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每日寫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來，連同新感想，融合寫之。乃寫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歷時九月，印了三小冊，覺得心中想寫的文字，還莫有寫出好多。長此寫去，閱者未免討厭，因變更計劃，凡新舊作品，已經成了一個系統者，各印專冊。《厚黑叢話》暫行停寫，其他心中想寫的文字，有暇時，再寫一種《厚黑餘談》。

我打算刊為專冊的，計：（一）《厚黑學》；（二）《心理與力學》；（三）《社會問題之商榷》；（四）《考試制之商榷》；（五）《中國學術之趨勢》共五種。厚黑學業於本年五月內印行，茲特將《社會問題之商榷》付印。

民國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載入《宗吾臆談》內，十七年擴大為一單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會問題之商榷》。此書發表後，據朋友的批評，大概言：「理論尚不大差，惟辦法不易實行，並且有些辦法，恐非數百年後辦不到。」這種批評，我很承認。我以為，改革社會，等於修房子，應當先把圖樣繪出，然後才按照修造。如或財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陸續有款，陸續添修，最終就成為一個很完全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計劃，隨便修幾間來住，隨後人多了，又隨便添修幾問，再多又添幾間，結果雜亂無章，不改修，則人在裏面，擁擠不通，欲改修，則須全行拆掉，籌款另建，那就有種種困難了。東西各國，舊日經濟之組織，漫無計劃，就是犯了這種弊病。

大凡主持國家大計的人，眼光必須注及數百年後，斷不能為區區目前計。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種眼光，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達爾文缺乏此種眼光，倡優勝劣敗之說，以強權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個虎狼社會。孟德斯鳩，缺乏此種眼光，倡三權分立之說，互相牽制，因而激成反動，產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專制魔王，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這是很可痛心的。

我輩改革社會，當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人知道前途無有止境，奮力做去，社會才能日益進化。並且有了公共的目標，大家向之而趨，步驟一致，社會才不至紛亂。

《禮記》上有〈禮運〉一篇，本是儒家的書，又有人說是道家的思想。書中提出大同的說法，至今二千多年，並未實現。當日著書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實現，而必須這樣說者，即是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數千年後之人，向之而趨。也即是繪出一個房子的樣式，使後人依照這個樣式修造，經過若干年，這個完整的房子，終當出現。著〈禮運〉的人，雖然提出此種目標，而實際上，則從小康下手，一步一步的做去。至於釋迦佛所說的境界，更非歷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種目標，學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達到，仍不能不苦苦修習。東方儒、釋、道三個教主，眼光之遠大，豈是西洋斯密士一類學者所能夢見？有了西洋這類目光短淺的學者，才會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了數千萬人。大戰過後，仍不能解決，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如不及早另尋途徑，可斷跟著又要第三次大戰，第四次大戰。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壯軍人，真是瞎子牽瞎子，一齊跳下岩。我國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經濟，一切機構，完全打破，等於舊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們應當斟酌國情，另尋一條路來走。如果盲目的摹仿西洋，未免大錯而特錯。

房子是眾人公共住的，我們要想改修，當多繪些樣式，經眾人細細研究，認為某種樣式好，才著手修去。不能憑著一己的意見，把眾人公住的房子，隨便拆來亂修。我心中有了這種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繪個樣式出來，請閱者嚴加指駁，將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時就說：「這個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另繪—個樣式，我們大家斟酌。

本書前四章是理論，第五章是辦法，有了這種理論，就不能不有這種辦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吳郝姚楊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學》，已刻入，茲不贅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刪去。第六章〈各種學說之調和〉，中間刪去數段，其餘一概仍舊，未加改竄。現在我覺得辦法上，有許多地方，應該補充和修改，將來寫入《厚黑餘談》，借見前後思想之異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