但是他们破坏圣像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目标和野心，而实实在在是为了信仰。推动他们实行破坏圣像的宗教手段的动力在于：他们坚信自己是在从事改革教会和净化基督教的事业。但这些皇帝的宗教改革活动有时甚至阻碍了他们去实现其英明的政治目标。对圣像崇拜者的斗争引起了国内的动乱，削弱了帝国的政治实力。它也导致了与西方教会的不和，使意大利逐渐从帝国分离出去。只是在对待修道士和修道院的政策问题上，可以认为，破坏圣像的皇帝们带有政治目的。在神学上，我们很难对破坏圣像的理论进行细致的评价，因为几乎所有关于论述破坏圣像之理论根据的文件都被圣像崇拜者销毁了。即使在破坏圣像者当中，也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区别。圣像画被看作具有两种潜在危险的因素，一是有回到异教崇拜的危险，二是有回到历次宗教会议所批判的某种异端信仰上的危险。在谈及破坏圣像运动第二时期时，有必要强调，虽然8世纪伊苏里亚朝的皇帝们在破坏圣像第一时期受到了东方小亚细亚各行省人民的支持，但在9世纪则不同了。在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时期，“破坏圣像思想的狂热性显然被削弱了，这个运动在精神上已经枯竭了”注826。288

崇拜圣像派主要包括西部各省（包括意大利和希腊）的普通民众、所有的修道士和大部分教士、君士坦丁堡的大部分居民（虽然有时由于外部压力他们也假装支持圣像破坏活动），最后是帝国其他一些地区，诸如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各行省的民众。崇拜圣像者的神学理论，是以圣经为基础，由大马士革的约翰和斯图迪恩的狄奥多尔所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圣像不仅是启蒙民众的手段，而且他们相信，由于圣像保存着它们所代表的圣者（基督、圣母和众圣徒）的神性和美德，因而具有了神奇的力量。289

破坏圣像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艺术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大量美轮美奂的不朽艺术作品，如镶嵌画、壁画、雕像和袖珍画在反对偶像的斗争中被毁灭。装饰得丰富多彩的教堂墙壁不是被人们用灰泥覆盖，就是被重新装饰。n.p.康达可夫写道：“简言之，首都的教会生活被迫面对着抗议者的艺术荒漠，它们迟早会取代拜占庭的所有艺术生活……大批有教养的、富有的人举家迁徙至意大利；成千上万的修士和苦行者在南意大利、小亚细亚和卡帕多细亚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洞穴和隐修所，这种情况被希腊画家们用画记载下来。因此，只有到拜占庭帝国的外围，到小亚细亚或南部及中部意大利，才可能找到8、9世纪的希腊绘画艺术和雕像艺术的遗迹。”注827但是，在破坏那些描绘基督、玛利亚和圣徒的画像的同时，破坏圣像者选择了新的主题来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们采用新的装饰技术，描绘世俗的景象，如狩猎图、竞技场图、树木、飞禽走兽等，一些巧夺天工的象牙、珐琅类艺术品和一些重要的袖珍画都从破坏圣像运动时代保留下来。总之，破坏圣像者的艺术倾向被艺术史学者视为是回到了亚历山大时期的古典传统，而且有非常明显的写实主义及研究自然的倾向。注828破坏圣像时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圣者的雕塑艺术品或圣者的神性故事在东方教会消失了。这既不是教会也不是国家正式加以禁止，而是自然而然地消失的。一些历史学家将这种情况看成是破坏圣像者对极端的圣像崇拜者的部分胜利。注829

破坏圣像运动的影响也见于拜占庭的货币和印章中。一种全新的货币和印章模式在破坏圣像思想的影响下于8世纪出现了。这些新的货币和印章上不再印制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及圣徒的头像，而只有题铭；有的时候则印制十字架形象或十字形交叉的文字。大体上说，硬币上的图案几乎完全印制十字形和皇室家族人物的形象。人物肖像的绘制模式并不比以前的圣像好多少，而是完全因袭旧例。注830后来，当圣像崇拜恢复时，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的图形又出现在货币和印章上。290

破坏圣像运动促使意大利和教宗脱离了拜占庭帝国，也构成9世纪基督教会最后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的加冕致使教宗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形成了更深的鸿沟。基督教会最后的分裂发生于9世纪后半期迈克尔三世在位时，即当君士坦丁堡发生著名的佛提乌和伊格纳修斯（ignatius）事件之后。

伊格纳修斯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期间，对圣像崇拜的热情保护是广为人知的。他被废黜后，牧首一职被授予当时的大学者、世俗人士佛提乌。于是，在拜占庭帝国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拥护佛提乌，一派拥护不肯自动放弃牧首头衔的伊格纳修斯。两派不停地相互指责，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迫使迈克尔三世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站在伊格纳修斯一边的罗马教宗尼古拉一世也受到邀请，但他只派出他的一个使者赴会。然而，他派出的使者经不起威胁利诱，遂违背教宗意愿，批准了对伊格纳修斯的罢免并任命佛提乌接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了抵制这一决定，教宗尼古拉一世在罗马召开了宗教会议，强烈谴责佛提乌，宣布恢复伊格纳修斯的职务。迈克尔对罗马宗教会议的公告并不在意，而是激烈地对教皇声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不承认罗马教宗所声称对普世基督教会的领导地位。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皈依基督教的时期。如前所述，在这一事件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867年（迈克尔去世那一年），君士坦丁堡召集了另一个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教们批判并强烈谴责了罗马教宗在因循“异端”教义，因为他在基督教信仰告白中加上了“与圣子”注831的句子；同时，他们也批评了罗马教宗错误地干预君士坦丁堡教会事务。于是，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开始互相革除教籍，教会出现了分裂。随着迈克尔三世死去，事情发生了变化。新任皇帝瓦西里一世在其上台伊始，即废黜了佛提乌的教职，请回伊格纳修斯重新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

文献、学术和艺术291

如破坏圣像运动这样深刻、复杂和激烈的运动，必定导致广泛的文学创作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破坏圣像者的文学作品几乎完全被获胜的圣像崇拜者毁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零星地保存在反对破坏圣像者的著作中，他们所引证的内容是出于反驳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所有幸存的破坏圣像时期的文学著作，实际上只代表崇拜圣像者一派的观点。

如之前希拉克略王朝一样，破坏圣像时期虽有编年史家留下的大量著作，但却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留下有助于后人正确理解这些编年史及其有关资料，并对破坏圣像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历史著作。死于9世纪早期的乔治·辛塞鲁斯（george sycellus）注832，曾写了一部上溯至创世时代至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年）的编年史，这部书是他在修道院中完成的。但这部书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破坏圣像时代的事件的记载，因为这位作者并没有描述当代的事件。不过，由于它对一些早期希腊编年史（他以这些编年史为基本史料）中问题的评介，此书仍具有特别的价值。

乔治·辛塞鲁斯的朋友、忏悔者狄奥凡尼仿照乔治·辛塞鲁斯的模式，于9 世纪早期续写了乔治的编年史。作为一位编年史学家，狄奥凡尼对后世各时期的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在破坏圣像的第二个时期，是破坏圣像者的激烈反对者。因此受到当朝皇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的审讯。被监禁了一个时期之后，他被流放到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上，817年逝于此地。狄奥凡尼的编年史始于乔治·辛塞鲁斯编年史的结尾处，即自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开始，一直写到迈克尔一世朗伽巴于813年去世为止。尽管狄奥凡尼在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正教的观点，而且在叙述有关史实方面往往带有偏见；但他的著作仍然有较高的价值，这不仅是由于它收录了更早时期的资料（其中一些资料今已失传），而且，作为破坏圣像运动时期的同时代人，它比其他任何拜占庭的编年史都更多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狄奥凡尼的著作成为后来编年史家们最喜欢采用的资料。他的这一著作于9世纪下半期由罗马教皇的图书管理员阿那斯塔修斯翻译成拉丁文，其在西方对于中世纪编年史家的价值，与它在东方对于希腊编年史家的价值是等同的。注833 292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9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尼斯福鲁斯。他由于在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统治时期大胆地反对破坏圣像，而遭到免职和放逐。尼斯福鲁斯坚定地相信，崇拜圣像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在他的神学著作（其中有些仍未出版）中，极力为圣像崇拜者辩护。他反驳圣像破坏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他的三篇反驳文章“驳渎神的马蒙（这里他指的是君士坦丁五世）反圣灵化体说的无知的反上帝的谬论邪说”中。注834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的《简史》（叙述了自602年莫里斯皇帝去世后至769年期间的历史）是相当有价值的。尽管尼斯福鲁斯在写这部著作时尽量运用通俗的叙述方法，以能适合更广泛的读者群，因而使之不免带有布道词的特点，但它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资料书，因为它叙述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和宗教史的重要事件。该《简史》与狄奥凡尼著作的惊人雷同之处说明这两位作者都运用了相同的资料。注835

最后，另一位反对破坏圣像运动的坚定斗士、修士乔治 ·哈马托鲁斯（george hamartolus）也留下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其记载的时间上溯至亚当时期，下至842年皇帝塞奥菲卢斯之死，即圣像崇拜的最后胜利。这一著作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当时拜占庭修道院中占主导地位的许多问题的争论，包括修道院生活的本质、破坏圣像的异端邪说的传播，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播等。它也生动地描述了9世纪拜占庭修道院生活所提倡的价值观和追求目标。哈马托鲁斯的编年史成为后来拜占庭世界史的内容排序的依据，对于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的早期文献记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编年史的产生与哈马托鲁斯的著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哈马托鲁斯编年史的古斯拉夫-俄罗斯文译本的手稿中有127幅微型画，这些画至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评价，但它们无疑对于研究13世纪俄罗斯和拜占庭艺术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手稿是流传至今的哈马托鲁斯编年史的唯一插图抄本。注836除了另一位记述了亚美尼亚的利奥五世皇帝统治时期的匿名作者外，乔治·哈马托鲁斯是记载了自813年到842年当代事件的唯一编年史作者。注837他从一个修道士的狭隘观点出发，主要根据同时代人的口头传说和自己的观察来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哈马托鲁斯的手稿原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多次被修改和补充，因此，传下来的手稿文字十分复杂混乱，乃至于该著作中哪些内容是可靠的原始记载竟成为拜占庭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是到了20世纪早期，才出版了哈马托鲁斯的希腊文著作的点校版。注838最近，出版了一部哈马托鲁斯著作的古斯拉夫-俄罗斯语译本的点校本，并附之以这部编年史的希腊文手稿续篇，该续篇构成了斯拉夫文译本的基础。注839 293

破坏圣像者的文献几乎全部被取胜的圣像崇拜者破坏殆尽；但是，关于754年破坏圣像会议的部分详细敕令却被保留在第七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的决议中。由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所写的一部反对圣像崇拜的巨著之残篇也被保留在君士坦丁堡教长尼斯福鲁斯的三篇驳斥文章中。君士坦丁五世还是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作者。注840他曾下令依据《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撰写一部有助于圣像破坏者的综合著作，而且在754年的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上，也提出了一项同样的任务；但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能流传下来。一些破坏圣像者的诗作则被收留于斯图迪恩的狄奥多尔的作品中。第七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宣布，所有的破坏圣像者的文学作品都应该销毁，而且其决议的第九款这样说：“所有那些直接反对崇拜圣像的幼稚的剧本、疯狂的讽刺文章及谬误百出的作品，以及所有其他异端的著作，都得上交给君士坦丁堡牧首。任何人如果私藏这类作品，如果他是主教、司祭或助祭，都应被免职；如果他是修士或居士，将被开除教籍。”注841

关于保护圣像崇拜的文献资料卷帙浩繁，对后来的一位作者的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人一生都在已经不属于拜占庭的领地上度过，他就是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他是叙利亚人，当时叙利亚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约翰是大马士革哈里发的廷臣，大约于750年死于著名的巴勒斯坦圣萨瓦斯（st.sabas）修道院中。约翰在教义学、辩论术、历史、哲学、讲演和诗歌方面都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是《知识的源泉》（the source of knowledge），该书第三部分为“正教教义阐释”，试图系统阐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义学的主要原则。通过这一阐述，约翰为圣像崇拜者提供了与其对手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在破坏圣像运动的早期，这些人却没有能掌握它。后来，在13世纪，这部著作被西方教会的著名教父托马斯·阿奎那用来作为他写作《神学大全》的范本。在大马士革的约翰所写的辩论文中，我们必须注意他所写的三篇“驳蔑视圣像者”的论文，作者坚定大胆地在这三篇论文中为圣像崇拜行为辩护。在基督教会文学方面，约翰还特别因其创作的圣诗而誉满天下，尽管他的这些赞美诗与前代的赞美诗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 the hymnwriter）的诗作相比，在形式上更为复杂；但就这些诗的深刻表现力和包含的深刻教义来说，是基督教会最好的圣歌。约翰也写了许多华丽的布道词，用于庆祝基督教的诸多重大节日，如纪念圣父、圣母玛利亚，或纪念先知、使徒及殉道者们的节日。他所写的用于复活节弥撒礼的布道词特别庄严，歌词表达了在基督耶稣战胜了死亡和地狱时，其信徒们无比喜悦的心情。在约翰的笔下，教会圣歌达到了至高至美的顶峰。在他之后，拜占庭的教会诗歌创作领域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著名人物。注842 294

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名字也与一部传奇作品《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barlaam and josephat）密切相关，它在整个中世纪都是操各种民族语言的民众所喜爱的作品。毫无疑问，这部传奇故事取材于著名的佛本生故事。它极有可能是东方的基督教徒借来为自己所用的佛陀之生活故事的翻版；其作者本人说，这个故事是他从印度得知的。在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人们几乎完全一致地将其归于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作品；但是，到1886年，法国东方学家h.索腾伯格（h.sotenberg）却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约翰并非该书的作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他的结论。注843但是，近年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却对此有所怀疑，有些倾向于旧时的观点。所以，当一位学者在写作1910年版的《大公教会百科全书》中涉及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词条时，强调《巴尔拉姆和约瑟法特》毫无疑问应该是约翰所写注844，最近，一些编译这部著作的作者认为，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名字仍然有权出现在他们所出版的这部著作的扉页上。注845 295

破坏圣像的第二个时期是以著名的圣像崇拜拥护者斯图迪恩的狄奥多尔的活动为标志的。他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住持，该修道院于君士坦丁五世时期衰落，但在狄奥多尔任住持时期复兴。在他的管理下，实行了一部新的、以集体生活（cenoby）为基础的修道院法规；修道院建立的一座学校满足了修士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些修士必须受到读、写、誊抄手稿的训练，必须学习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学习写作赞美诗，并在举行礼拜时吟唱这些赞美诗。

作为生活在破坏圣像这一激烈动荡时期的伟大教父和社会工作者，狄奥多尔在文学的不同分支学科表现了杰出才能。他的教义学著作意在发展关于圣像和圣像崇拜的基本论点。他的大量布道词被编入所谓《小教义问答手册》和《大教义问答手册》（small and large catechisms）中，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他还留下了许多警示格言、藏头诗注846和圣歌等，但对于这些东西人们还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其中一些东西至今还没有出版，而另一些东西则出现于一些并不科学严谨的版本中（如俄文的礼拜书）。他收藏的大量的论及宗教教规和社会本质问题的书信，对于研究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破坏圣像第二时期的最后两位统治者在位时期文化上的代表是以拜占庭时期唯一的天才女诗人卡西娅（kasia）的创造性活动为标志的。当塞奥菲卢斯决定结婚时，首都集中了来自各行省的佳丽听凭皇帝选择，卡西娅就在其中。按常规，皇帝应手持金苹果在佳人们的行列前走过，将这个金苹果送给他选定的新娘。他几乎就要把这个苹果送给卡西娅了，因为卡西娅比其他佳丽更能打动他的心，但是她在回答皇帝提问时表现得过于大胆，乃至于皇帝改变了初衷，选择了狄奥多拉，即后来恢复正教崇拜的人。卡西娅后来则建了一所修道院，在此地度过了余生。卡西娅所留给教会的诗歌和赞美诗特别有新意而且特别生动活泼。克伦巴赫在专门研究了她的诗作之后，讲道：“她也是一位极其聪明，但又与众不同的女性，她将深邃的洞察力及对宗教的笃信态度与坦荡磊落的文风和对女性略带轻视态度的倾向融在了一起。”注847 296

对圣像崇拜者的迫害行为，后来由于圣像崇拜者的胜利而成为人们引以为荣的事件，这为许多圣者的传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源，从而出现了拜占庭圣徒传记的辉煌时期。

阿莫里亚王朝时期，拜占庭帝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知识的各个分支学科也有了一些进步。在迈克尔三世统治时期，他的叔父恺撒巴尔达斯组建了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注848这所高等学府就坐落在宫廷中；它的主修课程是异教时期即被纳入教学设置、后来被拜占庭和西欧的学校所接纳的七门课程。这七门课程通常被称为“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分为两大类：“三科”（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四术”（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所学校里也学习哲学和古代文学作品。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巴尔达斯宣布该校将实行免费入学；学校的教授由国库付给优厚的待遇。这一时期著名的学者佛提乌，就是巴尔达斯所建立的这所高等学校的教师。

该学校在后来的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成为荟萃全帝国最有才智的优秀人才的核心。迈克尔三世时期结束其牧首任期的佛提乌，在9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和文学运动中成为中坚人物。他才华横溢，渴求知识并接受过优越的教育，后来则将其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他人的事业中。他进行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他知识广博，不但表现在神学方面，而且包括了文法、哲学、自然科学、法学和医学。他将一些渴求丰富自己知识的人集中在自己身边。由于佛提乌特别专注于研究科学知识，因此同中世纪的其他热爱科学者一样，被指责为致力于研究“禁学”占星术和从事占卜。据说，他在少年时代就把自己卖给了犹太术士，注849因此，柏里说：“这位牧首似乎是浮士德的先驱之一。注850”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仅从事教育活动，而且用大量时间从事写作，留下了多种多样的丰富的文学遗产。297

在佛提乌的作品中，当以《图书集成》（bibliotheca，人们通常称其为《千卷书集》［myriobiblon注851］）最为重要。该书的引子部分描述了特别有趣的场景：在佛提乌的家中，似乎有一个读书俱乐部，在这里，他所选定的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阅读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包括世俗的、宗教的、异教时期的及基督教时期的作品。佛提乌的丰富藏书随时供他的朋友们使用。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佛提乌开始撰写他们已经读过的一些书的摘要。注852在《图书集成》中，佛提乌摘录了许多作品中的精华，其中有的比较简短，也有的比较长。同时，佛提乌根据这些摘录的东西写上自己的评注意见。书中记载了许多语言学家、雄辩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宗教会议和圣徒的情况。该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作品的片断。《图书集成》一书只收集散文作家的作品。在神学、语法学领域，佛提乌也留下了大量著作，同时也有一些布道词和书信等。在他的两篇布道词中，佛提乌提到了860年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进攻，他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佛提乌知识渊博，热衷于研究古典时期的作品。从这方面看，他是拜占庭文学运动的代表。这一文学运动自9世纪中期以来就十分明显，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尤其如此，而巴尔达斯建立的大学就是这一运动的典型代表。佛提乌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此大学中任教。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他的影响，世俗科学和宗教神学的教育之间发展起了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佛提乌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是如此宽容，乃至于一位克里特岛上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埃米尔）都能成为他的朋友。他的一个学生，10世纪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nicolaus mysticus）在一封写给这位埃米尔之子（也是他的继承者）的信中指出，佛提乌“虽然清楚地知道，宗教上的障碍是无法逾越的，可是，明智、友善以及能使人性高贵和闪光的其他品质却影响着热爱公正和平的人；所以，尽管信仰不同，但他热爱你的父亲，因为他具备了这些高贵品质。”注853

语法学家、牧首约翰是破坏圣像派的支持者，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得到了同代人的敬仰，甚至因此而被诬为“施巫术者”。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利奥，他是塞奥菲卢斯时期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由于他师门兴盛，桃李满天下，他的名声广泛传扬，使得阿拉伯哈里发马蒙，一个热衷于发展教育的君主，期盼利奥到他的宫廷中任职。当塞奥菲卢斯得知这一邀请后，就付给利奥一份薪俸，指派他做君士坦丁堡一所教堂内的公众教师。马蒙派人送了一封私人信件给塞奥菲卢斯，请他把利奥派往巴格达短期访学，并说明，他将视此举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而且为了表达其诚意，按照传统，他将与拜占庭保持永久和平，而且付给拜占庭国家2000磅黄金。但是，皇帝拒绝接受这一条件。在这件事情上，塞奥菲卢斯是将科学“视为一种应该保守的秘密，就像希腊火的制造一样，并认为，用文化去启蒙蛮族人是愚蠢之举”。注854后来，利奥被选为萨洛尼卡的主教。但由于他的破坏圣像立场，被狄奥多拉罢免，但他仍在君士坦丁堡任教，并成为巴尔达斯所建立的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校长。需记住的是向斯拉夫人传播基督教的使徒君士坦丁（西里尔），就曾在佛提乌和利奥的指导下学习，而且在他赴卡扎尔人中间传教之前，曾任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哲学教授。298

以上简明的介绍已经足可以证明，在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文化生活繁荣、知识运动兴旺，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流传至今，人们还能看到，破坏圣像运动的整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涉及诸多领域的破坏圣像者们的作品。

塞奥菲卢斯和马蒙之间关于数学家利奥的通信，是有其特别意义的，它有助于人们考察9世纪前半期，哈里发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关系。这个时期，在哈伦·赖世德和马蒙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知识和科学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为了能超越巴格达的繁华，塞奥菲卢斯模仿了阿拉伯的建筑模式修建了一座宫殿。某些证据表明，巴格达对拜占庭的影响是积极的，注855但是这一困难的问题却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人们经常强调，在艺术领域，破坏圣像时期仅仅留下了消极的后果。事实上，也确有许多具有不朽价值的艺术作品被破坏圣像者毁掉。“他们的极端行为令人感到痛惜；他们破坏文化和艺术的汪达尔人行为注856不仅在当时不得人心，就是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同样如此。”注857但是，在另一方面，破坏圣像时代通过再次复兴希腊模式，尤其是亚历山大模式，并借鉴了阿拉伯人的东方装饰艺术模式（阿拉伯人的模式则来自于波斯），从而把一种新的文化源流引进拜占庭艺术生活中。而且，尽管破坏圣像者明显地压制以基督像、圣母像和圣使徒像为代表的宗教艺术，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却能够容忍受到明显希腊化影响、更带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人像绘制模式。日常生活的风俗传统成为艺术热衷于表现的主题，而且总的来看，世俗艺术完全占据了优势。这一倾向的另一个实例是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竟下令将他所喜爱的一幅驭车手的图像作为装饰物，挂在原来描绘第六次基督教主教全体公会议的一幅壁画的位置。299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的，都几乎已经完全被毁。在萨洛尼卡的若干教堂内，一些镶嵌画可能是这一时期被毁掉的。许多象牙制的雕饰品，特别是象牙首饰盒，也可归于9世纪时的作品。破坏圣像时期的插图手稿（这类手稿上的插图一般都是拜占庭僧侣的作品）也能证明这种精神已经深入艺术生活中。从书页四周插图的角度来看，《克鲁多夫诗篇》（chludoff psalter）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部最古老的鎏金装饰诗篇现保存在莫斯科注858。但是，令人甚为遗憾的是，现存的可供人们研究破坏圣像时期艺术的资料极少。许多现存的、被人们认为是破坏圣像时期的东西，只是依据可能的证据，但却无法真正确定。

因此，迪尔称颂破坏圣像时期是之后马其顿时期拜占庭艺术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准备阶段：

在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艺术的第二黄金时代已经具备了它的基本特质。从破坏圣像时期起就出现了代表马其顿时期艺术特点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如果说，在马其顿时期存在着受古典传统影响的帝国艺术的繁荣，而且对于肖像画和世俗生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在宗教艺术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如果说在官方和世俗艺术的对立面有着一种更为严肃、更带宗教性、更拘泥于传统的修道院艺术，如果说由于此两种倾向的相互影响而产生了一系列经典之作，那么，正是在破坏圣像时期，播下了这颗丰收的种子。因此，破坏圣像时期在研究拜占庭艺术史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期，这并不仅仅由于它实际产生的成果，而是由于它对未来的影响。注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