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汉代的散文和词赋_中国文学史略稿(李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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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汉代的散文和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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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统一帝国形成后的几次伟大起义

在屈原死后55年（前 222），楚国灭亡了。次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统一全国。

秦的统一是有它的贡献的，它的政治制度不但是为汉代所承袭了 [1] ，而且给后来很多的统一王朝打下了规模；在度量衡的统一上，在文字的统一上，在全国驰道和万里长城的修筑上，也给日后统一的中国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因而在客观上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然而秦的政治是残暴的，它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用焚书坑儒摧残文化，用大规模的徭役破坏人民的生产。那时，“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 [2] ，可知这是一个土地兼并和奴隶买卖盛行的残酷剥削时代。

到了汉初才逐渐废除秦的苛毒法令，例如孝惠帝四年（前 191）废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前 187）废三族罪妖言令，五年（前 183）初令戍卒岁更，这就令人想见秦时的残暴的一斑。

人民受压迫太厉害了，当然要反抗。就在秦始皇统一后的第10年（前 211），已经有人在石头上刻着“始皇死而地分”的标语。隔了两年（前 209），于是以贫雇农陈胜、吴广为首的起义就爆发了，他们最初不过是被征发去守长城的900名穷人，但十几天的工夫就已经发展到“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了，而且贵族官僚像张耳、陈馀，知识分子像博士孔鲋等也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受了陈胜、吴广的影响而起义的，就更有项梁、项羽、刘邦、英布、彭越、田儋，等等。军事的发展是这样迅速，只有两个月，他们的一支大军就破了潼关，直迫咸阳。后来虽然由于陈胜的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贵族官僚的叛变，而革命大军受了挫折，以致以陈胜为首的政权只维持了六个月就完结，然而这声势是多么壮阔，多么浩大！继此而发展的起义队伍，经过了两年的战斗，终于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前 207） [3] 。

这次起义是农民和奴隶的联合起义。陈胜是为人“佣耕”的，他这个集团的最初参加者大概和陈胜的身份差不多。英布是骊山的刑徒，他所率领的数十万人也都是“骊山之徒”，这就是逃亡的一批奴隶。刘邦本是押送骊山徒的，但他看到这些奴隶每每中途逃亡，他怕交不了差，便索性把留下的也释放了，这些被释放的却终于愿意跟随他，这就是他的基本队伍。后来刘邦在答复项羽的挑战时还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可见刘邦后来的大军也仍以奴隶为主。奴隶和农民之外，也有商人参加，这是从刘邦听说陈豨的将领皆故贾人，便说“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推知之。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因为它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无比的英勇和力量。秦的统治是那样周密，对人民的镇压是那样毒辣，然而中国劳动人民的英勇和力量终于把它打得粉碎。这给中国人民日后对内对外英勇的斗争上树立了榜样，也增强了信心。

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对于70多年后诞生的大历史学家并大文学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就他本身的遭遇而论，他也正是过着“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的奴隶生活，而盗窃了革命果实的刘家天子也依然是采取暴秦对人民镇压的老路。司马迁对陈胜估价很高，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自序》），那就是把他看作和商汤王、周武王、孔子同样的地位——革命的圣人了；在司马迁的书里，对于一般平民，有深厚的同情，为很多平民立了传；对于那些残暴的统治者，哪怕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却施以辛辣而巧妙的讽刺；他已经有较之素朴的唯物论更进一步的接近科学的历史观点，他已经能够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历史事件。——所有这些优长，应该认为是受了陈胜、吴广等的伟大起义的启发的结果。

富有人民性的大诗人屈原的精神为司马迁所继承了。清代的批评家刘熙载曾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鲁迅也曾说《史记》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 ，这都说明了这问题的一部分。反之，在形式上被认为是楚辞的继承者的汉赋，却基本上是和屈原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就社会根源而论，汉赋大多数产生在汉王朝由统一、巩固而走向堕落、腐化时的宫廷中的消遣品。就在汉赋产生的当时，有觉悟的文人像扬雄、蔡邕等也已经感觉到这种作品的可耻，而加以反对了。汉赋的作者如何能和屈原比？和司马迁比？

西汉末年的统治阶级又腐化残暴到极点。“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这是成帝时河平二年（前 28）残酷镇压人民的证据。当时王氏五侯奢侈到住宅里要挖河走船。哀帝的宠臣董贤家财查抄时有43万万（前 1），我们知道在元帝时（前 49—前 33）国库的总数才有40万万。哀帝对这样的大剥削者不但不想制裁，还曾一度想把帝位“禅让”给他！在这样的残暴腐化政治下，因而两度有名的奴隶起义就爆发了，一是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的起义（前 22），一是山阳铁官徒苏令等的起义（前 14），后者曾经波及了16个郡国。王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曾颁布过解放奴隶的命令（1、2），禁止过奴隶买卖（9），并实行恢复井田、专卖、平价、贷款等办法（10），然而其中禁止奴隶买卖和恢复井田二事，是和奴隶主、地主的利益冲突最大的，所以不过实行了三年，就首先遇到阻力而取消了。这时绿林军起义于南（17），赤眉军起义于北（18）。赤眉军的势力尤为壮大，七年的工夫，两度攻入长安。地主阶级的刘秀就是利用了南方起义军，又欺骗了赤眉军，而盗取了政权的。这就是所谓汉光武帝。在他即位30年后，曾下了这样一个诏：“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54）这说明他的反动本质是自己也掩饰不了的。

然而从申屠圣、苏令到赤眉和绿林等的起义确是伟大的。因为它推翻了西汉末年的暴政统治。受了这一个时代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的启发而有着进步思想的人物，那就是东汉初年杰出的论文家王充（约27—100）。他有大胆的反抗的气魄，他有彻底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他的论文里回荡着当时起义大军的声势。

第二节

伟大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司马迁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因为他把从古代到他那时代为止的史料做了一次大整理的总结工作；他综合了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叙述方法并加以创造，他的书成为过去所谓“正史”的典范，也开创了后来一直为郑樵、章学诚所称道的“通史”的先例；加上他有广博的兴趣，他的书触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而且他有史识，能够鉴别材料，能够从大处深处判断历史真相，他又能结合实地考察，于是给他的历史著作更增加了可信赖的科学性的程度；尤其难得的，是他远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用经济观点去解释历史的卓越见解，是世界历史家中所少有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期许，也是他的自负。事实上，就当时论，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就文学范围以内说，他却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因为在中国过去所有的历史书中，文学价值之高是没有超过他那部《史记》的。他写这部书是这样有情感，以至于有些地方简直像诗；他写这部书是这样联系着他自己的遭遇，因此我们不难在这部书的很多部分仿佛可以组织成他的一部自叙传；他又是那样富有想象和同情，他所写的人物够得上杰出的小说家所创造的人物典型；他有写生的本领，他所写的人物在千载之后读之还是栩栩如生；他善于寻找事物的联系，他能很具体地很细致地描写一个事件的过程；他又长于讽刺，他用了巧妙的手法传达出他反抗的怒火；他对于自己的著作更是像一个职业的文学家一样有着高度的艺术热情，一心一意要把那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尽美尽善；最后，他有熟练地驾驭语言文字的才能，他的散文达到了我们祖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的水平。

（二）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在过去很少有一个文人（特别是历史学家）是像司马迁这样在生活和作品的联系上是那么密切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详述他的生平。司马迁的生年，据我们的考订 [5] ，是公元前135年，那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他的卒年比较不确定，但公元前90年，即汉武帝征和三年后，他就没有什么活动，可能就死在这年。他的生年是汉武帝统治时代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可能的卒年是距汉武帝统治时代的结束只差两年。因此，我们说司马迁的一生是和汉武帝的统治相终始的。

司马迁的家庭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的先人有司马错，他曾和张仪辩论伐韩不如取蜀，认为取蜀是取得争天下的经济根基，而秦也就是照此实行而成功的。之后有司马昌，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当过主铁官。司马昌是司马迁的曾祖的父亲。这两位先人可能对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思想的形成上也有些作用。而影响他最大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公 [6] ，任职约有30年之久。司马谈曾从唐都那儿学过天官，从杨何那儿学过《易》，从黄子那儿学过道家学说。他根据道家立场写有一篇富有学术价值并政治意义的论文《论六家要旨》流传下来。司马谈的道家思想对于司马迁有极深的影响。《史记》中有不少篇可能是根据司马谈的原稿改写的，甚而有的是保存了司马谈原稿的大部分 [7] 。

司马谈死时（前 110），司马迁26岁，司马迁承继了他父亲未完的事业。在司马迁26岁前，我们可称为他的少年时代。

在他的少年时代里：10岁以前住在他的老家韩城乡下，生活在农人和牧童中间，使他有了接近劳动人民的机会。9岁那年，他在家乡见过当时江湖上有名的好汉郭解，他曾把这印象写入他的《游侠列传》里。他10岁到了京师——长安。他父亲送他跟当时的名儒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他从此不但学会了读古书的本领，而且受了很深的儒家教育，使他后来写出了像《孔子世家》那样很有情感的关于孔子的传记。在他12岁的时候，卫青出征匈奴获胜；在他15岁的时候，张骞奉命通西域；这些现实是他后来写《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大宛列传》的根据。在他16岁的时候，汉武帝设立乐府，老诗人司马相如还活着，曾参加作歌词，司马迁后来写了《司马相如列传》，纪念这个老诗人。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得以认识当时的一些名人，例如他写的那样生动的《李将军列传》的主人公就是他亲自接触过的，——李广自杀时，司马迁17岁。司马迁在京师里的见闻已经够丰富，但更丰富的是他在20岁开始了大规模的壮游。他先到了江淮，打听了韩信的传说，看了看韩信的坟墓，这给他后来写的《淮阴侯列传》准备了材料；又到了会稽，温习了越王勾践的故事；转到了长沙，看见了屈原沉江的地方；北上到了齐鲁，看见了孔庙的车服礼器；折回来，到了徐州，他在这地方曾遭到过饥乏，但却看了看楚汉相争的战场，又打听了一些汉初的故事传说；此后，是归途，在大梁看了信陵君的史迹，在登封凭吊了传说中的许由冢，最后回到长安，这一壮游使他写的《屈贾列传》《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伯夷列传》，以及汉初诸人的传记等都增加了生动的活力。

壮游以后，他做了近侍的官——郎中。郎中没有一定的职务，有事时奉命出使，或者扈驾巡行。在他24岁的时候，他曾随汉武帝到过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在崆峒，他搜集了关于黄帝的传说。次年，他25岁，奉使巴、蜀、滇，到了昆明。就政治上说，这是汉武帝经营西南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时已到了完成的阶段了；就司马迁的生活上说，这就补足了司马迁的全国规模的旅程；就文学上说，这是产生像《西南夷列传》那样很有韵致的散文的张本。后来柳宗元的游记，有些就是模仿《西南夷列传》的 [8] 。

在他26岁奉使回来的时候，正是元封元年（前 110），汉武帝举行大规模封禅。当那18万骑兵，招展千余里的旌旗到了洛阳的时候，司马迁赶到了。但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这就是他的父亲已经在洛阳病危。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言：要当第二个孔子，要写出第二部《春秋》。司马迁因为职务的关系，急忙赶到泰山，参加了封禅。也就因此，他有了写那滑稽剧似的封禅书的真实材料。同时他在那一万八千里的长途中，也熟悉了齐国的风俗，长城塞外的景色，以及东海的风光，使他后来写关于齐人邹衍、公孙弘，以及许多方士的故事，关于秦将蒙恬的故事等，便又多了一些实地的印证。这一年，桑弘羊的平准政策成功了，这是汉武帝对外战争和过奢侈生活的经济基础，也是民怨沸腾的原因，又是使用酷吏镇压人民的根源，司马迁把这事看透了，就有了后来《平准书》那样的深刻的叙述。

26岁后，司马迁入于他的壮年时代。此后除了扈驾封禅和巡行之外，在27岁时曾参加了濮阳的塞河工作，这是他写《河渠书》的实地根据。28岁时，因为父丧三年之期已满，他继承父亲的职务——太史令。他这时有机会饱览百年来国家所保存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由于父命，由于职务，由于自负才华，他已经决心要写一部巨大的通史——《史记》了。

当了太史令的司马迁，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他一心一意要做好工作，想博得汉武帝的欢心，同时他还劝人积极给统治者服务，给挚峻的一封信就是证明。但是挚峻比他看得透，回信却宁愿安分隐退。

司马迁正式动笔写《史记》是在太初元年（前 104），这时他32岁。他所以在这一年动笔的缘故，是因为这一年有太初历的订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在那时一个历法的改定不只是一个历法的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的更改。司马迁认为这程序仿佛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而把他那心爱的著作——《史记》——郑重地在这一年正式动笔。太初历的订立，司马迁也是参加了的，而且是重要的一员，他这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贡献，并不次于《史记》。他在《史记》中所写的《天官书》和《历书》，正是有他的实践本领在。

这一年有李广利到大宛贰师城取马的战争，这事一直占了四年才告结束。这事的本身是表示汉武帝的对外侵略，既可恨又可笑，但客观上却扩大并巩固了西域的交通。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就是那很威风但也很可鄙夷嗤笑的事件的记录。

汉武帝把西域的经营告一段落之后，就要对匈奴用兵。本来经营西域，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的。因此，在天汉二年（前 99），就派了爱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大将征匈奴。这时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却冒险逞能地带着5000步兵在另一路和16倍的敌人相遇。由于老将路博德的逗留不救，由于投降敌人的管敢把实际的劣势告诉了匈奴，李陵终于战败了，突围也不可能了，他最后也投了降。这时所有的人都在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却挺身出来给他讲情，司马迁结合着李陵平素的为人，如何得军心，以及这次投降是如何经过战斗，如何因无援失败，最后说他功可抵罪。然而汉武帝大怒，认为他是给李陵当说客，而且更疑心他是暗中讥讽李广利的作战不利的，因此便把他下狱了。这时他37岁。

由于没有钱去贿赂，由于没有朋友去说话，他只好忍受酷吏的摧残。这时的廷尉是杜周，在他残暴镇压下，京师的囚犯多到六七万人。他也是有名的赃官，最初只有一匹马，还是残废的，自从做了官，家产突然增到好多亿。司马迁这时是很悲愤的，他的《酷吏列传》就是写这一批东西的嘴脸。

但是更不幸的是司马迁下狱后第二年，传说李陵在为敌人练兵，于是司马迁便遭了腐刑。事后证明那为敌人练兵的乃是李绪，但是已经晚了。司马迁受了这样的大辱，很想自杀，但想到第二部《春秋》还没有完成，便倔强而坚忍地“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受腐刑这件事在他是一生的最大刺激，因而使他对社会的观察更深刻了，对统治阶级面目的了解更透彻了，而复仇的愤怒的火焰更因此贯串他的全书了，这就使他的书成为一部永远有生命的反抗作品并抒情作品；而特别和这事有关的《李将军列传》更是笔头感触万端的 [9] 。

司马迁受刑的这年是天汉三年（前 98），年38。自此入于他的晚年。出狱在太始元年（前 96），40岁了。他这时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也许是“尊宠任职”，但他自己却认为是在最大的侮辱与损害中。所以在他43岁，他有朋友任安要他推贤进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刚当太史令时的劝人积极仕宦的念头，他认为只有著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报任安书》的内容。

在他45岁时，有汉武帝和戾太子火并的事，司马迁的朋友任安是这事件的牺牲者之一，被腰斩。这一年是征和二年（前 91）。次年有李广利又去出征匈奴的事，李广利却终于仍是战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死在这一年。这是征和三年（前 90）。他可能只活了46岁。

总括他的一生，26岁前是少年时代，可说是写作《史记》的准备阶段；自此到38岁是他的中年，是基本上完成《史记》的阶段；38岁到死，是《史记》加工的阶段。

他的《史记》是完成了的，因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连字数也在自序里计算出来了，必已写全无疑。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原稿也有多份。他在书中意识地截止到的年代是太初四年（前 101），但他在生前对这部书是修改不止一次的，因而断限也有不一致处 [10] 。他这书的完成大概费了15年到20年的工夫。

除了《史记》和前面提到的《与挚峻书》《报任安书》之外，他留下的作品还有不全的《素王妙论》和《悲士不遇赋》。西汉末年的批评家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 [11] 司马迁的著作真够上体大思精，无论质，无论量，都是向来有定评的了。

（三）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

司马迁有异常渊博的学识，他在当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现在只谈他的主要思想。他的父亲是道家，由于家学的缘故，他的思想里有浓厚的道家成分。道家思想中是有素朴的唯物论的，道家很注重客观事物的发展，用他们的话说便是“自然之势”。司马迁也很重“自然之势”，例如他对于人们爱好音乐的解释就是“自然之势”（《乐书》），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解释也是“道之符，自然之验”（《货殖列传》）。他这种唯物论的缺点是近于机械唯物论，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在这方面明显的是在他的《素王妙论》和《悲士不遇赋》里所说的：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12]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13] 。

这是他特别寄同情于在客观环境中挣扎失败的人物，特别喜欢像项羽、孔子、李广、信陵君等的重要缘故之一，也是写他们特别出色的重要缘故之一，同时是能够在过去长时期博得读者的无限同情的重要缘故之一。其中有一种失败情绪在，有一种悲剧情调在。这种情绪或情调在司马迁一部分传记中是同时包含一种可贵的反抗性在内的，但一般地说却是消极的、令人沮丧的。

正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机械唯物论，所以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论，因而给命运思想开了后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外戚世家》，认为“岂非命也哉？”同时又讲“幽明之变”。因此，他相信预言（《田敬仲完世家》），相信阴德（《韩世家》），这是他思想中的一些迷信落后成分。

然而在某一种限度之内，他已经是够杰出的了，够伟大的了。因为，他究竟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史记·太史公自序》），他知道社会是在发展的，他知道人们的主观努力应当顺应这种客观发展。所差的只是他还不能贯彻这种观点，在情感上他还特别留恋并渲染那种和社会发展相抵抗的失败人物。这是他的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可能是因为：他有道家思想，但也有儒家教养；他深受秦末奴隶和农民大起义的启发，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正是汉帝国的盛时；他身居相当高的职位却又遭受极大的迫害；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但他又是一个富有情感的文人。这种矛盾是他的作品里有高度的现实主义，但也有伤感的、夸大失实的成分的根本原因。

很难得的是他已经能够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在《货殖列传》里，他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为动机都解释作：“其实皆为财用耳。”在《平准书》里，他把汉武帝对外侵略的根源认为是由于经济势力膨胀的结果，并认为因侵略而经济凋敝，因经济凋敝而人民生活不安，因人民生活不安而酷吏任用。在这方面他已超越了唯心史观了，而接近科学的唯物史观了。《货殖列传》在各个列传之末，《平准书》在八书之末，更见出他的史观是非常坚定的。

他也很注意地理环境，这是表现在《五帝本纪》《齐太公世家》《张仪列传》《孟尝君列传》《淮南衡山列传》《韩长孺列传》《儒林列传》中的。

他不相信地脉（《蒙恬列传》），他不相信“天雨粟，马生角”（《刺客列传》），他相信张骞的实地考察而不相信《禹本纪》的神话（《大宛列传》），见出他是有科学家的实证精神的。

以上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卓绝处。

在政治上，也有他的革命的见解。这表现在他对陈涉的估价之高，虽然只有六个月的革命政权，但他列为“世家”，认为起码相当于几百年的一个诸侯。从后人如刘知幾、司马贞都主张把陈涉降为列传看，便更见出司马迁的卓绝了。在《陈涉世家》里，他不但写了陈涉等人发动革命的经过，而且写了他们周围，分析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写出和他们同时起义的全国规模的形势，以及他们的巨大影响等。基于这种革命意识，司马迁在历史书中首次写到了平民生活（例如《游侠列传》），并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之伟大（《滑稽列传》）。反之，他对于那些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则加以讽刺和谴责。他明显地为老百姓说话的，是见诸《蒙恬列传》，他要求蒙恬“振百姓之急”“修众庶之和”，而深恶他“轻百姓力”。他有意识地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原因也在这里。他明显地反对残酷镇压的，是见诸《酷吏列传》，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他借老子的话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并从事实上也指出酷吏越厉害，人民的反抗却越大。他根本上反对严刑峻法，但如果已经有了严刑峻法存在，那么他赞成“守法不阿”（《张释之列传》）；并写出了守法的一批榜样（《循吏列传》）。他十分注意政治人才，他曾大呼：“贤人乎，贤人乎！”（《楚元王世家》）“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至于归结呢，他的理想是“无为”，也就是不要苛扰，才能做到“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本纪》）。对于新兴的工商业，他认为应该顺其自然地让它发展，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货殖列传》），他最反对与民争利。很明显的，他的立场是站在新兴的工商业者方面，这表现在《平准书》中。他借卜式的口，反对了那出卖工商业者利益的桑弘羊。总之，在他政治的见解上，有和他的世界观一贯的道家思想体系在。就客观上看，他的政治主张是替当时受残酷镇压的人民说了话，是帮助了当时反对暴政的人民，是给遭到摧残的新兴的工商业者出了气。因此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吸收了前人很多精华，而能弃其糟粕。他吸收最多的是道家，但他采取的是道家的唯物论成分（纵然是偏于机械唯物论的），而扬弃了道家那种“小国寡民”的落后方面。他常说“察其终始”，终始本是阴阳家的术语，原是指“五德终始”，但他扬弃了不合理的“五德”，而只采取了那种发展的观点。他受有浓厚的儒家教养，但他强调孔子在文化方面历史方面的贡献，他把孔子写成一个活活的学者并政治家，他没陷在把孔子神秘化的乌烟瘴气中。他对老子亦然，他深知老子的学说的价值，但剥掉在当时所加给老子的神仙家的外衣。荀子的很多思想也为他消化了，例如法后王（《六国表》），对礼乐的看法（《礼书》《乐书》），对于秦的估价（《六国表》《礼书》），以及唯物论等。然而荀子对于异己的学说的偏狭，司马迁却扬弃了。司马迁就是这样善于吸取前人的，加上他受了秦末大规模起义的启发，以及自己在生活上的体验，因而构成他的“一家之言”。除了他有时过重个人成就，有些英雄崇拜思想；有时强调“自然之势”，陷于机械唯物论；有时任凭情感，对于爱憎（特别是爱）的人物有些夸大；此外，他的思想是够卓绝伟大的了。

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力而羞贫贱”，在我们看，这个批评中除了一部分是把司马谈的思想和司马迁的思想混淆之外，基本上是恰恰说明了司马迁的伟大，而同时却见出班固的荒谬而已。这正如班固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的说法，事实上是见出屈原的伟大，班固自己的渺小而已。

（四）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就文学方面论，司马迁的成就是辉煌的：他是传记文学的能手，他善于刻画人物，并且写人物时带有感情，能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事件的气氛；他是讽刺文学的能手，他有很多巧妙而曲折的方法，去射击敌人；他也是散文风格的巨匠，他善于使用民间语言，他善于遣词造句，他善于用不同的风格去配合不同的内容，而终于构成自己的独创的格调；他有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卓越见解，指导着他自己的创作并影响着后人。因此，除了他在历史上、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外，他在文学上，我们也从后代的戏剧、小说、散文、文学批评里见出他的遗泽无穷。

他所写的人物是范围异常广泛而同时又有着深度的。他能写像陈胜、吴广那样的革命领袖，他能写有着大度、豪气，但也有流氓气的刘邦，他能写粗鲁任性的英雄项羽，他能写勇敢而不得意的李将军，他能写善于逢迎而作伪的官僚公孙弘，他能写彬彬有礼而又不肯苟合取容的孔子，他能写坚忍的人物像范蠡、伍子胥、范增，他能写贪官污吏像张汤、杜周，他能写仁爱而有好心肠的信陵君，他能写慷慨悲歌的刺客荆轲、高渐离，他能写善感的文人如屈原，他能写有智谋而意志坚强的兵家如司马穰苴、孙武，他写农民，写商人，写帝王将相，写奴隶，写医、卜、星、相，写游侠倡优……总之，在他的书里是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触及了社会的各方面，在这包括的范围之广上乃是以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成自一人的作品所不曾达到过的。

他所写的人物又不止如刚才所说的范围上的广度而已，还有社会的联系上以及心理的曲折和发展上的深度。他写的李广，就透露出在汉武帝时不是外戚就很难有立功的机会，哪怕是英雄，哪怕是有本领，哪怕是得人爱戴的人物，也枉然。他写的酷吏，就指明酷吏的支持者实在就是当时最高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并指明酷吏镇压的结果是人民予以更有力的反抗。他善于把一个事件的复杂而曲折的原因很细致地写出来，像张汤的败露就是一例：他得罪了人，他和同僚有摩擦，他对下属摆架子，他用一贯的官僚作风营救了人却装作不知而使人发生了误会，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商人勾结，泄露经济机密，这就根本和汉武帝的利益有了冲突，而就汉武帝说这冲突的害处是大过于给汉武帝当爪牙镇压人民的好处的，所以只有被逼自杀了。在司马迁发掘那些原因时，是既细致又深刻的。他写的韩信，就表现出一方面是对于汉高祖的盲目信赖，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自己现有的地位，于是在犹豫和举棋不定中被收拾了，这就写出了韩信的曲折矛盾的心理状态。他写陈涉，由佣耕叹息，到号召起义，到部下火并，到以苛察为忠，杀旧日同耕的故友，这就不止是写出了陈涉所以失败的原因，而且写出了陈涉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所伴随着的心理变化的过程。他写李斯，更明显地写出一种性格发展，他从李斯如何由个人的功名富贵出发写起，以后如何渐渐上了赵高的圈套，最初还想斗争，但慢慢妥协了，到最后再要斗争时却已经迟了。他写魏其、武安的逐渐生怨和灌夫使酒骂座的逐渐爆发，也都是深刻而细致地描写着心理发展过程的。

司马迁写人物时有一个极大的特点，这就是笔端为感情所饱和着，有他的爱，也有他的憎。他写到孔子，说“心向往之”；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他写到屈原，说“屈平正道直行……能无怨乎”；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写到季札，说：“何其宏览博物君子也。”他写到韩非，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他写到苏秦，便说“无令独被恶声焉”。他写到游侠，则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并说：“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他对于所写的可爱的人物是同情到如此的地步，几乎与传记中的主角共忧欢。反之，他对于所憎的人物却是在嗤笑着，痛恨着。像《封禅书》中写的汉武帝“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这是多么愚昧可笑！像《酷吏列传》中对于那般以杀人为能的人物便说“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简直痛恨到不齿于人类的光景。

司马迁对于所写的人物的浓烈爱憎之感又不仅是直接说出来，却更多半在文字中写出一种气氛，使读者被那些不同的情调所感染着。他写李广，“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就仿佛在黄沙满天的战场中越显出了李将军的勇敢；他写信陵君，什么“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于是公子泣”“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信陵君是被放在这样的谦让仁爱的气氛中；可是《封禅书》就是一片荒诞可笑了，《酷吏列传》就是阴森恐怖了，《刺客列传》乃是惊心动魄了，《大宛列传》则是威风中兼有奇异之感了，《项羽本纪》处处有短兵相接的光景，《留侯世家》却又有从容划策的神气，《屈贾列传》写得那样哀怨，《孔子世家》写得那样温文尔雅，但又有“人不知而不愠”的寂寞之感。总之，他不但写的人物有个性，而且他写的那个性突出的人物的文章也篇篇有个性。

他善于抓住主题，所以他的每一传记都有他突出的要写的一面。他写管仲，专重在知己之感；他写孔子，专重在学礼、问礼、订礼、习礼；他写屈原，专重在“其志洁”；他写李广，专重在“才气无双”；……他为了要求艺术的完整，他为了主题的突出，他不惜把一个人物的次要方面（就本传的主题说是次要者）移入其他文字中。这就是管仲的政治贡献不见诸《管晏列传》而见诸《齐世家》的缘故，这就是信陵君的不敢收留魏齐不见诸《魏公子列传》而见诸《范雎蔡泽列传》的缘故。这是《史记》一书采取互见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为了显示主题，甚而对同一事件因侧重面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例如鸿门之宴曾分别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中，但浓淡轻重是完全不同的。在这地方，是文学家的司马迁有时压倒了历史家的司马迁处。他宁肯牺牲历史，而不肯牺牲文章！

但司马迁不只是像抒情诗人一样对待他的传记，同时却又是一个勇猛的战士，在他的传记里传达出反抗的怒火。他的武器就是讽刺。他讽刺的最大目标是汉武帝，范围扩大些，是汉武帝的周围（包括一般贪官污吏和外戚），再扩大些，是从汉武帝上溯至盗窃了革命果实的刘邦。但这讽刺的目的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他身处汉代盛时，而且汉武帝也还活着，况且汉武帝也不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况且那时更有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爪牙，连“腹诽”都可以得死罪呢。然而司马迁用巧妙的战术进行了出色的战斗。他所写的《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据说因为讽刺太厉害被删掉了 [14] ，这可以说明它的讽刺性之强。《史记》很早就称为“谤书”，其中的反抗性是很早就为人发觉了。

他的巧妙的战术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互见法。他把在传记本文里容易被人发见是讽刺的东西移入其他传记中，让人以为写某人的传记并没有讽刺啊，但是在另一篇不重要的地方却保留着了。他没有直接写汉武帝残暴，但《酷吏列传》中屡说“上以为能”，就把罪魁汉武帝审问出来了；他没有直接写汉高祖的流氓气和小气，但他在《项羽本纪》中记他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在《萧相国世家》中记他给萧何的封地特多，是因为“帝尝徭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这就够了，为了掩护讽刺，这是《史记》采取互见法的重要原因之二。

其次是他在空白处做文章。他写《循吏列传》便不列汉代人物。他写《张丞相列传》，便说另有一些“备员”的丞相，但却并不去叙述。反之，他写酷吏，就特别挑选当代；他写外宽内深的官僚像公孙弘、张汤等便着力写。这就拆穿了那时政治的实况了。

再则是用代替的方法，他每每拿秦来代替汉，《平准书》中说秦闹得“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饩，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说“古者曷尝竭天下之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其实就是指汉，而他对于秦的正面估价则见诸《六国表序》中。

最后是用传神的虚字。他对汉武帝外戚卫青、霍去病的靠山卫皇后便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鄙夷之感就表现出来了。《酷吏列传》中说“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这就是指明酷刑之深化。《平准书》和《封禅书》的讽刺也多半用这种表现方法。

除了这些比较显而易见的方法之外，那就多半在文字的拐弯抹角处，这里不能细论了。总之，司马迁书里讽刺的反抗的特色，是和那抒情的赞扬的特色，同其显著的。这表现了他是爱憎极其分明的人。也就在这点上，他是大诗人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人。

司马迁的散文是严格意义下的散文，这就是，他意识地避免偶句，他是后来古文派所视为孟子之后的最重要的典范。他善于遣词造句，他在《货殖列传》中有七八种表现方法来说明人的行为动机是为了钱；他的长句有长到22字的，如“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有短到一字的，如“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他善于使用民间语言，他的书里采取了大量谚语，他甚而记录了方言土语，“夥涉为王”，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写对话是写到这样好，能表现出不同的阶级、职业、年龄和性别。信陵君的口吻是一个公子哥儿，朱亥就是一个粗人，李广天然是一个将军，张良是一个谋士，黄石公是一个老人，郑袖是一个女子。司马迁的风格是丰富的，他的风格配合着内容而有变化。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疏疏落落，有种不整齐的美。它不同于《左传》，也不同于《汉书》。他有点像李广的治军。但是也像李广治军那样有威力，有情韵。韩愈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矫健。欧阳修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唱叹。归有光学了他那在琐屑处传神，在平淡处抒情的小巧。方苞学了他记事文的有层次和干净利落处。一直到林纾，还用了司马迁的风格介绍了西洋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一些文学名著。这些人的所得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但司马迁在散文风格方面的影响之大却可见了。

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著名的学说是“发愤著书说”。他用这个原理去解释《诗经》，去解释屈原作品，去解释一切著作。这个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本人遭刑后的切身体会，一方面也是屈原所谓“发愤以抒情”“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的说法的强调和扩大。这也见出司马迁之真正承继屈原处。后来韩愈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是这同一学说的发挥。这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全面和精密，但就阶级社会而论，也算指明了好的文学作品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发愤著书”无异是说受了迫害后的抗议，而司马迁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这比五四时代所介绍进来的“苦闷的象征”的学说，还是更接近真理些。

由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和他写作的榜样，在中国后来戏剧小说的发展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元人杂剧中的《赵氏孤儿》《冻苏秦》《赚蒯通》《萧何追韩信》《渑池会》等都是取材《史记》的。一直到京剧中的《霸王别姬》，郭沫若所创作的《虎符》等也还是依据《史记》的。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是内容上采取《史记》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则是形式上学《史记》的。《史记》本身原有小说的资格。《酷吏列传》还不是像《官场现形记》么？《游侠列传》还不是像《水浒传》么？原因是它本身具有故事性，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故。林纾也就是靠对于《史记》的欣赏，而知道了逖更斯、嚣俄等的价值的。

无论就本书的价值或影响论，班固的《汉书》不能和司马迁的《史记》比。《史记》的价值在能反抗，有感情。《汉书》是没有丝毫反抗性了，班固把酷吏中的重要角色张汤和杜周抽掉了，《汉书》在文字上既有意要求整齐，于是感情也凝固了。《汉书》是死心塌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书，汉初的革命精神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所以，汉代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散文，散文中成就最大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的最高点是《史记》。当然，不只就汉代论，司马迁也仍是非常伟大的。

第三节

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及其文学主张

在司马迁死后100多年，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王充。像司马迁在汉代传记文学中的地位一样，王充在汉代论文中的地位也应该占第一席。他立论的勇敢，批评的锐利，逻辑上的说服性 [15] ，都是中国论文家所罕见的。西汉初年的《淮南子》，还有点儿像《吕氏春秋》，与其说是新时代的著述，毋宁说是先秦诸子结束阶段的产物——有综合而少创造。董仲舒的书则充满了迷信宗教气息，司马迁的论文才能又被传记文学所吸收和淹没，所以西汉没有什么卓越的论文家。西汉、东汉之交，扬雄本是可以一提的。但他模拟太甚，见解虽然也有精到的地方，但文字是太零碎而没有生气了。为王充所推崇的桓谭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眼光的人，也是王充思想上的同调，但可惜书已不传，只有残文。王符、仲长统曾和王充并称，但在思想体系的严密上，著作数量的巨大上，也都不能和王充比。因此，王充应该是这时代最重要的论文家，而且是像已经散失了的桓谭一类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的代表。

王充生在公元27年，这时是东汉光武帝建国的初年。这时是王莽的政权刚刚完结以后，是起义军赤眉等基本上为汉光武消灭的时候，是刘秀正利用符命欺骗人民的时候，是经古文学业已建立起来的时候。王莽的政权的建立是说明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它的垮台是说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既不能抵抗奴隶主、地主的势力，结果只有遭到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起义军赤眉等是人民革命的队伍，它推翻了腐败的统治，这革命果实虽为地主阶级刘秀所窃取，然而革命思潮还在澎湃着。经过了刘秀33年的统治，“百姓怨气满腹”。这就是王充的少年时代。刘秀承袭了王莽用迷信欺骗人民的方法，谶纬符命，盛极一时。但那时带有科学的实证精神的经古文学却同时建立了。王充受了时代的启发，所以有那样的进步思想。

王充一生的轮廓是：他出身寒门，他祖父是商贩，他家里代代任侠，他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小大人”，一生除了做一些小官外，大部分是过“幽居独处，考实论虚”的生活。他曾师事班彪。因为家贫，曾靠逛书店成就他的学业。他大概死在公元100年。

他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写作。他把庆吊之礼都屏绝了，门窗墙壁上都挂着刀笔。他对于著作是专心而又勤快的。

他的著作有《讥俗》《节义》《政务》《义性》《论衡》等，但留传下来的只有《论衡》。

他写《论衡》的主要动机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篇》），“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论衡》篇以百 [16] 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总之是为了指出当代虚伪的毛病。但却也有一个次要的目的，那就是当代的好处也要歌颂，即所谓“《论衡》为汉平说”（《须颂篇》）。

他的《论衡》差不多占了他三十年以上的时光。现在的本子可能不是全书 [17] ，但是其中似乎没有伪作 [18] 。

他的基本思想是道家。他在《自然篇》里说“试依道家论之”，在《谴告篇》里说：“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

他有完整的唯物论思想体系，他把天看作物质，驳斥了天人感应的荒谬论调，“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词说？”（《变虚篇》）他用“偶然”破一般人所误认为有因果关系的迷信，以树立他的无神论。他这种唯物论的世界观，可说是道家思想的继续发展。

但他比道家思想更进了一步。他这进一步处就是要求证据。他说：“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自然篇》）

同时他却也有着道家思想的一般弱点。这就是过重客观情势，轻视主观力量，陷于机械唯物论。这就是他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治期篇》）的话的缘故。

在他这基本思想是道家上，在他这比道家思想前进一步上，以及在他这有着道家思想的一般弱点上，都和司马迁相似。在他的书中也很推重司马迁，尤其是在主张天道自然方面。

但他和司马迁不同处，也是表现他的创造性的天才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和传统的儒家思想作战。他把孔子降为诸子，说他是“诸子中之最卓者也”（《本性篇》），同时作有《问孔》，他认为可以“距师”，并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篇》）他又作有《刺孟篇》，对孟子也加以质难。至于当时只通一经的“儒生”，他就比作“血脉不通”（《别通篇》）的病患者，那是更加鄙夷了。

这种勇猛战斗的精神震撼了后来的正统学者和统治阶级。刘知幾说他是名教罪人 [19] ，吕南公就归咎那提倡《论衡》的蔡邕不得为贤儒 [20] ，杭世骏则说他“坏人心而害世道” [21] ，而说得最露骨的是乾隆皇帝，说他“犯非圣无法之诛” [22] 。但我们因此却更见出王充的伟大了。他所以有这种勇猛战斗的精神，我们想，是和赤眉起义军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和经古文学的建立分不开的，是和当时依附统治阶级的儒家乌烟瘴气的迷信之惹人反感分不开的。

他这种勇猛战斗的批判精神，给后来魏晋的解放思想开辟了道路。这也就是他的书为汉末的学者蔡邕等特别赏识的原因。

他的卓越的见解尤其表现在对文学的主张上。

首先，他充分认识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不认为文学只是具有个人意义的工作，反之却是政治力量的表现。所以他认为“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超奇篇》）。他力驳认为文人不能有补于实际政治之非。他认为文人与政治家是合一的。

他要求实用的文学。他说：“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佚文篇》）他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篇》）他是明确地提出“劝善惩恶”（《佚文篇》）的主张的。

他要求实事求是的文学。他说：“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文不称实，未可为是也。”（《物势篇》）他自己是实践这句话的，例如在证明雷之为火时就举了15个证据。同时特别写了三《增》九《虚》，以反对夸张不实和错误推理。

他要求有创造性的作品。他说：“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自纪篇》）在那浓厚的模拟空气中，他这呼求是特别有意义的。如果合乎上面这标准的话，他就要求产量要大。他称能文之士是“文之乌获”（《效力篇》）。这和中国过去一般不鼓励人写作的论调也是不同的，同时也是卓绝的。

他把文章分了五类。他说：“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佚文篇》）在这里最可注意的，一是他仍遵从了传统的广义的文学观念，二是他所举的头二类是业已现成的、不能增加的东西，因而他实际上所推崇的是论文，三是词赋却在文章之外。

他把作家分了四等。最低的是不通的“儒生”，其次是有常识的“通人”，再次是有表现能力的“文人”，最高的是既有表现能力又有创造思想的“鸿儒”。在这里，他也仍看轻词赋。

他充分认识到使用民间语言和通俗的重要性。他知道“文犹语也”，都要“明”“露”，这样才能使“俗人观书而自觉”，因而他提倡写作时用“俗言”。根据这点，他也反对那“宏丽深懿”的词赋。

在各方面看，他最看不起一般的词赋。这在当时也是卓绝的。

他的文学见解虽然在对抒情文学的价值上显得隔膜一些，这是他的缺点，但大部分是极有价值的。后来受他影响最大的有晋代葛洪。唐代刘知幾、清代章学诚，也受他部分影响。

第四节

关于汉赋

王充所鄙视的赋这种文学是中国所特有的。赋最发达的时代是汉，所以有汉赋之称。

它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就社会方面说，一是汉统一后的统治阶级政权渐渐巩固，于是统治阶级特别是帝王吃饱了饭，就有了看看这种消遣品的需要，而宫廷林苑狗马声色等也给赋的内容准备下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像汉赋这种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二是经过秦火后，汉人由整理工作而产生一种对事物喜欢加以组织排列的习惯，赋也恰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汉赋和楚辞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楚辞是个人当前具体生活的体验，汉赋却往往是把以前许多人的经验感情加以排比。也因此它缺少活的生命。

就文学方面说，一是民间大概原有这种体裁。荀卿就利用过这种原始的赋体，而传说的宋玉也是其中作家之一。像最初期的《风赋》，还有些人民性，曾出色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事物都带上了阶级对立的烙印。但这人民性一入宫廷之手，就大部消失。二是楚辞的一部分影响。《橘颂》是对某一事物的描写的，《招魂》是铺张四方怪异可怖的，《卜居》《渔父》是有了假设的对话，而有着简单的故事性、戏剧性的。这都构成了赋的某一方面的要素。而铺张的一点尤为重要。这点又和战国游说之士的说辞有着联系。苏秦、张仪在游说某国人主时，往往铺张那一国的地理物产，这就是赋的一种派头。三是和宫廷里雏形的戏剧（倡优）有关。赋本有近于戏剧的地方，观赋中必有宾主问答可见。赋之供取乐处也和倡优有关。四是汉代的散文发达了，赋在一方面说就是楚辞和散文文体的综合。赋中往往有叙事，叙事就用散文，形容处才用韵文。这种散文、韵文合用的办法是东方文学在形式上的一种特色，后来还保留在说唱文学中。

赋的一般结构，到司马相如时已经建立。关于这个一般结构，司马迁已经有所认识。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介绍《子虚赋》时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有人物，有对话，先铺张，后提出正面意见，这就是赋的一般组织形式。这个基本的结构，是一切赋的作家都遵守的。枚乘《七发》是这样，扬雄《解嘲》是这样，班固《两都赋》也是这样。就是后来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人物对话没有了，但那先铺张后提正面意见的精神还是存在着的。

一般地说，汉赋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在汉赋产生的当时就已经为人所觉察的。作赋的人有时也觉得很痛苦。西汉写赋最多的人枚皋就曾说：“见视如倡，自悔类倡。”据说赋有讽谏的作用，但觉悟了的扬雄就指明了：“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所以大部分赋终于只是宫廷的玩物罢了。

但是个别地说，有些赋也有有价值的一面。这是因为有小部分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祖国富强的某一侧面。像班固的《两都赋》就是一例，虽然在最初写作动机上还是为阿谀主子的。其次是有些认真的作者做到了搜集材料的科学工作。像后来左思的《三都赋》，为搜集材料，就曾费了十年工夫。他的赋不啻是地理物产的科学韵文。再次是还有些著名的赋在写作的当时是有实际的政治意义的。例如班固作《两都赋》的时候，是东汉定都洛阳的时候，后来郭璞作《江赋》的时候，是东晋刚刚在江南立国的时候。这对当时政治的稳定和建立国防的信心上是有帮助的，尤其后者也是和当时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因而分别地看，有少数的赋在内容上也有部分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客观要求。

赋在后代经过了一些变化发展。东汉之末和魏晋间，由于抒情的五言诗的发达，就有了抒情的小型的赋出现。这种赋已经和一般的汉赋不同，而近于楚辞。王粲《登楼赋》可为代表。到了唐代，因为科举，就有律赋出现。这是和试帖诗同类的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到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起来，赋中又产生了一种质朴的抒情的作品，像韩愈本人的《进学解》，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都是。这种赋要比一般的汉赋价值大些。

汉赋在后代文学上有它的影响。铺张堆垛是它最显著的影响，但也是最坏的影响。有些魏晋时的五言诗，在形式上就是压缩的赋，在内容上也同样缺少真情实感。后代长篇小说（例如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中也往往有大段似赋非赋的排比的描写，这也大概是由于书会先生们受了赋体的毒。

在另一方面，因为赋在大体上是韵语，便于记忆，又因为赋原有组织已往经验的性质，所以便于系统地铺叙许多事实，这就是后代在实用的技艺知识的传播上，也有采取赋的形式来概括经验的原因。同时赋在语汇的丰富上，是有它一定的贡献的，虽则毕竟活的语汇还是太少。

总之，坏的赋比好的赋多，赋的坏影响比好影响大。

第五节

简短的结论

从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和一般汉赋的内容总起来看，让我们认识到凡是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接近的，受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启发的，使用了人民群众的活生生的语言的，就往往光芒万丈，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反之，纵然原是民间的产物，但当它一入统治阶级之手，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专供统治阶级享乐时，就奄奄无生气，而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甚而有时还会反转来给民间文学以不良的影响：《史记》和《论衡》就是前者的例，而汉赋就是后者的例。

以《史记》和《论衡》比，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有着世界地位，因为，它不但是世界上一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所必须参考的文献（它已有各国译文），而且它是世界上那样早的运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书，同时又是写人物写得那么深刻而又生动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有抒情，有讽刺，爱憎那样强烈，而就文学的影响上说，也是那么巨大而又多方面的。

* * *

[1] “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史记·礼书》）

[2] 王莽诏书（9）。

[3]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3-31页，国际文化服务出版社1952年版。

[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67页。

[5]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3-26页，开明1948年版）。

[6] 太史公即太史令，公为楚语，见朱希祖：《太史公解》（《中国史学通论》）。

[7]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55-162页）。

[8] 如《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等。

[9] 关于李陵案的详情和这事在《史记》各篇中的流露可参看《李陵案的原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30-143页）。

[10] 关于《史记》断限问题可参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中的《结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00页）。

[11] 《御览》六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