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相片的远隔治疗到北方去的铃医

最时髦的术士，有利用国人对于照相片的迷信以敛钱者。此据北京丙寅医学社《医学周刊集》第一卷（十七年一月出版）页二四四所录太灵道院灵子术治疗章程而知。该章程中之一段云—……无论何病，均以灵子术治疗，概不采用药物……远隔治疗，一星期起码。每星期十元，一月四十元。受治者须将病人相片，书于病状，年藉，连费送到本院，即照施术。

从同页贾魁君的叙述，我们又多知道几件关于铃医的事实：（1）北方也有他们的足迹，摇铃之外，又牵一只骆驼；（2）他们自以为能从病人贴身的服饰诊断疾病的起因与性质。

北方的乡间，常见有一种江湖卖药的，拉着一只骆驼，摇着一个铃铛。因为他们的口音，类似南边人，所以我家乡的地方都称他们为南蛮子。穷乡僻壤的愚民，特别是一些妇女们，以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绍原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想系一句成语。）很是信服他们。而且人们心里有一种相同的迷信，以为……某地方若有宝贝，平常人看不出的，他们能看出来。“南蛮子盗宝”，在我家乡是很平常的一种神秘的故事。

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邻家一个十四岁的女儿有了病。凑巧门外来了一个拉骆驼卖药的南蛮子，病人的母亲就请他诊治。这位南蛮子的诊断法，很能迎合一般愚人的心理……他不但不要求见病人的面，也不扪脉，连大门都不进。他叫人把病人贴身的衣饰取出一件来。他们就把病人的耳环子拿出来，交在他手里，于是他就用一种听不清楚的方言，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向病人的母亲和围视的人，讲说这病的来源因果。结论是病虽很重，若是肯买他的药，可以保好。但是过了四五天之后，一个掌上珠被埋到黄土垄中去了。

绍原按：若问这般铃医何以用病人贴身的衣饰就可以看出他害什么病，我猜想他们必这样回答：病因（鬼魅，禽兽，恶虫之类）或病因在病人身上生出的效果（汗液气味之类），能使服饰变色，变味，或竟变形；这些改变虽非你们所看得出，却逃不过我们的眼。这个回答所根据的原理是个极古老的迷信。参看下条。

——《新女性》三卷10期

1928年10月1日

嗅相和声相

相面，相手，相骨，是我们所熟知的。此外竟还有相臭和相声者。此二术中，嗅相——嗅衣物以判贵贱吉凶—似更不多见。明嘉靖《仁和县志》卷十三云：

绍兴间（宋高宗年号，1131—1162）有术士耿听声者，能嗅衣物以知贵贱吉凶。德寿闻其名，取宫人扇百余，杂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门持叩之。耿取视或至后扇，云：“此圣人，但有阴气上浮。”即呼万岁。上奇之，呼入北宫，又取妃嫔珠冠数十视之，后视一冠，奏曰：“此有尸气。”时张贵妃已死，此其故物也。

后居候潮门内，夏震微时，尝为殿帅送酒于耿，耿闻其声，知夏必贵，遂以女妻其子，子复取其女。

人们的确各有其特别的气味（smell），自然的和人为的。而且这气味传到了他们着过的衣饰或触过的东西上面去之后，是经历一段时间才会消灭的。然人们的嗅觉没有狗样的灵敏，所以往往不能够辨别之耳。有些医者和卜者们若自以为其嗅觉的灵敏足以超过普通人而与狗类比美，我们听了，诚不必立刻就断为欺人之谈，但他们若说嗅得出什么鬼气，尸气，阴气，于是借以断定其人的疾病生死，贵贱吉凶，我们可真该把他们送入反省院了。

不但从本人所发出的声可以预卜他的祸福吉凶，甚至于从他身上佩戴的东西所发者亦可。宋人王谠的《唐语林》卷五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马，闻其声，窃曰，“此人即当坠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忽惊，坠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类也，又善摄术，开元十三年终，且百岁。

此外还有凭非人所发的声（例如鸟声风声）以占休咎者。这些迷信，不在本题范围之内，且等将来引证吧。

——《新女性》三卷10期

1928年10月1日

“尸气”—“知死臭”

我曾怀疑人的衣物上果有什么“尸气”，为术士所能嗅得出，今读刘丕基《人间误解的生物》第三编里面的一条，方知我以前的怀疑也许是可怀疑的。此书“枭叫误解为死人的预兆”条云：

枭鸟当然没有预知人死的本领，它的叫声当然和人死没有关系的，受普通教育的人都是认为迷信。但详细考研起来很有微妙的道理在……据现在富于经验的医生说：人在将死的三五日前，身体上定要放出一种臭气。那臭气的性质，难以笔墨形容，而且苦无相当名词以名之，只好叫做知死臭。

从这种臭气的有无和它的强弱上，可以断定病者的前途。这种臭气，就是嗅神经已退化的人类，有时也尚可感觉；那么，嗅神经发达的枭鸟，当然更嗅得到了！而且这种枭鸟，最喜食腐肉，一嗅着这种喜食的美味，就引起它的食欲动机了……还有一个证据在：有一个内科医院服务的看护妇，当病人入院的时候，她就可以断定病人的生死。医生奇之，问她的理由。她说：“凡人将死的时候，定有一种特别臭气的！”我们得了这两种报告，可以确定人在将死时，肉体上定有一种腐肉状的臭气放出……

……但所有人将死时发出的特别臭气，这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断不能贸然相信的。（面一二三至一二五）

即使人将死时，身体上的确发出“知死臭”，然这臭气究竟能在他的衣饰上停留多久呢？又病人身上也许发出特种的臭气，但是否一病一臭，所以有经验的铃医竟能凭臭断病呢？以上两点未得到解答前，我打算仍保持我的怀疑态度。

——《一般》六卷4期

1928年12月5日

中国民间婴孩杀害的原因

据日本人西山荣久分析，中国民间的婴孩杀害—infanticide—共有以下十三种原因（见他的论文《中国民间的婴孩杀害》，宣昭、觉农合译，载于《新女性》四卷六号；此文并论及中国婴孩杀害的起原，现状，和影响）：

（1）迷信—举《史记·孟尝君列传》及《癸辛杂识》不举五月五日子为例。

（2）怀孕时有奇特的故事—举例：《诗经·大雅·生民》篇后稷之被弃；《指月录·五祖弘忍传》生后之被抛于浊港中。

（3）孝道—郭世道瘗儿养母；《明史·孝义列传》中《沈德四传》，江伯儿母疾愈，杀儿还愿。

（4）为自己的利益以媚人—易牙杀子为菜以献齐桓公。

（5）一时偏激的情感。

（6）家庭不和。

（7）妻妾间的妒忌。

（8）战乱时。

（9）男女间的失伦。

（10）儿女的身体不完备——未举例，只云“这是中国各地通行的”。

（11）子女过多。

（12）迫于饥饿。

（13）虑一家将来的负担。

（1）（2）（3）（10）四种原因及其实例，我在广东所编的《迷信研究讲义》都曾提到。此外我还举了杀小儿而用之为药或役使其灵魂之迷信，但前者不是杀害自己的小儿女，不在西山荣久所界说的infanticide范围之内，所以他在论文中只提到之（并于小注中举《刑案汇览》第二十八“采生折割人”条嘉庆十六年“舐吸婴儿精髓致毙幼孩多命”一案为例），而不列为“原因”之一。

西山荣久并且在末段“赘言”中辩明“幼儿的尸体遗弃”与infanticide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殇儿被视为讨债的冤鬼，故不埋葬。但我们可以补充一两句：幼儿的尸体不但抛弃了“一任犬鸦的啮食”，而且许被斫几刀，或剁成几块，以防其再来投胎（今春汉口便发生过这种事，见《大陆报》，原文附在篇末）。又怪胎往往也享不到埋葬的权利。本年七月二日清江浦《江淮民报》（叶德均寄赠）云：

猴头人身之怪胎

南门外田聘三之妇所产

以其不祥当时用棍击死

本埠南门外演武厅西街，朝东门面田义兴杂货店，田聘三之妇，年二十一岁，于前日下午八时临盆，产一女胎，猴头人身，满面生毛，口有齿，眼暴睁，皮色青紫，长约一尺五寸，两手频搔其头，下地即乱跳，猴形毕雾（露）。其家以生此怪物，咸为不祥，乃与接生婆共击一棍，头破而死，原拟埋弃，后经邻人详（谓？）怪胎不宜埋葬，乃弃于演武厅中。昨早城内已哄传，趋往观者不计其人云。

最后我还对于读者们有一个请求：讲到（1）（2）（3）三种原因，我和西山所见的皆只有古代的例；它们若尚存在于现代民间，请见告。

——《新女性》四卷9期

1929年9月1日

一些治病的符咒

绍原先生：

近日在祖父的抄本遗书里，见到好些治病的符咒（据祖父自注，这是从一个久客四川的亲戚那里得来的），颇可作民间医术研究之材料，兹择其较可注意者另纸录奉，如于先生有用，以后当陆续“贡献”也。

吕蓬尊 四月廿八日

治赤眼符咒

赤眼鬼、赤眼神，你系青州杨县人，久在张家门下扫厅尘，因此飞沙飞入眼，以此变为赤眼神。本处地头不许汝住，却到他乡扰乱人。你有火轮三百个，我有水埕三百万，将来摄汝之精。吾奉玄元帝君令，摄你赤眼鬼之精，速往魁星罡之下，毋令你动。

消疮符咒

日出东方，皎皎苍苍，仙童玉女，委我焦疮。一焦不要痛与疼，二焦不成血与脓，三焦不成疮与疖。速消速消，莫待来朝；速散速散，莫待来旦。一焦血父，二焦血母，三焦血父，四焦血母。焦汝无名种（肿？）毒，速速消除。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焦三次，焦完将上七字书于疮上，后画大圈围之。

封血符咒

一断血父，二断血母，三断血祖，四断血路。祖师化吾身，本师化吾身，玉皇蟮女化吾原，此伤化为鳅蟮，此肉化为烂黄泥。吾奉太上老君，汲汲如律令。

先以两手指写井字于伤口，连念咒三次，以口气叱伤口三次，其血即止。

治痪瘫咒

邪风坠身，手足不能移动，形色不红不肿，骨痛筋紧，以三姓人灶尾吼灰并蒜头擂烂敷患处（取灶尾灰时，须缄默不言，不畀人知，方得应验）。

咒曰：天变地变，邪神外鬼在身边，助我身上滞九原，太上老君尽消除。符令敕。

连念七次。又用别姓人火灰和醋擦患处，亦擦七次，痊愈。

绍原谨复：治病的符咒，除各朝人笔记杂识所说起者外，我只见过三四种专集：孙思邈的《禁经》，《祝由十三科古方选注》，通行本《祝由十三科》（有各种木刻石印本，内容不尽同），和上海某书局石印的《辰州符咒全书》（订价太贵，尚未买）。先生所抄示者，自然与旁的符咒同样可贵，承允续寄，至感。材料多了再讲研究，未为晚也。又近蒙贵同乡招勉之先生寄赠抄本《酬恩释褐辞》，云系广州人行“跪龟”礼时，巫者所诵。不揣愚陋，将写一长跋，在上海杂志上发表之。

十七年，七月，卅日

——《新女性》三卷10期

1928年10月1日

治疯病法

下面一文，原载今年八月廿七日《时事新报》“青光”栏，承叶德均先生剪下寄赠，好极。

治疯趣闻

（上略）乡人迷信神权者多，以为人的成疯，都有疯鬼附身，疯人一切的作为，是受疯鬼的指使，非但不去安慰他的失望，并且用严酷的手段，桎梏他的行动……吾乡某少年，因受恋妇的遗弃，郁郁寡欢，就成疯人，天天在街头巷尾，胡言乱语。其父母很为担忧，就替他用神权治疯之术。一天夜里，先使一人伏在伏魔大帝之后；再叫四人，扮了皂吏的模样，立在两旁。案上点着一对若明若灭的烛光，阴森森如入地府。然后由一皂吏，手握铁索，往系少年来，跪在案前。这时少年口中喃喃不绝，并无惧状。陡的案木一响，神（就是伏在神后的人）发言道：你这无知小丑，今在帝前，还敢胡言乱语，实属胆大已极，快替我用刑。于是四个皂吏，就把少年揪倒，用粗阔的毛竹片，一五一十的打几十下，打得不能动弹，就算了事，遂由亲人把少年招回家中。讵料静养数日，仍旧疯疯癫癫，白吃一场苦楚，也可谓可怜之至了。

绍原按：杭州城隍山也有“审疯子”的举动，每年一次。据说被这样吓好了的疯人不是没有。古希腊称疯狂为“圣病”，治法亦颇怪诞。在我的医药迷信研究计划中，有一条是“some specific maladies more thoroughly considered”。我打算用为对象者，除痘疮及疟疾外，便是疯狂，各处同志若愿意帮助我，何幸如之！

——《文学周报》七卷13期

1928年10月7日

吴德芝《书天主教事》

同治九年（西历一八七零年），天津谣传天主教贞女之收养孤儿幼女，是“专为剜眼剖心，泡制洋药之用”；至西历六月四日，竟闹出杀人放火的教案。此事的经过，北京主教樊国梁在其《燕京开教略》中述及。小品七十二已引过此书，故今不赘。这一类的流言，在从前不限于天津一地，也并不始于同治年间。而且文人学士竟有将此等无稽之谈形诸笔墨者，下面便是一条，去年我在北京偶然看着抄下来的。

雍正二年（西历一七二四）天主教被清廷查禁。时有湖北黄冈人名吴德芝者，看了大痛快，于是提笔写了一篇《书天主教事》，中历数教士之罪恶，然大抵皆无稽之谈。约百年后，福州梁章钜慨夫该教又抬了头，故将吴文录存于他的《浪迹丛谈》卷五中，俾世人知所警戒。吴文有云：

（天主教宣教师）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归教者）按名与白银四两……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灸，妇女亦裸体受治。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旁，方扃门行殓事。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

“以膏药二纸掩尸目”，不知是否extreme unction教礼之误传。“妇女裸体受治”，则无疑是误解了西洋的诊察法。

——《贡献》二卷4期

1928年4月5日

畏疑西医之故

中国人从前为什么如此的怀疑西医，以至于谣传他们剜眼剖心，用以制药呢？“四明医学士余岩”在他的《箴病人》篇（《灵素商兑》附）中释曰：

新医学之流入吾国也，以西人教会为先导，碧眼紫髯，其形状，国人所未曾见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国人所未曾读也；祈祷洗授，其举动，国人所未曾习也；称道耶稣，其所崇信之教主，国人所未曾闻也；故其对于教会，已抱疑忌畏恶之心。加以医治病人，动用刀针，乃目为杀人之凶慝矣。且西医来华，学问稍优者，皆具有研究之心，人种不同，骨骼筋脏，疑有差异，此其欲研究者也；病原不一，遇罕见之证，不知底蕴，必探原竟委，检视内景，以为医学进步之谋，此其欲研究者也；遇有奇异之处，变化明著之内脏，则取而藏之器中，加以药品，使不腐败，以资后学者之参考，其意至恺恻也。不幸而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中西纪事》一书，明载人眼可以炼纹银之语，言之凿凿若有凭。文人学士，其论如此，又何怪乎群议沸腾，蚩蚩者之嚣然而起耶。道咸同光之教案，层见叠出，丧地亡财，皆由于此，追思之几成笑柄，可胜浩叹哉！今则学问大通，其冤渐白矣。然而先入为主，旧说之势力，犹存余孽，畏疑之念，尚在人心。此其原因一矣。（余氏所举原因第二第三，暂不引。又《灵素商兑》本书，也等将来再详细介绍。）

绍原按：西医从何时起解剖中国的死人，待考。然远在其前，似乎已有洋鬼子杀人食人或用人心人眼配药之胡话了。旧时愚人用以比拟西洋传教士者，我怕只少分是“水浒绿林”，而多分是术士—行邪术者。我国的术士的确有采生折割的举动，大家平时熟闻其说，所以容易疑心传教士也有这种举动。此点非常重要，我以前在小品中已经指出过。至于愚人所以会把传教士疑为邪术家，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理由：西教士不但有“祈祷洗授”等宗教上的工作，而且他们所用的东西（如镪水，铳，摄影机以及药物）也是灵验不过的，也是愚人所莫明其妙的；这些东西既然如此奇巧和非常，他们便以为当然不是用普通的质料制造的了。中国人从何时起肯用西药，亦待考；但我相信，如其那时所用的药不发生效力，他们当然更不信西医，反之，若很快的发生了很明显的效力呢，他们仍旧会疑心制药的原料是人心人眼一类的物事。总之，旧日中国人太不了解西人西医西药，所以无论西人西医的言行良不良和能不能顾到中国人的好恶，也无论西药发生不发生效力，误解总是难免的。（知识因子外，自然还有政治经济等因子足以使中国人畏疑西人。后面那些因子，我绝不否认。）

三月七日写

——《贡献》二卷4期

1928年4月5日

《中西纪事》及所引《海国图志》

《中西纪事》一书，在杭州旧书肆中可看到四五种版本，此虽细事，足证其传布之广。我为此书跑了好几次之后，才于三月廿二夜买了一部印工最劣而价值最廉的，灯下读之，知为有清华洋关系史料汇编，辑者为当涂夏燮（甫），别署“江上蹇叟”（见霅中人跋）。书初成于道光三十年，咸丰九年增辑为十六卷，同治四年之“定本”又增至廿四卷。著者做过两江总督曾的幕府，办过洋务。（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沈文肃奏折，内称江西省城天主教堂被人拆毁后，南昌“府县会督原派委员候补知县夏燮等驰往查勘弹压”，即此人。）

卷廿一专记“江楚黜教”事。所叙同治元年江西教案情形，颇有足与沈文肃各奏折参看者。

当法人之请领执照也，分遣传教之士游行各省，将至楚，楚南长沙湘潭一带传教之奸民，相与夸耀其事，以为吐气扬眉，复见天日。楚之绅士，闻而恶之，乃为公檄，议黜天主教，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奇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大略谓其借宣讲为名，裸淫妇女；设女婴之会，采取红丸；其他种种奸恶，描写尽致。流传入江，正罗安当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时值试期将及，江省巨绅，大集于豫章书院。则有告归之翰林院检讨夏廷榘、在籍之甘肃臬司刘于浔等，将楚南公檄，鸠赀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省城内外通衢……

方教堂事之发也，江省绅士以衅由揭贴公檄……相与汹惧，嗣闻江抚办理此案，不株连地方，不牵涉地方官，乃由检讨夏廷榘呈送骨殖一包、铜管一具、血膏一盒，向江抚面称：骨殖起自该洋人教堂院中，铜管系取睛所用，血膏系婴儿精髓合成。中丞以其言多不经，亦无根据，发交南昌府县查办。经南新二县按蒸验法检验，该骨数具，并无伤痕，其铜管血膏，似系外洋之物，亦不识其所用……

此二物究是什么，江抚曾“咨照总理衙门，转向驻京法使查诘，咨会来江，以释绅民疑团”。不知总理衙门照办否和法使怎样答复。

以上和以下的谣言都说洋人将婴儿精髓、人骨、人眼、红丸等物，取了去配“药”。但阅者应注意所谓药不一定是治病的东西：他们以为洋人还有壮阳助淫、逗引春心、迷人心志以及炼铅为银的“药”，而后面这些药的配合，尤其缺不得婴儿脑髓、人骨、人眼等物。

按法教之害人，具见于魏默深《海国图志》所载，及黄冈吴德芝所记，具详第二卷中。予阅楚南公檄，谓其收养婴儿为采生折割之用，室女自幼入堂，必过天癸之期始行遣嫁，而红丸被其摄取，炼入丹中，可以恣淫欲、资长生；又言黑夜传教，所投妇女丸药，率皆春方，能令女反求男。故其术久而不泄，间有泄其术者，令妇人带归试之，立验。然皆无左证。若江西绅士送到之铜管血膏，尤涉暧昧。而其揭帖中言毁堂之后带出女婴，皆目瞪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实无稽之妄语耳。吾友孙雪筠，截回会中二十七人，逐名点验。其十岁内外者，尚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无一人诉称教民害己，不愿入会者。此可见矣。惟予初在筷子巷查得女婴十三人，皆自五六岁至十岁上下者……询此等女婴从何而来，则称断乳之后，始送入堂；询以男婴岂无断乳而稍长者，何以堂中不见一人？该教士词穷，捏称赎回，或称送入村塾中读书。皆支吾语也……会中不收男婴而收女婴，又男婴之长成者，不闻置有义学，而女婴之长成者必欲收入会中；且筷子巷收养女婴仅十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妇人已有四名，岂老少各半。此中形迹，种种可疑……

卷二从梁章钜《浪迹丛谈》中转引的吴德芝《书天主教事》，已见前文，今不赘。夏氏又引：

魏源《海国图志》“天主堂”条下云：查西洋之天主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其方入教也，有吞受丸药、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凡入教者首给银一百三十两为贸易资本，亏折许复领，领至三次则不复给，仍赡之终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服下药，（绍原注：下药，泻药也。）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入教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泰西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夏氏录其文已，按曰：

默深所论，与黄冈吴君大略相同。而传受丸药，则传教者得手之初，持以为左券之握，盖药性初发，状类癫狂，因有劈毁祖先神主之事；迨药性既下，则心如魔醉，不但礼拜吃斋，乐于从命，即使裸体受辱，亦所甘心，是则所谓手抱人心，终身不改，必有妖物凭之者矣。又闻传教之士，周历各省，凡深山穷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则于其入堂讲劝之际，暗施此药于茶饵中，不移时而本性潜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传情之事，则以本师预目其妇人之白皙者，临时投以药饵。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其女怀春，雉鸣求牡。盖即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谓鸩以为媒者也……（下又引中国邪教徒饮血水及取脑髓之事以证左道惑人所用之符咒方药必借“人身精气之灵”。）

先有了这一类的无稽之谈，难怪大家对于西洋药物疑不敢用。所以不敢用，其初怕还不是以为西药霸道或西医学只讲形迹而遗了气化，而是以为西药的质料既不纯正，给药者的用心又许不良耳。

——《贡献》二卷6期

1928年4月25日

党报社论

我也不赞成把杭州广济医院交还英国人，但我觉得下面一篇社论中有几句话很古怪。

十七年四月二日杭州《民国日报》社论

广济医院是否应该发还

（陆）翰芹

三十一日南京电：“军医监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宋美龄何香凝牛惠生等，以南京市鼓楼医院杭州广济医院及其他教会医院，当军兴之初，由各市政府收回。此项医院，不涉军事范围，现呈请军事委员会转呈国府，通令概予发还。”记者读了这个电报，觉得很发生问题……

……我们再看看他所办的广济医院，成绩如何？梅藤更原是无业的游民，何尝懂得医理……可怜，杭州的贫民没钱请医生，就跑到广济医院里去诊治，癣疥之疾，就得截足斩手，垂危之疾，率与剖腹验尸。这不是记者故作危言，以动听闻，的确是十年前熟闻习见的事实……

被我加上双圈的前四语，想不到在今日还可以看见。“十年前熟闻习见的事实”一语，尤可玩味。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百年前二百年前“熟闻习见的事实”更加令人痛心呢！你如不信，请再看小品《〈中西纪事〉及所引〈海国图志〉》。

十七年四月十日

——《贡献》二卷六期

1928年4月25日

这可不是“采生折割”

很抱歉，“礼部”文件又来咯！

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上海的《新闻》和《时事新》两报载称：新近该埠有一位教员因剖解婴孩的尸体，事破被罚。其始末如下：

在蓬路一千二百十五号门牌飞虹学校为教员之浦东人茅文培，因于三月三一号之间将附近弄内不知何人抛弃于垃圾桶内已死约八个月之婴孩，携归校中，用刀剖腹，将其心肝胃肺取出，置于玻璃瓶中，用药水浸之，陈设室内，以为博览化学品，被汇司捕房华探长陆连奎查悉，于前日协同西探目塔勃耳往该校内将茅拘获，连同玻璃瓶二只，一并带入捕房。昨晨解送临时法院，即据中西探投禀前情，遂将药水所浸死孩之心肝胃肺二玻璃瓶呈察，谓迩来暗杀小孩之案颇多，被告不应将尸孩擅自剖验，不报捕房请究。质之被告茅文培，供称年廿三岁，前在该校为学生，毕业后，现充任教员，以算学卫生等学专科。呈案之物，系是日由校中第五级学生多名在附近垃圾桶内取来婴尸一口，我因欲研究其致死之原，是以用刀剖腹，将心肝胃肺取出，置诸玻璃瓶中，盛以药水，作为研究博览品，并非将生孩置死，求宥。继据该校校长汤天陶投称，被告自去年秋间充当教员，此事我不知悉，因适往乡间有事。而被告往日品行甚好，殊属端庄，我可保其无意外之事等语。又据被告代理蒋保厘律师辩称，被告实不知法律，致有发生研求无益之事，请庭上明鉴，从轻发落。郑文楷推事核供，姑念被告无知，从宽处拘役五十天。蒋律师请求易科罚金照准。瓶中所盛之物，着捕房设法掩埋。

“礼部”特下文件如下：

查心肝肾肺的部位形状分量等等，汉医的经籍本来有若干半揣测之辞，至于西洋的生理解剖医学等书，言之尤为特别详尽。飞虹学校教员茅文培，对旧说必已抱怀疑之心，于新说又素有目验之志；凑巧该校附近之垃圾桶内，有不知“他妈”谁家扔进去的婴尸；学生信仰好先生，肯费事将尸首搬来；教员自谓素愿可偿，就开膛把心肝等割下。这是为知求知，绝非知法犯法。本礼部衙门特宣告茅文培无罪。诉讼费及罚金，应由飞虹校“全体员生”集资代缴。该茅文培，年仅廿三，有志剖视，殊堪嘉尚。上海教育界自应负责，务必使他能享有继续研究之便利。此批。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贡献》二卷9期

1928年5月25日

与爱人共读解剖学？

《解剖学提纲》，汤尔和译，民国十一年八月，自序于北京，十三年商务书馆初版发行。原名“kurz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s”，gegenbauer，henle及其他诸家合著。

序文一起头便对于中国人之不先研究形态学而徒知高谈生态学，大加责备，下续云：

……我看中国的学术界，政治界，甚至于工商各界，都有这种“不揣本而齐末”的趋势。再拿医学来说罢，学医的人不知有几千，专攻解剖学的人，可以说不满一桌，岂不是一个大证据？连颅腔（头盖腔）与枕孔（后头孔）还不能区别的人，也要讲人类学，居然在博物学界露头角，这不是糟蹋人吗？

中国学术界的力量，不必客气，大家都知道。动不动就是一部书，写着某某人编，或者是某某人著，甚至于好意思写着某某先生鉴定——算了罢，懂得外国文的朋友，还不如老老实实，多翻译几种有用的书，省得与“手民”开玩笑，糟蹋雪白的纸张。

书店的货色，销路最旺的，除掉教科书，恐怕是小说。内容固然有关系，白话恐怕也有影响。解剖组织这种东西，本来没有人要看，再加上之乎者也的文章，咭哩咕噜的拉丁名字，闹得人头痛。勉强印出来，徒然叫商务书馆亏本，这又何苦呢？所以我变通办理，学时髦，用白话来译这部书。

我还想译一种corning氏的局部解剖学，那是世界有名的著作，卷帙很厚……但不知谁人肯做这笔亏本买卖，承受印刷，因此尚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可以出版，也只有叹一口气罢了。

叹气一事，鄙人恕不奉陪。要理由吗？我有。

corning氏的书，卷帙尽管厚，但汤先生若有耐心译出，决不至于没人承受印刷，我几乎敢立字为据，保商务书馆就可以为汤先生发行。汤先生的名望，是全国皆知的；商务书馆资本之雄厚，交际之手腕，与挹此注彼之得法（例如一面印《时宪书》《钟馗图》以推广营业，一面印行“闹得人头痛”的专门书以促进文化），也是毫无问题的。去年听徐志摩先生说，商务书馆按月致送陈通伯先生二百元，使他可以安心在日本调查研究。他们对于文学艺术者既如此慷慨，谅不至于亏待汤先生般的科学家。叹气似乎是大可不必的呢。

至于“内容固然有关系，白话恐怕也有影响”一节，我想也未必全对。依我个人的眼光看来，一种书有没有人看，内容实在比文体关系更大。去年我亲眼看见四马路河南路口的几个小书摊上面，有古文的“双梅景庵丛书”抽印本和今文的《性史》一同陈列着，这便是一个好例。以为内容不管是什么，只要用“白话”译或著便可以比“文言”的多博得许多读者，不能不说是错误的观念。汤先生在动笔翻译之前，似应决定要替哪种人翻译：如果是替专学解剖学的人译一部学术的重要作品，则应知此书的销路不能多过学解剖学者的人数许多倍；如果目的在接引一般的人，则应择一种通俗的著作，出版后方有畅销之望。译的是一种学术性质的作品，即使是用“白话”译，而望其“风行海内，人手一编”，实在是奢望。在中国固然不能够如此，就是在西洋恐怕也不能吧。周作人先生曾劝青年拿一本几何和一本文法，与爱人共读。这或者不算是太干燥的事，但是若劝青年或老年买一部kurz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s与爱人共读，就恐怕说烂了嘴也不能生效。科学知识在中国之所以不能普及，恐怕不全是“之乎者也”“咭哩咕噜”为障，而是因为科学研究者自己不会适应社会，妄想拿他们为本行作的书与《性史》《封神榜》《三国演义》比个高下。科学者如其不愿意“徒然叫商务书馆亏本”，他们也无权利强迫一般人买他们看不懂的书。

然而学术著作的迻译，终究是该鼓励的。国家能起来负责，自然最好，然在其前，则少数有能力的个人，只要少叹气，多努力，必也可以做不少工作，为国家福。你看丁福保先生译述的“医学丛书”，今年一种，明年又一种的连出了多少年，积到后来，连各书的序跋等汇齐了都成为一本几百页的《医学指南》。这是一因为他能“从事于医籍，如蛾逐焰，如蚁附膻，必神昏目倦，嗒然偃寝而后已，而不自知其深嗜之至于斯，为乐之至于斯也”（“新医学丛书”总序）；二因为他“在京师，不愿与功名之士，同其驰骋，宰辅大臣，相见一揖外无他语，每见同乡中有委蛇从俗，纳粟为部郎者，恒嗤鄙之”（吴葆真序“医学丛书”之语）（以上是说他昔年在北京的样子，他回南后必也是同样的高超）；三又因为他“家有薄田”（仿佛丁先生自己曾如是云，其出处，我一时检不出），不必为衣食而分心。

今日他们在纪念陈英士。但是像丁先生这样的一位学者，其人格与功劳岂在个把陈都督之下呢？

我并不过分菲薄前校长前总长汤先生，他近来也很有几部译著出版，我是知道的。

——《贡献》三卷2期

1928年6月15日

心里或心旁的小人儿及入教者之受药

魏源的《海国图志》说过，入天主教者须先吞药丸一枚，此药下肚之后，变为寸许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圣母也，久则手抱人心，其人自然专诚奉教，至死不疑。我愿凡读魏书者都能够知道，心上或心中会有小人在作怪云云，其实又是我国本有的迷信话。今日请为诸君引一段书以证之。近人王葆心《虞初支志》（序于庚申，西历一九二零）甲编卷一页廿三至廿四云：

见闻随笔，载科尔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楼，获妖妇郜王氏，讯问处死。剖腹之时，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涂以秽物，仍坚不受刃，因祭刀钤印刀口，王亲视行刑，划然开解，心包之内，裹一小人，长三寸许，须眉毕具男形，以石灰渗之，凡参谒者皆出以传玩，殆所谓姹女婴儿也，是其内丹已结矣。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绍原注：乌三娘及刘三姑事，见此书。）其双修性命，又在诸妇武勇之上，惜乎其与捻匪为缘也。或曰不然，此种当以心理学解之。《情史类编》载至元间，松江李彦直，与女郎张丽容相悦，后为阿参政所得，两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践出一物，俨然彦直也，彦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又有一商，泊舟，与岸上女相视，月余后商去，女病死，焚其尸，独心不死，如铁，磨之，见中有舟，舟中有人。又一妇好山水，日临玩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坚如石；有波斯胡重价购去，锯成片，中有山水树木如画。观此三事，焉知郜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与此同类也耶？若云内丹，不应成男形，女子太阴，炼形亦无竟成男形之说，裘氏所云，盖未解此，惟以近世心灵学解之则得矣。近黄天河《金壶逸墨》，袭《情史》商舟与岸女事，缘饰为楚州生与浙贾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话》又以松江李彦直误为闽人颜生与张丽容事，而易阿参政鲁台为满洲人官闽将军者，皆小说改头换面互袭之习，为纠正之。

旁书中类似的妄说尚多，要征引是再容易不过的。它们既然完全是无根之谈，所以内丹炼成之解说固然不必，即王葆心所提议的向近世心灵学去求解，也半点用不着。

玉珂说我们在北京时用过的一个女仆，曾入理教，不饮酒，不吸烟；据她说入教者例须受药，服后泻三日，这样不但能将从前所积的烟毒酒毒及种种“不干净”去清，而且包管以后见烟酒自厌。然则天主教徒吞受丸药之说，又是用“中国固有”之俗去揣摩西教者所造的话头了。

望远镜撵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十七年六月六日

解剖刀送终了体内的姹女婴儿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贡献》三卷5期

1928年7月15日

宣统三年天津关于治鼠疫的一场笔战

天津读者特别注意！

请帮忙搜集材料！

一位署名“死钟”的读者，于八月九日从天津寄来一函，附有他自“一大堆破旧书报”中检出的三页有光纸残报。我感谢他的好意，并欢迎他“愿充当你的一名小矿工，努力开采，谨此宣誓就职”。

报名《醒华日报》，石印的，每日出两张，总发行所在天津奥界。第九六一号的那一页是宣统三年正月廿九日（西历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然则九五九和九六二号的各一页，必都是同年正月份的报。三号都登有天津中医和《大公报》（此报尚存在）为难的信件（九五九号的一信系续前一页者）。

如死钟君所言，那次的笔战，我们因材料不完全，“不能窥其全豹”，但一斑两斑还看得出来。

宣统二年十月廿三日，《大公报》登载一篇题为“论某总办阻挠裁并卫生局之谬”的论说，内容不得而知，但其言非中医所喜却是无疑的。宣统三年（和宣统二年？）天津闹“疫”。其年正月十七日《大公报》据张谨的报告登了一条新闻，云“华宅之男仆及元隆号之同事染疫”，为“中医路某”所误而死。一部分中医大怒，十八日便开会商妥上书《大公报》，下署“天津全体中医同人共具”，要求一桩或几桩不知什么事。《大公报》不之允，而且著论痛驳，并云接到若干中医的信，声明当日并未加入。主动的中医自然更怒，又去二函。同时《大公报》方面，收到中医张聪彝的一信，云中医对于治疫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于是中医对于《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其友张谨，及他们的汉奸张聪彝，不胜“生气”之至，遂于正月廿八日早向报馆下了哀迪美顿书，要求于次日各家报纸上证实是谁及如何误人，交出张谨，及宣布来往函件等事；如不照办，则英君与张聪彝应于三十日晚到指定的地点开“文明谈判”；届时如果他们不去呢，对不起，我们的国医将于二月初一实行下面两条办法：

1. 起诉；

2. 医药两界定约，永不看《大公报》，永不在上面登告白。

那次的疫，起自东三省，不久大概天津也发现了少数染疫的人，于是官民中之有识者，正在忙着防疫治疫，“地面‘因而起了’种种风波”（中医语），而中医与《大公报》之笔战仅其中之一耳。天津卫生局似曾聘请中医西医讨论或兼办理（？）防疫治疫等事，而中医独不应聘。又有“开中西医学研究会”之议（不知是否即卫生局的主张），而中医因形势于他们不利，也表示反对。此外则当时必有少数“不通中医学理之维新家”，在那里“妄鼓似是而非之邪说，使社会发生鄙弃中医学之恶影响”。故正月十七日的《大公报》一出，它遂成了中医们众矢之的。

最后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大公报》及其总理英君共同捐资三千金，宣布愿用之为酬，聘请一位好医生到奉天去治疫。有个姓丁名国瑞（号子良）的中医而兼做官者应募，然英君在报上覆函拒绝之，中有“中国不够国格，中医不够医格”之语。丁君当然不服，于正月廿八日又函英君要求面订细章……“共同前往”奉省。张聪彝说中医能治肺百斯度而不能治血凝气绝之心百斯度。丁君对于他也很不满，写信请他的“财安，并请多喝白矾水”。

我处有一本陈（邦贤）著《中国医学史》，翻开一看，“宣统二年十二月，时东三省鼠疫盛行，奉旨令各处严防，毋令传染关内”。后外务部“又遴派天津军医学堂会办伍连德，带同学生多名，广购药物，前往哈地（哈尔滨）举办除秽所，化验所，养病院等事”。据同书页九七，自鼠疫发现后，京津两处的防疫经费约共五六十万。这五六十万元，多少必从西医手中经过，中医见了眼红，意中事也。

我还有一本有趣的书，是数月前从杭州一个旧书铺（小琳琅馆）买到的，书名《鼠瘟宝卷》，中托言天津盐山县韩村的一位老者，于宣统二年十月一日梦见观音大士把他召去，叮嘱他广劝世人蓄猫捕鼠以防疫。后有同年十一月上浣“山左李善保”之跋。此书不久传至南方，我的这一本是宣统三年三月“泉唐信士何炯”的翻印本。这当然也是天津等处民众中的一种防疫宣传。

从这些材料看来，可以知道那次满洲鼠疫将蔓延至关内之时，各种人对于它的态度：（一）清廷为外势所迫，举办防疫（看《中国医学史》）。（二）有识之士，一面赞助关外人扑疫，一面提倡关内人防疫。（三）他们于科学的防疫法之外，不惜利用民间迷信，作了《鼠瘟宝卷》一类的书去宣传灭疫。（四）中医无能为，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又不甘于无能为，于是和“新学家”为难。（五）民间“每谓古无此症，甚有疑为诞妄者”（《中国医学史》页一○八。又天津中医云，“昔日《大公报》……销至四五千张，今竟一落千丈，销数不过数百张”。苟确，或天津人不表同情于科学防疫之证）。

天津和其他各处各种人对于鼠瘟的态度举动，我愿意多知道些。甚盼我的读者相帮搜辑资料。疑古玄同（钱玄同）先生，答应寄给我的那本《说疫》，或系重要材料之一种，希望他能够早点检出寄到杭州来。

十七年八月廿六午

——《贡献》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今日提倡“国术”者之自白

十月间得徐调孚先生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你的反对中医，弟一万分赞成。但弟尤有进者，觉得现在所谓“国术”，正极流行，这个东西，与“国医”一样，建筑在非科学的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什么丹田、太极等，还不是和五行等是一只袜统里的吗？很希望你根据了科学，加以驳斥。弟尝与叶兄谈及，彼亦颇愿足下注意及之，或不久也当直接致函足下也。

十一月余在上海时，叶圣陶（绍钧）先生果以此为言。当时我就表示个人对于所谓“国术”未尝留过意，恐一时尚不敢妄加驳斥，但既承他们两位雅属，我以后当注意之，因为“建筑在非科学的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任何东西，都非我辈所能容忍也。

提倡国术的衮衮诸公中，有几位是海内驰名的思想落伍者。然而其中还有一位褚民谊先生，而褚先生固俨然科学者医学者也。科学者而提倡国术，当然有一番理由。幸甚幸甚，褚先生已将这番理由慨然宣布了，我是从十一月十七日上海的《新闻报》上面看到的。该报云：

褚民谊对提倡国术之意见

主张科学化团体化

中委褚民谊昨由京来沪。记者谒之于其私邸，叩以中华国术协会近况。褚氏云，该会现已组织就绪，吾等当各本所长，使本会前途尽量发展。惟愚意提倡国术，当以合于体育为目标，而使之科学化团体化。近本此意撰就一文，题为“国术与体育”。记者因向索原稿，兴辞而出。兹录其原文如下：

国术与体育，在从前完全是两事。从前一般练习国术者，以用武为他们惟一的目的，体育两字是不讲的。什么生理与卫生，力学与心理学，这类与国术在在有关系的科学，他们更莫明其妙了。所以练习的结果，是于身体有害。虽能快意于一时，而他们体育上无形的创伤，非常之大。并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知道练习，不加以研究，及至有了一点功夫，就守起秘密来，不肯传授与人。因为守秘密的缘故，好的方法，往往失传，不好的倒遗留下来。所以中国拳术的派别，异常之多，彼此不相联络，甚至互相仇视。因此中国的国术，是无团集力的，是不进步的。试看历史上彪炳的武士，何等众多，现在能有几人？这不是一个明证吗？国术有软工硬工之分。有种硬工，是普通人不宜学的，尤其是身体瘦弱者，勉强练习，于他的身体，非但不能裨益，并且要受创伤。更有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势，奇奇怪怪的名称，他的目的，在引人惊心动目。实在毫无价值。这种江湖鬻技的国术，可算国术中之最下乘。中国国术有以上种种弊病，我们不必讳言，应当设法去矫正他。但是外国体操，也未必尽善尽美，未尝没有流弊。外国有种体操，近于硬工，练得久了，把肌肉弄得很硬，力量虽大，但身体重笨而不灵活。所以外人近来也有主张整理和改良的。我们更不能以为发展体育，体操是无上的方法，仅能体操，能事就毕。要知道中国有种柔软拳术，乃国术中之上乘。因为这种拳术，无论何人，甚至老弱病夫，皆能练习。这种拳术，能使身体平均发达，现在我们把它科学化了，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下。怎样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呢？就是要注重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定出规律和方法，加以理论与说明，使学者先能了解所学的功用和目的，然后按步练习，使得身体平均发达，以稳定自己的重心，能用力，能发劲，能养气。那么这种国术，就是科学化而合于体育的国术了。

我们很热烈地提倡国术目的究竟在哪里？我们既不是像亡清西太后，要用中国的拳术来抵制外国枪炮，也不是因为中国国术好到极点，光是学学，就算完事，更不是以为大家学了国术，中国马上就可强盛。强国的法子，也没有这样子简单。我们提倡国术的目的，是使一般擅长国术者，对国术的精华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系统有学理有方法的国术，以贡献于世界人群。使得于体育上占一重要之地位，成为一种最完美的体育，以代替体操，而为体育之重心。至于研究的方法，先要从整理着手，将中国各种的武术，无论内外各家，南北各派，集中起来，然后分析各种派别的异同，求出它的来源，定为系统。有了系统，然后采取各派之长，熔冶贯通之。用科学的原理，评定何者为有益于身体，何者为有害于生理，依深浅繁简为次序，以合于体育为指导，使学者有门径可入，有规律共守，成为一种合于体育而纯粹科学化的国术。这种国术，练习起来，当然有益于身体，有利于生理的。我们有了这种国术，不可像前人一样守秘密，要叫它团体化。什么叫团体化？就是要组织团体，把它普及到全国，使得全国民众，都能练习起来，以活动他的筋骨，强健他的体格。筋骨活动，体格强健，则精神活泼，无论劳心劳力，都常常愉快，而不致萎靡。到这时候，可以普及于全世界。就说中国的国术，是人类的福音，也未尝不可。所以我们提倡国术，要叫它科学化团体化，目的就在这里。倘使我们不先从整理着手，仍照老法子做去，还像从前那样子守秘密，徒供少数人研究，那么不独不能发扬国术的精华，恐怕国术渐渐就要失传了。

看了这篇议论，怀疑者应该可以释然了。原来国术中也有于身体有益和于身体有害的两种，然有益的未必能流传久远，而无益的倒许偷生于民间，故必须将种种国术家召集在一处，让他们公开的表演起来，始能着手于矫正、分析、定系统、学术化等事。故提倡国术者，非笼统的提倡一切国术之谓也，整理国术使之成为“有组织有系统有学理有方法”的健身术以救萎靡的中国人并救世界人群之谓也。

我们或者用不着发急，“故作如猴如虎的姿势”，丹田太极等“奇奇怪怪的名称”，是逃不了目光如炬的科学家的斧削的。一种最完美的纯粹科学化的brand new国术在孕育中或生产中了，旁观者且莫大惊小怪，指手画脚的乱批评。

——《贡献》四卷9期

1928年11月25日

《新闻报》“快活林”又载无稽之谈

血晶溶化奇谈

良 玉

前在筵间，晤陈志方君，谈及血晶溶化事，趣而具饶医理，爰记之以实本林。

某姓妇患病累月，腹部隆然。究其原，经闭而小溲不解也。就诸医，佥谓似臌胀而非臌胀，疑莫能决，诸医束手。病者遽逝，临终遗嘱曰：吾死后，须请西医剖解吾体，一视究竟，俾拯后来之同病者。族人遵之。西医剖尸腹，获血晶一，如球状，精莹如宝。然亦不能明其所以，则亦听之，惟将此血晶供诸灵前，用慰幽冥而已。接眚之日，竟为道士觊觎，怀宝而归，令匠人细加琢磨，饰诸道冠。会有请此道士为病者禳灾者，因往，戴其镶宝之冠。方朗诵法号，兴高采烈，不谓一阵药味吹来，血淋淋然直流而下。大惊，去冠视之，则所谓宝者，渐溶化至于无形，尽成鲜红流动之血。主人诘之，以实告。乃究药味，川荔枝占大半。后复请于医，始悉某妇所患者为闭血，不曾下以川荔枝，致枉送一命。惜哉！

右文见十八年一月九日《新闻报》“快活林”，叶德均君寄示。不消说得，这和香港西医发现白芨能补肺是同样不值一笑的欺人之谈。李时珍谓荔枝核“治疝气痛妇人血气刺痛”，并云“荔枝入厥阴，行散滞气，其实双结而核肖睾丸，故其治疝卵肿，有述类象形之义”（均见《本草纲目》卷三十一荔枝条）。《本草纲目拾遗》卷八则云：“血崩——同寿录用荔枝壳烧灰存性研末，好酒空心调服，每服二钱，轻者一服即止，至重者三服愈。”又据以上二书，粤、闽、川皆产荔枝。血晶遇川荔之味而溶化云云，说不定前人说部中已有之，如然，甚盼博学老见告。

——《科学月刊》一卷3期

1929年4月10日

冲破旧医药阀的第二道防线

我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在我国的医学革命运动中，我是个非军事学专家的观战记者。而从我这样一个非专家的眼光看来，医学革命的对象物旧医药阀，似乎有两道防线。他们站在第一道防线时，便趾高气扬地说道：“我国医学，历史悠远，其奥妙精微，远非出现未久、泥于形质的西来医学所能及；我国药物，飞潜动植，无所不备，气味功用，讲得分明，苟君臣佐使，配合得法，实远比西来的剽悍金石之药更合吾人体质。”他们守第二道防线时又不同，这时只说汉药是国货，汉医汉药商是国民，故汉药汉医若一旦衰微或废止，社会经济必将蒙绝大的损失。拿这两道防线相比较，第一道只是自大自满并诉诸国人自大自满之心之表示，而第二道防线若分析到最后，将见不过是眼泪鼻涕和血汁流成的一道污河。

这两道防线，也可以喻为两座关：第一座关上面，用蝌蚪文写了栲栳般大的“玄妙关”三个字；第二座关名“经济关”，一名“饭碗关”，这几个字看上去未始不金碧辉煌，然其实只是蘸泪和血写的。这两座关，第一个是看不得，因为它活像害臌胀病者的肚子，看了令人捏一把汗，生怕它再涨下去以致涨破；那后面的一座不但不耐看而且不耐听，因为细听便可以听见许多老少男女在关后哭泣，这凄惨的声音送入了耳鼓，女性的人不由得会一阵心酸。

把守着这两座关或云这两道防线的旧医药阀，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第一道防线冲得破吗？然而我还有第二道更不至于被冲破的防线，而且第二道防线一守牢，前面的一条终究必也属于我—他们做的是这种梦。至于一般观战的人呢，他们有的将这两道防线都认为极端稳固，万无一失；有的只见第一道之严整，连第二道防线之存在与必要还不曾觉着；又有一派则以为第一道或者终于不能守，然第二道总没有敌人忍心冲得过吧。所以让我们代他们祈祷，请命，呼号，民生主义，民生主义！

我这个别有用心或别具只眼的观战记者却不然了。我自以为看破两个重要关目：第一，因为近来医药革命军的炮火越来越厉害，头道防线已经动摇，而且因为有这种情形，旧医药阀于拼死维持头道防线之外，已经时常回过来兼守第二道防线。易言之，他们近来应战的方略是同时摆两个阵，一为玄妙五行阵，一为饭碗阵。而第二，这第二道防线—叫它作经济关或饭碗阵亦无不可—照我看来不幸也不是冲不散，轰不倒，破不掉的。医药革命军瞄准了它放几炮吧，行见这第二道防线也终于溃乱了—我是这样希望着。

无论进攻第一或第二道防线，总须医革军与药革军共同下手。然比较起来，似乎医革军对于头道，药革军对于二道，尤应负责。要破头道防线，我们希望医革军的宣传队特别活动，讲明近代世界医学对于人的“身”“心”的构造和行动，常态和变态，以及疾病的起因和后果，征象和类别，乃至预防和治疗，皆比旧医学所知所能者为多。若要破第二道防线，则我们不能不希望药革军的宣传人全体出马，到处活动，巧譬善喻，说古道今，务使社会上一般人都晓得汉药并不是脱离了汉医的抱持就非死不可的可怜婴儿，而全国的智力财力只要用在汉药改良和新药发明上面，便不愁养活不了无数的国民和抵制不住外药的侵入。旧医药阀既摆下了玄妙阵，医革命军便应以科学的玄妙阵破之；他们既又摆下了饭碗阵，药革命军便应以更结实的饭碗阵破之。等到正道的玄妙使左道的玄妙化为灰尘，等到钢铁的饭碗将蛋壳般的饭碗只只打得粉碎，中国医药革命的破坏工作才算完成。

旧医药阀现在已较前更常常摆饭碗阵了，药革军必须用武之时因之也较前更频繁了。健儿速起！你们的炮火之猛厉，交战之勤劳，策略之奇正，以及你们的敌人之始而嬉笑怒骂，有恃无恐，继而外强中干，丑态百露，终而全线溃乱，俯首就擒等实情，我将就我所能看到者，随时记载下来，向一般社会忠实报告，引起他们的兴趣和领会心。偶尔高兴时，我自己也许从战场上拾起一杆用过的枪，几颗遗弃的弹子，对准敌营，嘣嘣几下，害得他们哭不得笑不得，活不得死不得，于是拨转头来骂声把“狐群狗党”“小热昏”杀啊，杀啊，革啊，革啊！

附注一：上文所喻为头道二道防线者，或许不如说是旧医药阀反动部队的左右翼吧。这样当由医药革命军中的军事专家去决定，我不过随便取譬而已。

附注二：上月在自己家里瞥见一本《蚕桑经济讲义》。蚕桑事业之经济方面如其可以特别提出来讲，为什么便不能有个医药经济学呢？而且这医药经济学，在先进国家中或许已有。如果是的，那么上文所谓进攻第二道防线，自然需借重医药经济学—处处以中国情形为中心的医药经济学。

十八年十月四日，杭州

——《科学月刊》一卷10期

1929年11月10日