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爲人生而藝術之詩論，發於元結，元結詩文，在唐代中氣厚神古，自不可忽。其論詩見於《篋中集序》，其言曰：“風雅不興，幾及千載。……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後乃有白居易、元稹。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累官蘇州刺史，河南尹，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論詩，見其《與元九書》。大抵元白之論，皆謂詩須有爲而作。故居易云：“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元稹亦言目擊貞元十年以後，天下大亂已萌，心體震悸，若不可活，遂發之於詩。二人之言，多相合矣。居易之論，大略如次：
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别，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雖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别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矣。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居易之論主于風雅，而其所謂風雅者，不外於教化。準是以論，故晉、宋、齊、梁，迄無合作，李白之詩，十不得一，杜甫之詩，上者亦不過三四十首。用是居易對於自身之創作，其所最得意者，在其諷諭詩，所謂“自拾遺來，凡所識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者是也。至《長恨歌》及雜律詩，居易則云：“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見《與元九書》。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拜左拾遺，其後擢祠部郎中、知制誥，終於武昌軍節度使，其評論之作，見於《叙詩寄樂天書》《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及《樂府古題序》三篇。
《寄樂天書》作於微之爲通州司馬時，約元和五年間。樂天《與元九書》，作於爲江州司馬時，則元和十年事，後於微之之書約五六年。稹之持論，雖與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見之範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書中言作詩之題旨曰：
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此中所謂公私感憤、古今成敗之處，與居易風雅之説合。而居易所譏之田園山水，風雪花草，元稹亦不能廢，此則二人之論，相同中有不盡同處。居易之論隘，故于杜詩有不過三四十首之説。元稹之論寬，故于杜詩推重甚至，觀于下文可知。
《寄樂天書》中，叙稹少時“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至其對於杜詩作縝密之評論，則見於《墓系銘》：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煉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其貴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
元稹之論杜詩，以李、杜齊名，則舉二人之詩較其異同，揭出老杜排律，推爲豪邁而能清深，律切而不凡近，爲非李白所能及。其言雖有軒輊，其論則極完密，亦不專以排比鋪張推重老杜也。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一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争奈微之識碔砆。”其言誠不免爲大言欺人矣。姚鼐《今詩選》特爲微之張目，韙哉言乎。 [1] 至於少陵排律，自是擅場。明高棅曰：“排律之盛，至少陵極矣，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槩，少陵獨得其兼善者，如《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所施而不可也。”論蓋出自微之。
微之《樂府古題序》，於古來詩及樂府之分野，言之極明：
《詩》迄于周，《離騷》迄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謡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氓者爲謳謡，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辭，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辭，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繼此則言“後世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别，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此節叙出新樂府之起源。唐人之新樂府，别開生面，擺脱古題，縱横恣肆，自有其新辟之意境，元稹身豫其間，故言之詳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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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此句作：“雖顯違遺山，有所不恤，偉哉言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